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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0-15第5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世界风暴的新源泉——重读列宁论亚洲觉醒的著作

第5版()
专栏:

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世界风暴的新源泉
——重读列宁论亚洲觉醒的著作
高放

距今约半个世纪以前,在亚洲广大的被压迫民族中掀起了强烈的革命风暴。这主要表现为: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的伊朗革命,一九○八至一九○九年的土耳其革命,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中国革命,以及一九○五至一九○八年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一九○五至一九一二年越南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一九○五至一九一三年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者的义兵运动,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阿富汗的少年阿富汗运动,等等。其中以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为最高峰,这三国的革命都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推翻了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封建王朝,从而也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因此革命都半途而废,没有进行到底,有的国家甚至又出现过封建王朝的复辟。
面对着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风暴,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抱什么态度呢?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当时极力抹煞、调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宗主国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拼命鼓吹不要革命就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改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状况。因此,他们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反对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他们不仅不谴责而且还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例如,修正主义的主帅伯恩斯坦,就曾经鼓吹殖民地的扩张是“社会进步的最有力杠杆之一”,提出社会主义者应该“完全公正无私地考察新殖民计划的实际价值”。他主张采取由殖民者“保障土著居民按照他们的文化发展和需要而应享有的保护”的办法来解决殖民地问题,极力反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并且斥之为“野蛮人反对扩展文明的起义”。他还把殖民地革命会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观点说成“不过是一篇神话”,是“犯了一个重大的时代错误”。他公开支持德国帝国主义强占我国胶州湾的侵略行为,厚颜无耻地说:“即使德国不取得胶州湾,俄国也会继续实行它的包围政策,并且一有机会就会占据满州的那些港湾。”作为第二国际民族问题“权威”的奥托·鲍威尔也极力咒骂当时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露骨地为殖民政策辩护,胡说:“波斯革命①是一种抵抗资本主义入侵的企图,因此它带有反动的性质。”他后来甚至断言: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产生战争危险和对欧洲无产阶级的危险”,会“燃起遍及世界的大火”,从而“会使人类陷于最可怕的贫困和最可怕的野蛮状态”。修正主义者就是企图以这种危言耸听吓倒被压迫民族人民,使他们不敢起来革命。
当时,只有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热烈欢呼并且从道义上以至物质上支持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列宁在这一时期写了二十多篇有关被压迫民族革命问题、特别是论述亚洲觉醒的著作,其中阐明了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修正主义的卑污嘴脸,并且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列宁的英明思想不仅在历史上起过显著的作用,而且对于观察当前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值得我们重新反复细读。

在列宁论述亚洲觉醒的著作中,最重要之点就是他对于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历史作用的估价,因为这是决定对待民族解放运动态度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他指出:“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②列宁更特别瞩目当时的中国革命,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意义”③。
为什么列宁认定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呢?我们必须从时代的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来把握和理解这一重要的论点。
资产阶级是用“血与火”掠夺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而发家的。早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兴盛的时代,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昭然若揭。前一种矛盾曾导致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工人的起义和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后一种矛盾曾表现为中国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和一八五七至一八五九年的印度士兵起义等等。但是,这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还缺少联系和配合,而且又是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甚至还披着宗教外衣。整个说来,斗争还处于较低的水准上。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到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过渡到了垂死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一方面加紧榨取本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疯狂掠夺海外殖民地。从一八七六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仅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这六个“大国”就掠夺了比整个欧洲大一倍半的约二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们奴役着占当时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十亿左右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殖民地成了帝国主义生存的基础:它是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场所,倾销商品的市场,攫取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基地,争夺最大限度利润和豢养工人贵族的源泉。这样,随着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代,整个地球已被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毕,形成了无所不包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从而全世界也就分成一小撮压迫民族和广大的被压迫民族两个营垒。