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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妙维肖的自画像

第2版()
专栏:

维妙维肖的自画像
解放军某部批判组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在一篇文章中以解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为幌子,把一串串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头上,妄图转移视线,倒打一耙。然而,人妖是非红黑,天下自有公论。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帽子,送给“四人帮”戴起来,倒是绝妙的自画像。
“土围子”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曾用“土围子”这个政治术语,刻画蒋匪统治区的某些顽固不化的反革命营垒。可是,时隔三十载,张春桥却心怀鬼胎,借刀杀人,把党政军各级组织和机关统统污蔑为“土围子”。怪事不足怪,无产阶级专政的每一个机构,都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障碍,张春桥怎能不恨得必欲拔之而后快呢?
当然,在现实社会中,反革命的“土围子”不是没有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就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土围子。这一伙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为着一个共同的反革命目标,抱成一团,狼狈为奸。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再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可是他们毫无悔改之意。这种土围子的顽固性,是由“四人帮”的反动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同昔日反动豪绅的土围子相比,“四人帮”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有一套“老鼠跳秤钩——自称自”的本领。他们当中,或称“革命造反的英雄”,或称“文艺革命的旗手”,或称“正确路线的代表”,或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那个土围子的总招牌,更美其名曰“无产阶级的钢铁公司”。做起生意来,更有一番特色:卖出去的假货,样样标明“马列”;收进来的破烂,件件注上“革命”。“四人帮”这个拉大旗作虎皮的土围子,实在是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一个顽固堡垒。
“苍蝇”
提起苍蝇,人人作呕。它们本是粪蛆所生,又为腐质所养,无疑是自然界里极不干净的东西。
“四人帮”可算是人类社会中的苍蝇。别看他们戴着红帽子,唱着高调子,似乎比谁都革命。其实呢,一肚子污泥浊水,比谁都肮脏。张春桥在那篇文章里不是说,有些人象苍蝇一样,整天围着“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吗?妙极了,这正是“四人帮”的真实写照。他们对封、资、修的东西最有感情。
“四人帮”维护旧事物,根本目的还在于篡党夺权。他们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要搞复辟,除了自己鼓噪以外,只有请出一批亡灵来帮腔。那个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竟把吕后呀、慈禧呀,几乎所有的封建女统治者的僵尸,都挖了出来。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活象红头苍蝇围住死尸嗡嗡叫一般。
明明自己是如蝇逐臭的复古派、极右派,“四人帮”却诽谤革命的老同志是什么苍蝇式的“老保守”、“老右倾”。演出这种鬼把戏,无非是为了打击革命力量,保护自己。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四人帮”这群“苍蝇”,正在发出“决定性”的“嗡嗡叫”,就被革命风暴扫落在地,化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教 唆 犯”
张春桥装出一副菩萨相,说:“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好一番别致的表演!似乎这么一来,他们那个教唆犯的头衔,就可以扣到所谓“走资派”的头上去了。但是,且慢!难道识别一个人能凭他自称如何如何吗?不能!“四人帮”作为“教唆犯”,资历非浅,用心更毒。他们大搞“演而优则仕”、“唱而优则仕”、“跳而优则仕”。他们赞赏砸学校的门窗桌椅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张春桥甚至鼓励闹事斗殴的阿飞说:“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四人帮”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教唆犯吗?
“四人帮”不仅毒害青少年,他们还收罗一小撮社会渣滓,到处煽风点火、反党乱军,企图训练成林立果的“小舰队”式的反革命别动队,完全是一伙十恶不赦的政治教唆犯。浙江的翁森鹤,辽宁的张铁生,不就是“四人帮”教唆豢养出来的现行反革命的黑典型、黑样板吗?
张春桥一伙明明是教唆犯,却偏要以打击教唆犯者自居。这,除了说明这伙教唆犯惯耍两面派,还充分说明这伙教唆犯特别狡猾。
“资产风”
