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04-04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要闻)
专栏：

邓朴方与黑龙江人大代表座谈时说
　　讲人权最大权利是劳动权利贡献权利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记者路元）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和执行理事会理事长邓朴方4月1日晚与黑龙江人大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不无感慨地说：“建国30多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当重视残疾人事业，广大残疾人对此十分感奋。”
邓朴方的轮椅就停放在会客室内，他的同事向在座的黑龙江代表团代表介绍了几年来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概况和面临的问题。他激动地讲到中国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并举例说明残疾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状况，远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座的代表都为之惊讶。用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维本的一句话来说，是“鼻子发酸，眼睛发热。”
邓朴方说：“前不久组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是个综合性的事业团体，宗旨是要为残疾人直接办实事。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残疾人事业是不现实的。又要办事，又没钱，怎么办？要走自己的路。中国应该让残疾人大面积就业，这也是开发劳动力的潜力。我对外国人讲，我们也讲人权，最大的权利是劳动的权利，贡献的权利。凭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中生活，这对残疾人的心理影响很大。外国人对此也很感兴趣。因此，应该探索多渠道、多层次吸收残疾人就业的道路，各个企业可以分散负担，减轻政府压力。如能实行残疾人大面积就业，不仅对中国有好处，在世界也是一个先例。由此可以积累宝贵的经验。
建立基层社会保障网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企业养事业是邓朴方提出的另外两个建议。他说：“穷办法、土办法很可能把这项事业搞的漂漂亮亮的，不用向政府要钱，反而能够有利于国家建设、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
时针指向9时50分，邓朴方和他的同事向代表解释，怕影响代表白天开会，只好晚上来打扰了。我们是来汇报一下，希望影响到数以亿计人口的残疾人事业能得到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孙维本说，无论从人道主义、社会安定、经济建设诸方面来看，这都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

第2版(要闻)
专栏：

　　人大代表呼吁重新认识脚下土地
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土地使用制度
本报北京4月3日讯　记者凌志军、蒋亚平报道：来自粤、苏、冀、吉的5位七届人大代表，昨天下午在国家土地局召开的座谈会上，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深感忧虑。他们认为，耕地数量和质量急剧下降的势头如不彻底遏止，将在不远的将来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近5年来全国发生各种违法侵占耕地的案件达923万宗，平均每天发生5000多宗。这是两天前河北代表魏建昆在一项名为“强化土地管理”的提案中引述的事实。37位代表立即在此提案上签名附议。与此同时，黑龙江等省市的代表也提出同类提案。这表明土地问题正在本次大会上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关注。但魏建昆和其他4位代表现在更关注那些在合法名义下被侵占的土地。
“形成一块土壤要上万年，把低产的生地变成高产的熟地又要几十年”，广东代表曾昭科（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可是它却在一夜之间就被什么部门的一纸批件圈走了。”
过去几年中，全国平均每年耕地减少1000多万亩，人口增加1000多万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尖锐。“照此下去，用不了多少年，中国的土地将难以维持中国人的温饱。”吉林代表回良玉（吉林省副省长）用一种痛惜的口吻说：“我们正在刮祖宗地，吃子孙饭呀。”
“我们总说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可是，在什么上面转变土地！”魏建昆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江苏代表吴光南（江苏农科院农业生物遗传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种‘工业偏向’，不错，搞工业可以快发财，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工业方法可以模拟植物的功能，把二氧化碳、水分和阳光合成人体必需的醣。土地的危机也就是人类生存的危机。”
河北代表夏亨熹（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呼吁：“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首先从各级政府开始，改变对土地的旧观念。”
代表们认为有4种旧观念必须转变。
——中国地大物博，占点耕地没啥的观念必须转变。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多地少。
——土地使用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必须扭转，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继续无价使用或廉价使用土地的观念必须转变。土地应有价，价格应反映土地的稀缺性。
——靠人管地的观念必须转变，今后应靠法律来管地用地。
5位代表一致呼吁，尽快地用立法的形式推动这一改革的进程。

