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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2-16第8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欢快的鼓点——边地记事

第8版()
专栏:

欢快的鼓点
——边地记事
彭荆风
三十一年前,当我随着一支先头连队,在澜沧江以南的深山老林中迂回穿插,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阿佤人聚居的西盟山时,那是一个风冷霜劲的冬夜,夜雾低沉,一片漆黑,四周的起伏山岭间虽然有几点亮光,却是那么昏黄暗淡,也分不清是山寨灯火,还是刀耕火种后的余烬?
阿佤人的木鼓彻夜擂着,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时缓时急,鼓声是那么沉重、悲愤、忧郁、顽强、执拗!
我们虽然还没有和阿佤人接触,但从这震撼大山的鼓声中,我已感到了这慓悍民族的力量。
以后,我们和阿佤人有了更深的交往,对于这些有着古铜色皮肤的人们,我是那么喜爱。勤劳、朴实、勇敢是他们的特色!妇女顶着200多斤重的木柴还在陡峭的山岭间健步如飞;男子汉虽然穷得没有裤子穿,腰上还系着一把雪亮的长刀。我坚信,他们虽然贫穷,总有一天会把和他们相处了几百年、几千年的破茅屋、烂筒裙、当粮食的山茅野菜,全都扫进云封雾锁的峡谷,在这高山大岭上建立一个琼楼玉宇般的富豪世界……
从那时起,我们和阿佤人一起走村串寨,一起在山野间劳动,一起在火塘边喝着泡酒,夜里伴听着那沉重的木鼓声,我们时常商量,怎么为美好的明天工作?
这正如诗人公刘1954年来到西盟山后,深情写下的:
“战士的责任叫我热血沸腾,
一个心愿油然萌生:
我要努力帮助阿佤人民,
换一套轻快的鼓点。”
我们辛勤地工作、劳动、战斗,不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革命的道路并不是那样平坦。当一个国家长时间陷入动乱中时,阿佤人纵有移山心力,又怎能从迷雾中闯出来?
1981年春天,我重访阿佤山时,我的老朋友、西盟县长随戛带着我走访了过去工作、战斗过的许多村寨,走进那还遗留着动乱岁月的贫困痕迹的竹楼,听着他们对那些年艰难的生活的叙述,我那端着泡酒筒的手颤抖了,眼泪也扑簌簌掉进了那酸甜的泡酒里……
“喝吧!喝吧!喝完了再听我说”,随戛却笑着劝慰我,“那都过去了,好日子真正开始了!”
多年来,由于“左”的干扰,这个方圆1,350平方公里,只有6万余人口的山区小县,每年却要国家运入300万斤到400万斤粮食,人民的贫困也就可想而知。1981年国家准备再拨给150万斤粮食,但,4月将过,却只用了5,000多斤,这改变是多么大!
说到这里,随戛的劲头来了,拳头一挥,“只要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干下去,很快,明年、后年,我们要把粮食运出山去!”
这是豪言壮语。但,却是从一个有着近三十年工作经验,朴实的阿佤干部嘴里说出来的。我了解他的性格,没有把握,他从来不乱说。
这一天,我们还走了不少地方,我看到了嫩绿绿的茶树、橡胶、紫胶、剑麻、油棕、咖啡,正在往年刀耕火种造成的光秃秃山岭上成长;银光闪亮的流水正从新修的大沟中淌进层层梯田……
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和他们谈论时,我发现,在他们坚强自信的性格中,多了一种思考的习惯,这是过去少有的,也是近二三十年在坎坷的征途上摸索、追求形成的。这说明,这个山居的民族和我们国家一样,也在走向成熟。难怪他们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能理解得那么深、那么透,干得那么有力,就象他们顽强、执拗地敲击着木鼓一样,只是去掉了悲愤、忧郁!
他们还告诉我,不久前,一位老将军来到西盟后,曾登上阿佤人的竹楼,细致地察看了他们锅里的吃食、床上的铺盖,深为阿佤人多年来还陷于贫困而心情不安,特意召集了驻西盟和澜沧部队的负责人,要他们用最大热情关心阿佤人的疾苦,帮助阿佤人改变山区面貌。老将军的真切感情,深深感动了阿佤人,他们感到了五十年代军民一家人的亲切关系正在恢复中,这更增加了他们的力量!
这两年,我不断接到随戛的来信,他总是用喜悦的心情,告诉我一些变化,到了去年冬天他来我家时,终于给我带来了我盼望了多年的喜讯,1982年,西盟的粮食产量从1980年的2,370万斤上升到4,050多万斤,不仅足够本县吃用,还向外地调出了150多万斤粮食,估计在1983年可调出近400万斤,这在西盟山区来说,可是亘古未有的事。
在这同时,他还为我捎来了几盘新录制的佤族音乐。不过,那不是沉重的木鼓声,是铓锣和象脚鼓的欢乐合奏,还有阿佤少女们那多情和欢悦的歌声!
呵!我终于听到了西盟山区的轻快鼓点!

