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01-14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要为开放和改革唱赞歌
陈残云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实现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号召，我们的眼界要放得更宽些，步子要迈得更快些。
要为开放和改革唱赞歌
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改革是一场革命。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吃了大亏。我们要增进与世界各国的了解和交流，就要实行开放政策。这与过去帝国主义打破我们的门户是两回事，根本不能等同起来。
对外开放和引进，应该“以我为主”。哪些应该开放、引进，哪些不应该开放、引进，都要从我们的需要出发来考虑，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开放、引进。有些有害的东西，我们就不开放，更不能引进。
我拥护开放和改革。胡耀邦同志说：改革往往是从生活方式开始的。确实是这样。现在有些老一辈的人，对随着开放和改革而出现的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看不惯。就我们广东文艺界来说，开始，有的人对开放和改革有些想不通。文学院有个别同志好长时间写不出作品，曾打算转行。他们写不出作品的原因，主要是对新的政策不理解，不敢写，如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投标、跑单帮做买卖等等，过去都批判过的，现在写出来，将来会不会挨批评？后来，一些领导同志和他们开会、谈心，谈清楚这些问题，并让他们多到经济特区去看看。结果，大家的疑虑打消了，思想一解放，就有作品拿出来了。我觉得，有些人对当前开放和改革的政策还有疑虑，这并不奇怪，从怀疑到想通，是有一个过程的。
开放和改革，也是当前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文学工作者应该高瞻远瞩，为开放和改革唱赞歌。深圳文联成立时，我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文艺工作者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满腔热情地赞扬深圳特区的建设，讴歌特区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生活。对一些消极现象，不必忙于揭露和批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特区是个新事物，到底该怎么搞，大家还在摸索。既然是在摸索中前进，就会有些不健全的东西，这些都是难以避免的。文学作品不去歌颂特区建设的主流，而只去揭露这些属于支流的东西，就会使人们对建设特区产生误解，甚至怀疑。
前年，我在《羊城晚报》发表过一篇散文《荔红时节访荔乡》，写的是东莞县一个知青办家庭农场的事迹。去年，他的农场发展了，他要请一位秘书替他复信和当参谋，每月发给二三百元工资，气派很大。一位记者问他：“你怕不怕政策变？”他说：“不怕，假如政策变了，国家没收了我的农场，我就算给国家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位农村创业者，就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好题材。我主张，作为文学工作者，应该满腔热情地赞扬、歌颂开放和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而对于开放和改革中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也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应轻易否定。
发挥“南大门”的题材优势
我说的南大门不单是深圳，也包括整个岭南地区，甚至更广一些。这里生活景象千姿百态，社会面貌丰富多彩，文学创作的题材很宽广，这是我们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为了发挥我们题材的优势，我觉得，作家的眼光应该看得远一点，看得广一点。而要做到这点，作家就必须认真学习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文件的精神吃深吃透。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才能站得高，望得远，看得广。深入生活的方式也应该来个更新，不一定长期蹲在一个地方，因为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变化，有很多新的东西。如果不是广泛地接触生活，了解生活，老蹲在一个地方，眼光不开阔，我们就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我们文学院有位同志，在南方大厦挂职生活，当上了部门的副经理以后，掌握了很多生意的行情，懂得了不少做生意的知识。现在，他正在写一个反映商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果对做生意的知识一窍不通，怎么能够去写这方面的题材呢？
加强与海外文学的交流
去年6月，我们在珠海，与澳门的作家有一次晤谈。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多种形式跟港澳的一些作家进行文学的探讨和交流。澳门的作家很赞成。香港方面打算邀请我们部分作家赴港参观访问，我们也希望港澳作家多到内地来观光，关心祖国的四化建设。香港的地位很重要，应该重视香港的文学地位，重视它的文学信息，重视它的作品对群众的影响。
港澳文学、台湾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思想体系不同，他们的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台湾、港澳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的进步文学都是继承“五四”传统发展起来的。它的成就和发展，应受到我们的尊重、关注和爱护。
有些同志对香港的作家和文化人缺乏了解和尊重。他们生存在浮华、复杂、紧张的大都会里，生活不容易，写文章处境更难堪，但他们坚持写作，写了许多作品，在艰苦奋斗，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我们应和港澳作家多交朋友，尊重他们的劳动，尽可能发表他们的作品。香港严肃的文艺阵地并不多，应由香港的作家去耕耘，去培养当地的作者，反映当地的生活，使作家和读者的感情息息相通。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成立自己的文学团体，彼此联络感情，交流创作经验，共同促进文学事业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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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生活的启示和呼唤