政治教唆犯的本事历来与众不同。张春桥别具“匠心”地教唆人们要注意一种“资产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这里,张春桥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的就是要唆使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亦即“四人帮”念念不忘的一级盯一级、一直盯到中央的意思。
不料又是弄巧成拙。人们注意来、注意去,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刮资产风最厉害者,舍“四人帮”其谁?你看嘛,江青去趟小靳庄,喝的水都要从北京、天津运去;去趟大寨,连人带马加东西,足足装了几节车皮。张春桥秃笔一挥,一下子就进口五百五十部外国影片。王洪文不消说了,反动影片《反击》里那个“走资派”的排场,不正是他的“标准像”吗?姚文元奉陪江青在资产阶级洋人面前点头哈腰时,那一派洋奴、买办的“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丝毫不辱没他的“帮”风的。
“四人帮”在臭气熏天的资产风中吃饱睡好之后,别的不干,专干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勾当。他们的争名争利,争权争位,颇使古今中外许多阴谋家、野心家望尘莫及。在他们这样的“争劲”面前,张春桥这篇文章里那两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得意之笔,显得是大大地逊色了!
“四人帮”实在是使“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的风源!
风有源,树有根,冤有头,债有主。张春桥不是在他的文章里大讲谁谁谁“受这种妖风的毒害”吗?不要忙,凡受这种妖风的毒害者,正在追风溯源,奋起战斗,深揭狠批“四人帮”呢!
“安 乐 窝”
“四人帮”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恨不得一口吞掉。张春桥摇动羽毛扇,想出一个“吃”的鬼点子:不问青红皂白,给老干部一概加上经营“安乐窝”的罪名,以便自上而下地“动大手术”。用心实在恶毒。
其实,高喊捣毁“安乐窝”的“四人帮”,正是大造“安乐窝”的吸血鬼。他们不仅有固定的“安乐窝”,而且有机动的“安乐窝”。他们乘上飞机,“安乐窝”就在天上飞;他们坐上列车,“安乐窝”就在地上跑;他们搭上轮船,“安乐窝”就在水上漂。许多封建帝王倘若有灵,一定也要自愧不如了。
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安乐窝”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上的。别的且不论,去年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灾情严重。彼时彼刻,“四人帮”却在“安乐窝”里幸灾乐祸。他们不顾人民死活,甚至发出“抹掉个唐山算什么”的反动叫嚣!
“四人帮”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他们除了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之外,还要推翻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使整个剥削阶级都能恢复“安乐窝”。这是亿万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国际歌》唱得好:“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新’ 垃 圾”
张春桥的文章中有一顶帽子,叫作“一堆‘新’垃圾”。“四人帮”帽子工厂的这个新产品,自然是专给别人戴的。然而,倒成了绝妙的自我讽刺。
颇为有趣的是,张春桥谈及“新”垃圾之时,大讲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还为人类做些好事。其实,“四人帮”这伙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连他们的祖宗都不如,整日价只会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任意践踏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张春桥不是说“‘新’垃圾”“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吗?这话用来描绘“四人帮”自己,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破坏党和军队的建设,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团结,破坏生产。他们的黑手伸到哪里,就破坏到那里。凡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无不破坏。甚至恨不得破坏到“颗粒无收”,要人们喝西北风过日子。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从头到脚都打着“破坏”的烙印,不是垃圾是什么?
不过,张春桥说的是一堆“新”垃圾,未免过谦了!谁人不知,张春桥和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滚入垃圾堆里,由来已久。姚文元作为“垃圾”,也并不“新”。二十年前就以《一点补充》,侧身于漏网右派的行列。要说“新”,王洪文倒是个名副其实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不管新垃圾、旧垃圾,都在扫荡之列。扫作肥料,扫作反面教员,使人们对新、旧垃圾,都能见识见识。

