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08-13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5版()
专栏：

作品鉴赏的“正”“反”观
晓江
一、反反不全得正
有一条公式：反反得正。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但在对社会现象的评述中，却不能拿它来到处乱套。
比如说，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属于
“反”的。然而，是否凡反对资本主义的，都姓“无”呢？那可不一定。《共产党宣言》中就专设一章，对形形色色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作了刻画。这当中，封建社会主义“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他们虽然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起劲挥舞，但他们的臀部却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巧妙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但它的目的是想恢复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制度，不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动的。至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以及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罢了。
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反反不一定全都得正。这一现象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如此。
金圣叹在他的“第六才子书”中，就以“反”的手法，反对“王西厢”中老夫人形象。老夫人这个形象，在“董西厢”里，面目还不是很清晰的，到了“王西厢”，才将她塑造成一个封建家长的典型。这是王实甫的一大贡献。有了这一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就有力地提高了张生、莺莺作为封建礼教叛逆者的意义，从而深化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对这个封建老夫人，当然是应该持“反”的态度的。可是，金圣叹是怎样反的呢？他不是责怪老夫人有封建性，而是责怪她封建性不够。他说老夫人不该住在寺院，而应另有别府，不该让莺莺去前庭、佛殿散心，而应深锁闺阁；如此，就不致“因以失事”了。显然，金圣叹是站在封建立场上“反”老夫人的，这与我们反对老夫人是南辕而北辙。
这就说明，对反面事物的反对者，不能以观其“反”的态度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察其“反”的立场和观点，这样才会有正确的评价。我以为，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鉴赏和评价文艺作品是有益的。
举例来说，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是实现四化的一个严重障碍，我们理应对它持鲜明的反对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品揭露和批判了这一社会机体上的脓疮，塑造了一批反官僚主义和抵制不正之风的先进人物，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作品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这类题材今后不仅应当继续写，而且要求写得更深刻。然而，是不是只要是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就一定“得正”，应予首肯呢？那也不一定。中篇小说《调动》，写一个青年人，在10年浩劫期间受到诬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迫害他的那位县委书记，在当地仍然独掌权柄，炙手可热。这位青年千方百计想调离这个地方。为了能找到一块调动的“跳板”，他断然遗弃了当地的一个恋人，到外地重新物色了一个姑娘作为未婚妻，借此制造了一个“照顾夫妻关系”的理由。为了能打通各个关节，他用两只土手榴弹（本地瓶酒）、一条二十响（香烟）炸翻了张秘书，又用四只洋手榴弹（外地名酒）、一只保温杯打倒了钱副局长，随后又作了“一头配种站的公牛”，为人事局长夫人留了一个娃儿。当调动的最后一关被那位县委书记卡住时，他冒充自己是一位高干的外甥，以“假诸葛吓退真司马”的办法，迫使对方同意了他的调动。无疑的，这篇作品是接触到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问题的，有些细节是真实的，讽刺也是辛辣的，但整个说来，它未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思想、态度去反。它所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是以极端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情绪看待社会，是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玩弄人生。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因为他有某种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行径而给予歌颂。因为，从本质上说，他不仅不是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异己力量，相反，他的作为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之风。正如封建社会主义等等，在本质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而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一样。
由此说明，阅读和评价作品，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思索分析。不能简单地以“反反得正”的公式判断是非。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将坏当好，将“鱼目”混作“珍珠”。
二、正不一定无反
当然，也有倒过头来的，将“珍珠”误作了“鱼目”。
《人到中年》遭到非议即其一例。这个优秀中篇，以其独特的艺术笔触，塑造了陆文婷这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并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提出了关心中年人才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无论就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或社会效果来说，它都是好的。然而，有人却责难它给新社会抹黑。理由是作品中没有出现摧残中年人才的具体坏人，就会使人怀疑这是整个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看法似乎是站在维护党与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思索的。然而，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与简单地套用“反反得正”公式不同，这里机械地抱着一个“原则”：正就是正，正中不能有反。讲太阳，只能讲一团光明，不能讲有黑子，谁讲黑子，谁就给太阳抹黑。
