电视剧《狂飙》可以说是高开高走，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扎实且不落俗套的剧本，导演徐纪周还赋予了这部扫黑剧关于正义邪恶之外的更多表达。
警匪题材是徐纪周的一个个人情结，或许源于中学时期他就经常跑到录像厅看警匪片。他对这类故事天生有好感有兴趣，会不自觉在内心架构新框架。在《狂飙》里，他做的是警察安欣（张译饰）与最初的鱼贩、后来的黑势力头目高启强（张颂文饰）的成长故事，通过两个人的20年角力带出一组人物群像，像《清明上河图》，串连起一个大的时代。
徐纪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2000年起从事电视剧创作。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和《天下第一楼》，都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品，他一直想用三幕式拍个电视剧，但又不同于《大宅门》，他的这三幕里面，每一幕都有核心事件，有人物故事，一个核心事件结束，进入下一幕，中间有着巨大的人世变迁。这样一来其实是三个戏，每一个都有美剧的长度，足够把故事和人物做得很极致。
之所以设计20年的时间跨度，也跟导演的经历有关。徐纪周大学毕业是2001年——也是安欣和高启强故事的起点，彼时，中国申奥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经济高速发展，他能感受到时代在催生大家的欲望，每个人心中都很躁动，每个人都充满希望。
刚毕业时的工作就是拍纪实公安片，徐纪周看了很多案例，那时候治安环境还不像如今，很多案子触目惊心，极端恶性犯罪也不在少数，这给当时的他震撼很大。于是，《中国刑警》《扫黑风暴》《狙击》《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等相关题材的作品断断续续一路跟了下来。
接手《狂飙》时，赶上新冠疫情刚开始，徐纪周觉得应该停下来看看走过的路，一回头，有很强的唏嘘感。“我到一定年龄了，也有一点点阅历，很想把这20年里人生的感悟放进去，这是一个很强的个人表达的东西，我在确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想好了一定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也是我的愿望。”
2023年1月18日，《狂飙》播出期间，徐纪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谈到了创作、自我表达，以及对当下影视行业的思考。
▲导演徐纪周
角色带着我们往前跑
南方人物周刊：身兼编剧和导演，能讲讲《狂飙》的筹备过程吗？
徐纪周：2019年，扫黑除恶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留白影视找到我说拍一个扫黑除恶为主题的剧，我马上答应了，就开始收集资料并做整理的工作。之前的剧本也是种种形态，但是始终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阈值。直到2020年，我带着我的拍档朱俊懿开始自己写就比较顺利了。2021年的9月26号开的机，其实剧本一直写到2022年，我印象特别深，是1月5号才写完，但是2022年的1月18号就杀青了。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边拍边写吗？
徐纪周：《狂飙》是第一部以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因为我们当时剧本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开始常态化扫黑除恶。为了更好地契合这个节点，当时有一些设定得全推翻，因为要讲扫黑除恶工作结束以后发生的事，为什么没有把高启强团伙扫掉，得有合理的解释。所以很多东西最后重新设计，要加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倒查20年，但这个我当时完全不懂。
当时给我们看了一些卷宗，涉密，所以好多都是间接资料，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来编写，好多人物也不能瞎编。因为编完以后，我到现场面对演员，都是那么好的演员，人家会问人物的来龙去脉，要凿实才能演。有些东西我也不懂，我也得打听，一边拍一边写，每天跟演员做功课，反正是很累的。
南方人物周刊：安欣和高启强这两个角色既有相似之处又不一样，一正一邪，从一开始的互相帮助到最后分道扬镳，你怎么看他们一步一步的选择？
徐纪周：现在大家都叫黑化，我换个词，他们完全是经典的古希腊戏剧精神的写照，两个人的人生充满宿命感，往后看是巨大的戏剧性逆转，往形而上点说，我更想表达的是命运的不可知性和偶然性，我觉得古希腊戏剧精神的核心就是这个。其实安欣的名字，意思是“安心”，他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李响是他身边的搭档，是一点点考上来的小公务员，小地方过来的，谨小慎微，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名字是错位的。高启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会抓到他能接触到的所有资源、人脉，无限放大化，不断给自己找机会。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面，他这样的人会如鱼得水。我那天看了个影评说得特别好，“安欣是法治社会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的人情社会的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因为中国人对于人情社会里面的种种规则，大家也一直是默许的，而且是按照这个运行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把这一套放到城市里是行不通的，城市要发展，必须按秩序、体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才能有机运转起来。
