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01-21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进一步解放思想，办好今年的四件大事
岳平
1984年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按照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努力奋斗而取得重要成就的一年。现在，我国的经济日趋活跃，日益繁荣，政治上安定团结，政通人和。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兴旺发达。
党中央提出，在1985年主要抓好四件大事，这就是：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定“七五”计划纲要，继续搞好整党，进一步调整各级领导班子。
对于这些重要任务，党中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方针、原则和要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生气勃勃，脚踏实地，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里，首先就是要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
解放思想，就是要跳出束缚人们思想的老框框去研究问题，解决矛盾，使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断发展的形势，使领导者的观点、计划、办法符合实际。当前，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哪些束缚和限制人们思想的东西呢？
第一，要进一步从“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肃清“左”的影响，已经进行了六年。从党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上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过去“左”的错误延续很久，其影响既深且广。当前，在人们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左”的东西还不少。现在，把过去那些“左”的观点和口号原封不动地照搬的现象虽然不多了，但是，过去那一套“左”的东西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的影响，包括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办事习惯的影响仍然很深。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党内形成了习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左”倾口号虽然已经被我们废止了，但对其影响千万不能低估。比如，在进行思想工作时，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采取疏导的方法，习惯于用“思想斗争”的方法，这就反映了过去搞“大批判开路”那种“左”的做法的影响。又如，关于什么叫“先进”、“模范”的问题。在现阶段，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个人是不是先进工作者，能不能当劳动模范，主要看他是否能积极投身改革，在生产和工作中作出成绩，从而对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离开这个主要之点，抽象地去观察人们对党的路线的态度，去议论人们的思想觉悟，对人们作出评价。这种思想方法反映了过去搞“突出政治”的“左”倾影响。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一些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开放沿海城市的决策，总是怀疑方向有问题，这些都是“左”的影响的表现。我们一定要深入一层去看“左”的影响，坚持不懈地加以肃清。这仍然是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要从小农经济、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模式。我们的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存在种种弊端。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农经济和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政治方面，“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92页）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都多少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在经济方面，统得过多过死的体制，不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搞“小而全”、“大而全”的一套，满足于自给半自给生产，搞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以及其他种种保守狭隘的观念，这些都反映了小农经济、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思想只有从这些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才能自觉地投身于改革，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第三，要从老套套、老框框中解放出来。
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是可贵的。但是，现在已经是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那些成功的经验、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有许多已不能适应今天的新情况、新形势了。其中有的要补充，有的需要部分修正，有的已不适用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也积累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妥当的经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列举了不少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在实际生活中，这些东西是相当多的。比如，有些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开口就是多少亩土地，平均产量多少，还是过去那种“农业书记”、“粮食书记”的一套，不能从社会主义大农业、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角度思考问题。又如，有些人搞惯了平均主义的一套，对给予那些在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以重奖，他们就难以理解。许多事实说明，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还需要来一个大的解放。