焦祖尧
参加这次作家代表大会，我们的心情特别激动：党和人民如此信任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呢？
不久以前，我在山西雁北农村听人说起一件事：1980年，那里刚刚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时候，有个农民让正在上初中的儿子退学了，因为在那一小块土地上，用传统的耕作方法向土地索取粮食，他最需要的是劳力。时光过去三年多，这个农民富起来了。在一次集市上，他气度不凡地当众宣布：他愿出一万元，招聘一位老师，承包他两个孩子的学习，要求不高，只要能考取中专。
生活的脚步迈得何等大，又是怎样急遽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农村经济的改革，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无异于向封闭性的小农经济射进了威力无比的“催化弹”。自然经济占优势的经济形态，对科学和知识的需求很少。现在，“催化弹”发生威力了，震波所及，能撼动千载古树，消溶万年坚冰。
作家脑子里的许多观念也在受着冲击。就创作本身来说，我们一向脱离产生观念形态的经济基础，把人物性格和行为的依据仅仅囿于政治和道德伦理因素的范畴，似乎人们思想观念改变的过程不过是从精神到精神。我们很多作品就是描写这样的过程，而不去反映一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对人们思想感情的制约关系。“精神万能”的影响不能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完全消失了。实践证明，当产生那些陈旧的观念形态的基础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时候，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不可能的。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如果连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都搞颠倒了，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
作家常常感到自己的力量是脆弱的，在改造社会、完善社会方面，自己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我们至今不还在为领导体制、干部制度方面的许多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苦恼吗？不还在为有些好政策得不到落实而苦恼吗？当企业领导在以一种小生产的思想和眼光，把企业作为自己“大而全”或“小而全”从而“万事不求人”的领地来经营的时候，家长作风、追逐权力从而以权谋私的现象怎么能够消除？在企业心安理得地吃着国家的“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领导者并不相干，反正他能“旱涝保收”的情况下，谁会设法去把企业搞活？当自然经济形态的小生产并不产生科学知识，也并不需要什么科学知识，某些思想凝固的人甚至把当代科学的新成果视之为异端邪说的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怎能顺利地落到实处呢？当人们的发展和前程、优胜和淘汰并不取决于他对社会的真正贡献（比如搞好一个企业），而是取决于某个上级的印象和信任，他又怎能不到“关系学”、“关系网”中去“深造”和“竞争”呢？我们从这里又可以得到启示：作家真正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相当的现实和历史高度去俯瞰生活，认识和理解生活，深刻地反映改革中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心灵的更新，揭示新旧事物互相渗透、彼此消长的规律及其过程的无比丰富性、复杂性，在完善人的本身和完善社会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改革不仅会完善各方面的体制，也必然完善人的本身），作家在这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作用和力量。
在改革的洪流中，千百万读者需要更多具有较高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作家应该满足这个要求。鲁迅说，“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既然生活的伟大实践正在拨去我们眼里的障翳，我们的感应神经就会象注进了激素一般，变得更加灵敏。我们要说的当然是“社会的话”，不过应该说得更早和更好，这是改革的事业所需要的。
急遽变化发展的生活不断给我们以启示，并且在呼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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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来自特区的心声
刘学强
置身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之中，我既感到精神振奋，又觉得有一种强烈而严肃的责任感在驱使着我，两种情绪使我辗转难眠。
作为来自深圳经济特区的代表，我无需掩饰由衷的荣幸和激动。特区，是祖国母亲的新生儿，“开放”乃是她的“助产婆”，“改革”乃是她的“催长剂”。仅几年间，她在地平线上迅速崛起，引起中外注目。“深圳速度”——其意义将远远超过其本身带来的物质效益，而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精神财富。这种财富，理应借助文学形象得以生动地体现。
几年来，特区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几乎是同步前进的，从原来的“文化沙漠”上陆续崛起了报社、杂志社、电视台、新闻文化中心、文学艺术中心、出版社、影业公司及八大文化设施。市作协等七个文艺团体宣告成立；对外文化交流日见频繁，文化设施和文艺队伍正在作出积极的反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开拓。特区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经济趋势的开拓，而文化又何尝不是呢？
我来京之前，市委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市委负责人呼吁：在九十年代初，希望作家们写出惊世之作，因为特区本身就是世界注目的。我以为，这并非“好大喜功”之言。我国的经济特区不仅仅在经济上对全国起辐射作用，我们的作家们在那里有着驰骋用武之广阔天地，特区有着生气勃勃的经济生活沃野，有着思想解放和信息灵敏的酵母，我相信是不难酿出浓醇的文学酒浆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不断加码，我们特区年轻的文学工作者在感到光荣的同时，也深深意识到自己肩膀还稚嫩。胡耀邦同志号召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决心和全国从事文学工作的同行挽起手来，鼓劲、竞争、向上。共同担负起促进文艺大繁荣的担子。
