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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

第5版()
专栏:

我国当前劳动就业的几个问题
赵履宽
劳动就业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属于什么社会制度,都不能不重视劳动就业问题。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把劳动就业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来加以研究。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当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重视劳动就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但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劳动就业问题不仅被忽视,有时甚至被抹煞。“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中国不存在失业问题!”“中国不存在社会问题!”在这类“禁令”的淫威下,人口学、劳动就业理论成了禁区,社会学被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然而,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大批城镇劳动力要求就业,现有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劳动效率低下,农村劳动力也明显多余。现在,劳动就业已成为举国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劳动就业问题,近三年来,千方百计地安置了约2,000万人就业,对促进安定团结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多年来积压的问题太多,国民经济还没有调整就绪,因此,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劳动就业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导致劳动就业问题尖锐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及我们在劳动就业制度、人口、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教育等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失误,是劳动就业问题尖锐化的根源所在。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和劳动就业的关系,以及如何从这些方面来促进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
“统包统配”制度(“铁饭碗”制度)
与劳动就业什么叫劳动就业?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入,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就是劳动就业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劳动力的数量相对大于生产资料的数量,一部分劳动力就会失业;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对大于劳动力的数量,一部分就业岗位就会空缺。这些,本来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这些年来,象劳动就业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也被搞乱了。
从五十年代末期起,在“穷过渡”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下,我们对城镇劳动力逐渐推行“统包统配”制度,到十年浩劫期间,发展到所有城镇劳动力统由国家包揽,人为地把劳动就业门路搞得越来越窄,基本上只剩下了一条劳动就业的路子。这就是由国家按照高度统一集中的程序,硬性往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带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大集体”企业安置待业人员,而劳动者一旦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就了业,就等于终身“保了险”,干好干坏都不影响自己的就业地位。按照这种制度,用人单位和要求就业的人员不能进行互相选择,劳动力也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流动。广大群众形象地把这种“统包统配”比喻为“铁饭碗”制度。
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统包统配”制度有着严重的弊病:它腐蚀着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思想,降低了职工队伍的素质;它不利于全民所有制单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它堵塞了人尽其才的通道,造成人才的严重浪费;它助长了待业人员单纯依赖国家安排的消极思想,挫伤了他们自谋就业出路的积极性;它使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和个体劳动者长期不安于自己的就业岗位,总想换取“铁饭碗”;它在几千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和几亿其他劳动者之间制造矛盾,造成不安定的因素。可见,“统包统配”制度是非改革不可了。
把“统包统配”等同于劳动就业,这是限制和歪曲了劳动就业的科学涵义,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不仅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属于就业人员,而且城镇个体劳动者也属于就业人员。只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算作就业人员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当前,我们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改革“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实行符合我国国情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制度,把国家的需要、用人单位的要求和个人的专长合理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劳动就业制度搞活,使劳动就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人口与劳动就业
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使劳动力的数量和生产资料的数量相适应。劳动力是人口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劳动力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年龄构成。因此,在生产资料数量既定的条件下,要使劳动力的数量适应生产资料的数量,就必须对人口进行合理的控制。
长期以来,我们片面地宣传“人多是好事”,在计划工作中无视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性比例关系——人口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致使我国的人口增长过快,十年动乱期间更是大幅度猛增,完全失去控制。1949年我国人口估计为5.4亿,1979年底增长到9.7亿,三十年间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20‰;与此同时,我们的国民经济从1958年以来增长缓慢,有时甚至停滞倒退。这就是我国劳动就业问题尖锐化的根源所在。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人口问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在控制人口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放松人口控制工作。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人口基数很大的国家,稍为放松一点,新增人口的绝对数就很大,从而给以后的劳动就业造成困难。我们应当把人口和劳动就业两个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盘加以规划和解决。从长期来看,合理控制人口,是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必要前提。从近期来看,合理控制我国的人口,降低出生率,既可减少“人口投资”,即减少用于新增人口的开支,又可增加就业投资,为待业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缓和当前劳动就业的矛盾。
所有制结构与劳动就业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各种类型的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和结构,即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总水平及其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的不同发展水平。但是,多年来,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穷过渡”,不适当地强调“一大二公”,强调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强调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1976年和1965年相比,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23.9%下降为20.9%),对城镇个体经济则采取了限制和取缔的政策。这就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力总水平及其结构严重脱节,从而给劳动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集体所有制有着很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一般来说,除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技术构成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部门和企业适于全民所有制之外,其他许多部门和企业更适于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所有制能更紧密地把职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的利益联系起来,更有利于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在同量投资的条件下,集体所有制企业比全民所有制企业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员,这已经为多年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那种认为全民所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的传统观点,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在理论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城镇个体经济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所有制形式。它作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必要补充,将会长期存在,并对国计民生发挥积极的作用。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城镇个体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地位。1953年,我国城镇有900万个体劳动者,占当时职工人数的一半。但在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之后,城镇个体劳动者就只剩下15万人,能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就这样被消灭了。实践证明,城镇个体经济对提供就业岗位、增加社会财富和满足人民需要,起着重要的作用。那种把个体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并加以消灭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看来,为了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使我国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使不剥削他人的城镇个体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制结构对劳动就业的制约作用很大,因此,要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就必须首先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做文章,使所有制结构有利于扩大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
经济结构与劳动就业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指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对劳动就业影响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否有利于扩大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
长期以来,在“以钢为纲”、“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重工业的比重一再增大,轻工业、商业、服务业的比重一再缩小。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大大限制了就业岗位的增加,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制造了困难。一般说来,重工业技术构成高,容纳的就业人员少,轻工业、商业、服务业技术构成低,容纳的就业人员多。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容纳的就业人员,重工业为90多人,轻工业为250多人。商业、服务业的技术构成更低,同量固定资产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员更多。为了广开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就必须对我国重工业长和轻工业、商业、服务业短的经济结构加以调整。
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要从国情出发。根据我国人口多、物力资源不足(相对于人口和劳动力)、投资能力小等特点,一方面应当发展某些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和企业;另一方面更应当大量发展技术构成低、劳动密集、能容纳较多劳动力的部门和企业。
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还要考虑到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条件。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劳动力多,工资成本低,拥有传统的手工艺技巧,是我们的有利条件。据此,我们应当多发展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广阔销路的劳动密集的工业产品,尽可能做到“日用品手工艺化,手工艺品日用化”。这样做,既可以扩大劳动就业,又可以增加外汇收入。
教育与劳动就业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教育的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对劳动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得以实现的。
劳动力的数量和劳动力的质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力的数量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劳动者的人数。劳动力的质量是指劳动者的德育、智育、体育水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劳动力的质量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总资源等于该国的劳动者人数和劳动者的平均技术、业务水平的乘积。我国劳动力的数量很多,但劳动力的质量较差。据工交部门对2,075万名职工的调查,80%的职工只具有初中以下的文化水平。因此,只有普遍地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我国劳动力数量多这一潜在的优势才能变为现实的优势,我们也才能自豪地宣称,我国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中拥有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劳动力质量的主要途径,就在于发展教育事业。
在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当今时代,生产过程对劳动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劳动力就不能和现代化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不能顺利地就业。因此,教育对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从解决我国劳动就业问题的角度来看,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力质量,创造就业的主观条件,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我国的待业青年不仅文化科学水平低,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掌握一种专门的技能,这给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许多劳动力没有事情干,许多事情又没有合格的劳动力去干,这是我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现象。克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教育的发展。
解决劳动就业问题,除了需要普遍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之外,还必须使劳动力的结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工种、不同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和经济结构相适应。为此,我们必须对教育进行改革,使教育结构适应经济结构,使教育体制适应就业体制。在改革教育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紧迫的、对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关系最大的,就是改革中等教育制度,大大增加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多办专业学校、职业学校和技工学校。
以上,就是当前我们要解决的劳动就业的几个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这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定信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稳步地向充分就业的目标迈进。