一个小而精的调查

第8版()
专栏:

一个小而精的调查
严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光明日报》头版上,有一条绝妙的农村调查新闻,它的眉题是“隆尧县对十户社员的调查表明”,正题是“自然条件基本相同,有无知识大不一样”,副题是“这十户社员,都有勤劳致富的强烈愿望,都舍得下功夫、花本钱,但小麦产量和经济效益却相差一倍至十几倍”。这则标题也实在好,它将新闻的全部内容概括无遗,虽然稍长,对读者却有很大的吸引力。
隆尧县在河北省南部,距邢台市约四十来公里。调查是县委办公室作的,它选了该县亦城大队当年小麦亩产最高与最低的各五家农户,作了细致的比较,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同农业经济效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劳动力的知识构成越高,经济效益越好。”怎么个好法呢?原来这十家农户每亩小麦单产最高的达九百斤,最低的仅四百多斤;生产成本更是悬殊,每斤最低的仅二分六厘,最高的却达到一角一分四厘;每亩土地的盈利相距更有天渊之别,最高的为一百二十三元,最低的仅十元。通讯指出:与此相对应,产量最高的五户社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初、高中毕业生所占劳动力的比数要比产量低的五户高出五倍。经济效益好的五户,每户平均订阅科技书刊在十份以上,经济效益低的五户,却基本上没有科技资料。这篇报道还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来说明问题,例如下种,一户社员了解自己种子分蘖性强的特点,不顾别人的反对,每亩地只下种二十三斤,结果单株分蘖达四五个,每亩产量达八百八十五斤;另一户不讲究科学种田,一味加大下种量,八分多地下种五十九斤,由于长得太密,通风透光都不好,反而减产一半。又例如施肥,一户社员了解了当地土壤的性质是普遍缺磷,就正确地施用了磷肥,结果小麦亩产八百多斤;另一户不懂得科学种田,说磷肥不过是“石头面子”,没有用,就猛施氮肥,结果籽粒不好,每亩只收了四百多斤。
我觉得这个调查实在很好,称得上小而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既提出了问题又回答了问题,它有力地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它有力地证明了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渠道,恐怕还只能是政策加科学,这个例子就证明了科学技术怎么一下子变成了生产力。而且这个科学还只能是一点“小科学”,即科学常识,以后才能逐步提高。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各级尤其是县以下直接领导农业生产的机关,不懂得农业科学就不能担任农业生产的领导。
第二,这个精妙的、聪明的、科学的调查,出自一个并不著名的县的县委办公室所属工作人员,这说明我们基层是有很多有能力、有思想的干部的。再加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条,德才兼备的各级领导干部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个调查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也解放了长期被束缚起来的农村智慧之神,这一点,是更加令人高兴的。只有用科学武装了头脑而又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干得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好事。因此,看了这条消息之后我就忍不住写了上述感想。

