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06-03第1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妇运先驱 党员楷模
　　——深切怀念帅孟奇同志
　　罗琼 黄甘英 王云柳 勉之
　　敬爱的帅孟奇大姐永远离开我们了。当我们含着泪水送别的时候，她那一切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的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一件件一桩桩，从脑海中涌现出来。我们凝视着帅大姐安详的遗容，依恋不舍。帅大姐没有走，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帅大姐长期领导妇女群众工作。早在1922年，她就在故乡汉寿县组织妇女联合会，办女子学校，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入党以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担任中共汉寿县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发动组织妇女和男人并肩战斗，打土豪、分田地、破封建、除陋习。当她调到上海，任浦东区、沪西区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长时，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她无私无畏，深入工厂，发动女工罢工，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当她调任湖南省委工作时，又在党的岗位上，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长期妇女群众工作的实践，使她深刻了解旧中国女工、农妇、贫苦知识妇女的苦难生活和她们要求解放的迫切心愿，妇女们也为帅大姐冒着风险、千方百计为她们谋利益而感激不尽，互相产生了姐妹般的深情厚谊。
　　帅大姐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里，面对酷刑和劝降，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在人民面前，特别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群众面前，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在1939年底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0年2月，到达延安。
　　我们都是先后在延安或西柏坡，在帅大姐亲自培育下成长的晚辈，长期在中央妇委、全国妇联工作。开始一段时间，正是帅大姐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秘书长的时候，她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言传身教，引导我们不断前进。
　　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间、永远要向帅大姐学习的是：帅大姐心底无私，唯有党和人民群众。
　　受命于危难，支援解放战争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妄图重点进攻延安。当时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同志因工作需要调赴东北解放区；副书记邓颖超同志还在国统区，为争取和平，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艰难的谈判。在这时候，帅大姐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协助党中央发动妇女群众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她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深刻认识到，党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因而自己毕生心系群众。
　　1946年10月，中央妇委由延安转移到瓦窑堡。此时此刻，帅大姐想的是：发动妇女群众，男女并肩战斗，打败敌人。于是她就从瓦窑堡起步，领着中央妇委几位同志到农民家访问，开座谈会、谈心会，发动妇女群众支援前线。她精心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女党员、女干部，靠她们带领广大妇女，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她们满怀信心，迎接战斗。瓦窑堡群众动员起来了。
　　主动请缨，到农村蹲点搞土改
　　1947年春帅大姐又被任命为党中央驻晋绥解放区的后方委员会委员，奉命带领中央妇委同志，东渡黄河到晋绥解放区。到达那里之后，她主动提出到临县武家坡搞土改。她虽然曾经在国民党监狱里受过酷刑摧残，全身重创，但帅大姐身残志坚，同农民同吃同住，共同进行土改，受到群众衷心爱戴。她在工作中以发动男女农民搞土改为中心，又结合破除束缚妇女的封建陋习，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妇女群众兴高采烈，既分到了土地，又破除了封建传统，高兴得从心底里喊出：“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把帅大姐看作亲人。全村男女老少，热情高涨，土改、支前、生产都搞得很扎实、很红火。
　　帅大姐深知：作为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后方委员会委员，她肩上的担子，不是只要搞好一个村，而是要突破一点，以点带面。1947年冬她先后向中共临县县委、中共晋绥分局汇报工作，并向中央后方委员会写信汇报，主要内容有三点：（1）要搞好土改，必须发动妇女；（2）要发动妇女，必须保障妇女土地所有权，给妇女发土地证；（3）还要结合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婚姻自主。晋绥分局深表赞同，并把武家坡的经验，向面上推广。
　　在给后方委员会的信中，她增加了一条，建议让她到西柏坡去，同在晋察冀解放区农村搞土改的邓颖超同志（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及6位中央妇委委员汇合，以便研究工作，后委会批准同意。1948年初，帅大姐到西柏坡，并在东柏坡（离西柏坡一两里地）建立中央妇委机关。
　　1948年春夏之交，邓颖超同志和在农村搞土改的中央妇委委员及两位工作人员，先后回到东柏坡，在邓颖超同志主持下，汇报、总结土改中的妇女工作，帅大姐也汇报了在瓦窑堡、晋绥解放区武家坡的工作。中央妇委经过汇报和讨论之后，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内容有经验、有问题、有建议，扎扎实实，对农村妇女工作如何搞法，有了基本答案；并建议党中央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向全国妇联发出倡议，于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党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批准了中央妇委的两条建议，并批示于1948年9月，由党中央召开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为开好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服务
　　这次会议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我方胜利已成定局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大多数解放区都派同志来参加，正式代表85人，加上列席代表约100余人。各解放区情况不同，妇女工作发展不平衡，会议上有诸多问题发生争论，这是正常的。其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党的中心工作任务与维护妇女切身利益的结合问题，有些同志认为搞好中心工作不能搞妇女工作，两者不能兼顾，只能搞一头。