小议“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

第5版()
专栏:

小议“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
李德章
蒋一苇同志的《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见《人民日报》7月14日第5版)一文,强调把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做到三兼顾、三有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我是很赞成的。蒋一苇同志关于改革工资福利制度的设想是很有价值的。这里,我也想就改革工资制度和克服平均主义的问题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目前在工资制度上存在着类别多、级差乱、提职不提薪、同工不同酬、普遍工资偏低等问题。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势在必行,可以说是人心所向的事了。具体的改革办法,我基本赞成蒋一苇同志的设想,可将工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级别工资,也就是蒋一苇同志讲的“基本工资”,它反映职工实际工作的能力,分为业务技术级别工资和行政级别工资。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标准,企事业通过定期考核自行掌握定级、升级、降级的实施办法,改变国家过去用行政命令进行全国统一的晋级工作的方法,让企事业有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内根据考核业务技术的结果进行调资晋级的一定的自主权。
第二部分为辅助工资,主要表现为职务津贴和岗位津贴,它反映职工劳动的环境、条件、强度、险度和责任,不是固定不变的报酬,而是随着职工工作的改变而改变。辅助工资并非人人有份,而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由国家制定统一的标准并规定适当的范围。
第三部分为活工资,我完全赞成蒋一苇同志的设想,它反映现实的劳动成果,随着劳动成果的大小而决定其多少。
二、要实行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就必须反对平均主义。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特征就是不论劳动者贡献的大小,一律平均地分配。比如发奖金,不论企业经营的好坏,不管班组贡献的大小,一律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全都一个样。这就是平均主义,必须反对。但在一个班组内部对职工个人采取相对平均分发奖金的做法,是否就意味着搞“小平均主义”呢?我看还不能这样一概而论。
的确,随着现代化生产的发展和工作关系的互相协作,要在企业内部严格衡量个人贡献的大小,除了某些可以计算个人劳动定额的企业或班组外,一般是越来越困难了,有的根本就无法衡量。比如我们公司的奖励办法,对门市部实行定销售、定推销处理商品、定花色品种、定费用水平、定资金周转、定差错率的六定算奖计分法。门市部之间有所区别,这很容易办到。而门市部内部职工个人经营的好坏、贡献的大小,则往往很难衡量。比如,同是一个专柜,你售货,我收款,难道能说你售货的经营得好贡献大,我收款的经营得坏贡献小吗?售货与收款本是营业工作中互相联系的两种分工,缺一不可,经营的成果乃是两者互相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门市部职工一致赞成并一直采取等量分发奖金。能说这样做是平均主义吗?应该说,这种在难以衡量个人贡献大小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采取有利于团结的办法,与搞平均主义是两码事。总之,我的意思是要正确地理解并切实反对平均主义,以便克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理直气壮地实行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