南方人物周刊：剧本创作的过程中会不会加了很多心理学的分析？
徐纪周：没有，我前面拍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天天都研究心理学，发现指导剧作的时候不是特别有用。如果主角是一个人情社会规则的练达者的话，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用这种方式处理，我觉得写出来就是角色带着我们往前跑了。
南方人物周刊：剧中没有回避对人性善恶的探讨，你对于剧中人的复杂性的呈现是怎么考量的？
徐纪周：我认为文艺学、艺术，其实根本都是人学，它就是用来讨论人的复杂性。警匪故事中向来有人性最极致的体现，我们写作的时候每个人、每个角色都是立体的，在他自己的位置上，按他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事方式往前走。大家看到现在觉得人物不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会是单纯的概念符号性的人，或者只是一个说词的工具。我想把人性的复杂性重新放到作品里，因为这是我们成长的土壤，我们是受这样的美学教育成长起来的。
▲《狂飙》
南方人物周刊：在剧本创作阶段如何能够保证写出大小角色的生命力？
徐纪周：可能我相对来讲发展比较顺遂，还能保留一些比较坦诚的东西。我从来不会拿概念化的标签限制住自己，每个角色我都要喜欢，不喜欢我是没有办法创作的。从剧本阶段，当你喜欢他，自然而然就会给他区别开，会把某种特质放进去，也许是你生活里有的，也许是你从文字里体验过的。一旦成形以后人物就带着你走了，你会随着他的行为落地走。
南方人物周刊：剧本阶段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徐纪周：我觉得是自我设置的一些写作壁垒，打死不跟别人一样。尤其是警匪戏，老梗和传统的套路很多，我不敢说我们能完全规避，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大家能喜欢看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我们尽量反套路，在很多情节和故事反转上比较出人意料，但是我们必须做到情理之中，符合这个人的逻辑。第12集（编者注：高启强彻底告别街头商贩身份，进入更大的黑势力集团）声量很大，我觉得算是对我自己创作能力的挑战，我跟合作的编剧，我们压榨自己，痛并快乐着。
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反腐警匪，在世纪初的时候你也有相关作品，这个题材随后有一段沉寂，如今重拾，你作为创作者有没有什么理念上的变化？
徐纪周：随着经济越来越好，治安犯罪的问题会越来越少。我希望通过这个戏，讲出中国的黑恶势力是在一个时代环境、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为了扫清黑恶势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像安欣这样的扫黑英雄们付出了巨大的决心和艰辛的牺牲。我觉得这可能是拍这个剧的意义，告诉大家他从哪来的，以及为什么最后要扫黑除恶，为什么要常态化。因为黑恶势力如果不常态化打击的话，后面一定会孵化的，因为它会不断利用社会和体制的空隙和缺陷滋长。。
戏是最重要的，导演应该往后藏
南方人物周刊：选角的时候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就是某个角色，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徐纪周：这个戏能请到这么多优秀的演员老师是我们的荣幸，张译、张颂文、李一桐、张志坚、吴刚、倪大红、韩童生……角色因为他们的演绎活起来了，这是我非常感谢的。说到最难忘的故事，张颂文老师当时非常有戏剧性，之前我看过颂文的《隐秘的角落》和《扫黑决战》，我觉得很好，把剧本也发给他了，但一直没有回音，我们就当人家放弃了没有看上。我们跟其他人也接洽得很好，基本上都过合同要签了，本来第二天我已经订了晚上的机票回去复景了，结果突然间我的演员统筹打电话说颂文刚下戏，剧本看了三集，想和您聊聊。我说定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聊的，后来觉得看看吧。那天晚上我就到了京郊他住的农家小院里。颂文给我讲他少年的经历、看剧本的感悟，他对后面这个人物的设想和人物的发展轨迹和我想的一样，甚至有一些想法超出我的想法，我能想到一个翻，他能想到第三翻，他还把前三集他想到的戏给我演了一遍。
南方人物周刊：然后就打动你改变心意了？