　　帅大姐就这些问题发了言，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党的中心工作任务，是代表人民群众（包括妇女群众在内）的共同根本利益，搞好中心工作，为维护妇女切身利益，创造了有决定性的前提条件；而解决妇女的切身利益，又能调动妇女的革命积极性，扩大革命队伍，增强完成中心工作的力量，两者是统一的，可以结合的。帅大姐用自己在土改中的经验，说明妇女工作干部要顾大局，识大体，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解决当时当地妇女群众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妇女特殊困难。结合的方法，要从调查研究着手，从实际出发，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同志们听了帅大姐的意见，提高了认识，促进了思想统一。
　　中央要求，经过这次会议讨论，为中央起草一份有关当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邓颖超大姐当即指定一位同志作起草准备。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意见较多，执笔者采取折衷办法，写出了初稿，结果大家认为没有吸收自己的意见，执笔的同志向帅大姐诉说自己的困难。邓颖超大姐、帅大姐耐心帮助，首先告诉她，凡事要坚持原则，不能折衷。决定要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从实际出发，采纳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扬弃片面或不正确的意见，从正面说清问题；内容是总结《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实施5年来的实践经验，重点放在总结土地改革以后的妇女工作经验；阐明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下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形式、培养干部等重大问题。执笔的同志遵照两位大姐的指示，反复思考，几经修改，终于写成了《决定》草稿，中央妇委讨论通过后，送呈党中央审阅。当时分管工、青、妇工作的任弼时同志首先审阅，并通知帅大姐和执笔起草的同志去谈话，弼时同志肯定了这个稿子是好的，基本可用，他亲自动笔作了修改，直接由他送毛主席、党中央审阅，经过审改，于1948年12月21日公布了。这就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
　　另一个文件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准备一部婚姻法草稿。中央妇委组织了起草小组，由邓颖超大姐主持，帅大姐是起草组重要成员。起草过程中，会议讨论时，最大的争论是离婚自由问题，草稿上写了这样一条，就是男女一方坚持离婚，经过调解无效后，即行判决。这是从调查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不论城乡，提出离婚的，大多数是女方，由于长期的封建买卖婚姻，受害最深的是妇女，她们要求摆脱这种痛苦。我们制订法律，要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为绝大多数妇女谋幸福。但是另有少数同志坚决反对，认为有些男干部进城以后，喜新厌旧，遗弃原配的妻子，另找年轻美貌的女青年，如果这样规定对女干部不利。帅大姐认为这是道德问题、教育问题。经耐心说服，最后中央妇委多数同志同意了。在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同志把这份草稿送给党中央，党中央决定送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召开了多次会议，听取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复修改，多数人同意坚持离婚自由的原则，并建议把这一条修改得更加完善，其他条文也均经修改补充，成为符合当时情况的比较完善的法律，经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委员会通过，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4月30日签署公布，5月1日施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施行的第一部法律。
　　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帅大姐组织中央妇委全体干部，团结国民党统治区新来的同志和朋友，共同完成了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委员会是1949年1月正式成立的，帅大姐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常委，又是中央妇委秘书长，负责具体安排各项筹备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大会的政治准备、宣传准备、组织准备、行政准备工作。大会的主题报告经党中央审阅通过；向全国妇女宣传解放区妇女运动的一套十本小册子，编写完毕；章程草稿出来了；行政工作，从北平解放之后，即分批分期派得力干部赴北平筹备；全国妇联建立后，领导班子的候选人，也同国统区来的爱国民主的大姐们协商完毕。在这些方面，帅大姐花了很大心血。当时中央妇委只有10余名干部，加上国统区新来的同志、朋友、外单位借来的干部，参与实际筹备工作，共计20余人。由于帅大姐善于团结干部，善于发挥各人的特长，善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又同大家一起，亲自动手，勤奋工作，言传身教，干部虽少，工作效率很高，于3月上旬，全部完成了在西柏坡可以做的筹备工作。帅大姐率领最后一批干部，高唱凯歌，进入新解放的北平。
　　组建全国妇联
　　中国妇女代表大会于1949年3月24日开幕，4月3日闭幕。大会开得热烈隆重，是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一致通过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帅大姐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兼组织部长。她对全国妇联的机构设置、干部配备，花了大量心血。当时的干部，一部分是从中央妇委转来的，一部分是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作妇女工作的，其中有些是上层代表人物。如何做到配备适当，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帅大姐作了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帅大姐特别注意吸收新生力量。当时清华大学集中了几个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接受短期训练，帅大姐派组织部的干部前去训练班作调查，物色了适合到妇联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充实了妇联的干部队伍。对于大行政区和省级妇联领导班子的配备，有些党委也派人来听取全国妇联组织部的意见，帅大姐都帮助了解，提出建议，使各级妇联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
　　妇联的工作基础在基层，帅大姐十分重视基层工作，由组织部干部起草了城市、农村基层妇女代表会议条例，发给省级妇联试行，建立基层组织，开展基层工作。