读《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有感

第5版()
专栏:

读《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有感
俞义忠
《人民日报》7月14日发表的蒋一苇同志的《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是一篇好文章。它给人们以新的启示,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如何很好地贯彻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是每个经济工作者必须重视和细致探讨的问题。现行制度的主要弊病是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多劳的少得,少劳的多得。多少年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这种吃社会主义的不良之风,归罪于所谓“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给正确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制造了思想障碍。
在劳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若跳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劳动群众的思想觉悟,忽视劳动群众所必需的物质利益,去空谈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是无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
蒋一苇同志主张在工资制度上分为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和活工资三个部分,并指出活工资在职工工资中应占相当大的比重。我认为这是工资改革的正确方向。我很赞成在上级机关的规定与监督下,各企业以一定的业务技术的能力为标准,考核评定干部职工的工资等级和升级的工作,由各企业根据本单位的实际经营情况自行掌握,不再由国家统一发布晋级工作的行政命令。这样,不但可以克服用行政命令进行统一的晋级出现的矛盾,同时也与废除干部终身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措施相适应。
工资制度的改革是一件涉及到千百万人利益的大事,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慎重地制订符合客观实际的方案,使改革后的制度有旺盛的生命力。
蒋一苇同志的文章,讲究实际探讨问题,提出了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中必须解决的研究课题。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文章在我们的报纸和杂志上还太少了。

一点补充意见

第5版()
专栏:

一点补充意见
王忠田
看了《人民日报》七月十四日发表的蒋一苇同志的文章《试论全面的物质利益原则》,深有同感。这里想补充谈点意见。
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条件以统筹解决企业之间的大平均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也要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不少生产单位特别是手工生产中,劳动者个人贡献大小的差别,还能衡量出来。我认为,凡是在个人贡献大小的差别比较明显并且容易区分的生产单位中,还是应当适当解决在班组内部个人之间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发展。当然,在那些现代化生产程度比较高的企业中,在那些个人贡献的差别不明显或是没有什么具体标准来衡量个人贡献大小的小集体内部,如果绝对排斥在活工资分配中相对平均的作法,其结果必然会造成职工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妨碍团结,影响工作。应当着重反对集体之间的平均主义,而不应当过分地反对班组内活工资分配的相对的平均。在反对企业和集体以及个人分配方面的绝对平均主义时,也应当照顾到左邻右舍,差别要适当。
目前,在解决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小集体之间的平均主义方面,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也要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以防止出现企业之间苦乐不均的不合理现象。

《经济计量学导论》即将出版

第5版()
专栏:

《经济计量学导论》即将出版
经济计量学是经济学、数学、统计学相结合的学科,是运用现代数学、统计方法和计算技术测定经济生活中的数量规律的科学。它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关系,进行市场预测,为国家参与经济调节、合理组织生产服务。
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所著《经济计量学导论》,简要介绍了经济计量学中的商情预测、市场分析、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介绍了它的新成就——规划理论。本书对于经济计量学方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应用问题作了探索,这是西方此类著作中所没有的。本书第二章论述市场分析,是研究供需关系的专章。作者认为,“这些方法也可以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尤其是关于需求弹性的分析,更是如此”。第三章讲规划理论。作者说:
“第三章提出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自己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使规划理论同国民经济计划联系起来。作者指出,经济计量学方法是经济计划的有效工具。
《经济计量学导论》1957年出版后,受到广泛注意,波兰文版和英文版很快售完。1962年作者修订、增补后发行了第二版。现在根据1978年英文第四版译出,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伊 史)

湖北铜绿山发现东周时期古铜矿

第5版()
专栏:

湖北铜绿山发现东周时期古铜矿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发现一处古铜矿,面积约八平方公里。在那里,地下的古代矿井分布相当密集,地表堆积的古代炉渣约有四十万吨。经过考古发掘,初步探明遗址内包含春秋、战国、西汉、宋等几个时代的采矿冶炼遗存。去冬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博物馆、昭盟文物站和湖北省、黄石市的考古工作者一起进行了发掘。
我国古代有着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但是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未发现这样的遗址而使人们对古代矿冶工艺的研究难以进行。铜绿山古铜矿的发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状况,特别是采矿冶炼业的发展状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殷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