总之,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固有的两种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宗主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因此,无产阶级进行世界革命的条件已臻于成熟,同时被压迫民族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条件也臻于成熟。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就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大风暴,它结束了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社会的长期“和平”发展局面,并且把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从沉睡中唤醒。正如列宁所说:“世界资本主义和一九○五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同十九世纪相比,已具有了一些新的因素、新的特征。随着各被压迫民族中民族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长以及民族民主意识的加强,它们的革命斗争也就有了新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因此,这时参加斗争的,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之外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整个斗争更带有自觉性、组织性和群众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他们的斗争旗帜。更为重要的是,这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同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和配合。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比起前帝国主义时代,不论在广度或在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威力和历史作用更加显著了。如果说在前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比较微弱,殖民地还是殖民主义者比较安宁的后方,那么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的加强,殖民地已经成为打击帝国主义统治的前哨了。这样,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就有了广大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作为自己直接而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联合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对帝国主义进行两面夹攻,使帝国主义腹背受击,这就必然会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正是从反对帝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的立场出发,列宁才特别重视当时亚洲被压迫民族掀起的革命斗争,认定它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并且为这种新泉源的涌现而感到欢欣鼓舞。
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即是把它同旧泉源辩证地联系起来,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领导的总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来看。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就已洞察到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乃是二十世纪的两大革命潮流,并且以这两个潮流的配合和汇合作为世界历史新阶段的标志。在一九○八年时他就写道:“最近,欧洲和亚洲各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已经走上一个新的、比从前高得无可比拟的阶段。”⑤到一九一三年,他更进而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⑥
谈到这两大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列宁一方面指出:无产阶级的胜利“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⑦。同时,无产阶级“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⑧。另一方面又指出: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反转来影响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亚洲必将“反转来影响”欧洲。他甚至还著文阐明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表面上似乎不合情理的“辛辣的真理”。
为什么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不是只起着消极的被动的配合作用,反而会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呢?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经连成一体,各国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革命斗争不可能不互相声援,互相鼓舞,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第二,东方被压迫民族人民和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都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因此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必将牵制、削弱帝国主义的势力,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奋起进行革命斗争。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用从殖民地榨取来的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作为推行改良主义、沙文主义政策的社会支柱,以此败坏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涣散并且分裂工人运动的队伍。列宁早在一九○七年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作斗争时就曾指出:“广泛实行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养活全社会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几乎是被掠夺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千百万人民那里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形成了使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⑨同时,压迫民族的工人“无论在学校中或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着一种轻视或蔑视被压迫民族工人的教育的”⑩,因此使无产阶级沾染上了殖民沙文主义的思想毒素。显然,只有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的胜利,才能摧毁这个物质基础,并清除这个思想毒素,从而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摆脱修正主义、沙文主义的影响,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上述列宁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历史作用的估价,完全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诲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如所周知,马克思曾经认为“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在谈到当时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时,曾经指出:“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接着,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当时也表示深信: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因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印度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民族起义的意义时也指出:它可能作为一种因素促使英国卷入即将到来的欧洲革命。