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04-2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自由与失重
　　——我们要不要、要什么样的文艺价值观念？
　　阳雨
除去对我们怀有恶意的偏见和因为自我膨胀的偏执狂而否定一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尽管远非尽善尽美，这十来年，从整体上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相当空前的文学艺术创作活跃的时期。至少近百年来，如果不说是数千年来的话，我国作家艺术家还没有赢得过像这十年这样的广泛的创作自由。
我们曾经对文艺家的劳作的价值，执一种十分明确却也是相当狭隘的功利主义态度。革命时期，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血战关头的时期，革命的含义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具有无限权威的。当中国人民、中国革命还处于血泊中的时候，革命利益，几乎是判断一切人一切事的唯一的价值标准，也是判断文艺现象的唯一价值标准。叫作革命的功利主义，一种苏式的说法叫作“时代的威严命令”。这样的价值取向很集中、很神圣也很绝对，即使偏狭也偏狭得大义凛然，振振有词，不由分说。
这种“威严命令”，进一步派生出一系列对文艺的简单化看法。如认为文艺写什么便是提倡什么，写什么便是承认什么的典型性——代表性，提出什么问题便需要回答什么。这基本上是一种宣传标准和教科书标准。
由此可见，如果说我们在做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冷落过像沈从文、像徐志摩这样的颇有成就的作家诗人，那实在不足为奇，实在曾经是理所当然的。
建国以后，我们仍然沿袭了、强化了这样一种“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我们的文艺家好像是零售摊档，总的货源，叫作总的精神、总的思想情感和对生活的估价、对文艺的追求，来自上边，大家差不多都是从一个最有威信最掌握情况最高瞻远瞩的方面来批发的，货路大同，售法小异。虽说路子不宽，倒也方向明、目标清、语言一致。甚至连出问题、“犯错误”也常常会大同小异，走到了一条道上，因为“货源”一致。就像同吃了一条江里的不洁的毛蚶，便得了传染性的肝炎一样。
从一个合理的（曾经具有神圣的合理性的）开端，一条道走下去，当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人民的生活与对文艺的要求无比地广阔化了的时候，坚持把文艺继续搞成政治斗争的工具，变本加厉地把文艺搞得又紧张又狭窄，又急功近利，最后是怎样的恶果，已经无须再多说了。
这十来年的情况是怎样地不同了啊！当然，也有一些热烈地介入政治、干预政治、执著地将文学活动作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的手段的作家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麻烦，得到了来自政治的这样那样的反馈——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得更好，本文暂不涉及。多数作家艺术家的活动，则完全是各行其是，各显其能。我们已经不再是从统一的货源批发来再零售的摊档，而是自产自销的独立生产经营实体了。再打一个比方，过去，我们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艺术之船，走在一条已经为你开凿好（至少被认为是已经开好开通了）的唯一正确的运河中。都希望自己走得好一些快一些，但都是一条道，而道是既定的，不需讨论的。但现在呢，呼拉一下，我们已经进入了汪洋大海，人类多方面的精神现象的汪洋大海，民族的与世界的、古典的与现代的文艺之海，包括各色人等和各个方面的生活的汪洋大海，包括各种思潮和互不相同的文艺价值取向的汪洋大海。
看啊，有的追求现实主义；有的干脆搞起超现实主义、先锋派，这种过去会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现在发生了，而且“老走红”了；有的强调纪实、新新闻主义；有的荒诞、变形、魔幻。有的优雅多情，有的干脆把粗鄙作为一种审美追求。有的坚持追求真、善、美，有的则提出“审丑”的主张与“审美”相辅助，认为假、恶、丑经过艺术心灵的创造加工可以成为艺术的要素。有的追求和谐、平衡、清晰，有的则引纳不和谐、不平衡、模糊为美学范畴。有的追求畅销“票房价值”、曲高和众、雅俗共赏。有的干脆说有一个知音就行。有的追求国内得奖。有的追求洋奖，以致有人讥之为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与电影家的“奥斯卡情结”。有的要求反思、要求端正方向，并对文艺现状提出严肃的批评。有的对这种批评根本不屑一顾，一味要求突破禁区，再突破、再再突破。有的狂想狂呼“走向世界”，有的断言新的文艺聚焦是“残忍”。有的提倡贴近生活、与生活“同步”。有的提倡“空灵”，与生活拉开距离。有的刻意求新，痛感愈求新就愈容易发现“洋已有之”因而发作“撞车恐惧症”。有的则斥所有创新探索为异端，呼吁“重炮反击”。有的干脆形容说，创新好比一条疯狗，追得文艺家狂奔。有的声言要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本体论与方法论体系。有的声言不要体系。有的号召保卫已有的体系传统。好不热闹煞人也！
