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02-11第1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12版()
专栏：

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祖国
吴耀宗代表发言表示中国基督徒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过去一年中，“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使每一个爱祖国、爱正义的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欢欣，无比的兴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这个新形势中，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我国的主要工业生产，要争取在十五年内，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此外，农业发展纲要的推行，机关的整改，干部的下放，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都在有关部门和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下，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来进行。汉字改革方案更是我国文化建设飞跃前进的表现。新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中国人民正在以乘风破浪的英雄气概来建设祖国。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但站立起来，而且显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在国际局势中，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震动了全世界。我们不但看见苏联所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我们也在每天的报纸上看见苏联日新月异、使人惊奇赞叹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在取得这些卓越成就的同时，苏联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它的和平意愿，这些和平意愿，不但见之于具体的建议，也见之于具体的行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和宣言更使我们认识到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的国际形势的新发展。相反地，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愈来愈遭受反对；帝国主义阵营，日益分崩离析；反殖民主义已经形成一股洪流，在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这股洪流显出它的巨大的潜力。一年来国内国际形势这一系列的发展，生动地、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正义性，证明了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证明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幸福而斗争的不断增涨的决心和力量。
今天爱国主义的内容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三自爱国运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基督徒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中国基督徒，同全中国人民一样，要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报告”中，有下面的两段话：“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仇视人的道路；是实行互助合作、平等友爱、为全体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远景。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人民所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所要努力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公义的、仁爱的、处处符合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社会主义制度。难道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理由不拥护这样的社会制度，反而欢迎那已经死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常务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决议，号召全国基督徒“必须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议又说：“现在全国人民在取得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又展开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会议认为，今天爱国主义的内容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三自爱国运动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全国基督徒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各教会和基督教团体的教牧人员，以及其他负责同工，应该首先深入学习，进行自我改造”。