可见,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先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观察,并且提出了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将影响、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乃是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战略问题上的伟大创见。不过,那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还只是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推动力。到二十世纪,随着时代的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也随着增大了。正是列宁,他最先指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已经径直作为“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迸发出来,而且必将“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又曾多次谆谆教导各国共产党人必须重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历史作用,并且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认为它是“无足轻重”的错误态度。他在一九二一年时指出: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他深信:“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的天才论断。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开辟了无产阶级联合被压迫民族进行世界革命的新时代。从此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又具有了新的因素和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政党纷纷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日益增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源源不绝。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同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汇为强大的世界革命的洪流,它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当二十年代中期,西方的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正方兴未艾。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帝国主义再也没有安静的日子好过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期,被压迫民族人民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殊死斗争中更加显现了空前的革命威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壮大,帝国主义奴役和竞争的加剧,以及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进一步觉醒,民族解放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更大的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个角落已经烽火四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经摇摇欲坠,数十个国家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或者半独立,有的国家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甚至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更为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并且推动了他们奋起斗争。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论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统治、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都起着巨大的历史作用。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当前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形势之后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完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重要同盟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与时俱增,日益昭著的。在十九世纪无产阶级准备革命的时代,当民族解放运动之风刚刚兴起的时候,它已显示出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推动力。到二十世纪初,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之际,它已进而涌现为“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它已经浩浩荡荡,蔚为洪流。当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它更径直成为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源泉”。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作用的不断增强,乃是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以及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始终一贯基于社会发展规律,从时代的全局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出发,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的估价,并且由此出发积极支持、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推进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可见,任何轻视、低估民族解放运动作用的观点都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危害各国人民利益的。
①波斯从一九三五年起正式改称伊朗。
②《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八三页。
③参见《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四五七页。
④《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六八页。
⑤《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一五六页。
⑥⑦《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六八、八三页。
⑧《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四五页。
⑨《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一页。
