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04-03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民进内蒙古区委会副主委德继民说：
转变党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
我认为转变党风不能仅仅抓几件违法乱纪的案例，而是要提高党员的素质，特别是要管住党的高级干部。目前有的高、中级干部头脑中等级观念严重，每一出场都要讲“座次”。曾发生过一位省里的处长和市里的部长在开会时为谁先谁后而争吵的事，实在庸俗。再有，有的省级机关如同衙门，门卫森严，认小汽车不认人。长此下去，党怎么能不脱离群众！
　　北京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金开诚说：
严肃法纪建立清廉政府
《报告》中提出克服官僚主义，树立良好政风，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现在不正之风越来越严重，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值得忧虑。比如一再发生的交通事故，说穿了是工作人员没有责任感。全国各个领域都不断发生因为不负责任而产生的恶性事件，给国家造成无法计算的损失。现在商品经济观点被严重曲解，用低质的服务换取高额报酬，可以说是巧取豪夺。旧社会还讲“以义为利”，现在的“义”更应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国家在严肃法纪、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只停留于号召、教育上面，这是很不够的。对违法乱纪的人要绳之以法。
　　民盟广东省委副主委杨奎章说：
端正党风关键是要接受群众监督
党风不正，确实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现在，广东省不少县长、镇长、区长住着小洋楼，出门坐“奔驰”牌豪华车。赵紫阳春节在广东时就提出党员干部要清廉，可有些党员干部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要解决党风不正问题，关键是共产党要讲民主，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金立强说：
社会风气坏党政干部首先要负责
社会风气坏，党政干部首先要负责。50年代初，干部贪污1万元就要处决。“三反”时，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大快人心。现在贪污受贿上万元的已不稀奇了。前两年整党，层层动员，党风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愈演愈烈。现在已经不是一般不正之风，而是干部有腐败现象。领导上不能满足已有成就，要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腐败风气不清扫，就不像社会主义国家了。
　　团结报总编辑王奇说：
希望国务院能组成“人才内阁”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情况是：“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我们必须迎接挑战，不放过任何有利机会，正视困难，努力将希望变为现实。期望新的一届国务院能组成“人才内阁”，率先建设廉洁政治，从严治政。希望国务院新领导“多谋善断，谋而后定，居安思危，多难兴邦”。以富国裕民、安邦定国成绩，回答人民的厚望。
　　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谢文清说：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
政协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民主监督，中共十三大报告和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舆论监督问题。作为政协新闻出版界的委员，我们处在两个监督的结合点上。
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必须实行新闻改革。现行体制设立的禁区太多、太严，使得新闻舆论单位很难发挥其监督作用。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其中就应包括新闻自由。一提起“新闻自由”这四个字，有些人就会有“条件反射”，就会同“自由化”联系起来。我看不必如此紧张。我所说的“新闻自由”，是四项基本原则以内的新闻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限的新闻自由，总要有点限制的。自然界有个大气层，“天高任鸟飞”，但鸟儿却飞不出大气层。社会生活也有个“大气层”，各国都有，美、英、日本都有，只是大、小不同，性质不同罢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大气层”，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只要遵守这四项原则，是应该允许新闻自由的，没有新闻自由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更谈不上高度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吕叔湘说：
提高民族素质要靠基础教育
《人民日报》最近发表了农村小学不是“安置站”的文章，反映了湖北省公安县某镇22所村办小学中，有11所接受了近几年换下来的15名村干部，其中9名任校长。这15名村干部的文化程度分别是高中1人、初中5人、小学9人。基础教育如此不受重视，令人深思。人的素质的提高，民族素质的提高，都要靠基础教育。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就已普及小学教育了。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已颁布几年了，贯彻得怎样？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下去看看，不要总是停留在公文上面。基础教育是治国之本，应当十分重视。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说：
认真检查《义务教育法》执行情况
《义务教育法》公布几年了，落实多少？由谁来执行？政府检查了没有？在基础教育中，小学拿什么来创收？他们一不能咨询，二没有设备，只有校舍一座，孩子一群，提高教师待遇，搞“自我改善”，也只能在孩子交的杂费中打主意。把生活在底层的民办教师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这是关系到《义务教育法》能否实施的大问题。国家制订了《义务教育法》，就要贯彻执行，切实检查。