一九八四年夏，周扬同志率领作家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访问，在市委的欢迎会上，冯牧同志曾呼吁：深圳搞起了新闻文化中心，能否再搞一个文学艺术中心？有呼必有应，几天后市委便拍板了。如今，深圳文学艺术中心已鸣锣开张，得到了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大力支持。同时拟建立艺术家之家，欢迎全国文艺界人士到特区来感奋走笔……条件已经具备，东风强劲吹来，相信此次全国作家盛会，必然引来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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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人民的不朽形象
——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
梅朵
我们拍过很多有关战争的影片，但似乎还没有一部象《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真实地面对生活、勇于揭示矛盾，以悲剧形式加以处理的影片。正因为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有这样的突破，艺术家们才在银幕上创造出了如此巍峨浩荡、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民的不朽形象。
影片满腔热情地创造了梁大娘这个人民母亲的形象。它把梁大娘放在从革命战争年代到胜利后几十年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描写，显然，人物的意蕴也就大大不同于过去银幕上出现的老区妇女的形象。梁大娘经历了几十年的艰难、坎坷和牺牲，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三个孩子的生命，并且至今含辛茹苦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对这一切，她当然要思索、要叩问、要忧心忡忡。但是，她不怨天怨地，她不发泄愤懑，而是满怀着对党的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感情，郑重地表达着对党的殷切期望。这宏大的胸怀，这火热的心灵，这能够承负一切忧患、痛苦而坚韧不拔、信念不变的性格，真正体现了我们伟大人民的不朽精神。这性格，这精神，既有一种正面感召力量，又如一团火焰，烛照了一切脱离人民、有愧于人民的现象与行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批判力量！
在梁三喜形象的塑造上，影片突破了过去的英雄模式，使人物回到了生活，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这种突破，不是外在地加上一些所谓生活色彩，而是呈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梁三喜浑厚、朴实、严于律己的性格，是在梁大娘这个老区人民革命传统的代表者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这是化成人物血肉的品德，我们不感到有丝毫虚假，夸饰之处。在这样的人物身上，必然会产生无限美好的爱情，他的爱情与他的性格是那么和谐地融合在一处。影片以充满诗意的描写，展示了梁三喜与玉秀的纯真爱情。而这些描写，升腾起一种崇高的情愫，它充分表达了梁三喜对生活的热爱。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一种性格的内在美，一种深沉的性格力量。梁三喜不是一个带有苦行僧色彩的人物，他也不应该只是忍辱负重，因此影片特别加上梁三喜与靳开来在火线上谈心的镜头，他们谈到了对亲人的思念，他们谈到了面临的牺牲，梁三喜真情地表白了自己的誓愿：要靳开来留在世上，留下这个敢于针砭丑恶的生活中的火种。这一描写，揭示了梁三喜的一个重要性格侧面，表明他不是对我们生活中的反常现象缺乏是非判断，缺乏时代责任感，不，他想得很深、很细。这一份感情的重量，犹如磐石一般，它正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不朽性格的表现。
靳开来的形象，应该说是影片的一个独特创造，影片加强了这个人物的份量，深刻开掘了这个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的典型意义。如果影片仅仅只是写出了他的幽默感，以及他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待遇，而不去揭示他的内心世界，那么这个人物也就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思想深度。影片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大胆写出他临危受命时的复杂心情。正因为写出了他明知这战前的委任是“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而又写出了他努力克服着由于他的牢骚所带给他的一切屈辱与不公平的痛苦感受，毅然站上自己的岗位，要“死出个样来”，我们才能从他那从来没有过的庄严表情中，深切地体察到他内心的壮美。
影片导演谢晋立意要把《高山下的花环》处理成为悲剧，而且他也确实深入地揭示了矛盾，尽情地描写了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但是，他却能达到哀而不伤、悲而且壮的境界。我以为关键在于艺术家能站在我们时代的思想高度上，因而使这出悲剧内在地激荡着一种昂扬的旋律。
导演无意于在形式上进行什么标新立异的追求，而是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他在画面的处理上、镜头的组接上，根据人物感情的脉络，顺理成章，形成一种平实、朴素、凝重的现实主义风格。导演一向富有选择、发现演员，与之共同创造角色的才能。影片《花环》的演员表演，统一在整个影片的风格中，做到了个性鲜明、自然、朴素。饰演梁大娘的王玉梅，以洗练的表演，从外到内，形神兼备地展示了一个饱经忧患，历经伤痛，而内心坚韧不拔的老区妇女的形象。何伟成功地创造了靳开来这个具有某种悲剧性的人物性格。演员把握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不但没有流于油滑，而是细致地刻画了他的矛盾心理。吕晓禾饰演的梁三喜形象，表演上也有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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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振兴评论的一件好事