解放以来，许多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积极地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同全国人民在一起，进行了辛勤的劳动；我们也同全国人民在一起，享受了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毫无疑问，在今天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形势中，我们基督徒应当以百倍的热情、百倍的信心，拿出最大的力量，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为全国人民造福，也为全体人类造福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督徒同社会主义相抵触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必须彻底消除；取得人民的立场、人民的观点才能愉快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基督徒接受共产党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困难的。首先，我们基督徒中有许多人受过旧社会深刻的影响。资产阶级曾经是我们教会中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里，我们同资产阶级发生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城市和乡村的教会有不少被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所支配。因此，在基督徒中，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习惯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其次，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历史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是人类社会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个变革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我们全部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变革中，有些人个人的、暂时的利害，免不了同新社会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新的观点、新的立场，如果我们不肯从全体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去看问题，我们对新事物就会感到不习惯，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对新事物采取对立、反抗的态度。我们基督徒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亲美崇美和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我们更容易对新事物产生不满的情绪。
我们同社会主义抵触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习惯，不管是从旧社会来的，或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来的，我们都必须彻底地消除；我们必须取得人民的观点，人民的立场，才能坚决地、愉快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爱国与爱教没有矛盾，在爱国的前提下，信教与不信教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为祖国的建设努力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还会碰到一些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爱国与爱教有没有矛盾的问题。基督徒是中国人民，当然要爱国；基督徒是宗教信仰者，也当然要爱教，在这两者之间，不应当存在着什么矛盾。但有人说：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在信与不信之间，在有神无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就把这个矛盾，看作是爱国同爱教的矛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在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后的几年中，我们对爱国和爱教的关系这个问题逐渐得到了肯定的结论。我们说：爱国爱教完全一致，没有矛盾。我们说：在爱国的前提下，信与不信有共同的基础，信与不信都可以为祖国的建设努力。
这几年来，我们对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个政策不但在宪法里明文规定，也得到政府大力的贯彻和执行。新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真实性已经没有怀疑的余地。在有些地方，宗教政策在执行上还存在着一些偏差；但这只是宗教政策在执行上的问题，而不是宗教政策本身的问题，而且这些偏差已经逐渐得到纠正。
在新中国里，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相反地，以“自由世界”作幌子的帝国主义国家，像美国，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却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在纽约附近一位年青的圣公会牧师W．H．梅里时因为在讲道中主张正义与和平，就被他的上级主教赶出教堂，虽然教会的群众主张公道，向主教提出抗议，并经过梅里时自己和他的父亲的长期斗争，还是无效。鲍惠尔的案件，也是美国统治者剥夺人民言论自由一个突出的例子。
我们说：在爱国的前提下，信与不信有共同的基础。既是这样，在目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问题，应当不是信与不信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是如何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基督徒的本份，同时也是作为宗教信仰者的基督徒的本份。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今天新中国六亿人民和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民所决定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当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得到众人的喜悦，教会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信与不信的矛盾就能得到更好的处理。我们不是因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基督教有好处，才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是在爱国爱教完全一致的认识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无论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或是从宗教的观点来说，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心安理得、欢欣愉快地，同全国人民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督教内揭发一批右派分子，剥下他们的宗教外衣，丑恶阴险的原形暴露了。