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02-19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读书随笔

韩愈的《师说》
臧克家
五年以前，一位青年同志来看我，他在北京学习刚刚结业，就要到一个大学里去为人师了。年不满三十，自觉肚子里装的东西不多，不免有点惴惴不安，我看准了这一点，就在纸上写了几句话送给他，作为临别赠言：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这几句话，就是韩愈《师说》里的精辟名言。
韩愈在他的这篇名作里，一开头就揭示出教师的神圣职责：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根据上面这些重要论点，可以确认《师说》是胆识俱备、寓意深远、富于创造精神的一篇作品。这对于当时“士大夫之族”“耻相师”的风气，起了挽救和校正的作用。
“道”是这篇文章的奥义所在。韩愈心目中的“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道”呢？
这，从他的《原道》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认识。那便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那个“圣人”之道。换言之，也就是儒家之“道”。他以此“道”辟“佛”“老”，斥“杨”“墨”，想作这个
“道统”的承继者。
他提出教师的职责在“传道受业”，以达到“解惑”的目的。读了这样文句，我们不能不探索作者对“道”与“业”关系的看法。“道”与“业”是各自独立还是通过“受业”以“传道”呢？
我看，“道”与“业”的关系，就是思想与业务的关系。韩愈是个“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古文家，又是“文以载道”的提倡者。“道”是“业”的灵魂；“业”是“道”的表现手段。
当教师的，当然可以向弟子耳提面命地直接以说教的方式“传道”。如果韩愈教他的弟子读他自己的某些作品，类如《原道》、《谏迎佛骨表》等，那效果就会是这样的。但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受业”进行“传道”。当教师向弟子讲授“古文、六艺、经传”的时候，他有形无形地就把自己的思想、立场、观点、学派见解沁透到里边去了，使他的弟子受到影响，潜移默化，衣钵相传，而“道其所道”。
韩愈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说法，这确是有见地有魄力的。教学相长的精神，早在为韩愈所尊崇的，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的言行中就有所表现。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下善者而改之”，这几乎连反面教员也包括在内；
“起予者商也”，“回也，非助我者也”。他想从弟子那里得到启发和帮助，至于“入太庙每事问”，表现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不耻下问”的风度。然而，韩愈的话说得更为明确，更富于理论性，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归结为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鼓舞了大家相互学习，师生教学相长的风气。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因为重“道”，而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无间长少，也不论贫贱。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以补己之短。闻“道”在先或在我所“专攻”的方面，可以为人师，反之，我就以人为师。
在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教育制度，师生关系，超过韩愈的理想不知多少倍！虽然如此，读读他的《师说》，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对于深入探讨“红与专”的关系，对于继续发扬教学相长的风气，都有着启发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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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枪手
盛金发
擦亮了生锈的猎枪，把两年来一直没使用过的几颗铁砂，装进枪膛，从城市赶到二十里外的山区大巴岭去……
我并不是去打猎，而是去寻访一位不相识的神枪手苗全根。听说他打猎百发百中。我决定把自己的猎枪送给他。
到了大巴岭山脚的一株古树下，半腰里窜出一个小姑娘。她怀里抱着一只滴着鲜血的死野兔。她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放慢了脚步，细细地打量我。
“啊，小妹妹，这兔子好肥，是谁打的？”我向她探问。
“是我二叔打的。刚才啊，这兔子索索地跑得好快！我二叔不慌不忙，随随便便打了一枪，说打脑袋，就打中了脑袋……”小姑娘绘声绘色地告诉我。
我想：小姑娘的二叔，枪法这样好，一定是苗全根了。于是我又问了她。
“不对，我二叔跟我一样是姓张的。”小姑娘抿嘴笑了，好像满肚子的笑料还没笑出来。她在笑我太冒失。
“那么，苗全根在哪里？”
“他也在打猎呗，往后山坡去了。你自己找他去吧，我爷爷等我回家剥野兔皮呐……”
小姑娘绕着蛇形小道走了。
顺着小姑娘的指点，穿过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林子，眼前是密密层层的毛栗树和交叉纵横的岩石群……忽然间，一只花花的山鸡，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我身旁掠过，停落在乱草丛里。于是，我左瞄右瞄，费了好大的劲，朝山鸡瞄准，“砰”地放了一枪。
咦！我不是在打山鸡，而是在撵山鸡！那山鸡拍拍翅膀飞走了，还叫了几声，好像在嘲笑我，连它的一根羽毛都没擦到。
可是，它才飞了丈把远，我的前方传来了一声枪响，我抬头一看，那山鸡已经从天上摔了下来。
“啊……”我惊异地喊出声来。
在山岩那边，跑来一个年青人，他的腰间挂着沉甸甸的几只小动物，显得十分英武。他拾起了山鸡，笑迷迷地对我说：“同志，刚才我看见你打枪了，你的枪法还得练练。”
“啊！你是神枪手……”我羡慕地夸道。
“神枪手嘛，我们大巴岭有的是！”他豪迈地做了个手势。
“啊！你是苗全根同志！”我点了点头，自信这一问不会错的。
“同志，你在说什么哟，苗全根是我的师傅，他比我强多了，他能打开口雁……”我的对方哈哈大笑了。
“那么，你是张同志！”我以为他是那小姑娘的二叔。
“不是，你怎么尽搞错人呀，我叫何阿德……”他又笑了。
“啊！”想不到这山区有这么多个神枪手，我感到山区的人很不平凡，一时不知怎么表达感情了。
“你不认识我师傅，找他干什么？他到猫儿坡去了。”
何阿德摸不透我的来历，纳闷地问我。
我告诉他，我是慕苗全根的名而来的。我还告诉他，过去我也打过猎，所以有一支猎枪。后来调到城里工作，长期见不到野兽，猎枪搁着没用了，所以决定把猎枪送给苗全根……
“哟，算了。我师傅不会收你的猎枪……”
“为什么？”我惊住了。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神枪手，你明白吗？神枪手不但能打猎，必要时还能打敌人……”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明白。可是，我住在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城里，不能来打猎呀！”我有点为难了。
“那算什么？要不了两小时就能赶到，以后每逢星期天，你到这里来，我们一起练枪法，打猎，那样，我师傅才欢迎呐！”何阿德向我动员了一番。
我想，能够跟这么多神枪手在一起，的确不寻常啊。于是，我神气地提了提我的猎枪，欣然同意了。
可是，我还没有看见我所想要看见的苗全根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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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师说
〔唐〕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不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tán］子、苌［cháng］宏、师襄、老聃［dān］。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古文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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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野菠萝
元辉干涸的海岛上，不生长娇树嫩木，只有一丛丛野菠萝，遮盖着山坡。它紧紧地攀住地面，满盘根须，满身筋络，根根筋络都向着海岛诉说：我永远、永远守着你生活！台风年年经过岛上，给它留下了满身伤痕，可它仍然茁壮地活着，而且结出肥硕的果！海防战士初上岛来，借它的浓荫把背包寄托，夜晚，在野菠萝下露宿，白天，用野菠萝汁解渴。多少次，连日风暴断给养，炊事员就着雨水煮海螺；人进了营房，炮进了工事，野菠萝树下堆满螺壳。呵！野菠萝，野菠萝，谁比你更懂得岛上的生活？我愿借你忠贞的形象，为守岛战士唱一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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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读《日子》
文丙
人们喜欢回忆童年，许多作家写过童年时代的回忆，这些作品像一面小小的镜子，透过一个孩子所经历的生活和思想，返照出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而且总能或多或少地让我们看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点。
阿联作家塔哈·胡赛因的《日子》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埃及人民的逐渐觉醒以及在文化革新方面的斗争。
塔哈·胡赛因出生在埃及南部一个农人的家里。他的家乡是个偏僻落后的小城，幼年时，疾病夺去了他明亮的眼睛，养成了他孤傲敏感的性格。长大以后，父亲送他到本城学塾去学习背诵《古兰经》，十三岁时，他跟随哥哥到了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这时期，一些有启蒙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伊斯兰教经院教学大胆表示怀疑，并且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文化方面新与旧的冲突相当激烈。塔哈·胡赛因在受教育的时代，深深受到当时这种气氛的感染，他对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师长们十分钦佩向往。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也就投身到这场文化革新运动中去了。《日子》这本书的写作，就是作为他参加这场斗争的一件武器。这部书虽然写的只是他在家乡度过童年时代和最初在爱资哈尔学习的生活，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对生活的观察，但是充满着批判的精神，他直率地嘲笑学塾老师的迂腐和爱资哈尔学者们的泥古不化，有力地抨击了死气沉沉的经院教学。它的出版曾大大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革新运动。三十年来，一直被公认为阿拉伯新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
七十高龄的塔哈·胡赛因是阿联作家协会的主席。不久以前，埃及的报纸上有消息说，他计划续写《日子》的第三部。正当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开会的前后，我们读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日子》第一、二部的中译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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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话晦庵