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正如太阳一样，通体是光明的；但同时，也还存在不少“黑点”。中年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照顾，是当前社会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正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黑点”。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破坏，封建主义的传统，干部制度的缺陷，等等，均有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归结为几个坏人所能造成的。如果真是那样，问题就好办了，只要把坏人揪出来，矛盾也就解决了。谌容同志从生活出发，没有这样去写，正是她的观察深刻处。它启示我们要解决这一问题，要多方面去努力，要改变我们人事、干部制度上某些不健全的环节，要正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这一现实。当然，这种“不完善”，从根本上说不属于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在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对它必须、也能够按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善和克服。但是你只有首先看到它，重视它，才能克服它，改善它。《人到中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一真知灼见，洋溢着作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一片炽热之情，这是在“添火”，哪里是在“抹黑”！有些同志在评论这一作品时，把“珍珠”当作了“鱼目”，是因为并没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来分析作品。他们抱着一些框框条条，似乎要维护社会主义，就不能揭露黑暗面，如果要揭露黑暗面的话，也只能揭露阶级敌人，揭露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这些都应该继续深入揭露），而不能触及我们制度上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不是正视生活，而是如高尔基所说，“被现实所吓倒而逃避到幻想中去”。要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而且它本身也在实践中不断提出新问题。文艺创作不倾听实践的呼声，不尊重实践的经验，就不能真正反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鉴赏和评价作品，也不能机械地用“正就是正”去套。“正”决不能歪曲为“反”，这是界限；但“正”中也可能有“反”，正确地描写“正中之反”，不仅无损于“正”，而正是维护壮大“正”之必需。不准写“正中之反”，虽出自爱“正”之心，实则得害“正”之果，因为它只会束缚和戕害“正”的发展。这里，极左是容不得的。鲁迅早就指出：“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
由此我想到，目前在评价文艺作品时，十分需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不能自由化，乱用“反反得正”的公式，混淆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另一方面，也不能僵化，以“正就是正”的模式，把革命原则当作教条搬用；而应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生活出发，判断作品的是非美丑。而这又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得来的，并不是简单化庸俗化的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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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要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
唐早生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文艺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种样式的作品，象绚丽的鲜花一样在百花园中争奇斗艳；年青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文坛上。
但是，我觉得，也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忽视了对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发现和培养。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在恢复它本来的面目。但是，正如最近《文艺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联合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会所指出的那样，文艺理论工作落后于文艺创作。为什么会落后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就是文艺理论队伍的力量薄弱。我国现在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一部分是解放初期和解放前培养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培养了一批，但由于10年动乱，他们中间不少人也荒废了时光；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中断，更谈不上出人才；最近3年来，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仍然是相当薄弱的。可以说，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工作，远远落后于对青年文艺创作、艺术表演工作者的发现和培养。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全国各报刊杂志发表文艺理论文章的作者中，青年人很少。目前，文艺理论研究已经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现在还不着手大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而，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是当前文艺理论战线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有关文艺部门的极大重视。