第四，要从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历史上，我国闭关自守，吃了很大的亏。建国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闭关自守。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我们一些同志对世界上的新情况，尤其是对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反应迟钝，缺乏学习、跟踪的热情。以致在这些方面，或者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
信息不灵，闭目塞听，愚昧无知，这对我们的思想限制很大。比如，有的单位生产搞不上去，经济效益很差，其主要原因就是不懂得信息的重要性，不懂得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而不知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且，自己处于这种落后状态还不自觉。这种状态不改变，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解放。
此外，还有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的不正之风敢不敢批评，对违法乱纪者敢不敢处理；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是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解决，还是胆小怕事，找到红头文件或上级批示才敢处理。这类事情，都有一个思想解放不解放的问题。
进一步解放思想，也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在改革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语言也要不断丰富发展。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有不少反映新情况的新用语。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习惯于讲老话，有些话虽然不能说不对，但都是陈言套语。这种陈旧贫乏的语言文字，是思想停滞的表现，它反过来又会窒息人们的思想。新鲜活泼的语言，一些新的概念、新的提法，使人有清醒舒畅的感觉，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
总之，限制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打破它，使自己的思想不断解放。
胡耀邦同志指出，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两条：一条是思想不停滞，另一条是办事靠大家。这是十分中肯的。在改革年代，各方面破旧立新，新问题，新事物很多，因此，要不断解放思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另一方面，凡是重大事情，都不能个人说了算，也不是少数人说了算，什么事都要靠群策群力，调动各种人的积极性。这也是使思想不停滞的重要条件。
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今年的四件大事办好。

第5版()
专栏：

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
邓伟志
最近我在与学术界朋友接触的过程中，在向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讨教的过程中，不知怎么常把话题扯到学说、学派问题上。大家认为，多年来，我国不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被称为学说、学派的太少。有几个用中国人姓氏命名的定理？有的也是国外先喊出来，我们才跟着讲的。
难道我们的学说、学派真的就那么少吗？当然不是。在天文学中，我们有自己的太阳系演化“学说”；在地学中，仅对大地构造的看法，中国至少有五个“学派”（此处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尚未公认）；在哲学、经济学、史学中，客观存在着的学说、学派则更多。学者们所受教育不同，从事科学研究的环境不同、角度不同，各人抓住研究对象的侧面不同，采用的研究手段、方法不同，学者们个人的素质、品格不同，如此等等，都会带来不同学说、学派的产生。科学是运动的、发展的。科学在运动中，自然会出现参差不齐的学说、学派。各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交叉日益加剧。在各学科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也自然会有不同学说、学派产生。从小学科向大学科发展，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大学科需要大集体攻克。这也是学派层出不穷的原因。现在有些发达国家学派林立，不是偶然的。中国无学派，不是中国学者无创见，而是未被戴桂冠。
对学说、学派采取不承认主义，理由无非是这么几条：
一曰“前人说过”。前人说过一句，与今人写出的一叠，不只有量的差异，更有质的区别。难道能因为《吕氏春秋》中讲过“日月之行”就认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马后炮吗？谁都不否认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但是有朦胧进化意识的，又岂止早于达尔文几百年！萌芽与开花毕竟不同。不能抓住死人的片言只语，就把活人的创见说成古已有之。
二曰“还不成熟”。成熟、不成熟是相对而言的。牛顿的学说算成熟了吧！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比一比呢？不用说不成熟的学说，就是有错误的学说，只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只要能一以贯之，能在一定范围内自圆其说，就可以称学说。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荒谬之处少吗？可是我们还不是照样称其为学说！现在有些人热心于把外国的一些零乱学说加以介绍，哪怕它有严重缺陷也能宽容，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可是为什么对自己同胞兄弟提出的新学科、新学说，却要苛求呢？
三曰“门户之见”。不听正确意见的门户之见固然要反对，可是，专家之所以是专家，就是因为他是一门学科的里手。他专一门，就得容许他从那一门里跑出来发言。局限性人皆有之。各门讲各门的，各户讲各户的，把千“门”万户综合起来，不就全面了吗？只有无分析综合能力的人才怕人家讲门户之见。
不愿或不敢扶植新学说、新学派，是在理论上搞庸俗的平均主义。这，似乎也应当属于改革之列。对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来讲，关心学说的命运甚于关心房子、票子。学说是知识的精华。有学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再一次强调了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真正尊重知识，就应该首先尊重学说，要真正尊重人才，就应该首先尊重各个学派中的人才。
为了振兴学说、学派，我建议：一、切实贯彻“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这一条，不要到处搬用“实际上是两家”的旧说法，不要动不动把一种新观点视为异端。鸦雀无声不好。二、新闻出版界要勇于为新学说、新学派鸣锣开道。报刊从来都是培养新学派的催生婆。学术报刊要敢于拔学说之尖，兴学派之利。三、要在全社会兴起一个尊学说、重学派的科学伦理、科学心理的社会风气。学者不以毛遂自荐而脸红，同道也不要因人家自荐而眼红。只要不是搞伪科学，只要不是妄自尊大，我们就应当予以提携。发现新学说有弱点，就郑重地指出来，使之日臻完善。（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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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丘逢甲