他们是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的敌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扩大）会议上，我们揭发了几个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在各地的基督教里面，也揭发了一些右派分子。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同其他的右派分子一样，都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也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都披着一些外衣；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还披着一件特别的外衣，就是宗教外衣。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是今不如昔；人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前途。”他们说：“香港有自由，英美有自由，新中国没有自由。”他们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不能领导宗教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说：“宗教政策是假的，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他们说：“三自运动搞得一团糟，如何叫人不想帝国主义。”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特别强调有神无神的矛盾，把这个人民内部的矛盾，说成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披着宗教外衣，以“信仰”为防空洞。他们欺骗信徒群众，企图使信徒群众相信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为了“信仰”，相信他们破坏三自运动，也是为了“信仰”。在这次三自常委扩大会议中，许多基督教的同工用生动、具体、亲身体验的事实来说明旧社会怎样的悲惨黑暗，新中国怎样的欣欣向荣。他们说明了香港的“自由”、英美的“自由”，是反动派和统治者骑在人民头上的自由，而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争取生存和幸福的自由；相反的，新中国的自由是对反动分子专政的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的真正自由。同工们指出了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宗教界许多的关怀和帮助，但从来没有干涉宗教信仰。他们也举出许多具体事例，证明政府贯彻宗教政策的成绩。他们肯定了三自爱国运动这几年来的巨大成就，说明了右派分子所以反对三自运动，只是因为他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要回到帝国主义的怀抱。通过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大辩论，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被揭发、被驳倒了；他们的宗教外衣被剥下了；他们丑恶、阴险、狡猾的原形暴露了。许多事实证明了他们既不爱国，也不爱教；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一切爱国爱教的基督徒的敌人。
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帝国主义“基督教必须反共”的指示，他们是帝国主义所赏识的人，他们的言行得到帝国主义的喝采。目前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来进行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利用宗教来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变中，一个重要的国际基督教组织，就公开地扶植匈牙利教会内的反动力量，迫使匈牙利教会内的进步领袖辞职，企图把匈牙利教会变成颠覆匈牙利人民政权的一个重要据点。我国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同样地替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起内线作用。
基督教内右派分子的罪恶既是这样的严重，我们就绝对不能对他们温情。我们必须严肃地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彻底地剥去他们的宗教外衣，同他们划清敌我界限。基督教内的右派分子必须坦白交代，彻底改变他们的立场，重新做人，否则他们就是自绝于人民。
中国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会给基督教的三自运动带来新的方向和新的内容
中国基督徒走社会主义道路，将会给基督教的三自运动带来新的方向和新的内容。
三自运动是爱国的运动；爱国就是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爱国应当有下列的含义：第一，我们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第二，我们在进行基督教工作的时候，应当考虑我们所做的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我们应当消除本位主义和主观主义，从六亿人民利益的观点出发去考虑问题。第三，我们应当继续不断地认真学习，去掉我们一切与社会主义抵触的思想，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整顿我们的组织机构，使我们更能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发生积极的作用。第四，我们不但要继续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我们也要对目前在教会内外假借基督教名义来做的，许多违法乱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并请政府依法予以处理。