　　推荐女干部参政议政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群众团体、解放军、各地区等单位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是这些单位之一，以蔡畅、邓颖超为首，由17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帅大姐是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同时帅大姐又同各代表团协商，注意推选女代表参加，协商的结果，各代表团推选了不同数量的女代表，连同全国妇联的代表，共有69名，占全体代表总数的10％以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选出如此多的妇女参政，新中国为妇女参政开辟了新天地，男女代表并肩建立了新中国。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执行临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实行婚姻自由。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历史性盛会。
　　10月1日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帅大姐十分激动，看着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旗鲜花的海洋，30万群众举行游行，庆祝开国大典，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这也说出了帅大姐的心里话，帅大姐跟着高呼人民万岁。
　　此后，帅大姐虽然调离全国妇联，到中组部工作，但她一如既往，关心全国妇联的工作，只要有重要事情，只要我们向她请示，总是尽力帮助解决。
　　帅大姐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奉献给社会主义祖国，一生为公，从不索取。在工作中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她的足迹，哪里有成绩，哪里就有她的心血，但没有她的名字。现在我们虽然两鬓白发，仍然要以帅大姐为榜样，学到老，干到老，改造到老，尽心尽力，发挥余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殷切希望我们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同志们，成为大厦的栋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男女并肩，继往开来，开拓创新，把大厦建设得更加雄伟壮大，耸立在世界东方。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功在拨乱反正 业自开拓进取
　　——缅怀老政委王平同志
　　王克 周坤仁
　　今年2月8日下午，我们的老政委王平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去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文武兼备、军政皆优的杰出将领，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此刻，我们怀着崇敬之情，深切缅怀王平同志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总后勤部工作期间，为我军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
　　王平同志从1977年底至1985年3月担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这段时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王平同志坚定地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不畏艰难，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为清除十年动乱给军队造成的危害，为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推进我军后勤的建设与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功劳和业绩将永留青史。
　　不负重托，彻底平反冤假错案
　　王平同志党性坚强，思想敏锐，求真务实，勇担责任，具有开创新局面的魄力和胆识。“文化大革命”中，总后是被林彪、“四人帮”直接破坏的“重灾区”，冤假错案比军内其他单位都多。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开展了揭批查，但由于阻力很大，平反工作进展迟缓。中央军委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曾作过多次指示或批示，尖锐指出，总后的问题不解决，“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王平同志上任后，大刀阔斧地从平反冤假错案入手，全面拨乱反正。他在深入调查中了解到，过去平反工作进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是帮派体系干扰和“左”的思想影响。针对这一情况，他和张震同志一道，坚持用军委领导的指示精神统一党委“一班人”的思想，果断地把帮派思想严重的人调离领导岗位，同时组织广大干部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除其影响。他还通过组织各级干部和群众参加全党全军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大家联系实际，认清“两个凡是”的错误和危害，帮助大家充分认识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对于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文化大革命”中所立的专案，虽然都是以党委名义作的决定，但实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以人划线”的产物，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纠缠历史旧账、有的纯属无中生有，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因此，必须彻底予以平反。
　　经过近10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1978年11月22日，总后党委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次有1．3万多人参加的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将“文化大革命”中的113个假集团案全部撤销，为2754名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件事，当时在军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解放干部问题上，更重要的是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实际的真理标准教育，加深了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认识和理解。在被平反的同志中，不少是总后各条战线的领导，很多是老后勤。王平同志根据党的干部政策，主持总后党委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这些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的骨干。1979年，王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又主持总后党委对总后系统被错划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和改正。总后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王平同志在领导这项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和敬重。