⑩《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九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一○九、一一四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二三四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六九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三页。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出版社版,第十一页。

梅叶的无神论思想

第5版()
专栏:

梅叶的无神论思想
高崧
向群众宣传无神论,反对宗教迷信和一切有神论思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过:迷信思想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他指示我们:必须启发群众自己起来同迷信思想作斗争,而“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①。列宁也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偏狭昏暗境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单纯受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能摆脱昏暗的境地,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各种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破他们的宗教迷信,用种种方法使他们从各方面振作起来。”②他提出,要把十八世纪战斗无神论的著作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群众中去。尽管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和补充,但是他们“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③,在提高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和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还是具有很大的价值的。
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著作,我国近年来已陆续翻译出版。我们应该遵循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它们很好地用来向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这里,介绍一下十八世纪法国最早的一位战斗无神论者梅叶和他的著作《遗书》。
《遗书》在无神论文献中的地位
梅叶(一六六四至一七二九)是法国路易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个乡村神父。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是宗教唯心主义和一切有神论的不可调和的敌对者。由于当时封建统治和宗教对无神论者的迫害极为残酷,所以梅叶在生前不敢把自己的无神论思想公诸于世。直到临死之际,梅叶才把他写下的揭露宗教罪恶、反对封建统治的三大部手稿交出来。这部著作因此被称作《遗书》。
梅叶的《遗书》在无神论的文献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梅叶不仅熟谙宗教的经典,而且对历代唯物主义哲学和无神论著作也有精湛的研究,他知彼知己,对宗教有神论的批判特别有力。梅叶出身于纺织工人的家庭,终生同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相处,对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对宗教给予劳动人民的毒害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对宗教罪恶的揭露,对劳苦大众的劝导,感情特别强烈。梅叶对宗教的批判,具有高度的战斗性,他不是抽象地进行反对宗教迷信的说教,而是明确地把宗教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来加以反对的。梅叶对宗教的批判是和对封建专制的政治、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的。他批判宗教的目的不仅要反掉天上的神权,而且要反掉地上的君权,这是梅叶的无神论思想中更为宝贵的地方。梅叶是十八世纪法国第一位无神论者,他为这一时代的无神论树立了战斗精神的传统,所以,这一世纪的无神论被誉为战斗的无神论。
对宗教的政治批判
为了唤起劳动人民摆脱信教观念和迷信思想,梅叶对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提出了八大论证,不厌其详地对从宗教的各种迷信宣传到宗教的最根本的教义作了系统的批驳。他的前六条论证贯穿了对宗教的政治批判;后两条论证是梅叶与宗教唯心主义的论战。梅叶彻底驳斥了宗教世界观的两个基本观点——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并通过论战明确地表述了自己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梅叶把专制统治和宗教看作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他说:宗教“支持最坏的政府,而政府也同样庇护最荒谬的最愚蠢的宗教。”(《遗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一卷,第八页。以下同书引语只注明卷次和页数)他告诉人民:国王和贵族是“世间最大的强盗和凶手”,僧侣和神父则是“最无耻的骗子手”,前者“支配着我们的肉体和财产”,后者“统治着我们的良心”(第一卷,第九、十一页),他们互相勾结,给劳动人民“处处撒下不公道的罗网”。梅叶对“不幸的穷人”抱有极大的同情,要他们摆脱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宗教信仰,敢于向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
梅叶深刻地揭穿了宗教关于天国和地狱的迷信宣传。他说:这只不过是贵族和僧侣骗人的把戏。“要知道宗教许给你们的天国及其永恒的幸福,其实只存在想像中。你们也不应当被……关于地狱可怕的痛苦的无谓的恐惧所吓倒,其实这种地狱并不存在。”(第一卷,第十八页)又说:现实的世界对于贵族和僧侣确是真正的天国,他们过着“逍遥自在的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处在宗教恶梦与迷信的罗网中的穷人们,虽然痛苦挣扎,到头来还是驯顺地接受了这个强权世界的桎梏”。贵族和僧侣害怕劳动人民觉醒过来,他们以祈祷和忏悔等宗教仪式来束缚和麻痹群众,要劳动者“耐心地忍受自己的苦难”,用“徒劳无益的祈祷来安慰自己”,要“他们醉心于空洞无谓的宗教仪式”,履行“忏悔仪式”(第一卷,第十页)。
梅叶在揭露了宗教的种种欺骗宣传以及宗教与反动统治相互勾结的罪恶以后,总结了宗教对劳动人民有六大祸害,其中第一大祸害,就是宗教为反动暴政和残酷压迫作辩护,为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作辩护,并且加以神圣化。梅叶说,这就最彻底地暴露了宗教的伪善和虚妄。梅叶通过对宗教的政治批判,还揭露了一切反动阶级利用宗教作为统治工具。他说,奴隶主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公开说过:为了进行统治,就“有欺骗人民的必要”。反动阶级的统治艺术就是:“人民不应当知道许多真事,而应当相信许多假事”(第一卷,第二十三、二十四页)。由此可见,那些宣传信神的人并不真的信神,他们自己知道这是“假事”,而他们把宗教信仰强加于劳动群众,是为了不让人们知道真事。梅叶的这一论证有力地说明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真理。
对基督教圣书的虚伪性的揭露
梅叶还着重揭露了圣书和福音书上的种种无稽之谈,指出了其中种种自相矛盾和破绽百出的所在,揭露了圣书上誓约和先知预言的欺骗性,还驳斥了关于造物主、神的体现以及创世和原罪的教义、教条等等。差不多凡是他认为对教徒有蛊惑性的宗教迷信,他都给予了有力的揭发和批驳。
梅叶说:新旧约本是要“论证自己宗教的真实性”的,但是只要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圣书上的种种论证恰恰“证明了神迹的虚妄”。梅叶指出,圣书上诸如上帝创造天地和人等等神说,几乎毋须多少科学知识,就可以戳穿它的荒诞无稽。因为宗教的教义都违背科学、违背常识,所以它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是矛盾百出。梅叶举出基督教教义中关于全能的神的说法说,基督教忽而说“只有一位神”,忽而又“教导并责令人相信,有三位神存在”,为了弥补漏洞,又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卷,第二页)。
为了戳穿“圣书”的虚伪性,梅叶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对同一神迹的表述作了对比,指陈了它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它们对耶稣升天的故事就没有统一的说法。圣书上还充斥了神使瞎子复明、聋子恢复听觉、哑吧重新有了说话能力等等荒唐故事,梅叶责问:既然神是仁慈的、全能的,为什么只是施一些小恩小惠,而不“解救非常众多的生灵,使他们永远免除人世的痛苦”呢?(参阅第一卷,第十八至二十一章)