“取缔新思想”
《新社会》于1920年5月被禁。在这之前，大约1919年8月，《每周评论》已经遭受查封的命运，一共出了三十七期。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开，胡适的《四论》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后，论争不得不宣告结束，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1922年冬，北洋政府的国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nì］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huì］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譁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1924年，旧事重提，6月17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zhōng］之日被丩－ㄣㄓ了！”这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作者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ㄐ－ㄣㄓ”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书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吗？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的或者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出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6月23日，《晨报副刊》第一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与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
《一目斋文钞》被ㄐ－ㄣㄓ
的事件，本月11日下午五时
我在“成均”遇见“茭白”先生，他说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据说还是
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那边
呢。许是取不回来了吧。
“夏”白。（这个“夏”
便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
的那个朋友。“夏”先生和
“夏”字有没有关系，我不
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
经发生过关系的，所以略仿
小写“萬”字的注解的笔法
加这几句注。）十三、六、
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萬’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就是
“万”即“萬”，“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个人而已。这封通信后面还有一条画龙点睛的尾巴：“写完这封信以后，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忽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可见当时不但禁过书，而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结果都是事实。短文采取层层深入的办法，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败坏风俗”本来有各种各样解释，鱼目既可混珠，玉石不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前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若问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辨别了。

第4版()
专栏：

山乡（木刻）
赵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