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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01-0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对文学中“向内转”的反思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文学中“向内转”的反思
张玉能
1986年10月,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跨过了整整10年的光辉历程。当时,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不少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对新时期10年的文学状况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探寻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也出现了某些错误的论调,比如有一种所谓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这种观点立即引起了理论界和读书界的反应。现在,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然在促进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思考上有一定的启发,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却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片面的有害的主张。
一、“向内转”的概括是不确切的。对于“向内转”这个关乎新时期文学性质和走向的重要概念,主张者没有作过确切的理论界定。当然,对于这个概念,主张者在头脑中是有个“模糊的”先验构想的。我们从不同文章的模糊描述中可以撮其要者,诸如: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在的思考,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发生了由“客体真实”向“主体真实”的位移;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尽管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着深厚广阔的地层,向内转的文学却已经显示出一种强劲有力的发展趋势;“情绪性”、“心理性”、“象征性”、“暗示性”;儒家的文艺思想是外向的、具体的、实用的,较为接近“文艺社会学”、“文艺政治学”、“文艺伦理学”;道家的文艺思想是内向的、空灵的、思辨的,较为接近“文艺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心理学”;文学理论向着文学内部的勇敢的探索,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文学自身的认识的深化,这显然是一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向内转”。这些描述,貌似使人产生一种“高屋建瓴”而涵盖甚广的印象,实则由于行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带“化”和“性”的词组,因而在高度的宏观抽象中就把许多问题搅得一片模糊。正是这种涵盖一切的气势和审美模糊的扫描,掩没了具体的分析和定性、定量的研究。还有的论者认为,“向内转”成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贯穿整个文学史与认识史的历史必然现象”,“坚决地承担了文学与民族生活的关系这一历史使命”。一个概括一定时期文学思潮的特定发展趋向的概念,竟然最后成了通行于古今中外的文学与认识领域的最一般的规律。仅由此也可以说明,“向内转”这个概念太过于泛化,因而用来概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恰当的。
二、对过去文艺事实的描述是不科学的。不少论者推出“向内转”,是为了反对长期以来束缚作家手脚的机械的创作理论,以求文学创作的新和异。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描写中,它一方面是把解放以后的文艺政策的失误大大地扩展了。认为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那种急功近利的文艺创作心理定势的制约下,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被理解为一种“镜映式”的反映,而“现实生活”又只被理解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之类的人的外指向的实际活动,甚至只被理解为当前的政治中心工作。于是,文学的视野长期被局限于一个狭窄、机械的天地里,失去了内在精神创造的灵动性和自由性。另一方面,它又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先锋们的求新求异的“主观性”和“内向性”当作世界文学的最佳选择,把与这种西方先锋文学相吻合的“三无小说”和“朦胧诗”奉为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中最显眼、最活跃的一部分,并谓之为“向内转”的文学。这样,把中国新时期的“向内转”纳入整个世界“向内转”的格局之中,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那么,这种反拨的结果就必然是把社会主义的文学从“向内转”转到“伪现代派”的路子上去。这决不是我的臆断。第一,关于“伪现代派”的讨论仿佛还是不久前的事。第二,在关于“向内转”的讨论中,就有人明明白白地指出过“外向型的极左文学和内向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区分。