三自运动也是反帝的运动。在今天国际的新形势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反帝应当有下列的含义：第一，我们不但要割断与帝国主义有形的关系，我们也要割断与帝国主义无形的关系；继续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肃清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彻底认识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和腐朽性。第二，我们必须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情感来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的阴谋。我们对社会主义明确而坚定的立场，就是我们对帝国主义“基督教必须反共”的反动宣传最有力的回答。第三，我们应当提高全国基督徒对国际形势的认识，积极拥护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制造战争、奴役人民的诡计。
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见诸实际行动，基督徒进行反帝爱国工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具体的行动
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一句空话；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见之于实际的行动。我们基督徒积极进行上述反帝爱国工作，就是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具体的行动。
解放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我国几个轰轰烈烈的大运动的鼓舞和教育下，中国基督徒控诉了帝国主义，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揭发了基督教内一些替帝国主义服务的反革命集团，使中国教会成为中国信徒自己管理的教会，使广大信徒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次全国基督徒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对基督教内右派分子的斗争，必将进一步使中国基督徒同广大人民紧密地站在一起，在朝气蓬勃的新中国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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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孬土能长好庄稼　生产跃进有办法
张泗洲代表介绍简阳县棉丰社征服困难的决心和计划
我完全同意和热烈拥护大会所作的各项报告。现在，我把我们简阳县棉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低产地，获得了粮、棉大丰收和一九五八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规划向大会作个简要汇报。
棉丰社山坡多土质很坏 但去年做到棉粮大丰收
我们简阳县是个经济作物区，全县盛产棉花。但是，我们县里的土地肥瘦不一，山区、平地间杂，产量差别也大，棉花产量高低有相差八十到一百斤的。我们棉丰社在全县是属于三类经济区，山坡多，土质很坏，一般只有四寸来厚，土底下尽是红石谷子，水土不容易保持。我们农民叫这种土为“水推沙”，如果开沟排水搞不好，一次大雨，就会全部冲刷得只剩下个光包包。但是，就在这样的土地上，我们在一九五七年却获得了粮、棉大丰收，全社的农副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粮食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一十五点六，在一千七百亩棉田中，棉花每亩平均产皮棉五十九斤五两，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了一倍，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一九五五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点六。特别是在这些棉田中，有四十四点七九亩瘠薄土，每亩产棉一百至一百一十斤，并有最孬的十三亩地，每亩产棉一百零五斤。粮、棉的大丰收，使得每一个社员都增加了收入，每人平均收入比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六十，社里有两个五保户，收入增加后，够吃够穿，要求取消五保。
我们棉丰社为什么能够获得一九五七年的粮、棉大丰收，特别是棉花大丰收呢？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条件，特别是抓住了变低产为高产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增产措施。我们全社共有耕地四千四百三十一点二亩，其中贫瘠的土地就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种低产地每亩只收棉花十多斤，与高产地每亩可收八十斤相比较，竟相差到六十多斤，也就是说，要四五亩贫瘠地才抵得上一亩好地的收成。这种情况向我们说明：提高低产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变低产为高产，是改变我们棉丰社面貌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如何提高低产土地的产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不少社员的思想有抵触。有的认为，随便咋个搞，孬土就是种不出好庄稼；有的认为，这样的土地，种上红苕都不倒藤，几辈人都没有搞好过，棉花怎样搞得好。一九五六年我们棉花因气候影响收成略有减少，社员对增产的技术措施就产生了怀疑，有的就说，棉花减了产就是由于种得太密搞拐了。因此，我们提出变低产为高产，争取产棉八十斤的响亮口号后，一些干部和社员都缺乏信心，有的还说二话，说社长又在“冲壳子”，吹牛皮。
这些少数人的冷言冷语没有吓倒我们，社务委员会研究了群众的思想，认为并不是群众不愿意多产棉花，除了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那一个不愿意增产呢。群众对变孬土为好土缺乏信心，主要是怕出了力气不讨好，反而把老本丢光。我们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但有的人用老眼光来看新办法，有点经验主义，也有点保守主义。因此，我们就一方面组织全体社员对一九五六年的生产展开了大辩论。经过大争大辩，结果弄清楚了一九五六年棉花减了产并不是种密了，种早了，主要是田间管理差，肥料、劳力没有跟上，又受到了自然灾害。另一方面，我们又发动组织了一些老农、积极分子，把他们怎样在贫瘠土地上获得了高产的经过向大家摆谈。我自己也在干部和社员中把我亲自在这种瘦土上培育亩产百多斤皮棉的经验作了介绍。经过这些工作，大家的认识就统一了，思想顾虑也消除了，生产信心和干劲也就鼓起来了。
我们的增产措施
一、土地加工；二、养猪积肥；
三、修蓄水池。
跟着，我们采取了下面几个增产措施：
