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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04-19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名”的糊涂

第8版(副刊)
专栏:

“名”的糊涂
钟惦棐 遗作
自从“名字叫的很怪,文章还能看下去”以后,便很有几个人问我为什么叫钟惦棐?我也说不出我为什么叫钟惦棐。我的父亲是个银匠,发蒙时除了按照排行统一用字之外,另加一个发财的“发”字。可是我初中只读了一年,就晾干了,心想我“发”了什么?于是改了名。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新诗人叫李金髪,是很可能和鲁迅说的那个王金发同名的,否则也可以按照这个路数,以“发”作“髪”,既摩登,又省事。
但我的糊涂尚不止此,比如“西部电影”,至今被人奚落。看来“无知”的罪名是铁铸的了。其实,当初我又何尝想争个发明权,只是在电影《人生》之后,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有一次发言,顺便提到这个,于是被传开去。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很有一股劲头,要在大西北作出一番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苦无适当的语言表达,这才对它感到兴趣。言者既无贩卖美国陈货之心,听者也无按照美国配方炮制新片之意。如今被学者名人考据出来,说这是美国的王致和,不可借用!学者名人优于我辈无知者,凡有高论,是断不会错的。但谬种已经流传,却又发生了相当不坏的效果,似与郑板桥写的那横幅“难得糊涂”不谋而合,便只好请高手们暂息雷霆之怒,看看它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怕。如果遇事都要寻根究底,弄出个来龙去脉,于人于己,怕也不很方便。梅志写了《胡风传》,详述胡风蒙冤经过,当事者舍此而大谈“西部电影”和“西部文学”,难道也不怕读者会以为这是在“顾左右而言它”么?中国西部电影只要不出现那种通常被认为是美国西部片的标志和特征,那就放手拍。至于是否也会出现广义性的“淘金热”,现在谁也不敢说,在那些沉睡若干万年的荒原上,谁知道它的未来会出现什么奇迹!
前几天见一位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的负责人,他希望有人写文章纠正一种观念——以为电影发行就是电影商人。我嗯嗯着,心想商人有什么不好?最近云南个旧来人说他们每两月出一本影评小册子,一次得花800元,皆由电影公司开支。而一个全国性的影评学会,至今一文不名,两袖清风!《流浪汉与白天鹅》的导演要在北京开个座谈会,厂里不给钱,使一个筹备了好几天的评论活动告吹了!当时我真想说:“我们给钱”,但说不出,因此也很想学习个旧,投靠电影公司。中国人对商人持轻蔑态度,恐很受了些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戏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影响。其实它们只是文人学士的自我写照。宋时就重门阀,商人更属于末流。但要勒索,商人又成为重要对象。民国以后的各路军阀,每到一处,首先找的就是商会,仅云贵的鸦片烟商,就养肥了好几位著名人物。可见糊涂的只是文士,军阀们并不糊涂。
近读报刊介绍哈佛,说它是个由公司经办的大学,也很令人开窍。教授学者们并不以受雇于某一公司感到脸上无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士”的尾巴,什么都要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一听说世界上还有“酋长国”,就不免摇头。但阿联酋长国如今成了全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于是,不说话了。
如今的改革很遇到一些正名派,他们总是哭丧着脸,说这个是“祖宗家法”,动不得;那个是不义之财,不能要。这是由于他们已经奠定了个殷实的家底,国家盛衰,和这些人实在毫无关系。如果一旦大家都必须受雇于某一公司,不限期交出一定数量的合格产品,便要辞退,他们的气出的可能就不那么匀适了。
(写于1986年底)