三、对新文学的判断是错误的。倡导“向内转”,提出使文学回到其自身,使文学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健康繁荣地发展。基于此,反对急功近利,反对把文学简单地当作政治的工具和武器,希望我们的文学深入到艺术和人心的地层中去,开拓出文学的新的地域和空间,这些本来是有合理之处的。但是,在“向内转”的叙述中,鲁迅不再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充当新文学的旗手,而是以“向内转”的倾向,即与“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相对的倾向为主要标志而成为了新文学的主将;从20世纪的20年代后半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需要一种集中的、一致的、外向的、实用的文学艺术活动,为此,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们便自觉地舍弃或变换了自己的审美观念、艺术风格、文学趣味、文学体裁,文学充任了工具和武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理定势”起了作用,文学仍然被固定在“工具”、“武器”的框架上而未能进入更高的层次;而只有到了“五四”运动的近60年后,由于出现了“向内转”的新趋势,才终于又回到文学艺术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就这样,为了让文学在“向内转”的动力推动下回到其自身,“向内转”的提倡者竟然提出了新的“空白论”,即认为“五·四”到“四·五”的近60年中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审美的文学,只有功利的“文学”,文学充任了工具和武器,始终未能进入更高的审美的和艺术的层次。从此可见已经把新文学扭曲到何等地步了。
四、对文学发展的预测是不切实际的。“向内转”论者认定,这个口号是为了张扬人自身的力量,克服儒家正统文学观念对人和文学的束缚,以发扬文学的主体性。并以一种谈玄说道的方式和张扬人的主体意识的理论来证明“向内转”的必然性。殊不知,事实上,谈玄说道之风和高谈人的主体意识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谈论之中各种分歧的观点是很多的,而且观点的对立还是十分尖锐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褒扬“向内转”,实质上是要使文学创作走上道家所谓的“内向的、空灵的、思辨的”境界,而这与“三无小说”和“朦胧诗”一脉相通,以期使文学变成了超然于社会现实生活之外的心灵、情绪、感受、“主观性”和“内向性”。
五、“向内转”理论的片面性。当然,“向内转”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根据。有的文章所列举的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朦胧诗”和“三无小说”便是此论的根据。不过,这种立论根据,就连主张者也知道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些极端现象”。以这类“极端现象”作为立论的根据,所立之论的片面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报告文学的大潮不断引起社会的轰动效应,其纪实性、真实性越来越得到强调,以致最后侵入到了小说领域,出现了“纪实小说”、“新闻小说”、“报告小说”等“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的”“新”体裁,而且势头完全可以与“内向的”、“心灵化的、情绪化的、诗化的、音乐化的”小说分庭抗礼。而且,整个新时期10年,乃至至今中国的文学,无论多么多种多样和流派纷呈,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深化”潮流,始终是主潮。这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也是理论界和批评界的基本共识。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都始终贯穿着“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的”文学的这一条主线。这种片面化的描述来自论者理论上的片面性,即强调文学中的心理方面,忽视人的社会实践的根本特性,从而走向了人心的极端。