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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02-10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几个特点

第5版()
专栏:

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几个特点
杨承训
我国农村在实行联产责任制以来,很快出现了商品经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蓬勃发展的新局面。由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以至专业村、专业镇大批涌现,农产品的销售金额成倍增加,农村各业的商品率由1978年的51%提高到1983年的60%以上。这标志着我国农村正在摆脱封闭式的自给性半自给性经济,向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转化。这是亿万农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合作经济和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我们必须扫除“自然经济论”的影响,把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基本方针。
应当看到,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还只是刚刚开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亟待正确解决。为了提高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自觉性,我们应当认识它在发展中的特点,掌握规律性的东西,进而在这个基础上有计划地解决前进中的一系列问题。
(一)从质的规定性上看,我国农村商品生产是以基本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公有制为基础,与按劳分配相联系,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展,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在我国条件下,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主要依附于合作经济,不会助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复活。因此,我们不应存有“自发势力泛滥”的疑虑,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推动它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同时,要学会领导和管理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知识,善于按照计划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处理好各种问题。
(二)从生产的形式上看,社队统一核算体制改变后,千家万户农民都成了商品的生产者和持有者,农村商品经济必然主要以新型家庭经济作为基层细胞。这一点是和城市商品生产不同的,也扫除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一定是大规模地集中生产的老观念。但是,由于它以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指导,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因而又同传统的小商品生产者有质的区别。以家庭经营作为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其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引起他们经营的兴趣”,节约资金,减少能耗,便于因地制宜地发挥优势;经营方式灵活,便于适应市场,转产和改进技术都比较容易,并且有利于把传统技艺与现代化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分散的经营适合于农业和畜牧业的特点,易于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利于使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之间实现优化结合。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点,这种形式不但易于为亿万农民接受,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当然,它不可避免地会有自身的弱点,一是盲目性较大,二是经营规模较小,三是发展中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这就要求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把千家万户经营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工作,在流通、技术和生产的某些环节上走向联合,使许许多多小规模的经营通过经济联系取得适度的“规模效益”。
(三)从流通的渠道上看,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既有以供销社为主要形式的主渠道,又有各种形式的多渠道,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贩运活动,发展起一批承担流通职能的专业户(运销户)。这就要处理好主渠道和多渠道的关系、统一市场和集贸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又不能形成新的垄断。既要充分利用农民贩运商品的积极作用,又要加快供销社的改革和加强市场的管理。解决流通领域问题,已经成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症结所在。现在必须下大功夫疏通流通渠道,在加强供销社工作的同时,鼓励农民从事农副产品的贩运,以弥补主渠道和国家运输力量的不足,防止大批农产品积压、烂掉,保护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和专业化发展的连续性。
(四)从人口流动的趋势看,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引起人口的相对集中,但从我国农民占80%的实际出发,不可能再走把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大中城市的老路,必须着力发展小城镇,星罗棋布式地形成大大小小的农副产品加工和贸易的中心,并且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形成农村商品经济的网络。为此,就需要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协调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相互关系,既发挥纵向联系专业性强、流转线长的优点,又注意横向联系,综合协调,发挥地区优势,把商品流通的各种专业渠道和区域的层次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统一市场下的许多相对独立的市场,构成小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这种做法,从近期看,有利于协调各经济部门发展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系列化,发展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和扩大流通的范围;从长远看,又为缩小和消灭城乡、工农差别铺平道路。
(五)从成长的基础来看,现在的农村商品生产是在自给性半自给性经济的基地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由于联产责任制的实行和大工业的支持,使得商品生产发展的势头很猛,比人们原先的预料要快得多;另一方面,在干部思想、管理水平、流通的容量、储运加工的设备、各种服务机构等等方面,又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诸如信息不灵、渠道不畅、经营方式死板、技术指导跟不上,商品稍稍多一点就出现“卖难”、“买难”、“运输难”的现象。这种情况,又构成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只有在思想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认真解决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才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综上各点,当前亟需联合和协调,把各个部门、各种力量转向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这里不但需要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小型联合(如自愿组织的各种联合体),而且需要在较大范围内的联合。河南省试行的以供销社为依托的经济联合社,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从武陟、沈丘、信阳等县的试点经验看,在一个乡的范围内建立这样的经济协调组织,有利于系统地解决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各种问题,把农民的商品生产与计划经济挂起钩来,协调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的相互关系,组织好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工作,特别是信息指导和疏通流通渠道,效果是好的。现在我们应当以组织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大发展为重点,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制的新形式。这是实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织保证。