戚其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社会进步，无数志士仁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之奋斗了一生。著名的台湾籍爱国志士丘逢甲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身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屡遭挫折和打击，但爱国之志从不稍衰，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强盛而战斗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适逢丘逢甲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因撰此文，以示缅怀和崇敬。
丘逢甲祖籍广东省镇平县（今蕉岭县），1864年11月26日生于台湾省苗栗县。他的少年时代，正值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台湾首当其冲。丘逢甲出生的第二年，美国舰队即曾侵入台湾，一度从琅峤（今恒春县）登陆。 1874年，日本侵略军再次在琅峤登岸，占据半年之久。1884年，法国侵略军又曾两度侵占基隆，并于次年攻陷了澎湖。列强对台湾的肆意侵扰和蹂躏，使丘逢甲从小即怀救国大志。1889年，丘逢甲考中进士，任工部主事。但他无心在京城做官，告假返里，主讲于台中、台南各书院。他非常留心时事，经常阅读西方著作的译本，著有《中国学西法得失利弊论》。在教学中，他破除旧习，讲授中外历史，劝学生阅读报章，兼习中西时事，以启迪他们的救国志向。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深感忧虑，认为台湾孤悬海上，地扼要冲，物产丰富，而日本久已垂涎此岛，有攫夺野心。于是，他首倡组织义军，加强备战，并亲自在台中一带发动各乡群众，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便招募了三十七营义军。著名的义军将领吴汤兴、徐骧、姜绍祖、丘国霖等，都是在此时投笔从戎的。次年3月，丘逢甲被正式任命统领台湾各路义军。他自带十营义军布防南岭、后垄一带，以保卫台北后路。到防地后，他查勘地形，布置防务，并深入义军各营，鼓舞士气。他以郑成功的光辉榜样自励。
《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丘逢甲愤慨上书抗议，说：“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并怒斥朝廷“安心弃我台民”。当时，清政府决意屈服，他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认为只有依靠台民自主保台了。他四处奔走呼号，痛哭流涕说：“台湾者，吾台人之所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他的爱国激情在全台范围内迅速掀起了自主保台运动的高潮。丘逢甲便以台民的名义致电总理衙门及大陆沿海各督抚，称：“台湾为朝廷弃民，百姓无依，惟有死守！”这是一篇台湾人民自主保台的宣言书。
由于台湾巡抚唐景崧调度无方，指挥不力，致使日军得以从基隆以东的底澳顺利登陆。日军随即西侵，连占三貂岭、瑞芳、基隆等军事要地。丘逢甲知唐景崧无死守之心，台北旦夕不保，便急回南嵌防地，严饬义军各营备防御敌。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军进逼台北时，唐景崧微服乘轮内渡，日军一枪未放便进入省城。而驻守台北后路的清军总兵余得胜，竟率所部五营向敌人投降。这样一来，丘逢甲孤军作战，处境极为不利。但他仍然率义军沿途伏击日军，转战月余，杀敌颇众。不想又发生义军营务处帮办吕赓虞叛变投敌事件。丘逢甲作战失利，全军丧尽，仅以身遁。这时，他怀着满腔的悲愤，挥笔写下了《离台诗》六首，其一曰：“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范蠡自号鸱夷子皮），回首河山意黯然。”痛斥李鸿章的卖国罪行，也慨叹自己孤立无援而失败。随后，他辗转回到广东镇平县祖籍定居。
丘逢甲内渡后，无时无刻不怀念自己出生的“桑梓之地”台湾。他为儿子丘琮取字“念台”，将居宅命名为“念台精舍”，并自署为“台湾遗民”。他告诫家人说：“台湾同胞四百万尚奴于倭，吾家兄弟子孙当永念仇耻，勿忘恢复！”丘逢甲时时追慕祖逖、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前辈英杰，收复台湾的信念和雄心始终不变。他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胞，“重完破碎河山影，与结光明世界缘”，“山河终一统，留影大瀛东”。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广泛开展，更使丘逢甲坚信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全输非定局……卷土定重来。”直到他病重弥留之际，还遗言家人，葬须南向，说：“吾不忘台湾也！”对于他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柳亚子先生曾用两句诗来概括：“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
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鲸吞蚕食的威胁更加严重了。为了救亡图存，维新运动开始兴起。丘逢甲想到“神州莽莽将陆沉”的可怕前景就忧心如焚，认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才能使中国“睡狮一吼狞而醒”，“会须富国兼强国”。他主张，要使国家兴旺发达，必须“开民智”，以培养人才为百年大计，因此将自己的住室命名为“培远堂”。他说：“中国危机日迫，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欲开民智张民权，非主张精神教育不为功。”所以，他决定从事教育事业。1897年，丘逢甲受潮州知府李士彬之聘，任潮州韩山书院院长。他认为八股取士断不能“解国忧”，开始以新思想教育学生，兼授自然科学。这样一来，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被目为异端邪说，他被迫于岁末辞去职务。
1898年，听到戊戌维新变法失败的消息，丘逢甲不禁痛哭失声，慨叹政局之如此反复。他同情主持变法的光绪，憎恨顽固专横的慈禧。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仍然坚信：中国实行政治革新而立于世界之林的一天终究会到来的，到那时，“四海喜闻新政日”，“从此全球作香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丘逢甲还一直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保持联系，并继续宣传维新。他认为，日本推行维新改革卓有成效。1899年，他便与三弟树甲在潮州创办东文学堂，聘请日人熊泽纯之助为教授，以使学者得以窥识维新学术。其后，他以“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又多方奔走筹划，于1901年在汕头创办了岭东同文学堂。他大声疾呼：“灭亡惨祸，普海皆同……忧时之志士，庶几有接踵而起者耶！”由此不难看出，丘逢甲办学是以救国强国为根本目的的。在教学方针上，他要求“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他经常勉励学生说：“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耳，并不望汝辈只作博士也”。后来，岭东同文学堂的学生有不少人参加了辛亥革命。