从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现状看，我觉得我们在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较多。首先是领导重视不够。有关领导和文艺部门还没有把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到具体的议事日程上来，缺乏切实有力的措施。二是鼓励和支持不够。在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方面，经常举行各种奖励青年创作人员和演员的活动，出版优秀作品选等，但在文艺理论方面，还没有进行过这种奖励青年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活动，也很少出版研究文艺理论的优秀论文选集。第三是文艺刊物对发现和培养青年研究文艺理论、开展文艺批评的优秀人才的工作抓得不力。在创作方面，不少编辑通过阅稿发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者。但在理论研究、文艺评论方面就没有发现几个。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有的，关键在于花的力量不够。第四是“双百”方针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心有余悸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文化大革命中，谁在理论上有不同意见，就会被扣上“右倾”、“复辟倒退”、“修正主义理论”的帽子；现在，对于在文艺理论上有创见的青年，有时也给戴上帽子。这种现象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对在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批评问题上贯彻“双百”方针也是有妨碍的。第五，10年动乱期间，文艺批评就是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这种粗暴恶劣的做法，把理论研究、文艺批评的名声搞坏了，至今，搞理论研究、文艺批评的名誉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因而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搞文艺理论不如搞创作吃香，有的已经放下研究专门搞创作去了。
这几条，对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对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妨碍极大，必须尽快解决。因此，希望有关文艺部门的领导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下大力气抓一抓文艺理论队伍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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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不同意见
章蔚
读了7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陈沂同志《关于〈今夜星光灿烂〉》的文章，我有几点不同意见。影片《今夜星光灿烂》是近年来描写战争生活的一部优秀的作品。它最大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摆脱了老一套的程式，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战争中的人，形象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作为对表现战争生活的一种新的探索，这部影片在表现出鲜明的风格和特色的同时，确实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影片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它鲜明的主题、健康的情调以及强烈的现实意义，依然是被人称道的。可是，陈沂同志并不是注重影片主要的方面，而是抓住个别缺点，率尔得出影片“没有成功”和“并不灿烂”的结论，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过去，我们一些表现战争生活的影片，较多地是注重打仗、描写战斗过程等，而《今夜星光灿烂》恰恰在这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它尽管没有较多的“烟火纷飞”的场面和浓烈的“火药味”，但是它恰当地选择了一个角度，同样生动地反映了淮海战役中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的一个侧面。影片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表现，而一定要“烟火纷飞”、“火药味浓一点”才算表现了淮海战役呢？既然陈沂同志“要十分提倡”题材多样化，就应该允许各种不同风格样式的存在。这样的作品，对正在进行四化建设的我国广大群众，同样“是很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励“幸存者”和“后来人”继承和发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搞四化。如果将淮海战役搬上银幕而“搬”不出新意，观众不爱看，即使象陈沂同志说的“火药味浓一点”，哪怕硝烟弥漫、炮火连天，人们未必能得到多少教益，难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为什么这样一部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影片，由于没有按照某种“规范”表现军队生活，就要遭受指责呢？令人不解的是：陈沂同志一方面要求火药味浓一些，一方面又贬斥那“陈尸多具的镜头”，还说“要吗一个人不死，要吗满台死尸，对这两者我都觉得不好”，那么请问：按陈沂同志的标准，究竟陈尸几具才算最合宜？
陈沂同志指责杨玉香被救后表示要嫁给小于的戏是“一个奇迹”，而且提出“这样的事件对我们这个战斗队将产生什么影响？是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还是……”我认为，影片中的这个情节安排，有着独到之处。虽然它看起来有些“离奇”，有些出人意料，但还是合情合理的。一个获得新生、重新有了希望的贫苦善良的农村姑娘，在那特定的情形下，朴素的感情和高度的信赖、感激，促使她以身相许，这是一种纯洁心灵和高尚情感的流露，它激起的是人们对她的深切同情。杨玉香的遭遇，理应能更加激发战士们的阶级感情和对敌人的仇恨，进一步使他们看清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从而对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杨玉香在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同战士们一道为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贡献力量的时候，有谁会对她有什么别的想法呢？她既不是一个打进部队、妄图腐蚀战士灵魂的敌人，也不是一个贪图个人私利、轻举妄动的妇女，由于共同的命运和目标，把她和战士们连在一起，他们是友爱的阶级兄妹。假若有人对此想入非非，那也难免，因为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但这丝毫无损于影片健康、昂扬的情调。