首先，就搞土地加工。俗话说：“土地加工不用问，三挑泥巴当挑粪。”每亩地我们都加了两千多挑泥巴，有的并加到三千挑以上。我们加工了六百亩地，就挑了大约十八万担泥巴，土层加到两三寸厚，这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去年秋季虽又遭到了和一九五六年同样的旱灾，但是，土层加厚了，增强了保水保肥能力，棉花不但没有减产，反而一般都增产了百分之三十，获得了丰收。老社员马治成看到这个情况，喜笑颜开的说：“我活了几十岁，从没有见过那样好的棉花，以往单干时种的红苕都不倒藤，今年加了工，棉花收八、九十斤甚至一百斤，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真正好！”贫瘠土地加工后获得的棉花大丰收的事实，使全体社员受到了教育，增强了增产的信心，也使那些认为贫瘠土根本不能增加生产的人哑口无言了。
其次，根据一九五六年生产经验，我们大量发展了生猪，增加了大量的肥料。我们社在一九五七年一开始，就指定专人管理发展生猪的事，着重搞自繁自养，同时改进了饲养管理方法。自繁自养的好处，就是分散养猪，便于照顾，与病猪接触的机会少，不容易受到传染。这就改变了我们过去“病猪不离，死猪不断”的情况。一九五七年底，全社共有生猪二千二百三十二头，每户平均四点二九头，比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这就保证了棉花所需要的肥料。一九五七年每亩棉田用肥就比一九五六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同时，根据不同土质，我们并实行了上土少施，下土多施的办法，贫瘠地平均每亩多施八挑，促进了孬土内棉花的生长，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第三，我们解决了用水问题。要有充足的水分供应，才能保证棉花的生长良好，达到棉花高产。全社新修了五十七个蓄水池，每个解决三十亩地的用水，不但保证了水源，又减少了农忙时的劳动量。
人人有信心　黄土变成金 一年计划五年计划定完成
以上就是我们棉丰社一九五七年获得棉、粮大丰收的情况。现在我再讲一讲我们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规划。我们棉丰社在整风运动中，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全体社员的生产热情更是空前高涨。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大家表示要鼓足干劲，开展一个规模巨大的生产运动，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我们社订出的一九五八年生产计划是：棉花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九点五，要做到全社二千二百一十五亩棉田平均每亩产一百一十三斤，其中，培育三十亩亩产四百斤皮棉的高产田；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七点七，粮食亩产八百斤，复种指数提高到百分之二百二十（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一百九十）；水稻平均亩产八百斤，其中四十亩达到一千三百斤；红苕平均亩产四千五百斤，其中二百亩达到一万斤；双季玉米平均每亩达到八百斤；生猎到年底发展到五千二百二十八头。并且继续对八百亩贫瘠土地进行加工。这样，一九五八年生产总值将要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一百零三。不仅如此，我们棉丰社还对棉花、粮食、生猪进行了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年初步规划。到一九六二年，棉花亩产三百斤皮棉，粮食亩产四千五百斤（包括红苕四百斤折一百斤粮食计算的），红苕亩产三万四千斤，公共猪发展到一万三千头，私有发展到二千头，合计一万五千头。全社除了公粮，统购以外，还提留公积金、公益金三十二万元，储备粮三百六十万斤，每人平均一千二百斤。到那时，每个人如果每月做三十个劳动日，可分一百四十九元；而每年每人平均可分粮食一千八百斤，包括现金一共可分四百四十六元，超过目前富裕中农收入的七倍，我社的面貌也将根本上焕然一新。
现在，这个大跃进的生产计划，已经为全体社员通过，并且全部进行了包工包产。通过一九五七年增产的事实教育，现在大家充分认识到“没有瘦土，只有瘦人”，“只要肥料积得多，技术、季节抓得紧，遍地都是千百万斤”（即亩产千斤粮食；百斤棉花；万斤红苕）。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大家表示，坚决要完成一九五八年生产计划，只要“人人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大家有决心，毛铁磨成绣花针”。
我动身来北京的时候，在我们棉丰社，正搞得热火朝天。除了搞积肥、造肥、土地加工以外，我们还计划将已有的五十七口蓄水池加以整修，并新修一百二十口，争取在惊蛰以前全部灌满水。目前正掀起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许多社员天不亮就上工地，天黑了不收工，点起煤气灯继续干活。煤油点完了，社员就顶着月亮干，他们说：“月亮就是我们的自来电灯”。山上山下，到处密密麻麻都是人，锄头声，钻子声，和着唱歌声，响成一片，好不热闹！我们决心要在清明节前后完成棉花下种，并且全部换用良种岱字棉。
各位代表：我们棉丰社全体社员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我们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的计划一定能够胜利完成，我们保证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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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快好省地进行文化革命
吴贻芳代表谈江苏省文字改革工作情况和意见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我们坚信：我国人民在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亿万人民的革命干劲被激发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加以东风压倒西风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一九五八年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大跃进的一年，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八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说明了文字改革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措施。由于这一工作是有关全国人民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是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项具体任务。我热烈拥护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并建议大会予以批准。现在，我就江苏省两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提供一些简单的情况和意见。