徐纪周：一直聊到天亮，当时天特别热，他们的农家院里全是蚊子，叮了我一腿包，但是我特别兴奋。从他那出来以后，我跟我的制片人打电话，我说虽然知道咱们这边的人都定了，但是我看了张颂文，如果他不演高启强我觉得可能我会抱憾终生。制片人说导演您既然都说到这分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帮您给他敲过来。就是这样，我感觉是命定的缘分。后来颂文给我打电话，聊他对剧本的想法和设计，到今天大家看到了高启强，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选错人。颂文的经历让他有很强的观察力，他能弥补我很多生活常识上和认知上的不足，我觉得他来对这个事帮助非常大，能够让我的戏质感变得更好。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采访张颂文时，他说自己是体验派，合作过程中，他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徐纪周：有一场戏他和安欣吃饭，他吃猪脚面，吃了六碗，拍了好多遍，最后说站不起来了。我觉得他是很有共情能力的，一旦进去的话很疯癫的，但是我觉得特别好，人物需要这个。包括在菜市场的时候，他说导演我应该练杀鱼，但是杀孽太多，这个不好，这个杀鱼要杀好了不得杀两三百条。他说能拍拍手特吗？其他的我保证自己弄得很好。当时在菜市场拍的第一场，我很感动，他把那个鱼一扒很熟练，拿草绳一系给人家，然后说拿两根小葱塞里面算添头儿，这时候旁边人来，他手在鱼缸里一搅和，扯点卫生纸一擦过去跟人家握手，管理员来了给人家拿烟，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你会感觉他天天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场戏人家讹诈他，让他送电视。颂文说我得骑着小摩托，当时他跟我说，高启强应该骑摩托，广东人很爱骑摩托。他还说我好多年不骑了，你让我练练。他每天在化妆间门口，骑着摩托车在那晃，我说别撞着人，他说我们广东就是这样，在菜市场里骑着摩托来回窜，从来撞不到人。
▲导演徐纪周在拍摄现场
南方人物周刊：剧里实力派演员那么多，邀请他们的时候顺利吗？
徐纪周：相当顺利，我们跟红哥（倪大红）合作第三次了，还有多位都是神交已久。我特别感谢一下吴刚哥，原来认识，但是没有合作，这个戏我觉得指导组下来得有一个气场压得住的演员，请了刚哥。当时刚哥肾结石，本来要做手术的，后来为这个戏推迟了手术过来的，拍的时候肾结石很严重，有肾积水，早上得四五点起来按摩脸什么的，所以有时候脸拍出来有点肿，拍完我们这个之后才重新做的手术。拍的时候他很遭罪的，当时拍了一个多月，刚哥那个戏是修改最多的，经常有新的意见过来，我说哥又加了帮我多拍点吧，他说你就拍吧。后来我才知道——嫂子跟我说的，当时他肾结石疼得很厉害，我特别感谢他。
南方人物周刊：拍戏最难的事儿是什么？
徐纪周：因为剧本的不断修改和增加，时间跨度比较大，每一幕开始之后，人物的状态、人物关系都要重新梳理和搭建。摄美录、服化道，影像要重新定风格、美术要重新做景、道具要重新准备，年代不能混淆，造型什么的更别说了。2000年，街上捷达、桑塔纳、夏利是好车，那车现在可不好找了，找来以后还要做新，做新以后发动机都不行了，开一圈就熄火，理清这些事儿可费劲了，我都崩溃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自己作品的美学风格？
徐纪周：我觉得你到那看那个景就觉得应该是这么拍，这个美学的事，别把它说得太玄，因地制宜，因表演风格来定就行。我到这个岁数了，我觉得别把形而上的概念先附加在自己的脑子里，其实这是一个枷锁，好像形成一个美学的统一；还是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让老百姓爱看，剩下的这些东西都是锦上添花的；而且要随着演员表演的状态来设计镜头，把他的表演和人物的情绪强化出来，放大出来，一切为人物服务，而别让人物贴所谓美学的东西。拍一个剧集，而且是全民向的，得通俗、得降低门槛，所以现在我对于所谓的美学风格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在意，体现出来的可能有一些不自觉的表达，但是它不会成为我脑子里比较高的纲领，我是怎么好看怎么来。
南方人物周刊：一个事实是美学风格如果足够明确，可以让大众快速对导演有深刻的印象。
徐纪周：我认为戏好看是最重要的，戏好看就是要人物精彩、故事好看。
南方人物周刊：能这么想挺难得的。
徐纪周：我觉得务实点吧。可能是行业潮起潮落，我个人觉得对我影响不算太大，我算是比较平顺的，一直在各个类型和风格里做尝试，合作方都能容忍我的尝试。我觉得不管怎么尝试，基本上都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导演应该往后藏的，别非往前冲。
南方人物周刊：你个人最喜欢的影视作品和导演是？
徐纪周：马丁·斯科塞斯。国内的话曹盾导演，我觉得电视剧里他的美学风格、气质很浓郁，尤其是古装领域。
南方人物周刊：你会看网上对剧的反馈吗？
徐纪周：我一直在看，看说得有没有理，完全是情绪抒发、逮谁骂谁的我不太在意，有的说得有理的，我是会想想的。目前看到说得比较多的是“北方导演和编剧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广东不吃饺子”，但是我们这个也没有非说是广东，我们只是在广东拍，京海是中国很多二线城市的缩影。而且吃饺子看春晚，我认为在中国人里面，是最有仪式感的事情，这种标签的标识度，我没有其他的方式去取代，为了让更大公约数的观众共情，这个我觉得是不能改的，到今天再拍我还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