文学的纵向比较——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有感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文学的纵向比较
——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有感
黄子平
据说,“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名字打一开始就起错了,该叫“综合文学”才是。一提“比较文学”,我们想到的总是两国或多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时兴词儿唤作“横向比较”是也。其实呢,哪一国的文学都是在一定时空中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时间维度的引入,使得文学研究中免不了“纵向”也比上一比。
近读《白之比较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比较文学丛书”),其中倒有好几篇论文,是取“纵向比较”角度研究中国文学的。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从论文集中收入的文章来看,其研究视野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明代戏剧;一是本世纪中国诗歌与小说。他在为中国读者写的“自序”里说:“在明代,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出现了迅速演变的新文体。而且这些新文体都强烈而自觉地意识到它们与广大群众的呼应。我研究过的或翻译过的作品几乎全出自这两个时期。”这正是对文学具有“史的意识”的研究者的特点,这类研究者对文学史中的“高峰”及“常规发展”也抱有敬意,但往往更被“高峰”之间的跌宕转换、文体的“迅速演变”等等强烈吸引。在这些变革和错动中,文学史的不同寻常的“动力学”意义和价值,才最深刻地显示出来。而要研究“变”,自然少不了“纵向比较”了。
但是,跟我们所读惯的那类“气势磅礴”地描述文学变迁大趋势的“宏观研究”不同,白之先生用的是选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加以“细读性比较”的方法,灵活地把“宏观”结论建立在作品周密的“微观”分析之上。譬如取题材类似、但艺术质量不一的《琵琶记》和《荆钗记》,细致地比较了它们相似场次中各自的语汇和意象之后,他指出了明代传奇中由“悲剧”向“情节剧”的一种转移趋向。《明传奇的几个课题与几种方法》则讨论了三个长剧:《青衫记》、《鸣凤记》和《牡丹亭》,说明了明传奇与元杂剧的一大区别,是由明代小说的高度发达影响下的戏曲“小说化”。因此,“传奇形式对中国戏剧至少有三个新贡献:自然主义式的细节,人物的相互关系,更复杂的结构意识”。
这种研究方法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细密,扎实,相对地保持了对作品的微奥之处的生动直感,避免了强牵作品迁就预设的“文学规律”的生硬,显得言之有据等等。但也有一些困难,一是所论作品的“代表性”很难确证;二是细部的分析有时会淹没必要的综合概括。对前者,研究者相当程度上信赖时间的筛选帮了他很大的忙,而自身一定的“阅读覆盖面”也是一个基本保证。对后者,要作到对作品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仅靠学识和经验,而且靠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程序”或技巧。在我看来,选来作“纵向比较”的作品,其相同或相似之处应是研究出发的基点。这基点,似宜选取得准确精细一点,可以是作品中的一个场景、一类形象或一个“主题素”,即通常我们所说的
“口子开得小一点”,乃是避免“宏观研究”大而无当的一步。譬如白之先生的《中国小说的继承与变化》(一译《中国小说的变异性与连续性》),就取了与《文明小史》中的傅知府、《子夜》中的周仲伟和《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有关的三个场景作了比较。这三个人物处于不同的时代,但都是某一局部范围的当权者,在所写的场景中都处于激起群众对抗情绪的困境。这三个场景的相似之处构成比较研究的绝妙基点,饶有兴味的“同中之异”就在这基点之上展开和描述。白之先生由此考察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某些轨迹,得出了“延安后小说部分地向五四前小说回归”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纵向比较”中,所谓“同”和“异”实际上就是“常”和“变”,或叫“连续性”和“变异性”,或叫“继承”和“革新”。总之,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范畴,只有经由细致扎实的学术探讨,才能血肉丰满地而不是刻板干巴地呈示出来。任何文学新变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花异草或猛禽怪兽,它总有渊源或影响,不是来自传统便是取自域外。“所有故事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文学家实在是时时以新想法回答亘古未变的老问题,一些反复出现的基本人物、场景、意象,从来就是把握文学史的“常”与“变”的重要线索。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在此按下不表。

中国的精灵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中国的精灵
叶文玲
我想为一位故乡人作个速写,他是一名工艺师,叫吴子熊。要问他的身世,黄莲苦胆不足形容。他幼时的境况,真比《悲惨世界》的珂赛特还要凄惨几分。他叙述童年时的那种沉静,很能教人体会出什么叫磨难。
俊才常常陷于最不堪的环境中。如果不是依仗姐姐嫁人后终得一饭,又凭借姐姐嘱托的好人帮忙进了玻璃厂当艺徒的话,真难猜测这个要饭长大的少年会有怎样的命运。
因此,他没有学历,没有大专文凭,所识所知全凭自学。因此,他对苦难和人生有了深刻的理解,他对成全他的新生活,有着纯真的挚爱和热情。
因此,他就渐渐成了不一般的人。
他是不一般。他有一双奇特的手,一双令人着迷的魔术师般的手,当然,他远远胜过了魔术师,因为,从这双手中
“变”出的东西,是那样真实、精湛、流光飞彩,令人爱不释手。这东西就是玻璃刻花。
这项工艺源自西方,一直由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在世界玻璃工艺品市场上领尽风骚。他明知这一切,但还是想赶、想争、想超。奇迹终于出现了:只有中国画才可能出现的气势磅礴的山水、形神兼备的人物和千姿百态的花卉虫鸟,都被这双奇妙的手所掌握的奇妙的“笔”——砂轮,一一展现在或是巨幅的玻璃屏风上,或是不盈一握的酒杯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工匠的技巧。
不,决不只是如此。我相信,当吴子熊的一件件杰作,带着特有的明媚姿态呈现在你的眼前时,映着璀璨的光亮,衬着晶莹的玉液,你的心头就不能不被唤起一片纯净和明亮。
他成功了,他的作品飞出了家乡,飞出了国界,飞向莱茵河畔。他在欧洲最大的游乐场——联邦德国吕布尔市的
“幻想世界”中大显身手,使千千万万的金发碧眼无比陶醉。因为,他的作品千篇而不一律,且随你所欲,立等可取,小小的酒杯能刻出晶亮的心意,无疑是西方人最喜爱的赠送亲朋的佳品,而又比许多微雕物品更方便观赏。于是,游乐场中的“中国城”成了旅游者云集之地,他们称他是“中国的精灵”……
成功者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成功,他也如此。他忘却的是鲜花和掌声,念念于兹的只是普通人的贪心妄想和那股子永不改变的韧劲,他竟巴望他们那小小的浙江海门玻璃厂能在世界上得占鳌头,在玻璃工艺品市场中永享盛名。当然,你会发现,在他的身上最有趣的还是那股子拗劲和憨态。不是吗,当他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别人为之鼓掌,他却忘了高兴,连笑一笑都没来得及……