悼念魏猛克同志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悼念魏猛克同志
王阑西 陈子谷
魏猛克同志离开我们去了。他逝世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怀念。
猛克同志是湖南长沙县人。青年时,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3年秋,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翌年秋,转赴日本东京,参加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分盟活动。当时东京左联分盟主办了三个刊物《东流》、《杂文》(后改名《质文》)、《诗歌》,以其中《杂文》在国内影响最大。《杂文》杂志,就是在魏猛克同志和陈辛人同志,特别是魏猛克同志的倡导之下,创办起来的。
魏猛克同志尤专于政治漫画。他极推崇鲁迅先生的有如匕首投枪的文章的战斗风格,所以他倡导创办的这个杂志,目的也是为了要象鲁迅先生那样,以匕首和投枪进行韧性的战斗。
《杂文》创办之后,猛克同志的最大功绩,是除了全力主编杂志外,还把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文章,同时刊登在这册小小的刊物上。一个领前,一个随后。我们晓得,当时中国文化界的这两位巨人,是互有不同意见的。能把他们的文章,同时同在一本小杂志上刊登出来,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在当时我国的文化界中,也是一件很为群众所称道的盛事。
当时郭沫若同志隐居于日本千叶县市川市,东京左联分盟的同志,经常去向他请教和请求帮助。《杂文》杂志创办时,魏猛克同志常到郭沫若同志那里去请求指点和援助。最主要的是请郭沫若同志为《杂文》杂志写文章,同时,也向郭沫若同志疏通他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介绍鲁迅先生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去看郭沫若同志,在猛克谈及鲁迅先生时,郭老表示说:我与鲁迅先生虽打过多年的笔墨官司,但从未见过面,我也晓得鲁迅先生的为人是很了不起的,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意见。在使这两个文化界的巨人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一点上,猛克同志是做了不应被忘却的工作的。
猛克同志到达东京不久,就成了左联分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东京神田区有一个中华青年会,是东京中国留学生经常聚会的地方,左联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文艺界聚会,一些有志于革命的文艺青年常来交换意见。聚会是由林焕平、魏猛克同志轮流主持,记得《杂文》第一期创刊时,猛克同志就曾在一次文艺界聚餐会上,阐述了革命的理论,扩大革命的影响。这事受到日本警视厅的注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
后来他与辛人(陈子鹄同志),以后又与任白戈等同志在东京郊区合租一屋,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在屋外挂个木牌,猛克同志根据鲁迅先生的书名定为“三闲庄”,表示住着三个“闲人”的意思。语意双关,极有风趣。以后这个地方,便成为一些“左联”同人常聚会交换意见的场所。
当时的猛克同志,完全置身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并从事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也深恶痛绝地反对一些无耻的帮闲文人,特别如杨邨人之流的“第三种人”。他的战斗旗帜是鲜明的,他的言论深刻有力,足使敌人望而生畏,因而也更为我们的同志所崇敬。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长沙、武汉、重庆等地文艺界作了很多抗敌救亡工作,此后在云南、江苏、台湾、浙江等地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一面从事文艺理论活动,一面还担任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后又担任湖南省文联和省文化局的领导职务。由于生活条件困难,他身体向来瘦弱,以后又长期患病,但他还是坚持长时间的工作。
他长期患病之后,还非常怀念着北京。一定要找机会到北京来看看。前年全国文联开会时,由他的夫人周微林同志陪同到北京来,他还想到北京各处走走,但是他已力不从心,只能在天安门前站了一会,走了几步,照相留了一个最后的纪念。猛克同志这一生为革命作出了可能作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沉痛的记忆,尽管他还遇到很多困难和种种打击,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不变,永远坚强。

面子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面子
人都要面子,本无可非议。但有些人太看重面子,以至于高于一切。凡有伤他面子的话就听不进;对有碍于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面子的话,明知不说不对,也少说为佳,甘当“老好人”;还有的人竟拿面子去做交易,今天你给了我面子,明天我也给你面子。
现在有些地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难,其症结恐怕就因为不敢撕破面子的关系。陈云同志早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破除面子当然难,但只要服从真理,也就不难。《国语》上有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大意是鲁宣公不顾时令,下网捕鱼,大夫里革当场割破鱼网,强行劝阻鲁宣公捕鱼,并陈说以利害。鲁宣公听了以后说,我有过错,里革便纠正我,这太好了。并让主管官吏把破鱼网收藏好,以便自己永远不忘里革的规谏。你看,这面子不是打破了么! 刘德才

灵气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灵气
一位回乡探亲的同志归来,诉起鼠害之苦,说是鼠辈猖獗已经“立体化”了:地下的花生,地上的玉米,树上的枣子,没有不遭殃的。而猫在那里已经绝迹。黄鼠狼、猫头鹰、蛇等老鼠的天敌,也已很少。猫头鹰俗称夜猫子,据认为是不祥之鸟,历来惹人厌恶。黄鼠狼可以卖钱,又认定是偷鸡贼。蛇呢,说是美味;况且,“见蛇不打三分罪”嘛!
由此想到我住的城市,现在的城市上空,除去鸽子之外,看不到什么飞禽了。以前,喜鹊和乌鸦是常见的,乌鸦甚至成群结阵。夏夜雨前,燕子十分活跃,蝙蝠也常盘旋,啄木鸟的声音亦不时听到。现在却空落落的。
人们爱说:“人为万物之灵”。这自然对。但人对自然界和客观事物,多有未能认识或误解,经常干出错事和蠢事。人之“灵”更重要的应表现在能总结经验,知过而改。 铁鸣

印象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印象
法国著名画家莫奈,有一次到英国伦敦画了一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画:教堂在雾中隐约可见,画极精美。这幅画展出后,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这些人的印象中雾是灰色的,而莫奈却把它画成紫红色。因此,他们嘲笑“这是天大的笑话”。那些人却不知道伦敦雾的特殊情况。原来伦敦一带的房子是红砖砌的,使雾映衬成紫红色。嘲笑者单凭印象,主观推测,随便下结论,结果是自己闹了笑话。
人和客观事物一样,一个人总要对周围的人形成各种各样的印象。其实,这种印象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感觉罢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凭印象观物会闹出笑话,凭印象用人就会压抑人的积极性。张中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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