碑 里程碑 墓碑

第2版()
专栏:

碑 里程碑 墓碑
张虎生
碑,古已有之。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争着为自己树碑立碣,借以“纪功颂德”,欺世盗名,意欲留名青史,播传百世。
“四人帮”深知“碑”的妙用,可谓当代“碑”癖。张春桥比起他的几个同类,又稍胜一筹。譬如,江青央求洋人替她作传树“史”碑,王洪文在他混过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开“瞻仰圣地”搞“房”碑。姚文元磨秃狼毫自营“书”碑。这些,在张春桥看来,都还不够“气派”。他立意要拼凑一个所谓“张春桥思想”,替自己垒一座“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这也并非张春桥的“独创”。人们都还记得,就在几年之前,当“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打得火热的时候,林彪一伙就曾吹吹打打,聒噪一时,要给那个不光思想就连语言也酷似林贼的“林二世”,“大树特树”一座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
历史的这种惊人相似,决非偶然。列宁说过:“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2页)潜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篡党、夺权、复辟,就必然要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偷运修正主义的私货,影响、腐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首先把理论搞乱。因此,修正马列主义就成为一切机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如伯恩施坦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要“代替”、“补充”、“改进”列宁主义一样,张春桥竟然要“发展”毛泽东思想。
摊开张春桥鼓吹叫卖的那套货色,抽掉它那些“革命”的词藻和标签,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所谓“张春桥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想;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全面背叛”的别称。他们嘴上说是“第四个里程碑”,骨子里要树的是“天下第一碑”。请听“四人帮”那班吹鼓手的喧嚣吧:什么张春桥“第一个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呀,什么张春桥第一个提出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人民公社所有制都可以过渡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既然如此,不把这个“思想”奉为“第一个里程碑”,岂不冤哉?
可悲的是,张春桥的刁钻诡诈、阴谋权术,都无法挽救他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他朝思暮想为自己树一块“里程碑”,到头来却自造了一块丑陋不堪的墓碑。墓碑上深深镌刻着“四人帮”篡党窃国可耻失败的纪录,成为革命人民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为革命钻研技术是“白专”道路吗?

第2版()
专栏:

为革命钻研技术是“白专”道路吗?
山西省曲沃县城关公社西南街大队 张玉顺
长期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割裂红与专的关系。谁要是为革命学技术,他们就说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谁要是强调红与专的辩证统一关系,他们就说是“折中主义”“诡辩术”。对“四人帮”这套骗人的鬼把戏,我们早就憋着一肚子气。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象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我们越学越开心,越学心里越亮堂。
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和“白专道路”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为个人成名成家而学技术,这才是“白专道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正是我们的光荣责任。前者是我们要反对的,后者是我们要坚持的。毛主席明确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毛主席的指示,讲得何等的明白啊!但是,“四人帮”却把为革命钻研业务、搞好科研工作,叫做“白专道路”、“业务挂帅”,弄得很多人不敢钻研业务,不敢搞科研工作,这是对科研工作的疯狂破坏。
我们曲沃县是老植棉区,棉花黄枯萎病危害严重,过去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棉癌”,视为“不治之症”。一九七三年,我们曾经在一个生产队搞过调查,发现有四分之一的棉苗患黄枯萎病死亡。看着棉苗大批死掉,叫人实在痛心。当时,我们科研组就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关,研究出防治棉花黄枯萎病的办法。有人说:“棉苗得了这种病只有拔掉深埋,治不了。”我们说,世界上只有暂时治不了的病,没有永远不能治的病,为了多产棉花,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是要争口气,变“不治之症”为“可治之症”。有多少个中午,我们顶着烈日,在棉田里观察试验;有多少个夜晚,我们在一起学习技术,翻阅资料,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上百次的观察研究,终于研制出一种铜铵合剂,防病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四人帮”整天把“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空喊“革命”,破坏生产,破坏科研,大搞形而上学,妄想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所谓的“红”,就象那害黄枯萎病的棉秆,心里全是黑的。

“四人帮”才是在培养“精神贵族”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才是在培养“精神贵族”
抚顺石油研究所工程师 孙汉芳
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对“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方针,破坏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破坏科研队伍建设的罪行,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过去“四害”横行的情况下,我们对“四人帮”的种种破坏和干扰,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造,国民经济的发展,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无产阶级没有一支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是不行的。
过去,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不重视农药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自己拿不出农药的标准样品,不能对进口农药的质量做技术上的分析和鉴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很大损失。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我亲自参加过一次农药科研大会战,群策群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制成了代表我们国家水平的农药标准样品,掌握了对进口农药进行分析和鉴定的科学技术,把住了进口农药的质量关。这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就没有高速度、高水平;不搞科学研究,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我们科学研究人员,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又红又专的教导,为革命钻研技术,掌握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否则,攀登科学技术高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疯狂叫嚷什么“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他们恶毒地把革命的知识分子打成“剥削者”、“精神贵族”、“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等等,而那些只会跟他们跑、随着他们叫的人,不钻研科学技术,不出研究成果,考试交“白卷”,居然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事实证明:“四人帮”才是真的在培养“精神贵族”。(附图片)
河北省石家庄市无线电三厂党支部带领广大职工深揭猛批“四人帮”。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