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03-29第7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7版()
专栏：

再接再厉迅速改变穷队的经济面貌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　黄岩
人民公社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无穷的威力，这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从安徽“穷队”生产的迅速发展情况，也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安徽省已经有半数以上的“穷队”赶上了当地富队或一般队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现在的人民公社，还有少数生产发展比较缓慢的“穷队”。所谓“穷队”，是与自然条件好、生产发展快的富队比较而言的。今天的所谓“穷”与“富”，与解放前的穷与富有本质上的不同，从现在来说，随着合作化和公社化的实现，穷队和富队的经济面貌和解放初期也有很大的不同了。如宿县三八公社曹湖大队，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解放初期已经提高了六倍多，但比起本社的三八大队却又低了将近一半。这些“穷队”大都处于贫瘠山区、丘陵和湖洼地带，旱涝灾害较多，大部分土地都是黄粘土、黑粒土、黄岗和砂碱，而且地广人稀，劳动力、畜力都很缺乏，一般的，每个劳动力要担负三十亩左右的耕作任务。所以群众形容这些地方是：“秃山头，老碱瓢，光下种，不出苗”，“蛤蟆撒泡尿，淹死一大片，三日不下雨，旱得直冒烟。”在农业社时期，这些“穷队”的生产水平和社员生活水平虽然都有很大提高，并有不少穷队已经赶上富队水平，但就整个来说，限于组织规模小，经济力量薄弱，还不能迅速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只有在人民公社化以后，才为“穷队”生产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迅速改变“穷队”的贫困面貌，不仅是“穷队”干部、社员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是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做好这个工作，从去年以来，安徽省各级领导机关，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派出大批干部，普遍加强了“穷队”工作的领导。去年3月，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讨论了领导和帮助穷队迅速赶上富队的有关政策和步骤，号召全省所有“穷队”在两三年内赶上以至超过富队。随后，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大会上，又具体地研究了“穷队”的发展规划和由穷变富的措施。各地人民公社充分发挥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穷队以很大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穷队”的干部和社员，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赶上或超过富队。从这时起，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穷队”赶富队的竞赛运动，到去年年底，在全省的三千一百五十个“穷队”（占基本核算单位总数的26％）中，已经有五百五十四个队赶上了富队的水平，总产值一般都比1958年增长一倍左右；有一千零八十二个队赶上了一般队的水平，总产值也都比1958年增长60％以上。许多过去是穷山恶水、十年九歉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五业并举、六畜兴旺、河网纵横、稻田相连的鱼米之乡。在百年不遇的大旱年景，增产都在60％以至一倍以上，谁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个极其巨大的变化。穷队的生产发展，不仅有利于实现公社生产的全面跃进，而且也为加速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许多“穷队”一年赶上富队的实践证明：“穷队”可以自力更生地摆脱目前比较困难的景况。这是因为：“穷队”蕴藏着巨大的生产潜力，社员有高度的战胜困难的志气，加上国家支持和公社的照顾，时间不要长，至多只要二、三年就可以翻过身来赶上甚至超过富队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穷队”赶富队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对“穷队”工作的领导。公社化以后，各县县委除了进行全面摸底排队，作出具体规划以外，都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穷队帮助工作，或者常驻“穷队”担任领导职务，加强“穷队”的领导核心。有的采取县委书记、部长坐点包干、季末评比检查的办法，有的县采取部长、科、局长直接担任大队总支书记的办法，有的县采取县直机关分工包干的办法，有的县还采取了在穷队办党校，就地生根，加强教育的办法。采用这些办法以后，就直接地改变了某些穷队领导薄弱的状况，保证“穷队”赶富队的工作得到迅速开展。宿县原有七十六个“穷队”，由于派出了七十多个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的干部到穷队坐点包干，一年之内就有六十二个穷队赶上了富队或一般队的水平。由此可见，加强党对“穷队”工作的领导，是“穷队”赶富队的重要保证。
为了使“穷队”迅速赶上富队，必须发动群众，树立雄心大志，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过：“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实证明：穷队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充分挖掘本队的生产潜力，迅速实现由穷变富的愿望。拿五河县城关公社东卡子生产队为例，这个生产队是个最穷的队，邻队有些富裕农民经常讥讽他们“穷气扑人，沾上身就不得了”。可是东卡子队却以实际行动反击了这些冷言冷语，他们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经常以“地穷志不穷，干劲就是宝；不吃馒头争口气，不赶富队誓不休”的口号来鼓励社员自力更生的志气，真是家家表决心，人人鼓干劲。因而仅仅一年时间，每人平均收入就猛增五倍以上，超过了本社富队的水平。这样的例子很多，它生动地说明了，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立下雄心大志，我们就会获得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但是，在“穷队”赶富队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少数同志只看到“穷队”的基础差、底子薄，人力、物力不足等困难的一面，却看不到人民公社无比强大的威力，看不到“穷队”蕴藏着无穷的生产潜力，也看不到广大社员在总路线、大跃进的鼓舞下，有着迅速改变贫困面貌的强烈愿望，所以存在畏难情绪，缺乏信心。在少数社员中，虽然有由穷变富的迫切要求，但由于他们长期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敢相信自己有战胜困难的力量，存在单纯依赖国家救济和公社支援的思想。