根据既慎重又积极的精神 汉字简化工作应继续推行
我省在一九五五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有计划地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两年来，我们编写了“文字在一定条件下必须改革”的小册子，出版了十一种计五十万册有关文字改革的读物，并通过报纸、杂志、电台以及利用图片、幻灯、报告会等进行宣传。一九五五年冬季，省和各市县组织了座谈会，邀请对文字学有研究的专家、师范和中、小学语文教师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汉字有它发展的过程，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学习汉字是件困难的事。封建统治者和有闲阶级是希望人民愚昧无知的，他们掌握了文字，至于文字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全体人民都有文化。我们应当改变汉字难读、难写、难记的情况，使文字较容易地为广大人民掌握和使用。座谈会的结论是：汉字要简化，使它易写，并用拉丁字母注音，使它易读易记，以满足广大群众多年以来的愿望。根据我省各地参加座谈会的一万余人的统计，拥护简化汉字的占百分之九十点六，赞成使用拼音字母为汉字注音的占百分之九十六点四。
关于简化汉字问题，自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表后，我省各阶层人民都热烈欢迎和积极采用。南京市一个小学教师说，“国庆日、开大会，大家欢呼毛主席万岁”这一课内的繁体字原有九十八画，简化后只有三十九画，这使儿童们在学习祖国文字时节省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同样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以后，迫切要求文化上的翻身，以适应他们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需用。他们的时间是宝贵的。他们要求用较少的时间识较多的字。所以说，现在的问题是简体字还嫌少了，还有不少比较常用而笔画较繁的字尚未简化。因此，我完全拥护吴玉章主任的意见：简化汉字工作应该根据既慎重又积极的精神，继续推进。
方言隔阂影响了日常工作 推广普通话必须大力进行
江苏境内方言复杂，并且部分方言和普通话差别较大，使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感到许多不便。因此，我们对推广普通话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感受很深。以小学教师的调配问题为例，我省苏州专区小学教员过剩，徐州、淮阴专区不足，但是有些从苏南分配到苏北的师范毕业生不能安心工作。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对人民教育事业不够热情、不够负责。但是言语不通，使得他们在教学和生活上诸多不便，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又如在农业改制中，我们要帮助农民学习先进生产经验，但是如果淮阴农民到松江去学种水稻，徐州农民到南通去学种棉花，因为方言隔阂，会带来很多困难。
我省为了推广普通话，为各地培训语音训练班的讲师和辅导员，曾在南京举办了四期计有七百多个中小学教师参加的语音训练班。然后，各地也都分别举办了语音训练班。现在全省已有百分之六十三即七万五千多个小学教师、百分之三十六即六千多个中学教师学习了普通话，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中小学教师能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小学低年级儿童基本上已全部能用普通话朗诵课文，小学的中高年级和中学、师范的学生，在课堂内也多能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和回答问题。与推广普通话同时，为了进行方言调查工作，研究我省各地区方言语音与北京语音之间的对应规律，以便各方言区人民较容易地掌握北京语音，我们曾和上海市共同邀请了六所高等学校的有关教授和一些社会人士，举行了方言调查会议，成立了方言调查工作指导组。现在已经编出徐州、邳县、吴江等三个市、县的学习普通话手册，还有已交出版社的上海、苏州、无锡、扬州等四个市的学话手册，正在编写的常州、镇江、新海连等地的八、九本学话手册。预计在今年暑假前，可将全省各地学习普通话手册全部编写出来。
自从文字改革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个草案以后，我省各界人士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已有不少人学习了拼音字母，大家并希望汉语拼音方案能够早日定案。现在，全省工农业生产全面跃进的高潮正在形成，劳动人民要求有一套便于学习汉字的工具、以便迅速提高自己文化水平的心情愈益迫切。不难想像，当这套拼音字母得到全面推广的时候，不论是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或者是业余学习、提高技术，都会大大缩短时间。因此，我认为：这套拼音字母是在经济建设多快好省高潮中学习文化、推广普通话的多快好省的工具，是帮助劳动人民进行文化革命的有力武器。
领导要重视文字改革工作 并且要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两年来，我省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文字改革工作中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很不够的。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做好这一工作的首要关键是领导重视。一九五六年由于省里对这一工作抓得比较紧，各地就形成了学习普通话和拼音字母的热潮；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省里对这一工作过问稍少，各地就有松懈现象。各市县也有类似情况。徐州市一九五六年领导上抓得紧，教师几乎人人都用普通话教学；一九五七年领导上放松了，说普通话的人也就逐渐减少。相反的，淮安县领导一直重视这一工作，组织教师学习语音，交流经验，把这一工作列入计划，经常检查督促，县内文字改革工作就做得很好。其次，文字改革工作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作，一定要大力宣传，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如组织评比、竞赛等，特别要重视青年团、工会的密切配合。如清江市教育工会举办了教师普通话比赛会，海安县青年团县委协同教育科举行儿童普通话比赛会等，效果很好。