第2版(要闻)
专栏：

　　代表们在期待着《企业法》
——人大湖北代表讨论小记
　　本报记者　王楚
他，陈启发，是带着武汉三镇3000多名厂长、经理的期望进京的。
在代表的名册里，他是唯一被注明“招聘厂长”的人。当他一字一句琢磨完《企业法》，嗓子眼里嘣出的第一句话：“要修改……”。
“这不行，企业的经营权还要经过二传、三传、四传，才能到厂长手上。”当小组会主持人“开始讨论《企业法》”的话音刚落地，憋了几天的陈启发代表，已迫不及待了。不过，他的开场白，一下子把讨论会的气氛活跃起来。
也难怪陈代表心急。作为厂长要的是拍板权，但《企业法》限定厂长“对人权、工资分配、奖惩等，只有提议权、执行权。”陈启发说。言为心声。法一立，可不是闹着玩的。陈代表的心态，对于厂长们很有代表性。
“连‘竞选’厂长的字样也不写；而规定厂长应有的权力条款，落后于武汉市搞活企业的地方规定。”原武汉市副市长何浣芬插话说。她还列举武汉市纠正主管局干预企业正常事务的例子，证明《企业法》与实际的差距。她说：“主管局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在《企业法》里，这下可以找到依据了。”
言未尽意的陈启发代表，提高嗓门打断何浣芬代表的话说：“过去，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靠的行政指挥和干预这个脐带维持。立法应有利于切断脐带，而不是凝固。”
何浣芬仍在为厂长无权打抱不平：“厂长要担起自负盈亏责任。”
“厂长承担企业亏盈责任，这符合经济规律，但不能仅仅把自负盈亏这条摔给我们厂长，责权利应同步推进。”年轻的陈启发代表，把老代表的争论又引回到自己身上。
一位代表说“《企业法》对厂长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对企业党委的监督、保障职责明确下来，这很有特色”。但从代表们的议论纷纷中，可以掂量出有个《企业法》比没有法好。
“《企业法》应在搞活人上再突破一点”。
吴华品代表的这句话，引起第2小组代表们的共鸣。
“像武钢、二汽这样大企业，任免一个中层干部，报请政府部门批；山区县的小小国营企业任命中层干部，政府部门也要管，这样下去，政企能分开吗？”宜昌地区行署专员张洪祥说。他是为企业人事任免伤过脑筋的人，他不赞成政府包揽企业大小事务。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技术顾问沈克昌话说得更干脆，“现在，不干事的议论干事的，要辞退一个人，比登天还难。《企业法》的确要在企业人事制度上有突破。”
“这才是企业改革的核心。”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周宏仁总工程师，支持这一评说。
“厂长有权辞退工人，厂长有权组阁，就是10年、20年后，也要按国际这个惯例办工厂”。吴华品认为，中央低估了人民群众对待人事制度改革心理的承受力。“现在，仍不能辞退工人，厂里班子，也是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性格不同的人硬捏在一起。”
“关键是形成一个气候，厂长和职工有互相选择的自主权。”周宏仁代表的话，缓和了大家的争论，“厂长可以劝工人辞职，提前三个月打招呼。”
整个下午，人大湖北代表团的代表们，就这样认真评说《企业法》。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对修改后的《企业法》，仍在期待着。