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工读互助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
向往社会主义,“劳工神圣”,这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进步青年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呼声。但是,当时真正了解并确信科学社会主义的,还只有李大钊等个别人;众多的进步青年,还在纷至沓来的种种“社会主义”面前,左顾右盼,比较、争辩。有些人,则想从纷繁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提取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材料,构制改造中国的新蓝图,少年中国学会的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就是其中的一个。
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全国最大、最著名的进步社团,在不少城市以及国外都有它的分会。还在1919年8月,王光祈就提出了他的初步设想——组织十余人的小团体,在乡村实行“新生活”:一边种菜,一边读书和翻译外文书籍。由于种种实际困难,未能着手进行。同年12月4日,他又在北京《晨报》上提出在城市实行“新生活”的倡议,他说,这种新生活的团体“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不少人的赞同,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从各自的认识和希望出发表示支持,并同他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捐。不到半月功夫,工读互助团便首先在北京问世了。
工读互助团的《简章》,除确定“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原则,“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外,还有如下条规和说明:第一,所得归公。“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第二,各尽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第三,团体供给。“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王光祈还概括了工读互助团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他说:“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通过工读互助团的“逐渐推广”来实现;并说,到了那时,“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其互助论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这些在当时青年中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地被王光祈在理论上和具体设计上溶为一体了,并随之找到相应的名称——“工读主义”或“工读互助主义”。
这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对“五四”青年的政治思想倾向以及当时青年学生所具有的生活特点和思想情趣的综合反映。正因为如此,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消息刚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有些外地的青年学生也闻讯赶来。
互助团正式成立后分为四个组(从杭州来的俞秀松、施存统、周伯棣和傅彬然等,被编到第一组),每个组内又分为三五个“局”,分别从事食堂、印刷(印信封、信纸)、补习英文、洗衣、电影、织袜、缝纫和各种小手工艺劳动。每日工作时间,大都超过《简章》规定的四小时;除吃饭由团体供给外,其他费用仍由个人自理。尽管如此,他们的“共产主义”热情并未减退;相反,他们还实行了不少在《简章》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如第一组,把团员的衣服都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就可以自由捡来穿。为了尽快实现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他们“一致主张和家庭脱离关系”,废除婚姻约束,于是“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他们认为“现在的学校是资本阶级的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的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的子弟”,因此主张和学校脱离关系。凡是从前在学校里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如此等等。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成立,在新文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报刊和社会名流,争相介绍和鼓吹。不少地区,也积极筹划,仿效实行。从1919年底到1920年春夏,南京、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和扬州等地,先后成立了或准备成立各种名称的工读互助团。1920年2月27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其主要议题就是报告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情况,以及研究怎样推广。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恽代英等,也都是工读互助团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注定了必然要失败的命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由于它的“共产”步伐迈得最早、最猛,短短两三个月,就暴露出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组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食堂里发生经济危机,使团体供给吃饭也大成问题。结果,“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它。3月23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的主张,从根本上推翻!”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成了整个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的先声,在新文化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到同年6、7月,其他几个组和各地的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个别的勉强维持到1921年初,也不得不发表解散宣言。轰动一时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就这样昙花一现,完全宣告失败了。
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有些人消沉下去了。王光祈在“第一组”解散后不久,就到德国去了。他用西欧的方法埋头整理中国古代的乐理,认为可以借此完成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实际上已走向胡适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改良主义道路。
工读互助团的广泛试验、完全失败和沉重教训,是一付清醒剂,它促使不少“五四”进步青年,比较快地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惘中走出来,努力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和从事实际的工人运动。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失败和教训,也构成了一座桥,使原来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快地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原来就比较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则更加坚定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
(官守熙)

一门应用广泛的方法性学科——控制论

第5版()
专栏:

