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12-11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要篡党夺权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韦明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讯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韦明同志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联系北京大学的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和推行“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
韦明同志说，北京大学是被“四人帮”一度篡夺了领导权，受他们严密控制，遭受严重破坏的一个单位，广大师生员工深受“两个估计”之害。因此，在读到华主席、党中央传达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的指示时，全校一万四千多名干部和群众，心情无比激动，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阴谋，把我们从精神枷锁中解放了出来。连日来，全校师生员工正通过座谈会、控诉会、大字报等各种形式，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在北大，一个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正在走向高潮。
韦明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北京大学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亲切关怀下获得新生、成长、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我们党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进行了教育改革，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制度。一九五二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十七年间，北大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各项政治运动，努力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开始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体制，抵制了维护旧事物、阻挠改革、干扰教育革命进程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师生员工思想面貌和队伍组成都起了深刻变化，教学、科研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旧北京大学在解放前的四十二年，即从一九○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毕业学生七千多人，平均每年只有一百七十多人；而在解放后的十七年，毕业学生一万九千多人，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人。学生的成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初期，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很少。一九五○年，北京大学为了培养工农干部和帮助工农子弟升入大学，建立了工农速成中学。这是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建立的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到一九六五年，工农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已占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教师队伍壮大了几倍。新增加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十七年间培养出来的，今天已成为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输送到各条战线的毕业生和研究生，不少也已成为各方面的主要骨干。最近中国科学院提升为副研究员的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就是一九六二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北京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其中有些达到了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先进水平，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韦明指出，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尽管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大学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描绘成一片漆黑，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混淆黑白，全盘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罪恶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变成他们的“帮天下”！
韦明同志说，“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到处挥舞这根反革命大棒，破坏、摧残党的教育事业，糟害北京大学，其罪行是罄竹难书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把十七年说成一片漆黑，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一九六七年四月，大叛徒江青叫嚷：十七年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地主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一九六八年，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以同样的语言叫嚷：解放以后，学校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叫嚣要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一九七一年，“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后，更是处心积虑地搞乱教育战线，混淆路线是非，颠倒敌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整个教育工作，也对北京大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正当北京大学师生员工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周总理的指示，排除“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努力改进学校工作，发展教育革命的时候，“四人帮”于一九七三年底，在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这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经过精心策划，针对北大师生员工贯彻周总理指示而进行的一次大反扑，也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次大反动。就是在这个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的一开始，“四人帮”一伙就招降纳叛，搜罗少数无耻文人，拼凑了一个叫作“两校大批判组”、又名“梁效”的黑班子，大造“两个估计”、“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革命舆论。这个黑班子抛出了一批批的反党黑文，大肆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个“梁效”名为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写作班子，其行动却十分诡秘，门禁极为森严。从成立那天起，它就紧紧拴在“四人帮”的反革命战车上，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和别动队，对党和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韦明指出，“四人帮”在北京大学还网罗了少数权迷心窍、唯利是图、出卖灵魂、卖身投靠的败类，结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上反毛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下整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工人，肆意篡改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疯狂推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把大批干部打成“走资派”，把大多数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下，否定党的领导，破坏师生关系，挑动学生整教师，打乱教学体制和教学秩序，严重打击了教和学的积极性。他们践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给许多人扣上“反党”、“右倾势力代表”、“走资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伙，就疯狂叫嚣“象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两年抓一次右派”，胡说在学校里“最危险的就是四十多岁，出身好，懂业务的党员骨干教师”。这几年，北京大学受到“四人帮”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干部、教师、学生之多，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尽管“四人帮”采用了种种高压手段，北京大学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韦明在揭发批判中愤慨地指出，“四人帮”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打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极右派旗号，在北京大学疯狂地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教育方针，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胡说什么“搞教育，关键是对待十七年的态度问题。什么时候和十七年一个样子，就做错了，什么时候和十七年对着干，就做对了”。他们叫嚣：“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能‘反潮流’，能同‘走资派’斗，能做到这点，就可以打九十分。”他们还宣扬：“什么时候提教学质量，什么时候就是右倾回潮。”“四人帮”为了搞乱教育战线，乱中夺权，大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歪曲综合大学的基本任务，提出“铁锹就是专业”、“专政就是专业”、“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反革命口号。他们诬蔑教研室是“修正主义货色”，强令解散。借口破“老三段”，破坏理科基础理论的教学。借口“为现实斗争服务”，把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帝国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统统打乱。教党史只能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专题。迟群还疯狂叫嚣要制定镇压“走资派”的法律。在“四人帮”的肆意毒害下，北京大学这样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学质量，竟降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韦明同志最后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非常重视。当前，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批判“两个估计”的斗争，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广大师生员工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北京大学的运动搞深搞透，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用实际行动回答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大学的关怀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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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清华大学斗争历史看“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林克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的发言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讯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林克同志，在教育部和北京市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上，回顾清华大学的斗争历史，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动实质。