第2版(要闻)
专栏：

　　解决纸荒救救报纸
　　——全国人大代表胡绩伟谈报纸问题
　　本报记者　段存章
如果不是胡绩伟同志与我长谈，怎么也想不到许多人天天离不开的精神食粮——报纸和出版物的“温饱问题”严重到如此程度。
全国所有大报都发生严重纸荒
这位人民日报社前社长、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谈话开门见山：“现在，全国所有大报都发生严重纸荒。有的报纸库存纸张只够用几天。据最近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局长会议反映，中央和地方主要报社已经几次向国务院告急，国家计委已经三次动用国家储备纸救急。从1987年至今年一季度，我国新闻纸张的供需失去平衡，1987年全国报纸年用纸量约50多万吨，而新闻纸生产逐年减少，当年只生产40万吨左右。新闻纸的纸浆进口减少更多。”
新闻纸减产这么多，主要原因在哪里？胡绩伟说：
“据有关材料说：一是南方木材价格失控，南方各纸厂每生产一吨纸的成本亏损由200元上升到500元左右，纸厂新闻纸减产、转产，造成新闻纸不能按计划交货；二是由于国际市场纸价上涨，中央进口的新闻纸比计划减少，地方进口的新闻纸比计划也减少；三是由于计划外新闻纸每吨高出国家定价四五百元，差价太大，纸厂为弥补亏损，将生产出的新闻纸议价出售。”
胡绩伟还谈到：现在全国所有大报都严重亏损。一些大报过去每年都向国家上交巨额税利，可是1987年却要靠国家补贴。他分析报纸亏损的原因，归纳为三条：新闻纸大幅度涨价；报纸的发行费增加；报纸出售价格一直未变。他说：“如果对这种危机不采取切实可靠的办法，许多出版多年的报纸很难办下去。”
出版用纸短缺更为严重
这位老新闻工作者非常忧虑和不安，他还告诉记者：“1987年，中央出版用纸计划供给量与需求量存在9.5万吨的缺口，只占用纸量的43％。为确保课本等重要书刊的用纸，新闻出版署动用了全部周转库存纸和借用国家储备纸，但出版用纸紧张有增无减，目前连教材用纸都难以保证，书刊用纸从3月份起基本无纸供应。”
胡绩伟举事例说：“出版用纸也大幅度涨价”，
“加重了出版社的财政负担”。
“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如何？”我问。
胡绩伟不假思索地说：“不得了，使很多已经付印的好书出不了，很多好的书稿，出版社只好忍痛割爱。更值得忧虑的是，很多出版社为了自负盈亏，不得不纷纷抢印畅销书，其中有不少内容有害、质量低劣，对青少年危害不小。而对很多有学术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由于印数很少，亏损大，出版社只好尽量少出。现在所出版的科技书籍有80％都亏本。去年科技出版社花5万元退掉想出而出不起的70部书。
一个提案三条措施
稍静片刻。我问：“老胡，听说你想了一些解决困难的点子，具体说说行吗？”他笑笑说：
“我们总是要知难而进的，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报纸协会发出紧急呼吁，我们参加全国七届人大会议的几十位代表特别提出了一个议案，希望国务院尽快采取措施，扭转报纸、出版用纸的危机。”
这个提案的内容有三条：
一、控制新闻出版用纸价格，确保国内新闻出版用纸的正常生产。
二、加强宏观管理。根据需要，安排适量的新闻出版纸，力求供需平衡。
三、降低报刊发行费率。去年在纸价、报价没有理顺的情况下，率先对许多报纸提高了发行费率，新闻出版界意见很大，已经多次呼吁，希望由国务院负责协调解决。
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李鹏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以生产和传播精神产品为主要任务的新闻、出版和各种文化事业应当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但是一定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对文化事业很重要的指导方针。
有人认为，当前新闻出版用纸紧张，主要是报刊和书籍出得太多了。我把这个疑题请教胡绩伟，他说：“不能这么看，你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报纸刊物的种类确实相当多，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结果，是十分可喜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还相当落后。我国的报纸、期刊不是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因而想用削减报刊书籍的办法来解决纸张的困难，这条路不能走。我不是说报刊不能进行必要的调整，但这不是主要的办法。”
他继续说：“新闻纸供应短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对文化建设具体安排还不尽合理，两个首位的思想落实得不好。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拿纸生产来说，在新闻出版用纸生产连年下降的对比下，其它用纸和纸板的总生产量是提前完成了‘六五’计划的。”
“我们也理解纸厂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减少新闻出版用纸的苦衷，但是国务院、计委、轻工业部等主管单位在计划指导上、政策上、价格等方面，难道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吗？”
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设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新闻出版界的困难，胡绩伟进一步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说：“特别是现在报社和出版社的领导同志，他们主要精力被迫转移，不能不用很大的力量去为挣钱而从事繁重的社会活动，早已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报刊书籍的编辑工作，以及提高业务和培养干部的工作。一个大报的总编辑同志向我诉苦：为了解决纸张问题，他和他的同事花了很大的功夫同一个纸厂办交涉，纸厂提出要‘帮助解决’几十万美元的外汇，他们作到了，以后又提出要‘帮助解决’若干套住宅，这就把他们难住了。请想想，经济事务、人事关系和各种社会事务经常弄得总编辑大伤脑筋，怎么能够集中精力编好报，出好书呢？”
最后，他指出：“在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时，应考虑四点：第一，作为文化事业应该努力注意经济效益，尽量少要国家补贴，但作为人民的政府不能把文化事业同一般经济单位同等看待，要在经济上给以扶持，领导它们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第二，政府应该在对文化事业的经费投资、设备更新和物资供给等等方面大力支持，真正体现中央两个‘首位’的精神。第三，文化事业要组织专管筹措资金和经营管理的经理部，保证编辑部能够专心致志地改进编辑工作。第四，在政治体制改革时，城市政府应当努力把社会事务包办起来，减轻各机关和企业的额外负担。”
这位新闻工作的老前辈以他高度的责任感，在人大小组讨论会上发出“救救报纸”的呼声，这是真正行使人民给予他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特写