梅叶指出,圣书上“充满了拙劣的欺世之谈”,没有一句是可以相信的。他说,那些编撰福音书的人“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天才写好自己的故事”,而《伊索寓言》要“比所谓圣福音书中的那些粗俗愚蠢的箴言聪明而有教益得多”(第一卷,第七一页)。
梅叶对圣书上誓约和先知的预言的揭露,同样是有说服力的。举一段他对《新约》中一句约言的批驳为例。《新约》上说:“耶稣基督开始传起道来,他号召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梅叶驳斥说:要是像他所讲的这个所谓天国“确实近了,那么它早就应该出现了,早就到来了。因为这个天国差不多是二千年以前所预言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天国的任何踪影,这就是这个诺言或预言的虚伪性的明显证据。”(第一卷,第一九二页)
对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的批判
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是宗教和一切有神论的根本观点,是宗教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石。梅叶在最后两条论证里,分别对这两条宗教教条作了批驳。在论证中,梅叶贯彻了战斗无神论的精神,对古时流行的维护宗教世界观的新笛卡儿派的唯心主义展开了论战。在梅叶生活的时代,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在法国具有广泛的影响。笛卡儿认为有两种本质: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新笛卡儿派沿袭了笛卡儿哲学中唯心主义成分,把笛卡儿关于“思想不朽”的主张,引伸来为宗教世界观服务。新笛卡儿派的代表人物是马勒伯朗士
(一六三八至一七一五),他认为世界以普遍观念的形式存在于神之中,神通过观念创造世界,也创造灵魂实体。同新笛卡儿派互相呼应的,还有僧侣主义者坎伯雷大主教法奈龙。梅叶对宗教唯心主义的论战,就是从针对这两个唯心主义者发出的。
梅叶在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思维是第一性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梅叶认为,物质世界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它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它是永恒的、无限的。运动是物质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任何超自然的外力推动,因为这种外力是不存在的。空间、时间也是永恒的、无限的。物质、空间、时间都不是任何存在物所创造的。没有被创造的存在物,也没有创造存在物的创造者。自然界的万物是按照物质运动的自然规律产生的,一切起源于物质各部分的不同组合、配置和变化。
宗教唯心主义认为只有神才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反被他们说成是神创造的。梅叶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颠倒”。宗教唯心主义要论证上帝存在,既违背常识,更违背科学,他们不能从客观实际中取得任何证明,只能凭臆构和编造,因此,在他们面前困难重重,矛盾百出。
梅叶认为宗教唯心主义所说的灵魂不死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他说,既然物质是唯一真实的存在,那么人的灵魂也应该是物质。由于受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梅叶还不能正确解释人的生命现象,因此,他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梅叶自己也承认,他对于人体的各种运动和内部变化怎样在人的身上产生认识和感觉,是处于“无知状态”(第三卷,第一七五页)。但是他肯定:没有肉体就没有认识,没有感觉。梅叶说:“我们用自己的脑子思维,用自己的肉体感觉,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手触摸,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思维、一切认识和一切感觉所具有的内容就正是我们肉体和大脑的一些运动和内在的变化。”(第三卷,第一七六页)在人死去以后,生命也就终止,对于祸福和苦乐也就不再有任何认识和感觉。
对宗教批判的局限性
梅叶的《遗书》是一部杰出的战斗无神论著作,它对宗教本体论作了毁灭性的批判,为往后的无神论奠定了思想基础。梅叶对各种宗教迷信的揭露,至今仍不失为向宗教迷信者进行无神教育的好材料。梅叶无愧是十八世纪法国第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战斗无神论者。
但是,梅叶和所有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在自然观上,还有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历史观上,他们一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者。梅叶不能真正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有从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中才能探求出宗教的社会根源。梅叶和其他老无神论者一样,是从人的意识中追寻原因的。他们夸大了宗教的社会意义,把阶级社会里的一切罪恶归之于宗教和教会,错误地认为宗教产生的原因在于人民的愚昧无知,而教会和僧侣则利用了人民的无知,采取种种欺骗的手段,把宗教信仰强加于群众。
显然,梅叶对宗教的起源只看到了某些现象,而并未认识到本质。对宗教本质的揭露,是马克思主义才做到的。
因为他们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最终克服宗教迷信,不能提出彻底的有效办法。照他们看来,既然宗教产生的原因在于无知和受骗,那么只要使人们受到足够的教育,只要单纯地进行无神论宣传,就可以消灭宗教。列宁指出这是肤浅的、褊狭的资产阶级文化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社会根源首先在于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压迫,在于对抗性的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是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势力在起作用,因而处在剥削制度下的劳动人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消灭宗教首先就要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制度。进行反对宗教迷信的无神论宣传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一工作必须和无产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而且要服从阶级斗争的任务。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封建制度,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剥削,当然也就不能最后消灭宗教。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宗教的社会根源。即使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将存在,被打倒的但尚不甘心灭亡的反动阶级,仍然会利用群众的宗教迷信进行复辟活动。因此,在此期间,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仍然要从阶级斗争的任务出发,要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进行。对于利用人民群众的迷信思想进行封建复辟活动的分子,需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分别处理;而对于纯粹是人民内部的迷信思想和宗教信仰,则只能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从各个方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逐步消除宗教观念和迷信思想。
我们要反复地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同时有目的地利用中国和外国的老无神论者的著作,作为辅助材料。
①《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九页。
②③《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二○○至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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