林克说，教育战线是我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围绕着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形势如何估计，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如何估计，我们党领导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清华大学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清华的黑干将迟群等人利用他们一度窃取的权力，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疯狂地镇压干部和群众，给清华大学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和破坏。
林克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就和林彪反党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伟大成绩，妄图“改朝换代”，另立他们的“林家王朝”和“帮天下”。一九六七年四月，叛徒江青大放厥词，说什么：十七年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地主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这就为反动的“两个估计”定下了基调。他们还把黑手伸进清华大学，扶植了一个坏头头，鼓动一小撮仇恨共产党、仇恨社会主义的坏家伙起来攻击共产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坏家伙诬蔑清华大学的所有干部从上到下全部执行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十七年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鼓吹“今天的好人要从十七年的坏人中去找”，猖狂地叫嚣清华园、教育界“就是要大翻个！”“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就是彻底砸烂！”
林克回顾说，这些奇谈怪论当时遭到了清华大学干部和师生员工的抵制和反对，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在坚持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对林彪、“四人帮”和那个坏头头的谬论进行了说理斗争，指出：清华大学十七年虽然存在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干部为人民服务，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历次政治运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教育革命是有成绩的。在强大的革命舆论面前，林彪、“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他们唆使那个坏头头对一批抵制和批判他们反动谬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搞“打砸抢抄抓”，实行残酷的法西斯迫害。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严重干扰，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派遣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四人帮”又把黑手伸进了清华园。迟群等人紧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把清华大学说成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的‘独立王国’”，把校、系两级党、政干部和绝大多数教研室党支部书记，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刘少奇
“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广大工宣队员和师生员工对他们的这套谬论极为不满。当时一些工宣队员就组织革命教师开展讨论，引导大家进一步认清十七年是红线主导，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批判全盘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种种错误观点。迟群一伙怕得要死，立即采取高压手段，下令不许讨论，并且借入学教育为名，大肆丑化十七年，大骂十七年的学校“是修正主义的温床，都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林克说，一九七一年夏，正当“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估价，针锋相对地批判了他们的谬论。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批判，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由迟群“挂帅”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了反动的“两个估计”。它一出笼，就遭到清华大学群众的抵制和反对。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奋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大家紧密联系实际，纷纷质问：“两个估计”是不是林彪路线的产物？并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林彪路线对清华大学有严重影响，已造成严重后果。迟群等人十分恐慌，叫嚷：批林不许联系实际，“清华没有林彪路线的干扰”，要警惕有人为十七年翻案，等等。把火热的群众斗争又一次镇压了下去。
林克继续回顾说，一九七二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作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抓教育的整顿。在周总理指示的教育鼓舞下，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清华大学开设了六个研究班，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开始恢复和整顿实验室，教育革命出现一派生机。这时，广大师生对“两个估计”纷纷提出质问。一些师生贴出大字报，揭露迟群一伙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一九七三年十月，迟群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清华园搞了一个所谓“反击右倾回潮”的“三个月运动”。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疯狂叫嚷：“运动不是孤立的”，“上有代表人物，下有市场、社会基础”。这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公然背叛党的十大路线，上反敬爱的周总理，下压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对抗周总理关于十七年“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指示，荒谬地宣称：“对十七年不能一分为二”，“如果说十七年可以一分为二，只能象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样一分为二”，胡说“十七年路线错了，一切全错”，“要和十七年对着干”。他们到处抓“裴多菲俱乐部”，“复辟势力”，“自由市场”，大搞“揭盖子”、“夺权”，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实行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他们诬蔑“四十岁左右的党员教师最危险”，运动中集中打击这些同志。有的教研组十几个党员教师就有八、九个被列为运动的对象；凡是十七年被评为红旗单位的教研组，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黑旗”、“土围子”批倒批臭；凡是十七年中取得重大成果的科研项目，都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黑炮弹”，“成果越大，罪恶越大”。三四十人的教研组，常常派进去几十人、上百人去“揭盖子”，“占领阵地”，有些同志被定成敌我矛盾，有些党员被长期停止组织生活，有些干部被无理撤职。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被株连的有上千人，有四百多人被批判，其中立案审查、重点批判的竟达六十多人。迟群还嫌不够，扬言要抓五百个“右派”。“三个月运动”是清华大学的一场大灾难。从此，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一蹶不振，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林克指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等人从清华大学首先发难，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推行“两个估计”也达到了更加疯狂的地步。迟群一伙恶毒攻击党的老干部是“解放前的民主派，十七年的走资派，文化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革命后的翻案派”，诬蔑广大知识分子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和重要来源”，“本能地倾向修正主义”。他们把清华大学变成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据点，私整了四十七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黑材料，直接插手破坏十九个部委、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运动；编纂并扩散了“言论摘编”、“大字报选编”等诬陷邓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三十余万册，清华大学十一个月中在各报刊发表毒草文章一百余篇，给叛徒江青写效忠信一百一十二封。其作恶之多，危害之大，流毒之广，令人发指。他们就是千方百计要改变清华大学的性质。在校内，迟群一伙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搞乱阶级阵线，把那些反革命小丑，反动文人，资产阶级政客，出卖灵魂的干部，蜕化变质分子，打砸抢者，网罗起来，组成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严密地把持校系两级党委和要害部门。对反对过
“两个估计”，抵制过林彪、“四人帮”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则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非法进行关押、逼供，无所不用其极。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坏事做绝，恶贯满盈。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清华园也获得了新生。林克说，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决心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抓纲治校，搞好教育革命，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大干快上，贡献一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