根据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我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层级的统一体: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来看,文学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就文学与人的关系来看,文学是包含着以情感为中介的完整心理过程;就文学的外在形态来看,文学是一个肯定一定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的形象世界。因此,文学创作应该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是社会生活与作家心理的统一,是符号文本与社会生活和作家心理的契合。如果从“内”与“外”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也必然是外在生活与内在心理的统一,再现外在与表现内在的统一,内在构思与外在传达的统一……。把某一个侧重内向性的创作的趋向当作“更高层次”和“创世纪的开始”而贬低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肯定是片面化的错误理论。
“向内转”论的失误,从理论上来分析,就是片面强调了文学中的心理层次。其失误的根由,在我们看来,一是主张者的片面的思维方式,二是当时的那种不正常的莫名其妙的风气,三是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艺理论”的片面性。片面强调文学中的心理方面,其实这些都源于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已经完成了的理论形态。“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由于“向内转”而不断有三个层次上的深化:第一层,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第二层,“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深化,就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第三层,文学不仅是某种个体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正是这样,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精神。这其中的不断“向内转”是“向内转”论者的直接理论根源。既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系,又从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中寻找依据,也许从此可以看出“向内转”论某些方面的实质。

晴空和新雪——苗长水小说意境漫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人新作

  晴空和新雪
——苗长水小说意境漫谈
朱向前
这是苗长水在他的中篇小说《染坊之子》中对沂蒙地区一种蓝印花土布的优美比喻:“蓝地儿蓝似晴空,白花儿白若新雪,”照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就叫做“晴空和新雪”。
我之所以首先想起这样一个比喻,是在阅读了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坊之子》、《非凡的大姨》、《犁越芳冢》等一组反映沂蒙山老区的革命历史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之后,有了这样一种感觉。
这样一种类似晴空和新雪的感觉,首先来自苗长水笔下那一脉悠远、空阔与明净的韵致,和清新、淡雅与纯美的情调,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派澄澈如秋天,洁丽似冬雪的意境。这种意境的底蕴,是一种纯而不薄,美而不浮,人情人性美的花朵,是这花朵的生命形态的细致展现,是它缓慢开放的自然过程。
我对苗长水小说的阅读印象作出以上概括,当然不是说他对那一段艰韧沉重乃至苦难的生活作了提纯,美化和粉饰。相反,他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实,以心灵的感应去触摸历史的瘢痕,让魂灵神游于历史的长夜,大胆地穿行在苦难斗争的腥风血雨之中:李山面临的日本鬼子扫荡的铁蹄是残酷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润儿与母亲所经受的土匪的暴行和一家三口虎口余生后所遭遇的蝗灾以及瘟疫大流行是残酷的(《染坊之子》),素盈所承载的几十年的大摧残、大冤屈更是残酷的(《犁越芳冢》)。但是,在这残酷的历史暗夜与腥风血雨中耀眼闪耀的,始终是人们心灵中的晴空,是李山、赵林、润儿、素盈们对生存下去的一种顽强的信念,对更加美好的明天的一种永恒的等待。它或者表现为李山对同志的那种骨肉般的亲情,无我的牺牲精神和博大而绵密的关爱;或者表现为李兰芳(《非凡的大姨》)对那种朦胧缥缈又略带几分梦幻色彩的爱情的灼热的永不停歇的追赶;或者表现为赵林、润儿一家在极其拮据的生存条件下对那种蓝印花土布的充满激情与才华的美的创造;或者表现为素盈几十年如一日地心性刚烈而又忍辱负重地对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宗教徒式的恪守,等等。