　　私营企业——人大热门话题
本报记者　潘岗
私营企业主与资本家有什么区别？私营企业到底能存在多久？如何促进私营企业健康发展？连日来，在人大代表住地，常会听到这样的话题。
私营企业孕育着强大的生产力
私营企业是什么样子，恐怕一句话很难说清。但是，只要你知道曾逞雄一时的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公司，知道活跃在城乡建筑工地的农民包工队，知道那些雇工几十人的粮食专业户、水产专业户、运输专业户，你就不会对私营企业感到陌生。
进入80年代，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批率先致富的农民在寻找资金出路。这种资金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孕育了强大社会生产力，私营企业的出现正是把这种潜在的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
广东省南海县一个乡，70年代末有一两户从事织布业，随着个体经营者的不断增加，扩大规模，现在这个镇年产化纤布已达1亿米。河北省阜城县盛产水果，开始只有几户投资建冷藏库，得益不少，几年间，起而效仿者甚众，现在44栋农民建的冷库吞吐着大量物资。最先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的安徽省，如今私营企业遍地开花。
安徽一位人大代表，历数了私营企业在发展生产力、为国家提供积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的好处后说：“私营企业，对农民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是不需国家投资的‘农民商品意识大学校’。”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全国现有的20多万户私营企业，有70％分布在农村，其中沿海和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又占了绝大多数。真是不谋而合。
两种制度下的私营企业
提起私营企业，不少人就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其实，两者虽同为生产资料属私人所有和存在雇佣劳动关系，但相互区别明显。湖北省一位搞经济研究的代表这样说：我们不能认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就一定要把它说成社会主义的；同样，也不能随便就给私营业主戴上资本家的帽子。
一位长期从事私营经济管理的代表认为，现时我国的私营经济，至少有三点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经济：首先，我国当前的私营经济，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是在我国经济由单一经济成分的产品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适应于客观需要，有利于实现资金、技术、劳力的结合，形成社会生产力。其次，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不能不同公有制经济相联系，不能不受公有制经济的影响和制约，它必须依附于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三，我国私营企业者从雇佣劳动力身上所赚取的利润，不是完全用于消费，而是大部分投入扩大再生产，转化为生产力。
鼓励发展要摒弃偏见
在当今中国，不劳而获，坑蒙拐骗，已为世人所不齿。正因为此，许多私营业主，最担心将他们打入“资本家”、“坑蒙拐骗”的“另册”。他们关心国家大法对他们法律地位的确认，也关心社会各界对他们形象的确认。
一位从事私营业的人大代表反映，资金紧缺是私营企业的特点，但是，许多地方的金融部门，对私营企业采取了不合作、不信任的态度。1983年、1984年竞相发放贷款之际，私营企业还能贷点资金，可是1985年全国范围整顿公司后，金融部门就对私营企业关闭了贷款大门，认为“私营企业主靠不住”、还不了债，到时候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实际情况如何呢？一位熟悉金融业务的人说，当年滥发贷款至今未收回的私营业主为数极少，再说，借款不还，不仅有个体、私营企业，国营、集体企业也有。他说，金融放贷，一定要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决不能仅限于看其“帽子”。只要加强对私营企业财产的评估工作，就可能做到收贷可靠。
比较有意思的一种现象是，在农村，那种强制性向私营企业主摊派开始减少，可另一种“摊派”却日见其涨。有个专业大户诉苦：从1985年起，他已“热情”地给周围群众“借”出了近30万元的实物和现金，“不借给他们吧，有些于心不忍。自己就是托党的好政策才富裕起来的，起码得有点报恩之情吧！可是，借钱给他们，常常是有借无还。”还有一位从事珍珠养殖的人大代表，1979年来已免费举办了30多期培训班，受培训的不下1500人。他说：“办培训班，我贴进13万元花费不说，令我难言的是，我明知珍珠是国宝，盲目生产价格要下降，上边领导却三天两头登门相求，要我带动群众都富起来，我怎能不带？现在全国范围珍珠积压了。”
这些私营企业主的苦恼，反映了目前社会上对私营经济的偏见，也反映了一些人对党富民政策的曲解。不少代表认为，对私营经济，一概否定不对，认为私营企业是“摇钱树”、“百宝箱”，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带动全体人民走上富裕道路更不现实。因为干什么事，都得遵循经济规律。行政瞎指挥，只能适得其反。
采取切实措施兴利抑弊
国家要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加强引导，这是许多代表的共同意见。因为他们清楚私营企业现存的种种弊端：
华北某县有个私营建筑队明文规定，“本建筑队无任何劳保待遇，发生大小事故概不负责！”一些地方的私营业主雇用童工，有的私营企业不建帐，建假帐，偷漏国家税收，芜湖傻子瓜子公司经理年广久，竟随意辱骂殴打职工，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四川省一位国营商店经理正告，目前国营商店生意难做，原因主要是无法与私营企业在送回扣上“竞争”，“个体户、私营企业靠行贿采购紧俏商品，靠送礼逃漏国家税收，还钻政策空子投机倒把。”她建议，“应当对个体户、私营企业立个法，也和国营企业一样严要求。”