对于“左”的框框条条，已经很破除了一阵子。现在不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美学追求上，我们的路子确实是无比地宽阔了，多样化了。同样也可以说是混乱化了。虽然也有为之痛心疾首者虎视眈眈，时刻准备重整文坛，使我国的文艺重新走上“十七年”的笔直的轨道，但恢复统一批发与既定航道殊非易事。各种旗号也已经很来劲了一阵子，虽然实绩远不如吵吵得热闹。现在，是不是可以或者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来探讨一下呢？在汪洋大海之中，我们将树立怎样的新的价值观念？我们究竟有没有目标，有没有航道，有没有价值取向的大致标准？自由的文学艺术是不是无目标、无取向、无价值标准的文艺？是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便是一切？是不是洋奖便是一切？还是另外有个什么客观的规律？自由状态与失重状态是不是一回事？我们的文艺会不会、还是已经开始进入了失重状态，亦即失去了目标、失去了对自己的引力的状态？我们的文艺家会不会还是已经进入了失重状态？如果处于失重状态，也就失去了上下、高低的区别，也就不存在文艺价值的客观公正判断，而“攀登艺术高峰”、“提高艺术质量”、“克服创作危机”等等全都失去了意义，其最终结果是艺术非艺术的界定的失却，是艺术本身的失却，是艺术家本身的失却。
中国的现当代史是严肃的也是严峻的。我们的文艺家曾经承受了那么多生活的压力，包括政治的压力、环境的压力与物质匮乏的压力，积累了那么多经验、思索、情感，形成了那么大的内压力，这样，当“四人帮”终于被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新的生活终于开始的时候，他们曾经多么真诚、多么热烈地吐出了自己的积愫啊！而现在呢？进一步需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呢？不是许多人在茫茫然么？
如果是前二十年，当询问一个文艺工作者为什么搞文艺的时候大概会众口一词地说：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了祖国。而现在呢，有些人宁愿回答“为了（赚点钱）混两包烟抽”，“由于从小数学考不及格”，这是怎么回事？能够慨叹“世风日下，文心不古”么？另外，也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不无可疑的词语出现在文艺批评的价值概念当中。如“现代意识”、“现代感”、“多义性”、“张力”、“走向世界”等等，姑不论这些词语的科学性、准确性与深刻性的欠缺，即使我们一致通过地接受了这些词语，也仍然构不成我们的文艺的主心骨。它们虽然给文艺家以某种启迪与推动，能改变文艺的某些“面貌”，却不能决定我们的文艺的灵魂。
从“混烟抽”的调侃中，不难看出对于千篇一律的政治口号的反感。然而，如果我们的文艺的价值标准当真只是“混烟抽”，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小痞子文艺啊！当然，也不要太过于执。包括这样说的人，如果真是为了“混烟抽”，大概不会来搞文艺的。在街上卖糖葫芦不是比搞文艺更“来烟”吗？
这里，笔者不揣冒昧，愿就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充分自由的文艺的价值取向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
首先，自由的文艺不是失重的文艺，不是无价值的文艺，不是“混烟抽”的文艺，也不是模仿新潮的文艺。而是力图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扩展人们的精神视野、提高人们的精神品位、开发人们的精神能量、活泼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文艺。当然，人们愈来愈不愿意从文艺中看到它的创作者的说教的面孔、专门端正别人的方向的面孔、毫无新意的教师爷的面孔。但也不会有多少人总是愿意不断地看那种苍白的、歇斯底里的、空虚因而百无聊赖、有时甚至干脆是无赖的面孔吧？看这种面孔难道需要有劳文艺吗？
我们的文艺总该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不是粉饰太平的也不是随着文艺家的肝火与固执而骂倒一切的。不是某种简单化的理念的图解。这种真实包括客观的真实与主观的真实，即使采用非写实的创作方法，仍然应该符合主观真实的原则，即应是既真诚又充实的，是有真货色的。不论表现欢乐还是痛苦，总该是真欢乐，真痛苦，而不是东施效颦的矫情，不是某种趋时的造作——不论是作先进状或作颓废状，作正统状或作解放状。障眼法可以用之一时，长了就会令读者观众走开。