对于杨玉香做梦结婚，这是陈沂同志“特别不喜欢”的情节。但我认为这场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色彩。这种场景，在淮海战役所在的农村一带，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场面，并非地主家的儿女结婚才有，不少农民家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如果说，地主家儿女结婚才有的场面贫农女儿连看也没看过，这也太武断了。杨玉香的这个梦，做在小于牺牲之后，而她尚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这个梦，寄托着姑娘的感情，表现了她对未来的憧憬。在当时的情况下，刚刚进入革命队伍的杨玉香，由于思想水平的局限，她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这个梦想，完全符合主人公的思想、性格，它是人物成长中的插曲，这和她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表现出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个梦所表现的“喜”，衬托了小于牺牲的“悲”，更加引起人们对年轻战士的崇敬和怀念。陈沂同志提出：这些东西“今天反映在银幕上又让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青年去学习什么呢？”同时认为“拥抱接吻”比影片中“那个凤冠霞帔、头戴礼帽、挂大红花要好得多，健康得多”。我想，一部影片应该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往往某个情节的作用是在整部影片中体现出来的，并非每一个情节都要让人学习什么，要想每一个镜头都“立竿见影”是不切实际的。如果担心青年人看了这个场面就会去“如法炮制”，举行同样式样的婚礼，岂不是杞人忧天吗？何况当今的拥抱接吻的镜头和四十年代梦想的婚礼场面，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一种正常的形式，绝不存在谁比谁好、谁比谁劣的问题。这两者是无法类比的，如果硬要比，恐怕也只能引起听众的“哈哈大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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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花赞

胆识与艺术创新
——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潘旭澜
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刊《收获》1980年第一期），是一篇有胆识、有新意、有突破的好作品。这个中篇的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场面，主人公的英雄品格和令人悲愤的遭遇，作品所揭示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总是萦回在我的脑际，撼动着我的心灵。
小说作者的胆力，首先表现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敢于正视我们生活中曾经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作者以常见的“回忆”的写法，通过1979年新任地委书记亲自为李铜钟平反，将读者带到1960年开春的李家寨大队。作品以较多的篇幅，较为细致地描绘了一场严重的饥荒。由于公社书记杨文秀的迫使，大队长张双喜虚报了产量，于是，从立春那天起，被多征购了10万斤粮食的李家寨，开始了一场春荒。每天吃清水煮萝
卜。榆树皮也剥光了。杀耕牛充饥也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断粮的第7天，全大队490多人全部患了浮肿病。烈属、“三堂总管”老杠叔，在快饿死时，直要求老伴将为他做的送老衣的棉花套子让他啃啃。这种揪人心肝、催人堕泪的景象，是3年困难时期某些农村出现过的情景的艺术概括和真实写照。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还很少有象这样尖锐地描写这一时期的饥荒的作品。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敢于直面历史的真实上，而是从深广的背景上来表现这场饥荒是怎样发生的。没有疑问，李家寨饥荒的直接原因是高指标、高征购；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公社书记杨文秀。但是，如果作者将这一切仅仅归结为杨文秀个人的问题，作品就会失去它应有的深度和意义。作者没有采取这种虽然便捷但却浅薄的写法。作品第一章和第四章里，通过巧妙而又自然的穿插，叙述和描写了杨文秀到十里铺公社担任书记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1960年这场春荒与从1958年起大大发展起来的浮夸风的直接联系。浮夸风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又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在1958年，刚刚上任的杨文秀提出了一个看来很革命而实际上极为荒谬的高论——“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连门鼻、门搭勾都填进“小土群”里。他要老汉们挂着长须，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帅”字旗下地劳动，以表示赛过老黄忠和穆桂英。他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到来”。作者选择这些看来十分可笑却是十分真实的现象，来勾画杨文秀的面目，是很有表现力的。这样一个“带头书记”，必然要搞高指标、高征购。带着出名升官的个人主义欲望的杨文秀，个人思想品质固然大有问题，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他的浮夸、弄虚作假是不会迅速地发展得这么严重，表演得这么淋漓尽致的。小说以简洁、洗练的笔触，从其它一些方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浮夸风。比如，省报经常出
“号外”报道一些叫人根本无法相信的“丰收卫星”，狂热地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反科学的口号。县委书记田振山提出的“持续跃进规划”，已经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结果，还受到地委严厉批评，以致他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在极左思潮、浮夸风的恶果已十分严重，本来应该反极左的时候，可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浮夸风是那些年月的时代病。由于作者能够从较为深广的背景上来探索和反映李家寨的饥荒，所以它就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同时，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要那么尖锐地描绘李家寨的饥荒景象。因为，只有真实反映饥荒的景象，才有可能深刻地揭露浮夸风、弄虚作假的祸害，并为主人公李铜钟不寻常的行动的必要性提供合情合理的根据。