全国的文盲有多少？从主管部门了解的数字叫人吃惊。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劳动者的素质这样低，怎么能适应？扫盲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更显得重要、急迫。只有全民族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国家才有希望。
　　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教授林增平说：
立国之本教育为先
我以为国家办教育事业有失策之处，只偏重于高等院校培养人才，没注意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现在出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企业的经济效益不高，都是与职工的素质不高有关。立国之本，教育为先。可是，对义务教育的普及不重视，只注重办好大学。青年人考上大学包吃、包教、包分配，“入了大学门，就成国家人”，所以形成片面追求升学率。自古华山一条道，都想考上大学，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一定要很好落实《义务教育法》，普及基础教育。
　　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说：
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关键是经费
两年前大学培养一个学生所需经费大体平衡，去年培养一个学生就要补贴600元。教育经费压得这么低，增加的希望又看不到，不痛下决心，解决不了问题。我建议由人大和政协组成一个专门调查组，认真调查一下，看看到底该不该增加。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也亟需改革，现在仍然沿袭旧的办法，根本无法建立培养专门人才的机制。我建议，国家对高等学校只需管经费和学生所要达到的水平，别的就不要管了。把教师的编制、级别、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决定权统统下放到学校。不要搞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我们国家现在高等院校这么多，各个院校之间的差异很大，教授的标准怎么能就是一个？关于高等学校搞创收的问题，我并不完全否定，但要明确一个前提，就是目前学校还很穷，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待遇很低，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国家增加教育经费。
　　厦门大学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国桢说：
学校开展自我服务只能治标
教育事业如何适应商品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现在提出的学校开展有偿服务、自我改善的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弊端不少。教育经费不足，固然有国家投资不够的因素，还要看到社会各行各业竞相涨价、间接侵吞教育经费的因素。不搞综合治理，要学校自我改善，等于把困难转嫁给学校、师生甚至家长，这是不公平的。学校开展有偿服务，把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是件好事，但实行起来，问题不少。国家对学校开展有偿服务，应当制定具体政策，尽量避免它的副作用。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黄清渠说：
侨务政策要落到实处
《政府工作报告》重申重视和保护海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话说出来了，就要兑现，要落到实处。现在，华侨的一个最大意见就是侨房问题没有解决好。广东经过几年的努力，侨房政策在农村基本落实了，但在城镇还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只退还产权，不给人家使用权。有的地方通知华侨，如果回来住就退，不回来住就不退。这些做法有伤侨心。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郑守仪说：
做好归侨侨眷的工作
华侨回国后，在各种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特别是50年代前后回来的华侨，许多人已是各行各业的骨干，有的将要离退休。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工资待遇、职称、住房等切身利益问题，往往由于名额、指标所限，或由于不正之风，得不到合理解决。1956年和我一起回来的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归侨，现在58岁了，还是个助研，他说没脸见海外亲人。我反映给党委，回答说，现在党政分开了，工资、职称、住房问题党委不管。我感到很失望。党和政府应该关心这些归侨的生活。
　　民盟湖北省委副主委和穆熙说：
大刀阔斧改革出版体制
出书难，买书难，嚷了这么多年，至今不但未有缓解，且愈演愈烈，尤其一些较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及文学作品，更难出版。改变这一状况的最好办法，是改革出版体制。
一、完全引进市场机制，提倡竞争意识，准备接受可能出现的兼并或倒闭的局面。
二、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定价改为成本加税收加国家规定之利润上限。如此，较高层次之学术著作，阳春白雪之作品就有了出路。
三、调整税收政策。对出版物的税收，总的原则应是低水平的，以示扶植，但对通俗读物则课之以高税，使其绝对无利可图。
四、加强宏观管理，进一步搞活微观。放弃审批选题，加强出书后之检查，充分发挥出版社之自主权。但与此同时，应尽快制定出版法或试行条例。
五、废除稿费制，实施版税制。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王孝涛说：
以法管药加强监督
近年来发生的大量假劣药品案件，危害人民健康，造成国家经济损失。虽有《医药管理法》，但多年来，屡禁不绝。因为：一、药品检验力量弱，如县有检验单位的只800个，在全国不到1／3。而且处理权又属工商局，懂的不管，管的不懂。要健全药品监督管理队伍，严格控制核发生产经营许可证。二、执法不严，打击不力。必须从重处罚制卖假劣药品的人，包括企业的领导、管理人员。建议修改刑法第164条，将“危害健康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将“造成严重后果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处7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3版(要闻)
专栏：

