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09-17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
乌疆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着重地指出：“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严重的阶级决战，面临着特别尖锐复杂的矛盾和特别艰巨的斗争任务。这些，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长期实践来解决。这里，我们遇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对象等一系列问题。同我们作了多年殊死斗争的“四人帮”反党集团，肆意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采取的手法，往往从歪曲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着手。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目的和使命来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率领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以及一切阶级差别，根绝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和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这是一场持久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政治大革命。
毫无疑义，这样的革命，要以保卫、巩固和磨利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伟大“工具”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前提，因为如果削弱以至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继续革命。同时，为了创造出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条件，这个革命势必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它将扩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上层建筑方面、经济基础方面、生产力方面，将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战线上同时进行。所有这些领域、战线都是互相联系的，但在各个不同时期，又会有不同的重点或突出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总的说，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整个过渡时期内，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将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特别要大力进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
有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显然是不对的。“四人帮”在这方面更是别有用心地搞极端主义。不错，我们应当足够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增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指导的作用。尤其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对于改变社会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条件下，在变发展的某种可能性为现实性方面，甚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状况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生产力又是其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状况归根到底决定生产关系的状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促进作用，一种是促退作用。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包括政治、党的领导），对社会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上层建筑不可能越过生产方式直接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正好象思想本身离开了实践、物质不可能实现什么一样。只有生产力前进了，生产关系前进了，社会才能决定性地前进。上层建筑的领导作用是好是坏，要看它是否立足于对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看它是促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退、延缓生产力的发展。
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对于在经济不发达的环境里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人们说来，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们只谈一谈“四人帮”是怎样打着“上层建筑革命”的旗号，另搞他们一套鬼把戏的。
在宣传上，“四人帮”从来只讲“上层建筑革命”，避而不谈生产斗争问题。他们十分鄙视“物质基础”这个东西。有时说到“生产关系的革命”，这种革命在他们看来又完全是由上层建筑方面的状况决定的，和生产力的状况无关。他们把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无条件地提到第一位，把它夸大成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即总的说来，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的发展，而是相反，上层建筑（越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他们手里的“政治”对社会发号施令，可以完全不顾经济运动的规律。这可以说是“四人帮”的唯心论世界观的总表现。
撇开“理论”上的夸夸其谈（“四人帮”谈“理论”不过是一种手法而已），“四人帮”的所谓上层建筑革命，他们在这方面之所以搞极端主义，中心一条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说得一塌糊涂，仿佛它已经完全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了，因此，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砸烂公检法”之类的口号。马克思讲，经济基础改变后，上层建筑或迟或早也要发生变化。这是一条普遍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资本主义是先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然后才建立和巩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则是先有自己的上层建筑（主要是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然后运用这个上层建筑去创立经济基础。不能设想，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刚把自己的基础创立起来，只经过很短的时间，就立即变得完全或大部不适应自己的基础了。事实并非如此。整整十一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我们的上层建筑对于自己的基础，是基本适应，部分不适应，或某些环节不适应。不适应的应加以改革、改进，但整个说来不是什么“彻底改善”。所谓“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云云，乃是彻底反革命的口号，其目的正是为了摧毁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为了上述目的，他们通过他们所谓的“上层建筑革命”，把主要锋芒对着共产党。他们完全懂得，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搞垮共产党，以他们御用的“造反派”（帮派势力）来代替共产党。搞垮共产党，采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毁掉党的经过斗争考验的、有经验的大批领导干部，夺取领导权。为此，他们提出一个所谓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共产党经常地、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产阶级的“天才创见”；又提出一个所谓“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荒谬公式；还提出一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富有欺骗性的论断（见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梁效、任明《评“三项指示为纲”》一文）。一个创见、一个公式、一个论断，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四人帮”的“继续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不停顿地向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夺权”，就是不停顿地“打倒一切”。
这里要着重地谈一谈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这一论断。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论断是富有欺骗性的呢？这种欺骗性首先表现在论断的似是而非上。
第一，这是以把“党内走资派”等同于所谓“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种曲解为前提的。这里，我们看到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型例子。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说过，“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同样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等等。如果我们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些指示割裂开来而是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特别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指示、提法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党内走资派确实只是一小撮），我们将会容易理解，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其真实含义，无非是指明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把这理解为党内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那很明显是以歪曲毛主席的个别词句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精神。“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四人帮”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恶毒的攻击。“四人帮”把“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之一，足以证明他们把这个伟大理论糟蹋到了何种地步！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把握，当作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把握，而把每个原理、指示、提法孤立起来，使之彼此割裂，并且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无条件地、形式主义地、片面地加以理解和运用，那就最容易发生篡改的行为（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表面上忠于词句，实际上背离整个思想、整个路线。
第二，在关于革命对象问题的总的提法上，我们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这两种提法的区别，以及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诡计。