我们的文艺应该是深刻的。真诚的与充实的东西才谈得上深刻，但真实不见得都深刻。至少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还有那么多文盲与半文盲的中国，文艺家能够讳言、反对、逃避我们对于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吗？在反对假、大、空，反对伪理想主义、“左”理想主义的同时，我们能提倡文化犬儒主义和文化颓废主义吗？我们能够不要求文艺家对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与人们的内心生活认识体验得比他们的读者、观众更深刻而不是更肤浅吗？我们能够不要求文艺家提高自己而不是降低自己的文化精神素质，并从而帮助人民提高自己的文化精神素质吗？
这就是说，我们的文艺仍然是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的。不是冷血的漠然，不是无病呻吟，不是自暴自弃，不能仅限于无意识的发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与美学理想，哪怕仅仅是对过更好一点、更富裕也更文明更合理一点的生活的愿望，不也是一种理想么？也许我们曾经多次在过分的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做过蠢事，碰过壁，也许我们上过伪理想的当，但我们毕竟在革命理想的照耀下走了那么长的路。如果完全没有理想，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奔头、什么力量呢？在一条规定好了的小河道里开船，是不幸的。在汪洋大海里失去目标和航线，难道是幸运的吗？足不出户，心不“逾矩”，是不幸的。永远过太空中飘飘悠悠的失重生活难道是幸运的吗？在生活的外部压力、外部严峻性大大缓解了之后，不是有的作家的作品大大地逊于刚刚复出时期的旧作，甚至于除了信口开河的胡扯之外写不出言之有物的东西了吗？（请不要误会我呼吁外部加压）。这时候不是更需要一种内在的压力、动力吗？我们的内压力便是我们的理想。有理想才有艺术家的焦灼，才有艺术家的良心，才有艺术家的痛苦，才有艺术家内心的不熄之火。重建理想！这是我们的文艺家的神圣使命！而在理想这两个不大不小的字（笔者不想强调是两个大字）面前，从“混烟抽”到“走向世界得××奖”，是多么寒伧啊！一个讲到了理想而不感到任何激动、不安乃至是困惑的人，还能有什么样的从事人类的崇高精神活动——艺术创造的原始动力，或者时髦一点，叫作“内驱力”呢！
我们的文艺还必须坚持创造的原则。“必须坚持”这一类的字眼，已经很不行时了，笔者却不得不用。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进取，创造就是开拓，创造就是寻求新的精神领域与精神境界，创造就是精神解放与精神力量。创造就不是单纯的模仿，不是盲目的模仿，不是抄袭偷换，不是强求一律，不是简单地趋时迎合，不是九斤老太式的抱残守缺。既不是一味地为出新而求新，又不是一见到新东西、一见到超出自己的狭隘经验范围与有限的学术范围与智商水平的东西就大张挞伐，就大发神经。
我们的文艺是愉悦人们心灵的文艺，它带来的是审美的喜悦，它要求着审美的价值。当然，愉悦并不仅要求糖球，为了愉悦而只接受糖球，这是人们上小学至少是进高小前的事。酸甜苦辣，浓淡鲜陈，乃至从盆景到匕首和机关枪，都可能是令人愉悦的。缺乏愉悦价值的既不是严肃的文艺也不是探索性的文艺，而只是那种形式莫名其妙而实际又空洞无物的超次品。审美价值的问题，我们能够回避吗？
下面，我们进一步需要讨论一个极易引起混乱的老问题了。那是关于文艺的思想性的问题。文艺的思想性，不是一个由某个领导部门或长官外加的观念，不是指一部文艺作品在多大的程度上图解了吻合了最时髦的宣传口径。外加的思想性要求对于一个诚恳的艺术家来说确实是一个灾难。他们曾经处在两难的处境中，为了接受与完成外加的思想性要求，他们变得难于动手，甚至不得不牺牲、压抑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真知灼见，扑灭自己的灵魂之火，钝化自己的艺术感觉，百倍沉重地艰巨地去寻求这种外加的思想性要求与真实的生活体验内心体验的契合点。而如果他们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智，燃烧自己的内心，驰骋自己的形象思维，就不知会在什么地方什么程度上抵触或超出了那种外加的思想性要求，这种要求又恰恰是文艺家由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与人生抉择所由衷地愿意接受的。艺术家愈有才能，这种两难处境就愈严重。可以想想所谓“何其芳现象”，即一个作家思想上“提高”了艺术上反而上不去了的现象。再想想从柳青到浩然曾经是怎样真诚地却又是艰巨地用自己的艺术创造来讴歌农业合作化吧。还有苏联的法捷耶夫，他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修改那激动人心的《青年近卫军》……更不堪提的是一直发展成为“三突出”、“主题先行”的强横又粗鄙的伪思想性、恶的思想性要求了。目前，有些文艺家怕听思想性，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些不无沉重的回顾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论呢？思想性的范畴本身就是一个“左”的教条主义范畴吗？我们可以用无思想性、用百无聊赖、随波逐流、乃至颓废病态的思想性来取代已经遭到普遍厌恶的假大空的思想性吗？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苗头了吗？