无论怎样的表达方式,它们都升华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与心气。而这种精神与心气已深植于高高的沂蒙山上和清清的汶水河边,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乃至我们整个的民族,千百年来就是凭借着这样一种精神和心气,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隧道,跋涉于今,繁衍于今,昌盛于今。就譬如说素盈,她的肉体可以消亡,但她身上所蕴藏和焕发出来的人性的力量与光彩却是永远不灭的。年复一年,乡亲的犁铧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的坟墓,使得她的坟头上总是芳草菲菲。这是人们对她的尊重,更是她和她的精神对历史和时间的超越与征服。或者干脆说,正是她的“芳冢”,她的精神像灿烂的晴空一样,在永远照耀着和导引着我们民族的前进之犁。由此,也不妨把这一点视为苗长水全部历史战争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总体象征。
苗长水在重新走进历史时,丝毫不避讳阴暗、沉重和残酷的一面,但他更执著于发掘掩蔽其中的人们的人性中光明、美好和善良的一面。也就是说,苗长水正视冬日大地上的泥泞与龌龊,更钟情于新雪的洁白与纯净;同样,他正视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然而却更加向往与坚信晴空的必然出现。因此,即便是面对最黑暗的日子,他也总是以一颗深挚的爱心和沛然的诗情去烛照与感知生活,耐心细致而反复坚定地向人们提供和指出晴空终将璀璨的全部细节与依据。他那支委婉明丽的充满人间真爱和温情的笔所描绘的那些主人公们细碎、平凡而真实的一切行为方式,已然向我们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人性之花迎风傲霜昂首怒放的全部生命过程。这种由无数的细腻而丰满、平凡而普遍、真实而更加有力量的人性的花朵所照亮的美的“晴空”,是令人神往的,也让人信服。
在沂蒙山区的蓝印花土布和苗长水的小说之间,还有一种比“晴空和新雪”的意境更为相似的联系,是这种意境的创造方式。
蓝印花土布的制作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十分简单,但苗长水对这种只用一种蓝色染成的民间艺术却十分推崇,在《染坊之子》的结尾,他借用一个美国人的口问道:“是不是因为历代的贫穷,中国的老百姓才只染这种颜色?”主人公赵林纠正他说:“不对,从前也是什么颜色都有的,像柿红、洋红、洋绿,这些颜色都有。但蓝色和白色这种东西,绝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简单吗?当然不简单。赵林、润儿就用这种东西印制出来的那幅罕见的白色顶棚,“近看有无穷无尽之状,远看如烟如云,如槐花细雪,湛空深邃。”光彩夺目,富贵照人。说不简单吗?其实也简单,它只用一种靛蓝染成(所谓的“白色”也不过是计白为色而已)。艺术的奥妙就在于此:以少胜多,以简代繁,回到朴实,回到自然。
最能说明苗长水小说平实作风的还是他的语言。苗长水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彻底地回到作家的口语本身。他完全不必绞尽脑汁地去遣词造句,去提炼捕捉什么语境、语感、语流或者反语言,从而去谋求一种语言个性。他只需要像平常说话一样地“说”(写)下去,自然就有了个性。
看来,“晴空和新雪”的色调和染印法对于沂蒙山的蓝印花土布来说是妙不可言的;同样,“晴空和新雪”式的笔调和意蕴,对于苗长水的老区题材小说来说也是翻出新意的。对此,苗长水在《染坊之子》的结句中深有感触地说,“在从前,这是一种很美的东西!”
我在这儿要再加上一句:在现在乃至将来,这仍然是一种很美的东西!

《昆剧发展史》读后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昆剧发展史》读后
吴白匋
胡忌、刘致中两同志合作的《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多达53万余字,我读了两遍之后,深深地感到这是一部好书,获得1990年度“中国图书奖”二等奖,当之无愧。
戏剧是一种文艺形式;编戏剧史却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必须态度谨严,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先作细致周密的分析研究,而后归纳成书,并不容许有丝毫主观意图,先作大胆假设。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充分地体现科学性。例如第一章从昆曲来源于南戏谈起。作者对于徐渭《南词叙录》“……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一语,不是提到就算,而是用李清照[浪淘沙]熟调,和柳永[夏云峰]冷调和南戏《张协状元》里面的同名曲词作详细比较,找出了句式几乎相同,甚至于平仄相差无几。之后,又用几阕宋名家词,证明它们已被南戏改作引用。谈到里巷歌谣,虽无宋人原作为证,但是从曲牌名看,即可说明其大量存在。《琵琶记》里就用了不少小调,如[吴小四]等,也可以证明。这样,徐渭的论点就完全可信了。开端如此,以后的所有章节,处处是用事实说明问题:有则写之,无则不写,疑则存而不论,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读者自能辨之,无需我一一细说。
做到这点,谈何容易!作者在已故著名学者赵景深先生指导下,辛苦勤奋,搜集材料,前后30余年。除掌握第一手材料,如剧本、作家自序和评论文章外,作者广泛阅读正史、野史、地方志,同时人与后世人的诗文集、各种笔记,甚至于小说,各种油印材料,片言只语,只要有点价值,无不摘录下来,用作旁证,并注明出处,以便核对。引用书籍不下数百种,其中不少是不经见的。然而全书却不是材料简单的堆积。作者善于组织,铺叙征引都能做到恰到好处。