在融汇中求发展——歌舞剧《红霞里有个我》赏析

第8版(副刊)
专栏:舞榭歌台

在融汇中求发展
——歌舞剧《红霞里有个我》赏析
史大里
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创作的现代军事题材歌舞剧《红霞里有个我》(左青、韩玉杰、惠衍萍编导),多侧面透视出八十年代革命军人的精神世界。作者显然是在炮火硝烟的战地,被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激发起了满腔热情和创作灵感,化作自己的诗情画意,从而产生出窥视生活的新角度。
作者没有从概念、定义、政治说教出发,创作上亦不循规蹈矩地追求四平八稳的保险系数,不拘一格地运用声乐、器乐、话剧、摄影、雕塑、配乐朗诵,乃至电影的创作手法,来揭示人的心理。既根据各种艺术形式的功能、特点恰当选用,又注意到各种手法的转换衔接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戏剧情节、场景气氛相适应。作品围绕一个主题来立意构思,找准各种艺术手法的边缘结合,使之产生新的组合效应。
“多彩的光环”是作品的序篇。舞台上五组人体造型的雕塑加配乐朗诵,每一组造型画面代表着军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在一段段诗与乐的交响下,形成了时代精神的融合点。序篇的结构方式提纲挈领,使整部作品条缕分明。而后边则用电影“蒙太奇”的方法,一组组去展开。在“特殊的婚礼”中,采用男女声独唱,宛如歌剧中的咏叹调,抒发了出征前的战士和未婚妻充满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在“永恒的微笑”里,战士小解在十九岁生日那天牺牲了,舞台暗转后用手臂组成了十九个烛光,穿肚兜的小战士在十九个身穿敦煌舞衣的姑娘中穿梭往来,时隐时现。让人顿悟出这是敦煌文化传统的土地抚育出的战士。传统的古典舞中渗透着时代气息。在
“背山的人”中,火红的天幕被两边的黑幕遮掩着,在中间的高台上下,军工战士弓着脊背构成一幅特殊的画面。这是一段地道的现代舞,它以高度凝炼的手法表现了坚韧不拔的力量与意志。而带着山花、军功章凯旋而归的尾声“妈妈我回来了”,则运用轻音乐、流行歌舞的形式加以处理,热烈、轻快。
纵观全作,在艺术手法的格调上既取传统的古典精神、民间的地方韵味,又取现代艺术的力度、流行歌舞的松弛。可以看出创作者在努力汲取各类艺术之长,使之虚实相生,相得益彰。虽然主题严肃,却给人亲切之感。
在当今舞蹈创作领域里,现实题材、军事题材仍是难题。这类作品从选材的可舞性、构思的艺术性、素材动作的提炼选择、舞台造型的美感情趣等方面,都很容易落入刻板、单调的旧格中,《红霞里有个我》的产生,或许将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笨鸟先飞

第8版(副刊)
专栏:

笨鸟先飞(书法) 张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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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副刊)
专栏:

让·皮埃尔·居梅,法国吉他演奏大师,曾先后在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登台表演。最近,居梅先生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在北京举行了古典吉他独奏音乐会,演奏了莫扎特和巴赫等音乐家的名曲。
晓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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