与发动群众同时，还要积极发挥专家的力量，组织专家座谈，发表文章、做报告、指导方言调查工作，以推动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再次，还要层层训练骨干，使骨干带动大家学习。一九五六年开始，省选派教师到中央语音研究班学习，回省后负责省的师资培训和推动自己所在单位的文字改革工作；省里又为各市县培养一批骨干，让他们负责市县师资的培训工作。与此同时，省和各市、县教师进修院、校以及南京师范学院函授科，也都教学了拼音字母和普通话。这就培训了骨干，给我省逐步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在汉语拼音方案得到这次会议批准后，我们将引导省内各级领导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作出推进文字改革工作的具体方案，继续做好宣传工作，组织力量，贯彻实施。我们还打算抽调师范和中小学教师加以训练，使之成为推广拼音字母的骨干，在当地政府统一布置下进行传授，有重点有步骤地积极推行；发挥拼音字母在扫除文盲、统一读音、推广普通话中的作用，更好地为提高我省人民的文化水平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第12版()
专栏：

向荒山荒岭索取粮食
罗文才代表介绍民族杂居的叙永县向山头进军情况
十多万劳动大军浩浩荡荡 勇气百倍向大小山头进军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
四川叙永县是民族杂居的高山区。重重山，叠叠山，到处是山，平坝地区很少。在这样的地区是否能够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粮食增产的要求呢？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做到，而且还可能按照县委的规划，到一九六二年，把全县粮食产量，从一九五六年的每亩平均产量三百一十六斤，提高到每亩平均产量八百斤的指标，要求一九六二年达到亩产八百斤的指标，一九五八年一定得来一个大跃进，这是一个关键。目前我县十余万劳动大军，正浩浩荡荡，勇气百倍地向大大小小的山头进军，声势非常浩大，因为我们农民兄弟心里明白，只有把那些飞禽走兽藏身的荒山荒岭开发出来，种上庄稼，我们的大跃进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我来开会之前，就搞了一个罗锅山。这座山不算大，周围只有五十里路，八百公尺高，一面悬岩，一面陡坡。解放前，只有一个农民在上面开荒，每年收一千五百斤玉麦，后来那个农民栽岩跌死了，这座山从此更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管它了。
“愁眉苦脸”的罗锅山 变得衣冠楚楚眉清目秀
这个工程是去年十二月五日开始的。连同正友乡、大树乡以及县城里派来支援的干部、学生、居民，每天一共有二千六百多人在山上工作。锣鼓喧天，满山红旗，比逢年过节还要热闹，这支劳动大军提出的口号是：“不怕冷，不怕饿，罗锅山得向我认错。”大家不等天亮就带起干粮上山，直到天黑才回。有好几次下雨，可是很少有人缺勤，他们总是有一股子劲要干到底。决心要把这座山的“山顶戴帽子，山腰缠带子，并披上铠甲，山脚穿上鞋子，鞋底钉上钉子”。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他们的伟大力量是所向无敌的。到了一月初旬，就把这座打入冷宫、愁眉苦脸的罗锅山，硬是完全打扮出来了，变得衣冠楚楚、眉清目秀了。
所谓山顶戴帽子，就是我们在山顶种了二十五万株油茶树，五十万株普通茶树和一万株松树。接着还准备栽上二十五万株桑树。这顶帽子可能比封建时代皇帝老倌戴的帽子还要贵重，因为三年以后，单拿茶树来说，我们就可以每年收油茶籽二十八万八千斤，普通茶叶一万五千四百斤。所谓山腰缠带子披上铠甲，就是要在山腰开拦山沟，挖蓄水塘；所谓山脚穿鞋子，鞋子上钉钉子，就是在山脚砌上石坎并栽上树木，其目的是为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所谓披铠甲、缠带子就是为遍山开发出来的坡土梯土，用石头做好保坎工程，还要挖囤沙沟蓄水塘，不让有一点水土流失了。这些坡土、梯土每年可收粮食十六万四千斤，相当于未开发前的十倍。
县委书记领导开发人足板山 要它每年生产十二万斤粮食
罗锅山顶上还有两股泉水，将来还准备将大部梯土变成为梯田，这一来它将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所以我说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粮食增产任务。现在请让我谈一谈我们的另一个山头进军的情况吧。这座山叫人足板山，周围有六十多里路，比罗锅山矮一点，只有七百公尺高，离城有十里路，熟地很少，满山荒坡、荒土，估计开发出来可以增产十二万斤粮食。开发这些荒山，荒土的劳动大军，主要是县城里的机关干部、学生和居民。因为该山山上、山下的农民都很少。我来北京的时候，由县里每天动员到该山上去和大自然作斗争的平均有七千多人，跟征服罗锅山的情况一样，唱歌声和锄头铁锹声交织成一片，大家都在热情地劳动。
在去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的时候，县一级机关里的右派分子，总是恶毒地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诬蔑我们党和农业合作化。这一次我们把这些家伙集中起来，也带到人足板山上参加劳动，让他们多长一些见识，多受一点教育，从劳动中去改造他们。像薄一波副总理所说的一样，我们要把毒草变成肥料。这些右派分子一般还算比较老实，有的还有一些办法，有个农业科长是个右派，在群众排山倒海的热情劳动的影响下，也还愿意规规矩矩的在劳动生产中去改造自己。如果他们真诚的愿意从劳动生产中去改造自己做好人，总会有一天群众可以考虑摘掉他的帽子的，开发人足板山是县委书记亲自领导的，我计算了一下日子，这座山头可能已经照罗锅山那样，已经被打扮出来了。
在苗族农民最多的栈槽乡、文化乡，群众向山头进军的干劲也很惊人。这两个乡全是大山，田很少，耕地也不多。他们正选择了苗沟、吴家坪、大弯、白撤、大坪上等五个山头进军。这五座山头都比罗锅山大，苗、汉农民兄弟，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征服它们，一共能增产粮食八百万斤。今年争取增产二十万斤。同时联合海坝乡农民正开一条五十五里路长的堰沟。这条堰沟已命名为解放大堰，它要穿山越岭，把水从栈槽乡引到海坝乡去，使许多梯地变成梯田，并叫一般冬水田永不缺水，每年都能保证丰收。估计可开新田一千五百亩，增产粮食八十万斤到一百万斤。群众提出的口号是：“沟不通，不放松！水不到田，不回去过年！”这项工程目前也可能完工了。
当然增产粮食的办法并不止这一项，但是向山头进军来扩大耕地面积，对我们高山地区说来，都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同时这个工作也很艰巨。但是，经过农村大辩论和党对农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群众的觉悟高了，革命干劲大了，生产大跃进的雄心也跟着高涨了，任何困难都会被克服的。我相信，我们全县大约一万个大大小小的荒山荒岭，一定都会逐步让我们按照罗锅山的面貌，把它们漂漂亮亮地打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