本书作者曾用大量篇幅,叙述明末清初盛行家班,文人写成新本,可以随时交给家班优伶排演,并且解说剧情,指导表演,设计舞美,这是昆剧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也适足证明昆剧不面向群众的根本弱点。所以,在清雍正帝禁止家班之后,大量的职业班社代之而起;既是职业,就不得不面向群众,以求生存和发展。其根据群众的爱好,求新求变,逐渐抛弃传统昆剧,转向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花部乱弹,也是必然的。作者以此为昆剧兴衰的关键,非常正确。

《告诉我,黄河》(音乐磁带)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告诉我,黄河》(音乐磁带)
作者:孟庆云、石顺义、阎肃、范作军
编辑制作:上海音像公司、空政文工团
这是一组新创作的歌曲。作品以黄河为背景,通过多侧面的讴歌,赞颂中华民族的气质。作者撷取民族音调与现代节奏相糅合的方式,词曲妥贴结合,有血有肉,充满激情。
气势磅礴、音节铿锵的《黄河源头》、《我就是天空》、《黄河入海流》,似黄河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每个音符犹如一束浪花;以炽热情愫谱成的《告诉我,黄河》、《彩虹》、《唱给你》、《送你一片蔚蓝》,跌宕起伏的旋律、游子痴情的歌声,宛然微风吹拂的河面泛起层层涟漪,轻轻抚摸祖国母亲的脊梁;《黄河人》、《皇天后土》则是对高原风情和黄河儿女的礼赞,使人想起头扎白羊肚、腰系红布带、骁勇勤劳、憨直素朴的男儿女儿。歌曲由丁晓里配器,苏红、韦唯、杭天琪、胡月、解晓东等人演唱。          (唐与中)

《父子老爷车》(电影)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父子老爷车》(电影)
导演:刘国权 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这是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系列喜剧电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四部。父子俩开着一辆40年代的老“奔驰”,来到南方特区城市,为“娱乐城”招徕游客。由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地域文化的差异,加上“老爷车”常出毛病,父子俩在总也适应不了的新生活中笑话百出。和前三部系列电影一样,《父子老爷车》依然通过发掘普通市民生活中的喜剧情境,透视改革时代的社会及人的心理变化。但该片的视野已钻出小胡同、四合院,扩展到了广阔的特区社会。父子间一如既往有着两代人间的不协调,同时又共同面对新环境带来的矛盾冲突,从而深化了该系列影片的题旨。            (文一)

文艺信息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人民文学》新年新面貌
一九九一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将以新的面貌展现给读者。薛晓康的报告文学《驼路》,反映了驻守在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新贡献。作品有如一部建国后西藏的筑路史,又似一束对和平时期最可爱的人的赞美诗。蔚江的小说《未完成的拉奥孔》,贴近社会现实,刻画了一名知识女性纯洁美好的心灵,张扬了正义无畏的高尚精神。
在广泛团结老中青各类型作家的前提下,《人民文学》把大力推举文学新人视为刊物应负的重要使命。在这一期上发表的十篇小说中,就有八篇系新人新作。迟子建的《挤奶员失业的日子》描绘东北风物人情,雷建政的《驮货》则斧凿般雕刻了西北的硬汉子,石钟山的《金脉》,黄康俊的《鲨拜》,廉生的《开光》,表现哨所里的孤寂、渔场上的神秘、佛门外的世态,展示了生活的多姿多采。“新人佳作选”和“创作培训中心学员作品选”这两个栏目的设置,为新人一显身手开辟了园地。
为进一步促进小说创作的繁荣发展,《人民文学》从一九九一年起举办“《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评奖,提倡真实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佳作,可望在新的一年里更添风采。    (铁存)
  山西举行赵树理作品研讨会
赵树理作品研讨会,最近在作家的故乡——山西省沁水县举行。来自美国、苏联、日本、挪威和罗马尼亚的六位外国学者和国内七十多位赵树理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认为赵树理的基本精神就是那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而创作的精神、深入生活和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精神和对文艺创作民族化、大众化执著追求的精神。大家表示,继承和发扬赵树理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必将起到推动作用。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晋城市文联和沁水县联合主办的。 
      (徐怀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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