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影响下，丘逢甲日益同情革命，对康有为等人的保皇主张已产生了严重怀疑，指出：“至保皇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无能为矣！”他看到革命潮流“横纵海外灌海内，已似洪流不可绝”。他鼓动学生参加革命，并以“今日推翻古人局，要看时势造英雄”的诗句勉励之。他掩护过不少同盟会成员，保全甚多。1909年，广东咨议局成立时，丘逢甲被选为副议长。他把重要的革命党人朱执信、邹鲁等安插在秘书处，为配合同盟会的活动做了许多工作。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许多省份纷纷宣告独立。而两广总督张鸣岐徘徊观望，广东咨议局议长则托病回避。此时，丘逢甲毅然在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于11月9日宣布广东脱离清廷，拥护共和。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教育部长。不久，又以广东省代表前往南京参加筹组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他当选为参议员。当他随孙中山谒明孝陵时，曾命笔作诗曰：“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重兴。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但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丘逢甲不幸于1912年2月25日在镇平家中溘然与世长辞，时年仅四十九岁。
丘逢甲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不知疲倦地寻找救国的道路，始终跟随时代前进。今天，他重兴中华民族的愿望已经变为现实，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理想尚有待于实现。海峡两岸的同胞都非常缅怀这位革命先辈，无限崇敬他的爱国精神；但只有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完成他未竟的统一祖国大业，才是对他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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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辽宁省社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不久前召开。代表们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围绕着社会科学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如何为四化建设服务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代表们认为，十二大提出的在本世纪末翻两番、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的任务，是全党和全国的大局，任何部门的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大局。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要始终围绕着这个大局，排除一切干扰，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
代表们认为，社会科学为四化建设服务，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掌握理论，就要认真读书，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拘泥于个别字句和某些具体的论断，而是要紧紧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面向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不认真读书，热衷于赶时髦，随着风向转的态度，不是严肃科学的态度。同时，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缺乏开拓精神，也不是尊重马克思主义，而是在窒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在认真读书的同时，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投身到四化建设中去，特别要投身到改革实践中去，研究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当学生，向实践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方面又当先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搞好四化建设、搞好改革献计献策。
代表们一致认为，不能低估“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在理论工作中的影响。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受害很深，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应该彻底肃清这种影响，在思想观念上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长期以来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不同观点之争，无限上纲为“路线斗争”、“反倾向斗争”，戴上各种政治帽子加以批判。历史证明这套搞法历来不成功，效果不好，后遗症很大。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尤其有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有碍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应该彻底摒弃。要自觉地坚持党的“双百”方针，认真贯彻执行，维护政治上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四化建设大局，凡是有碍于此的，就要进行有力的抵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发扬的传统精神，孙冶方、张志新等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后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能用疏导、教育的方法。对于学术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要坚持以理服人，达到既解决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种在我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传统，应该认真发扬和继承。
很多代表迫切地感到，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协作，特别是加强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协作，是发展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途径。
（吴世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