——《评论选刊》读后
陈骏涛
新年伊始，《评论选刊》创刊号带着它的新鲜的油墨香味来到了读者手中。应该感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张炯、阎纲、顾骧诸同志和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家们，他们为振兴和发展文艺评论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多年来，文艺界的一些朋友曾经以各种不同方式呼吁重视、加强、改革、振兴文艺评论，但是，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好事却寥寥。于是，一些不愿说空话，而注重于实干的评论界人士，决定筹办各种评论报刊，以改变这种比较沉闷的局面。《评论选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这本选优拔萃的刊物，不仅对于展示成果、传递信息、积累资料、团结队伍能够起到推进作用，我以为更主要的，是有利于文艺评论的智力开发和人才投资。而人才，这是我们文艺事业、也包括文艺评论事业成败的关键。
《评论选刊》的酝酿筹办，正值胡耀邦同志对文艺界提出要“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文艺工作要着力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之时，因而，其编辑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周扬同志的题辞“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各种评论刊物的办刊方向，自然，更应该是《评论选刊》的办刊方向。《选刊》倡导“开一代文艺评论新风”，从新时期文学发展、理论批评、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电影等各方面的大量评论文章中遴选精萃，并特别注重创作方面的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所选文章大多旗帜鲜明、思想明晰、有见解、有文采，可以见出《选刊》编者的视野是开阔的，选文是不拘一格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生产力大获解放，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一样，也获得了解放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文艺评论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有些评论文章不尊重文艺的规律，不注意作家的创作需要一种良好的、自由的环境和心境，而自觉不自觉地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甚至简单粗暴、乱戴帽子，限制以至阻碍了文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另外一些评论文章仍然热衷于划框框、定调调，不能坚持进行平等的、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样也就无助于各种理论问题、学术问题的探讨和创新。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克服“左”的思想，不尊重艺术规律，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不保证艺术自由（包括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文艺事业（也包括文艺评论事业）就难以发展。
作为《评论选刊》的一个热心读者，诚望《选刊》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继续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方面，在对于文艺思潮、文艺创作上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的疏导方面，在广开言路、广开文路、促进文艺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方面，在鼓励探索、鼓励突破、丰富和发展文艺理论事业方面，在扶持文艺评论的新生力量方面，在注意文艺评论方法的变革和创新方面，在倡导文艺评论的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在呼唤和造就大手笔、大评论家方面……都能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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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昆仑》编辑部召开《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讨论会
1984年12月22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仑》编辑部在京召开部队青年作家李存葆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讨论会，在京的评论家、作家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同志认为，部队的文学创作在近一时期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开拓、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出现了一批有突破性的好作品，《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就是其中有新突破的好作品。与会同志在发言中谈到，这篇作品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命运的展示，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实质，引导读者深刻地认识和思考我们民族曾经走过的那一段荒谬的历程，昭示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军指战员身上迸发出的崇高悲壮的精神。艺术结构上也更趋完整，显示了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新的努力。与会同志还对作品的某些不足和李存葆今后的创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希望。
（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