作者的胆识，表现在他以同情和赞赏的笔调去描写李铜钟未经批准，连夜借走5万斤公粮，去解救即将饿死的群众这个事件上。由于这个非常的事件，复员残废军人、大队支部书记李铜钟，成了“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并且戴着这样的大罪名死去。这个构成中篇主要情节的事件，不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或者是生活中某一实有事件的艺术加工，它都是真实可信的。在饥饿那样揪人心肝地折磨着全村群众，死亡威胁着几百口社员，向公社、县里一再紧急呼吁又没能得到救助的危急情况下，“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10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为祖国和人民流过血、献出过一条腿的李铜钟，他的高度的党性，他的火热的阶级感情，他的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以至他的人类良知，都使他不可能撒手不管，让“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勤劳的乡亲们一个个饿死。山穷水尽已无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动用公粮。于是，他毫不迟疑地将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甘心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去干那后来被说是“抢劫国家仓库”的事，来解救几百口群众的生命。李铜钟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慷慨地自我牺牲的行为，是他的思想、品质、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甚至必然会有的事。
作者除了敢于在特殊而又异常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集中展示人物的灵魂以外，还着意在几个节骨眼上，从各个侧面来刻划李铜钟。当杨文秀晃着“右倾帽子”来威胁他的时候，他说：“你把帽子给我。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的帽子，我戴一万年。”这镇静、坚定的回答，简直掷地作金石声，既初步刻画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又为后来他借用公粮作了准备和烘托。在靠山店粮站，他所写的“违反国法，一人承担”的借条，他打在借条上的血手印，感人至深地反映了他热爱党和人民、无私无畏的英雄品格。特别是在受审讯那一场，他见到县委书记田振山，完全不为自己辩护，而是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呼唤着：“田政委，救救农民吧！”“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这些片断，都生动地显示了他不但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也不只关切他所在那个李家寨大队几百个群众的生存，而是满心想着人民，想着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想着人民和党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党所培养出来的当代英雄的形象，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的优秀人物的形象。塑造出这样一个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深刻动人的英雄形象，这是这部中篇在英雄形象创造上的可喜突破。
这部中篇小说所写的人物的事件，无疑是有悲剧色彩的。但是，小说的悲剧性又是和讽刺喜剧性结合起来的。首先，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就显示了这一点。那一场场“使人头脑发热，嗓门发痒”的喜剧的背后，都在酝酿着、制造着悲剧，催促悲剧的产生。李家寨农民的断粮，宰牛充饥，得浮肿病，李铜钟的“救救农民”的呼吁，对于那些报道“丰收卫星”的号外，形形色色的“豪言壮语”，使脚下大地都震动、沸腾的锣鼓，不消三天就创造出来的“典型经验”，接连不停的反“右倾”，是多么无情的揭露与讽刺！再如，写杨文秀叫人搞代食品时，作者在叙述、描写中，将这些骗人玩艺说成“世界上新出现的几个食物品种”，“营养学方面的重大发明”，这些说法，既符合那个时期的风尚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又是欲抑故扬、欲贬故褒的反语。“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讽刺对象愈是荒唐可笑，它所造成的祸害就愈令人悲愤。所以，讽刺喜剧性不但不破坏、削弱悲剧性，恰恰是产生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
历史是一面镜子。小说所描绘的真实、动人的生活图景，所塑造的深刻、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于今天和明天的读者都有不可忽视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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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版画》复刊出版
为团结全国专业和业余版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国版画光荣的革命传统，繁荣版画创作，培养新生力量和加强国际版画交流，停刊了二十年之久的《版画》杂志已复刊出版。
《版画》复刊后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有国内版画家的新作四十余幅，其中包括彩色版四页。还有江丰、力群等写的有关当前版画运动问题的文章；有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版画家座谈会发言摘要；另有王琦介绍美国当代著名版画家查理士·怀特的文章，及美国著名版画家肯特为怀特的作品所写的序文。此外，这一期还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该刊错误批判了的同志恢复名誉。
《版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统一发行。
吴奇

第5版()
专栏：文艺出版简讯

暑假的礼物
——推荐《少年探宝队》
在孩子们欢度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的时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一批新书，做为献给孩子们的暑假礼物。中篇小说《少年探宝队》就是其中之一。
作品写的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几个少先队员一段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暑假生活：少年探宝队的五个少先队员为了寻找矿，他们翻山过江，风餐露宿，几经周折，克服重重险阻，经受了磨练和考验，终于找到了宝洞，探出有用的矿藏，并意外地发现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在探宝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抗日战争年代的“游击队之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小说善于运用儿童的语言和思维方法，来刻画孩子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表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作者在故事情节的描写过程中，还根据孩子们的接受能力，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一些寻找矿物的小常识以及历史、自然、地理等知识，使小读者们在阅读饶有趣味的故事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