一门应用广泛的方法性学科——控制论
刘永振
控制论的思想渊源及其技术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西方,控制论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掌舵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制造了指南车。然而,作为一门应用广泛的方法性学科——控制论,它的诞生和迅速发展则开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实践的推动,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控制论是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无线电通讯、电子计算机技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统计力学、语言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的产物。1948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维纳所著《控制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控制论这门学科的形成。三十多年来,控制论发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包括工程控制论(由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所创立)、生物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等四大分支在内的庞大的学科体系。
控制论以各类系统所共同具有的通讯和控制方面的特征为研究对象。不论是机器还是动物,抑或是社会,尽管各属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它们都要根据周围环境的某些变化来决定和调整自己的运动。火炮自动打飞机,人狩猎、驾驶汽车和管理国家无不如此。物质基质不同的系统都有信息交换、反馈调节、自组织、自适应等方面的共性,把这些共性抽象出来加以形式化的研究,便形成了一整套适用于各门学科的共同语言、概念、模型和方法,这就是控制论的基本内容。
反馈是控制论的重要概念。反馈又称“回输”、“回授”。反馈是控制系统把输入的信息输送出去,又把输出信息作用的结果返送到原输入端,并对信息的再输出发生影响,起到控制作用,以达到预定目的。凡是回输信息与原输入信息起相同作用,总输出增大,叫做正反馈;凡是回输信息与原输入信息起相反作用,总输出减少,叫做负反馈。反馈原理就是原因和结果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以完成一个共同的功能目的。这是控制论的核心思想。发展生产可以加速普及教育事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又会进一步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这是正反馈原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体现;航行的船只必须不断地排除一切干扰因素,缩小“目标差”,方能抵达目的地,这是负反馈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
世界的物质形态和运动规模的多样性的统一原理,乃是控制论的哲学依据。正是对于机械运动、生命运动和社会运动相统一的思想的理解,才导致了将各类系统共有的通讯和控制方面的特征加以抽象化、形式化研究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关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及其辩证的因果观,乃是反馈概念和反馈原理的最正确的思维形式。反馈概念所揭示的原因与结果双向性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因果观的丰富。控制论的思维方法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在自然科学中“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控制论已广泛应用于许多学科、工程技术和社会管理的实践中。生物控制论已派生出医学控制论、神经控制论等新分支。人工智能也叫智能模拟,近年来在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图像识别方面都有很大进展。今天,经济控制论已成为社会控制论的新分支,是一门技术经济学,借以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不久前提出的社会工程,试图把控制论用于整个国民经济活动。这是一门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也是大有发展前途的一门新学科。

什么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61)

什么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我国刑法分则第四章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作了规定。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我国法律规定的人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名誉以及与人身安全有关的其它权利,如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等。公民的民主权利,是指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以及各种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权利等。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非法侵犯公民的这些最基本的权利,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指非法侵犯公民生命、健康、人身自由和非法剥夺或者妨害公民依法行使管理国家及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的行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的宪法以及一系列单行法规中,都规定了很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内容。我国不仅在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司法机关也把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摆在重要的地位,依法惩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
事实说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中贯穿着尖锐的斗争。在十年内乱时期,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搞打、砸、抢、抄、抓,广大干部和群众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失去了保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干部和群众随意诬告陷害,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千百万人受到株连,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这个教训是十分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当前,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聚精会神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一小撮刑事犯罪分子猖狂破坏和捣乱。他们行凶杀人,强奸妇女,报复陷害,肆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危害,如果不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给这些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四个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违法侵犯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刑事处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其他人身权利,对本章第一百三十四条、一百四十一条、一百四十条作了补充修改,规定可以在这几条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从重从快惩办这些犯罪分子。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不是具体罪名,而是各种非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行为的总称。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到第一百四十九条对各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做了具体的规定。有些犯罪,虽然也含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或民主权利的内容,但由于这些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所以未列入这一章中。例如,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虽然也危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但这种犯罪所侵犯的主要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列入反革命罪一章中。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虽然也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但因它所侵犯的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所以列入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如此等等。

一九八三年《中国百科年鉴》出版

第5版()
专栏:

一九八三年《中国百科年鉴》出版
装帧精美、编排得体、内容丰富、检索方便的《中国百科年鉴》一九八三年版,最近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纂出版。
这部年鉴,除了内容上系统地准确地反映一九八二年中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二十多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和重大事件外,还在体裁、结构、栏目、内容、资料等方面作了不少革新、改进和充实。它新辟了“时代楷模”专栏,介绍模范人物的先进思想和事迹;详尽地收录了六届人大通过的国家和政府领导成员的名单、照片和简历,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名单、照片和简历,各省、市、自治区新领导人的名单;新增加了介绍香港、澳门地区基本情况的内容和几十幅精心设计的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统计图表和示意图解。在“一九八二年大事志”中,突出介绍了该年度中国重要新闻。在附录中,刊载了“国际共运史大事录”,以配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刊载了“中国分省自然保护区一览”,扼要地介绍了我国各个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同时,又继续刊载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逝世人物及各条战线大量最新的基本统计情况,保持资料、数据的连续性。还继续辟有“近期出现的新词语浅释”。
《中国百科年鉴》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参考工具书。在每年出版的年鉴中,详细记录了上一年国内国外、各行各业、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新知识、新情况。这本年鉴自一九八○年出版以来,迄今已先后出版四册。由于它采用先进的科学的编辑方法,材料精选,分类合理,精制示意图表,做到资料翔实可靠,颇受国内外读者的好评。
(陈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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