毛主席说：“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确定为整个资产阶级，无疑是最完整、最准确的提法。在这个被确定的革命对象中，当然包括党内走资派在内。反对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是范围异常广阔的斗争，是一场最深刻的社会大变动，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惯等各个方面，战场既在党外，也在党内（要肃清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势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既在国内，也在国外（要对付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既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在经济基础方面，既要对付资产阶级本身，也要挖掉它的老根，彻底改造小生产，消灭社会三大差别，肃清旧社会的传统习惯势力，等等。总之，是一场总体战。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不打这样的总体战是不行的。不打赢这场总体战，产生党内走资派的社会条件总是存在的。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走资派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而又处于当权的地位，搞修正主义，搞阴谋，搞分裂，是最危险的人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就是这样一类人物。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斗争中，得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一概念。毛主席则进一步提出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新概念，并且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派这一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党内只要出现这类人物，党自然应当毫不迟疑、毫不手软地发动群众运动整掉他们，把他们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及“四清”运动）就是这样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阶级斗争不会熄灭，这样的运动也不会只是一次。今后，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运动，还会进行多次。
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派，革命者必须经常保持这种警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只要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绝不可能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因此，确认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走资派，并不等于说党内几乎经常不断地面临着走资派、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危险。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不能从上面的论断抽象地推出后面的结论。这也就是说，在上述那样条件下，即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末，作为各个时期发动的一个一个的革命运动来说，作为一定时期集中力量解决某项任务来说，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一个时期、每一次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都是党内走资派。在这种条件下，整走资派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成为它的集中表现），但不是唯一的内容；一定时期是一个重点战场，但不是唯一的战场；正好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找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一样（即使撇开经济领域的革命不谈，单就上层建筑方面的阶级斗争来说，形式也有多种，不是一种。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性质的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唯一形式，就等于说，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应当宣布结束，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在这方面玩弄的诡计恰恰在于：企图把整走资派的运动“经常化”，不是“多次”，而是“不断”，不是“隔多少年来一次”，而是“一次接着一次进行”。这就是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对象由整个资产阶级缩小为“走资派”的主要用意所在。我们有的同志对此未加经心，认为这里只是一个“提法”问题，最多只涉及到范围大小问题。“四人帮”自己却不这么看，这个提法他们也不敢轻易抛出，也是“寻常看不见，偶而露峥嵘”。例如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当他们别有用心地重提“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通过梁效、任明的文章，抛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这一提法，后来觉得太露骨，又改为“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整走资派”。实际上，这个修正只是耍了一个花招，因为这里很明显的是使“重点”超出一定时期、一定运动的范围，而成为经常的、普遍的东西，即无时无刻不成为“重点”，无时无刻不把主要打击矛头对准他们所谓的“走资派”。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遵照列宁的教导，把提法本身同实践经验中的反面的东西联系起来看一看，那末，这种提法的实质内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四人帮”为了搞垮共产党，处心积虑地制造一套“理论”。他们宣称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首先表现在“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大部分老干部“由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主体。因此，“走资派”成了“革命的对象”，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同时，照他们的说法，这时老工人大都已成了“既得利益者”，广大贫下中农则往往不免趋于“保守”，因此，作为“走资派”的对立面的“造反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的动力”。根据这种“阶级关系新变化”，他们把所谓“造反派”和“走资派”的矛盾（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抬到了主要的地位，以取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他们在革命对象问题上以“走资派”取代“资产阶级”的出发点。
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走资派”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完全抹煞毛主席提出的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随心所欲，任意指定，如说什么“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等，一句话，是那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顽固地认为，只要这些“眼中钉”不拔除，“革命”就不算完成，必须“继续”下去。这就是“四人帮”的所谓“继续革命论”。
“四人帮”垮台后，他们的一个义务代言人曾经用下面几句极概括的话表达他们的信条：“总之，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高级阶段中的高级周期，即消灭人类历史上最后一部分剥削阶级——党内走资派的周期。这个周期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周期。”
看来，事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四人帮”把党内出现走资派解释为“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以及在总的提法上把党内“走资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唯一的对象，有着两个阴险目的。一是为了继续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因此，他们不断地制造“共产党每日每时产生资产阶级”的舆论，不断地煽动人们“夺权”，煽动人们“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人们“矛头向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钉着党内的大官们，钉着党中央，钉着政治局”，煽动把专政的锋芒指向党内。这也就是继续不停顿地搞乱共产党，使党的领导长期稳定不下来，摧垮党的领导权威。第二，是抹煞党内走资派同整个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的联系，使人们不去注意走资派的真正社会基础，以掩护整个资产阶级，保护资产阶级的各种生存条件。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资产阶级势力猖狂进攻，就是明证。而这也就是最有效地掩护和保护了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总之，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利益，对于“四人帮”借“上层建筑革命”名义所搞的种种鬼把戏，我们必须加以揭露，对于他们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更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不可随波逐流而自以为在说着一个最新真理。
但这当然不是说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目前已经变得不重要、不突出了。“四人帮”代表最反动最腐朽最丑恶的旧上层建筑势力。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目前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伟大的斗争。我们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养痈贻患。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我们要在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和反革命罪恶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加以清算，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和影响。”
要问什么是当前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任务，那末，这就是当前我们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上层建筑领域内继续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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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颂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伟大革命实践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落成开放
新华社南昌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电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最近在江西省铜鼓县建成开放。
铜鼓县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战斗过的地方。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湘赣边境的秋收起义，第二天，毛主席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铜鼓县。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团部——肖家祠召开了全团排以上干部会，号召立即举行起义。毛主席还深入三团五连驻地——蓝家祠看望战士。九月十一日，毛主席在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检阅了起义部队，并亲自率领部队向白沙镇挺进。在起义部队向文家市进军途中，毛主席带领部队再次来到铜鼓，在排埠镇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真理。
铜鼓人民早就迫切要求兴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纪念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伟大革命实践，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愿望长期未能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才于去年十二月得以奠基兴建。秋收起义纪念馆座落在铜鼓县城西毛主席旧居——肖家祠旁边。纪念馆庄严、朴实、雄伟。馆内陈列的许多革命文物，生动地介绍了毛主席领导湘赣边境秋收起义的伟大革命实践和铜鼓人民紧跟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