浙江省一位现任中共市委书记的人大代表称：“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做后盾，不必怕私营经济存在、发展。但是，我们必须头脑清醒，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兴利除弊措施。”一位法律学教授建议，待宪法修正案通过后，要尽快制订私营企业法，加强法律监督，使私营企业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关于“兼职”的商榷
在最近召开的“人大”与“政协”会议上，有些代表与委员对科技人员兼职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兼职会分散教师、科研人员精力，影响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即使提倡也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云云。
上述意见我觉得有些以偏概全，不能苟同。“兼职”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呢？一、是我国科技人员分布极不合理，大部分高、中级知识分子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国务院直属部委的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中、小企业不多，乡镇企业更少；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农村少。二、人才流动困难。住房、户口、粮食关系、小孩上学等诸多不便，使技术人员流动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困难不少。三、中小企业、乡镇企业需要技术人员。而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上海市对3万多科技人员抽样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这些科技人员通过兼职去兴办新兴产业、高技术公司，去承包外向型企业与乡镇企业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业。四、科技人员通过兼职，可在生产中增长才干，改变过去那种“闭门办学”、“学院式的研究”。五、科技人员通过“兼职”可以获得一定的报酬，改善科技人员的经济地位。为什么对低文化层次的人能放宽政策，而对高文化层次的研究员、教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反而不能松松绑，让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为社会作一些贡献、并从中获得一些报酬呢？！为什么今天党和政府刚发布文件，搞活科研单位、允许科技人员兼职，有的代表就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呢？
我们希望人民代表能真正代表人民，代表知识分子。如果他们真正到群众中去，听听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呼声，听听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呼声，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的。
“兼职”刚刚开始提倡，当前的关键是应该积极引导，正确处理本职与兼职的关系，加强管理，不断总结经验，而不是“刹车”，求全责备。　杨斌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寄语之后还需有回音
七届人大、政协一次会议召开，牵动了亿万群众的心。人们关心两会，也给两会提了不少建议。如：希望部长到会听会、希望公布此次会议费用开支、改革会议发言形式以及代表要向选民们汇报等等。这些建议都曾在《人民日报》“寄语两会”专栏及《经济日报》“两会热线电话”专栏中刊登过，想必大会的组织者也会看到。然而，时至今日，一直未见大会有何反应，不禁令人在欣喜中带有几分遗憾。
这次两会在不少方面都有改进。对此，国内外已有不少好评。但如果能及时处理会议期间会外群众的意见，那就会更好。比如，对于上述群众的建议，大会组织者不妨收集、研究一下，认为可行的，随时加以调整、安排；对于有些未必妥当、不一定可行的意见，可否由大会发言人采取某种形式，及时作一些说明、解释。
国昌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医德医风更要讲
“会议开了好几天，都讲经济效益，对于医疗战线上存在的问题讲得很少。”龙潭饭店的医务组反映。现在各部门都讲经济效益，连医院也是如此，不管病人的病情如何，首先要问公费自费，钱多钱少，没有一笔住院的押金别想进医院。有些医院的领导只强调抓经济效益，不管病情需要什么药，而是以公费和自费来下药，把贵重药品卖给公费治疗的病人，出院时给病人开几百元钱的药，只要把药卖出去就是好样的。希望代表们向大会呼吁，引起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制定相应的法律。
吴万泉

第2版(要闻)
专栏：

　　“海晏河清”简释
袁晓园
《河清海晏举世腾欢》在《人民日报》1988年3月28日一版发表之后，有的读者询问成语出处和使用该成语的含义，兹简释如下：海晏河清，晏：平静；河：指黄河。大海平静，黄河水清。比喻天下太平。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道遵和尚》：“一言启口，振动乾坤，山河大地，海晏河清。”也作“河清海晏”。
“河清海晏”经常同“物阜年丰”连用，“物阜”是说百工产品堆积成山，“年丰”是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都是用来颂扬国家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致力于开放改革，人民团结，形势温暖人心。为表达我的欣慰感动之情，引用“河清海晏”这句成语，祝福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便利两岸同胞和平交往，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也借以祝福中国政治清明，同心同德，振兴中华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