否。真正的艺术家具有善于用艺术来思想的头脑和灵魂。不管艺术家本身是否自觉，是否善于用逻辑和语辞进行表述，有哪一件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美术作品、戏剧作品、影视作品表达着、意味着思想的空白、思想的浅薄和低下呢？反过来说，一部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能离开独特的、富有创见的、深邃的、乃至是强有力的思想呢？价值观念本身，就是思想。而人类的一切被理性所支配的活动，一切社会性的活动，无不具有一定的追求、目标，即一定的价值取向。自由的行程并不是无路的行程。行程的自由是珍惜选择最佳的道路的权利而不是放弃找一条最好的道路的权利。自由的存在并不是失重的存在。存在的自由是建立在为我们提供存在的一切条件的地球上的，绝对地摆脱了大地对我们的吸引即重力，得到的唯一自由只能是灭亡的自由，即使是热衷于强调非理性心理因素的重大作用（对此，是不能否定的）的文艺家，他们仍然是相当清醒自觉地引导自己进入艺术创作的颠狂状态，并从而追求入圣超凡的艺术效果，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如果说，在摒弃了假大空的与外部强加的伪思想性之后，现在确实出现了一些格调低下、精神境界低下的无思想性即恶思想性的作品，这算不算言过其实呢？
思想性的追求离不开爱国主义包括文化爱国主义。离不开一种深厚而又开阔的对于我们生于斯养于斯老于斯的大地、对于我们的多灾多难的历史、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独特的文化积累的深情。哪怕这深情含着苦味。哪怕这深情含着火一样的反省和自我批判而不是打扮出一副自吹自擂的愚忠愚笑的可掬憨态。不论怎样走向世界走向太空真空，从整体说来，我们并没有发展到为火星为外星云系而憔悴的份儿。我们首先关心的，我们的喜怒哀乐离不开的是脚下的土地和肩上的历史。民族虚无主义可能是一时的愤激，也可能只是由于幼稚与浅薄，不论摆出怎么先进的架子。我们可以进行各式的探索和摸索各样的路子，但如果不去拨动埋藏在我们的人民心灵深处的最动情的一根琴弦，如果肆意无视蓄意践踏这根琴弦，即爱国主义的琴弦，只能受到历史的冷落与惩罚。
思想性的追求离不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对人的爱，对人的尊重，对人情人性的深切体味与揭示。哪怕揭示人性中最丑恶最见不得人的东西，不是为了展览，不是为了炫耀，更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这种丑恶而深重地痛苦，为洞察和克服这种丑恶而衷心地喜悦，为理解与宽容某些丑恶而深深地叹息。这正是同样表现了丑恶，有的作品表现、传递了精神力量，使人震惊，使人深思，使人得到庄严的启示，而另一些作品只能让人恶心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力量的证明。这就是归根结底我们无法对那些愈来愈热衷于在作品中铺陈污秽、玩弄异性、强化病态直至仇恨世界与人生的货色认同的原因。探讨这种人道主义的启蒙性与局限性，指出它并非新潮当然可以，但丝毫不影响其有效性与迫切性。饥饿者首先需要的是食粮而不是泻药，尽管食粮是古已有之，而新牌泻药是最摩登的新货洋货。这个道理似乎不必阐释。饥饿者为了向过食者“看齐”而跟着人家吃泻药，不知道算悲剧还是喜剧。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是我们今天急需的精神食粮。
思想性的追求离不开历史的进取精神，即对一切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与实践的肯定，即一种有为的精神、负责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精神。这是因为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如今看来发展得太缓慢了、落后了。推动历史前进运动，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我们无法，根本没有可能更没有必要学西方的时髦去怀疑和否定历史前进运动。由于自身的状况，由于科技、生产、社会运行机制的发达所带来的对于人的全面压力，西方一些大作家正在用阴冷的笔调来写来嘲弄抨击发达、发展、富裕和技术进步。人家有人家的处境、人家有人家的理由。用不着说人家腐朽没落，更用不着抄人家的配方。