他们说：“麻雀不能与大雁齐飞，穷队哪能赶上富队。”很明显，不解决这种思想，就不能在群众中树立由穷变富的信心。我们解决这种思想的主要方法，就是以人民公社为单位，普遍开展以“能不能赶富队，怎样赶富队”为中心的大辩论。通过辩论，摆出大量由穷变富的事实，层层树立由穷变富的标兵，总结由穷变富的经验。并发动“穷队”社员献计献策，找原因，找办法，制订由穷变富的计划。事实证明，凡是辩论深透的地方，群众的信心就很高，干劲也最大。因为辩论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客观的过程，抓住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就自然地会找到改造客观的步骤和方法。所以在辩论以后，绝大多数干部、社员，克服了畏难情绪和依赖思想，他们的结论是：“河能变，山能移，‘穷队’定能赶富队。”有些地方还组织“穷队”社员实地参观了已经由穷变富单位的先进经验，效果更加显著，普遍认为：“穷不是命运，富不是天生，只要发狠干，遍地出黄金。”他们纷纷表示要在一年之内或者两三年内赶上富队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
从“穷队”本身来说，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但是为了使“穷队”迅速赶上富队，公社的照顾，国家的支持，也是完全必要的。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广大社员受到总路线的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他们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从各方面支援了“穷队”。各地人民公社支援“穷队”的方法是很多的，如在物质上给以支持，在基本建设上给以帮助，从安排生产和种植作物上加以照顾等等。许多公社还采取少提公积金的办法给予照顾，在拖拉机、大型农具、新式农具的使用上也尽可能地满足了“穷队”的要求。许多富队除了积极参加全社范围内组织的劳力大协作以外，有的还自动地拿出资金、劳力支援“穷队”的基本建设和抗旱斗争。在去年夏收夏种和抗旱斗争中，中共安徽省委号召城镇干部、群众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帮助“穷队”赶富队，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响应，参加这次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的共有一百多万名干部、工人和城镇居民。其中大部分人被分派到“穷队”参加二至三个月的劳动，不仅有力地支援了穷队的生产，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穷队”干部、社员的积极性，进一步密切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锻炼干部，进一步提高城市人民的思想觉悟，也都起了很大作用。在1959年内，国家还先后拿出五千万元资金，无偿地支援了“穷队”。所有这些，对“穷队”的面貌的迅速改变都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使“穷队”迅速赶上富队，必须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穷队”赶上富队的标志，在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三方面都赶上或超过本社富队当年的平均水平，特别是粮食，最少要做到自给有余，并且要巩固坚持下来，经得起自然灾害的考验，即使遇到大灾也能过关。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我们在全面实行“八字宪法”、继续推行“三改”办法中，主要抓住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大搞工具改革这三个主要环节。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就是大搞河网化、水利化，大搞土壤改良。这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彻底改变“穷队”面貌的根本措施。水利建设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中心环节。1959年所以有许多“穷队”在一年之内就赶上富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在人民公社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群众的冲天干劲，大兴水利和大搞土壤改良的结果。五河县濠城公社大庄大队，经过几年治淮和兴修水利，虽然改变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面貌，但水患还未根除，每年仍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生产很不稳定。办公社以后，得到了公社的支持，大干一冬一春，使全队范围内，共做土石方三十三万一千立方米，开挖大小沟渠一百六十多条，打井八十多眼，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因此，去年夏季虽然又遇上八十多天不下雨的大旱，仍然保证了充足的水源，亩产比1958年提高53％，全大队每人平均有粮一千三百斤以上。群众歌唱道：“过去是排不完的水，现在是吃不完的粮，多年来的荒湖地，现在是遍地稻花香，真亏毛主席的好领导，穷湖洼也变成了天堂。”萧县黄口东方红人民公社，全境是个碱沙遍地，易旱易涝地区，在十五万五千亩土地中，碱地占50％，沙地占45％，解放以来虽然年年多施肥料，但仍然不能很快增产，公社化后，他们组织全社劳力大协作，从各方面挖掘劳动潜力，采取了翻碱土、垫肥土、控制径流、改种水稻等有效措施，战胜了重重困难，改良了土壤。按照群众自己的说法，叫做“土壤大革命”。因此，全社粮食、棉花的产量都比1958年增加50％以上。由于全面改良了土壤，全社原有五个穷队，现在已经有四个赶上了富队的生产水平。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了，只要把广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起来，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也是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有效措施。“穷队”的生产所以没有赶上富队，还由于生产门路少，经营项目单纯，每年只靠一些粮食收入，而且产量不高，收入有限。因此，必须发展多种经济生产，特别是大力发展养猪、养羊等费力小、收效快的生产，养猪既能增加肥料，促进农作物增产，又能迅速增加“穷队”的现金收入。临泉县姜寨公社有个张楼大队，穷的主要原因就是多种经营没有发展。1958年多种经营收入只占总收入的12．1％，去年除公社分配他们多种了经济作物以外，并大力发展了畜牧业生产。特别发展了养猪事业。他们采取自繁自养的方针，“见母必留，先留后选”，去年全大队共留母猪四百四十二头，并推广热配、双重配的办法，提高了繁殖率。1959年全队养猪比1958年增加了三倍多，养羊也比1958年增加了三倍，各种家禽比1958年增加了四倍。一年就赶上了富队的收入水平。因此，在“穷队”生产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大抓粮食作物，又要大抓经济作物，既抓农业生产，又抓副业生产，使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大搞工具改革，不断提高劳动效率，是保证“穷队”生产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关键。