　　励精图治，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王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担任过各级政治工作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在总后工作期间，大力恢复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积极研究探索新时期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通过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政工干部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王平同志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广大官兵的思想和行动。王平同志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参加者，他对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感到振奋，“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希望”，同时也意识到用全会精神统一官兵思想和行动的极端重要性。会后，他即于1979年1月，主持召开总后党委扩大会议，迅速传达全会精神，并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通过深入学习全会精神，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从僵化或半僵化的思想状态中解放出来”，抓好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尔后，他又多次主持举办直属单位领导干部读书班，用全会精神统一高中级干部的思想。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深入直属单位调查研究，了解官兵的思想反映，指导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通过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把所属人员的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1981年3月，王平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军师领导干部参加的总后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用18天时间，总结了总后系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并对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作了部署。会上，王平同志力陈“左”的种种表现、危害以及产生“左”的错误的根源，反复强调继续清理“左”的思想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为进一步统一高中级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的认识，为保证广大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王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维护政治机关的威信。他针对被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政治工作职能弱化、作用扭曲、威信下降的情况，要求政治机关，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和习惯搞运动的不良风气，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深入实际，解决现实问题上。要求政工干部要带头端正学风，彻底摒弃背警句、“走捷径”、“立竿见影”的形而上学做法，把功夫下在完整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上；要坚持原则，敢于同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他还针对有些同志对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的问题，亲自组织政工干部重新学习1944年毛泽东、周恩来参与修改，由谭政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使大家认识否定“政治挂帅”，绝不是要否定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政治工作只有从“帅位”上退下来，才能真正把精力放在认真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上，充分发挥对业务工作的保证作用和服务作用。
　　王平同志重视对后勤系统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他从后勤业务门类繁多、人员层次差异较大的实际出发，要求政治工作必须适应这一特点，改变“一刀切”、“一锅煮”、“上下一般粗”的做法，采取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方法，增强工作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在他的倡导下，总后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既重视研究新时期政治工作的共性问题，还注重解决院校、医院、仓库、科研单位和运输、工程部队政治工作中的个性问题。他经常强调，院校、医院和科研单位必须保证5／6的时间用于业务工作，政治工作要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做，政工干部要善于在业务工作的第一线开展工作。他要求院校的政工干部要跟班听课，工程部队的政工干部要跟班作业，汽车部队的政工干部要跟车上路，医院的政工干部要深入到病房。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官兵的真实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王平同志还指示院校、医院、科研单位党委，要注意在专家、教授、教员中，培养一批思想工作骨干，鼓励他们用自己思想好、业务强、技术精的事例去教育、影响身边的同志。王平同志的这些意见，对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倾心尽力，推进后勤建设与改革
　　王平同志身经百战，深切地体会到后勤工作对保证战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总后工作期间，既重视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我军后勤工作的优良传统，更着眼于改革创新，以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促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王平同志到总后以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给后勤部门带来的纪律松弛、制度不严、忽视基层、铺张浪费等问题，从端正工作指导思想入手，推动全面工作。他主持总后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坚持勤俭建军方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的要求，把“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连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加速后勤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作为后勤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王平同志对贯彻勤俭建军方针和后勤工作指导思想抓得坚决，身体力行。他对部队中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人和事，总是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并责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同时，他要求有关部门通过规范各级财权，重申财经纪律，整顿财务标准制度，促使各级各部门依法办事，形成勤俭为荣的好风气。他还要求后勤机关和后勤干部要坚持原则，以身作则，模范执行和遵守财经纪律，当好家，理好财。