　　来硬的干实的
　　——人大代表姚敏学谈清除腐败现象
　　本报记者　高海浩　李杰
本届人大会议上出现种种议论“热点”，清除腐败现象也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记者旁听了一些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每每论及此事，众人共鸣，斥之、怒之、忧之叹之……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面对腐败现象的侵袭，应该怎么办？
“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讲得多，做得少，要动真的，来硬的，干实的。”人大代表、河南省委副书记姚敏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说：“端正党风，清除腐败，原则规定已有不少，关键是要落实，首先在党员领导层里落实。”
（交谈刚开始，省长程维高有事进门，闻及话题，欣然加入交谈。听来，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早有消息说，半月前，他们痛斥少数党员领导风气不正，在当地引起不小震动）
“解决党风问题，首先要研究具体的人，不能只对事不对人。也就是说，要是非分明，奖罚分明。”姚敏学继续说：“如果上面搞任人唯亲，下面就敢搞宗派山头；如果上面搞以权谋私，下面就敢搞贪污受贿；有问题的不处罚，真干事的就会受气。”
（记者的第一印象是：这位主管党务的省委领导谈及党风问题，没有“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存在”之类的老话，使人感到一种紧迫感、危机感）
姚敏学剖析了改革10年来的党风现状。他说：“改革初期，党风问题主要表现在有些党员领导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上，搞浮夸和长官意志。随着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重新确立，这些已有明显改观。现在的问题是，以权谋私，追逐经济利益，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这种党员领导为数极少，但影响坏，危害大。”
（这位省委副书记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研究历史，尤其对中共党史颇有见地。他在谈话时，不时引证史料，以史为镜，给人留下一种历史的纵深感）
“现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老百姓满腹怨言，情绪对立，干群关系紧张，易燃点颇多。老百姓是怎么看待党风的？他们说：‘三次高兴，两次扫兴’。一次是《准则》公布，先是高兴，后又扫兴。二次是前些年整党，不少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三次是现在，党中央提醒全党坚持廉洁，清除腐败。老百姓是既高兴又怀疑。他们的议论虽有偏颇，但也反映了一种民意。就看我们敢不敢动真的，来硬的，干实的。”
（姚敏学在谈话时不时引用群众的议论、群众的语言，对民意颇为了解。据说，他一直不愿迁入分配给他的新居，至今仍住在大杂院里，有事找他反映，随进随出。姚敏学说，他喜欢住大杂院，可以经常与老百姓打交道，日后免职为民，不必再搬家）
姚敏学最后提出端正党风、清除腐败的“四靠”对策：靠深化改革，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靠民主建设，严格限制少数党员领导滥用权力；靠舆论和群众监督，及时暴露腐败现象；靠法制，随时清除腐败分子，不再刮风、搞运动。姚敏学说：“只要我们敢动真的，来硬的，采取这些措施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兴奋·深思·行动
　　——听人大代表顾秀莲谈心得
本报记者　丁宏新　新华日报记者　吴友松
记者日前在江苏省代表团见到省长顾秀莲，问了一句：“这两天您的感受如何？”
“我是做地方政府工作的。这两天我一边听代表发言，一边在想今后如何贯彻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做好地方政府工作的问题。受大会启发，我认为应该进一步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加强决策民主化。”
“这次两会开得热烈，激动人心。无论是在与会代表中，还是会外的群众，都激起了一种巨大的积极性。这对于政府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和深远影响。由此我联想到省政府决策民主化问题。今后，省政府凡作出重大决策，务必事先多方听取意见，提高‘透明度’，特别是要依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力量。多听取他们意见，定能提高省府决策的准确性，也会获得更多的支持。紫阳同志说：经济要繁荣、政府一定要廉洁。依我看，地方政府的干部要保持廉洁作风，必须有两条：一是自身思想建设，二是建立必要的监督制度。现在江苏的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但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因此，由人大依法对地方政府的干部实行必要的监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省政府在这方面要带个头，会后要作出具体的部署。”
谈到会后的工作，顾省长说：“这几天，听到许多兄弟省的省长发表了雄心勃勃的言论，十分佩服，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正在落实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省政府已决定从改革外贸体制、利用外资等几方面入手。
“目前，经中央批准江苏沿海和沿（长）江地区全部对外开放。这样，江苏省11市64县中有9市40县成为开放地区。江苏高等院校和科研所较多，在人才和科技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我们在研究全省经济发展战略时，提出了‘科技立省’的口号，就是说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江苏经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准备在浦口区创建一个高技术开发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已经进去，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们希望全国的大专院校也来这里，也欢迎国外的科研机构来浦口设点。我们要加快开发高技术产品，使江苏成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重点基地之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中央各部门的支持，也需要各兄弟省市的帮助和协作。”
说到这里，顾秀莲压低了声音，仿佛要透露一个重大秘密：“这几天，我们利用会议空隙时间广泛开展活动，加强横向联合，很有成效。举一个例子，南通有位专攻兽药的工程师刘建，正在和有关部门协商生产和出口兽药的事宜，最新的消息说已接近成功……”