如前所说，“穷队”的劳动力是十分缺乏的。这是“穷队”生产上的一个根本困难；可是在赶富队的过程中，又必然地要完成比富队更大的生产任务，要大兴水利，要大搞土壤改良，又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都必须支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就成了当前“穷队”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安徽省各级党委在领导“穷队”赶富队运动中，对这个问题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以工具改革为中心的高工效运动。这对挖掘“穷队”劳动潜力，保证各项生产建设计划的完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宿县三八公社曹湖大队，根据去年年初的生产安排，全年共缺八万四千五百八十五个劳动日，比需要出勤的劳动日，相差五分之一以上，农忙时缺的更多。为解决这个问题，党总支决定大搞工具改革，大搞高工效运动；运动中并通过算账、辩论以及到富队参观等办法，号召社员克服守旧思想，破除迷信，做到“人人动脑筋，个个有创造”。由于发动了群众，一年来，全大队共提出合理化建议六百条，改进和创造了二千四百六十一件农具和工具，所需材料也大部是群众自筹解决。通过工具改革，使全队治水、提水、耕种、运肥、养猪、切菜等工效，普遍提高30％至几倍，有的提高了几十倍，不但解决了劳力不足困难，而且还腾出一百二十个劳动力参加养猪、积肥、开荒生产。
一年多来，已有半数以上的“穷队”赶上了富队或一般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还应该看到：有些生产队1959年的经济收入虽然赶上来了，但粮食生产还没有赶上来，旱涝灾害还未根除，生产还不稳定，因此，还要继续努力，征服自然，全面地赶上富队。目前还有一些没有赶上富队的“穷队”，要更加一把劲，继续发扬社员群众战胜困难的志气，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安徽各地人民公社，正在根据一年多来“穷队”赶富队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穷队”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强大威力，给“穷队”以更多的支持，力争尽快地改变所有“穷队”的经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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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喜读“星火燎原”第三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彭明
新近出版的“星火燎原”第三集，是关于红军长征的专集。全书由七十篇文章组成，作者都是长征的亲身经历者。作者中，有的是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是连队里的战士，有的是政治工作人员，也有的是供给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作者当时分别属于红军一、二、四各个方面军。编辑工作者把这些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的种种回忆，按照红军行进的路线，加以有条理地安排。卷首以刘伯承同志的比较全面论述长征的“回顾长征”一文始，卷末以“记三大红军会师”一文终。这样，七十篇文章分别来读，可以了解各个独立的英雄战斗事迹；联系起来读，又可以对举世闻名的长征获得比较系统的知识。
这是一本好书，它的写作和编辑有着许多优点，它的内容翔实动人，感人肺腑。在这里，仅谈谈自己读后的一些体会。
第一，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如大家所知，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以前，错误路线曾把红军带入极端艰险的境地，使红军受到极大的损失；而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以后，红军就得到了挽救，并由此从胜利走向胜利。本书中的许多篇幅，对于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所处的境况、战士的情绪以及毛主席的军事路线，都有着深刻生动的描述，这些描述令人具体地懂得了毛泽东思想的无穷活力。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遵议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第五、六页）张爱萍同志在“从遵义到大渡河”一文中，也以极其生动的事实，论证了他的下述结语：“从遵义到胜利地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师，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关紧要的带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也是红军长征中行动最积极、最活跃的阶段。是战争史上最光辉的范例。没有这个阶段的胜利，红军就难于转危为安，就不可能最后完成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任务。这个伟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遵义会议后，红军有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和毛主席在指挥上料敌如神，完全置敌于自己掌握之中，并采取了机动灵活的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是党中央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胜利！”（第七七、七八页）
遵义会议以后，长征途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进军路线争论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而当时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却坚持南下逃跑的路线。两条路线的争论，关系到红军长征的命运，如毛主席所说：“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第一七一页）