　　他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部队的实际困难。根据一些军区领导反映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主持总后党委作出决定，几次统一组织力量，对边防海岛后勤工作和仓库、医院等单位进行大检查，逐系统逐问题地研究情况，解决问题。1982年夏天，年逾七旬的他和洪学智同志一道，冒着酷暑，翻山越岭，深入后勤工程部队、汽车部队、仓库、医院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实地解决问题，为广大后勤干部作出了榜样。这些调查，切实解决了基层单位急需解决的困难，在全军部队中提高了后勤工作的威信，对于改进机关作风，坚持“两个服务”，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为全面开创后勤工作新局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王平同志为调整整顿全军后勤编制体制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他和张震同志的主持下，恢复了一度被撤销的各级后勤部司令部；恢复和组建了一批后勤分部、后勤院校和科研院所；统一了全军医院和疗养院的编制和医疗体制。王平同志对如何改革物资筹措体制的问题曾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1979年，他在下部队检查工作时发现，物资筹措中存在着机构重叠、管理多头、效益不高的问题。他认为，军队后勤物资筹措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既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军队建设的需要。为此，他多次指示总后机关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先后与有关军区后勤部领导、总后机关有关业务部领导和总后各物资局领导多次座谈，探讨通用物资的统一采购、供应问题。
　　王平同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典范。他在总后工作期间，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把充分发挥科技干部在后勤建设中的作用作为重点工作。他对各级领导强调，作为领导干部能不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仅是个态度问题，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他调查研究去得最多的是院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结交的朋友不少是科技干部。他非常关心科技干部政治上的进步。针对有的同志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他总是语重心长地说，科技干部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首先要看到他们的长处，重视发挥他们的长处，而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压制他们成长。在他的关心下，许多具备入党条件的科技干部入了党，一批有管理才能的科技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为在总后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在他的倡导下，总后大力宣传了中央军委命名的“模范军医”吕土才，“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大学生张华等知识分子中的英模人物，并多次召开表彰大会，大张旗鼓地奖励在科学技术上有造诣、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干部。王平同志还十分注重改善科技干部的生活条件。他曾明确指示，凡新建的院校、科研单位，在建好教学、科研用房后，首先要建教研人员的宿舍楼，然后再建办公楼和行政干部住房。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积极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成为总后各级党委的工作重点之一。
　　1979年11月，王平同志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参与了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为使我军后勤建设适应现代战争要求，他与洪学智同志当面向邓小平同志建议，解决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的问题。这个建议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并由总政治部专门下发通知，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军贯彻落实，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军队后勤建设。
　　王平同志对后勤建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总是给予充分肯定，热心扶持，促其发展。80年代初，王平同志在广州调查研究时，了解到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专门开设华侨病房，受到侨胞赞扬，但军内的认识尚不一致。王平同志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认为这是一件符合改革开放方针的好事，既扩大了我军在海外的影响，又可以通过外汇收入更新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技术。他鼓励一医大的同志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对不同的认识，要通过积极做工作，逐步加以解决。王平同志的支持，为华侨病房后来发展成为被中央军委命名的“模范医疗惠侨科”、为军队医院的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此后，他又到一些科研院所和军需生产单位考察工作，对他们在保证完成军品研究、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开发、生产民品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明确指出，这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具体行动，是军队类似单位改革的方向。
　　王平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我军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格、革命情操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加强后勤建设和改革的巨大精神财富。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以王平同志为榜样，永远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实现江主席提出的“保障有力”的目标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