第3版(要闻)
专栏：

　　第一号议案
　　本报记者　龚金星
3月26日，七届一次人代会的第一号议案出台了。这是张仲礼等30名代表提出的，内容为制定《保护老年人法》。记者于4月1日在上海代表团驻地访问了张仲礼。
敲开门，一位60开外的老者将我堵在门口。他就是我要找的张仲礼。
他很得意于自己拟定的议案被定为第一号。不等记者发问，他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老年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尊老敬老每况愈下，虐待老人的事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农村。城市人口的老龄化已成为趋势，上海的老龄人口现已超过8％的国际标准比例。面对这个趋势，决策者们似乎无动于衷。所以，我动手拟定了这份提案。”
他接着说：“不过提个议案也不容易。来北京之前，我在上海作了大量的调查，并研究了不少国家的有关规定。21日到北京。24日我就拿到了议案表，晚上把在上海拟写的内容誊上。25日上午挨门挨房敲门，请人签名，总共需要30个人，这一上午我请到了27人，自然免不了让他们看看内容，跟他们解释说明，又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下午参加人大开幕式后，又找了7位代表一同提案。晚上，议案就上交了。听说，我的提案上交后，过了两天才有提案陆续送到。”
议案循物质到精神的顺序而立，具体而细微。张仲礼说：“退休职工是目前受物价冲击最严重的阶层。他们的退休费是不同物价挂钩的。”精神生活方面首先是娱乐活动设施，按张仲礼在议案中的设想，除了一定的老年活动中心外，还应开办老年大学和老年学校，老年人应享有受终身教育的权利。他说：“不少国家还在服务行业给老年人以优待，如理发、乘车等都享受半价的待遇。我们国家是否也可作些这样的考虑？”
谈到贡献余热的事。他对那些扣发受聘退休职工退休金的行为，大加谴责，认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可恶的“红眼病”。他说：“的确，退休职工中有相当一批人经验丰富、技艺熟练，这是国家的财富啊，应坚决保障老年人参加力所能及工作的权利。”
他拿着那份300来字的议案，反复看看，深深地叹息：“我们是文明古国，尊老敬老本是美好传统。现在的情况要引起高度注意，否则，这一美好传统就会彻底丢掉。”

第3版(要闻)
专栏：

　　把目光投向政策环境
　　——政协委员林毅夫的思考与建议
　　本报记者　凌志军
当他开门的时候，我疑惑起来。他显得过于年轻了。从那外表上绝对看不出他的一连串头衔：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世界银行顾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他叫林毅夫，35岁，台湾籍，现在是七届政协委员。他一开口便问：“我参加这样的会是不是太年轻了？”我回答：“年龄与议政水平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是的！他的关于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与众不同的理解，正受到那些比他年长一辈的人的注意。
记者：最近人们对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新战略有很多议论。这也是现在正在召开的这两个大会的热点。看得出来，人们都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感受着内外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从内部看，中国经济不打到世界上去，决无搞成现代化的可能。从外部看，世界市场的新动向正给我们一次机会，这机会好像是稍纵即逝的。
林毅夫：中国必须走向世界，这毫无疑问。但现在很多人在“赶最后一班车”，好像这次赶不上，以后就没有了。在这种心情中，沿海赶，内地赶，东西南北都在赶。一时搞不上去，就拔苗助长，下任务，定指标。我不赞成这种倾向。
记者：你不同意一哄而起是有道理的，但你显然也不同意机会“稍纵即逝”的说法。难道我们还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吗？
林毅夫：对！机会是连绵不断的。从眼前看，国际市场上确有一些新动向。日币、台币、港币等升值，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成本提高，对我们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有利。但从总体上说，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永远会有。纺织品上个世纪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现在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集成电路十多年前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现在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一种不断的转变。所以，国际市场上没有“最后一班车”的概念。我们的对外开放，应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措施。现在必须呼吁，把对外开放当成一个短期应急措施，只抓眼前的出口额，是非常有害的。我担心这会酿成又一个短命的“大跃进”。
记者：你是说制定新战略要着眼于长期，一直持续到我国劳动力相对少了、资本大大地多了、有必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时候。这真是太长了。不过，眼下实现新战略的着眼点应在何处？现在大多数人都把注意力放在劳动力资源上，说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优势。
林毅夫：优势早就存在，为什么从前没有成为优势，而成了劣势。关键是没有一个好的政策环境。现在一下子改变整个国家的政策环境还比较困难，我们可以形成区域性的“小气候”。现在搞特区，搞出口加工区，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应是建立好的政策环境，而不是现行的一些优惠条件。
记者：看来你的注意力在建立政策环境上。
林毅夫：对！

第3版(要闻)
专栏：

人大代表莫文祥和人大代表、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左）利用休息时间一起议论新议案。
新华社记者　马俊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