由于张国焘的罪恶活动，一部分红军受到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斗争，毛主席的北上抗日路线终于获得了全部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思想就再一次挽救了红军。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在书中有着具体的记载。杨成武同志的“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一文，记述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第一七一页）毛主席又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第一七一、一七二页）依靠了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红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并使全军战士获得了无比的胜利信心，正如毛主席的“长征”诗中所说：“三军过后尽开颜”。历史证明，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过去，依据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已经取得了长征及其以后各次斗争的伟大胜利；今后，只要坚持不渝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第二，表现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红军长征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举世罕见的。但是，所有的一切艰难险阻，都为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军的指战员们克服了。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描写了红军指战员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跨过草地的英雄事迹，表现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气魄。红军的英雄事迹，举不胜举；这里仅仅指出红军飞夺泸定桥时一天赶完二百四十里路程的一例，就可见一斑了。一天之内，走完二百四十里，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但是，这一天又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一边战斗一边行军，同时遇到了“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以非凡的英雄气概，一天走完了二百四十里，并立即转入战斗夺取了泸定铁索桥。此外，在民间传诵已久的，如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等等事迹，书中也都有具体生动的描述。书中不仅刻划了红军战士的英勇顽强，而且表现了红军战士的机警和智慧，同时也说明了敌人的腐败无能。“智取遵义”、“设营队”等文，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叙述。
患难见知交。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思想所武装起来的红军指战员之间，可以说是最深厚的知交了。上级对下级的照顾，下级对上级的爱护，特别是在雪山草地的艰险境地所表现出的阶级友爱精神，是令人读过之后久久难以平静的。正如书中的许多作者所说：“长征是难忘的，长征中的同志之间的爱更是难忘的。”（第四一二页）“若有人问我：你在长征途中体会最深的东西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他说：是红军的那种骨肉般的阶级友爱精神。”（第一九四页）让这种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吧！让这种精神永远地鼓舞着青年一代，加速地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地奋斗吧！
第三，说明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从1927年9、10月间三湾改编起，毛主席就给红军规定了新式的建军原则，说明了在党领导下的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1929年12月，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八页）
关于红军同群众关系的这条原则，不仅在根据地建设和红军的反围攻斗争中坚持着，而且在长征过程中也始终坚持着。无数的事例说明：红军每到一个新地区，群众由于受到欺骗宣传开始表现了恐惧甚至逃跑，而经过了红军的宣传教育以及红军行动的证明，群众就觉悟了。觉悟了的群众，对红军表现了无比的热爱；在红军离开时，群众总是依依不舍，有的甚至涔涔泪下。在这方面，书中也有很多动人的描述。特别是红军战士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对于群众纪律的严格遵守，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高贵品质。正如当时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所说：“饿肚饿不掉我们为群众服务的这颗心，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第二九八页）正是这种高贵品质，使红军和人民群众结成了血肉一般的关系，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红军长征，经过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每经过这种地区时，红军都调查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向战士们普遍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的教育。依靠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许多难以通过的地区。刘伯承同志和彝族首领结盟的故事，是在民间传诵已久的。萧华同志的“通过大凉山”一文，对于当时经过有着具体的介绍。作者生动地描述结盟的情景说：“不用香，不用烛，面对着蔚蓝的天和清明的水；主宰这个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团结的赤诚。”
（第一三零页）正是靠了这种赤诚，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有力的帮助，在各族人民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星火燎原”第三集，全书共三十二万多字。以上三点，远远没有概括书的全貌；所举事实，更不过是千百事例中之一二。毛主席在总结长征的意义时曾经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历史证明了毛主席论断的正确，长征早已使革命开花、结果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现在，这本专门记述长征的书出版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教育青年一代的教科书。如同长征在中国革命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一样，这本书也会在青年一代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青年一代将从中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继承长征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作出更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