用一种粗略的、非正式的（带玩笑性的）话来概括，或者可以说西方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是活得腻味，是物对于人的压迫，是从信息到“性”的超量爆炸。而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实际完全不同，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经济还不发达，我们的爆炸是人口爆炸，其它方面不是过剩，而是全面短缺匮乏，至少是紧张。因而全面非正式的概括不是生活得腻味而是活得艰难。艰难固然不好，但艰难使我们无法颓废，难以孤独（有几个人住得上独间房子呢？）顾不上腻腻歪歪。艰难使我们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动意义明确、使我们的奋斗既充实又悲壮。这里要说的是，对于尚生活得十分艰难的人大讲你活得如何腻味，对不起，你找不到知音，你极易引起反感。至于关上门超前地咀嚼活得腻味的先进经验，请便！保留几朵活得腻味的花草研究研究，无妨。
所有这些提法都是粗浅的、大致的，目的是引起讨论。目的是在走出了教条主义的小胡同以后仍然能够成为生活的主人、艺术的主人，而不是被广阔的艺术空间，失重的太空所吞没。我们需要不需要，可以不可以找到新的支点，新的凝聚力与吸引力、新的使命感，从而使我们在自由起来的同时重新亲切起来热烈起来与崇高起来呢？文艺创作毕竟不仅仅是类似打喷嚏、嗽嗓子的一种“内在需要”，一种绝对的随意性、随机性——其实是肤浅性和幼稚性。我们大概不能够总是不知道从哪里出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吧？我们大概也不能一个又一个地消失在浅薄的自我陶醉与自我重复中吧？或者变得一个又一个地漠漠然冷冷然起来？变得装疯卖傻、神经起来？请回答。
（原载1988年4月16日《文艺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仿古乐舞漫议
　　——由组舞《汉风》激发的联想
　　于平
完全展示一个已逝去的时代风貌和社会风情是不可能的。正基于此，陕西省歌舞团在几年前把煌煌唐风呈现在首都观众眼前之时，并不讳言那是《仿唐乐舞》；而近日在北京演出古典组舞《汉风》的河南省歌舞团，似乎也是在揭示一个博大、昂扬、升腾的时代风貌，无意于仿“汉”之风。
可以把《汉风》视为我们的舞蹈家对有汉一代中华民族精神的阐发。这样，我们在对其做出评价之时，就大可不必带着考古学家鉴定古代文物时的目光：不必说《灵星舞》与明人朱载俼舞谱的谱记是否相符，也不必说《盘鼓舞》与汉人傅毅《舞赋》的铺陈是否默契；更不必指责《汉风》为什么舍弃《总会仙倡》、《东海黄火》之类表现神仙方士的歌舞而将《巫舞》、《方相士打鬼》舞得如此精采，尽管前者较之后者更具有汉人精神……基于同一缘由，我以为，对待古典组舞《汉风》的问世，不必怀着类似在青海大通回族土家族自治县发现舞蹈彩陶盆和最近在新疆呼图壁县发现舞蹈摩崖雕刻时的激动。
事实上，文化的寻根作为一种现代人的行为，其潜在的动机是在寻找一种文化走向未来的参照。这样来看《汉风》，其中《打春牛》所体现的淳朴坦诚、真率亲昵的人际关系，《建鼓舞》所体现的长风破浪、惊涛裂岸的豪迈气度，《刑天干戚舞》所体现的奋斗不息、猛志常在的拚搏精神，都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里体现的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精神。历史精神在现代人的呼唤中奔向了现代，并为现代人走向未来确立了一个参照。
然而，面对十年来不绝如缕的舞蹈仿古风，我们也不能不做些更深层的思考。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 ，旨在摆脱中世纪神学教条与禁欲主义；我国唐代的“古文运动”，则兼有扭转齐梁以来的颓靡文风与拒斥西域东来的佛学胡风的双重动机。那么，我们舞坛近十年来的“长无绝兮终古”之举，其动机何在呢？
十年来的舞蹈仿古风，从其造型风格上来看，通过《九歌》、《编钟乐舞》复现了楚舞之风；通过《丝路花雨》、《仿唐乐舞》复现了唐舞之风；最近又通过《铜雀伎》、《汉风》所复现外观古拙而意蕴纤巧的汉舞之风……这种舞蹈仿古风，其动机在前期是寻找一种戏曲舞蹈与古典芭蕾之外的舞剧动作语言；后期的动机则主要在于弘扬我国古代的舞蹈文化。这后一动机又细分为二，一种是类似舞蹈史博物馆陈列的需要，大部分仿古舞均为此属；另一种是试图涤荡明清以降中国古代舞蹈浪摇莲摆、扭捏作态的舞风，重建中国古典舞蹈风格。
作为今人，我们的舞蹈文化自然没有必要总作文物的复制品，没有理由总陶醉在五彩斑斓的古风中。因为
“仿古”主要是为了今天的舞蹈文化建设，寻根也是为了寻找舞蹈前行的座标。当仿古乐舞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更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创作不能只是为了让舞坛增加一个花色品种，更多的精力应放在如何向舞坛注入朝气与活力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