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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空头政治家 江西近两万干部建立试验田 在农业生产上变外行为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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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做空头政治家
江西近两万干部建立试验田
在农业生产上变外行为内行
据新华社南昌28日电 江西省已有近两万个农村工作干部建立了试验田。他们的口号是:在农业生产上变外行为内行,要做又红又专的专家,不做空头政治家。中共龙南县委第二书记丘明瑜说,很多群众说我们干部领导生产是只会讲不会做;这就是说有点空头政治家的味道,通过建立试验田,要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做到会讲会做,又红又专。广丰县委组织部长丁述清过去很少下乡,对农业生产不熟悉。他在苏塘乡建立了试验田,计划一年之内拿出50%的时间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并钻研农业技术,把自己变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农业专家。
这些建立试验田的干部,一般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一种如中共永修县委书记李国忠,他在劳动模范陈翊科的社里选了两亩多田,分别作棉花、水稻的高额产量试验,从头到尾全套的操作自己都参加,从而掌握全套的农作技术。一种如中共九江县委的几个书记,他们决定和农业社的干部共同搞试验田,这样一方面在操作中可以随时随地向农民学习,一方面在工作中掌握了重点,便于推动全面。又一种是定南县和广丰县的作法,他们把参加搞试验田的干部加以统一安排,根据不同的生产内容和每个干部的情况,建立不同的试验田或试验点,以便培养农业生产中的各方面的专家,创造农业生产中各方面的领导经验。定南县除搞农业、林业的试验田外,还有干部搞防治病虫害的试验田和饲养毛猪的试验点。
江西省干部建立试验田的积极性很高。现在大部分搞试验田的干部已选定了田地,并开始积肥、锄草和施肥。与大批干部建立试验田的同时,许多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实行“机构下放”,以便使领导机关更接近实际,深入生产。

湖南浏阳县干部 人人种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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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浏阳县干部
人人种试验田
本报长沙28日电 湖北省红安县干部搞试验田的先进经验,已经在湖南省浏阳县全面推广。全县一千八百多名农村工作干部,从县委书记起,每人都种了试验田。
浏阳农民原来没有沤制凼肥的习惯,当各乡干部在试验田中挖凼沤肥以后,很快就把这个积肥方法在全县推广了。在浏阳县农村,现在到处都可看到试验田的木牌,上面写着姓名,标明计划产量,施肥多少,犁耙几次,采用哪些技术措施。在干部试验田的影响下,农业社制订的生产计划也很具体。
这个县分散在农村的财经、文教干部也搞了试验田。大瑶镇的供销社和食品公司采购站每个干部都有试验田,同时还抽出一笔资金,帮助农业社进行培育树苗、造果园、养猪等试验。
搞了试验田以后,干部思想作风,也起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不安心工作的干部,现在也安心了。杨花乡党组织去年派三个干部到三个落后农业社里去工作,都是从搞试验田入手,推动了全社的生产。县委书记石维纲去冬在荷花乡亲自积了三天肥料,发现了农业社干部有虚报积肥数字的偏向,以后就组织全县大检查,推动了生产运动。

山东淮北扩种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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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淮北扩种水稻
本报讯 山东省今年将增加水稻种植面积到二百万亩。这是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大量增种高产作物,积极改革耕作制度的重要措施之一。
去年全省有三十八个县试种水稻共十三万九千四百亩。其中历城县单位面积产量已达亩产四百四十三斤。广北农场在盐碱地上试种水稻,平均亩产五百一十三斤。如果实现每年麦稻轮作,亩产比旱田作物就可增加二、三倍。
山东省决定把这种高产作物在滨湖、涝洼、盐碱地和水源较好的地区大力发展起来,这样,既可从根本上改造低产的盐碱洼地,又能多打粮食。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现组织出席水稻生产会议的二百多名代表,前往江苏、安徽、河北等省参观学习种植水稻的经验。
据新华社讯 今年安徽省淮北地区计划改种水稻五百多万亩,比去年扩大六倍。为了加强对改种水稻工作的领导,中共蚌埠、阜阳两个地委,早在去年10月就研究了有关情况,作了妥善布置。目前各农业社正突击进行稻田打埂工作,阜阳专区几个县已打新埂六十多万亩,整理旧埂二十七万多亩。
淮北各地在改种水稻工作中,对解决畜力问题特别重视,各县在去年10月份就派出大批干部,分头外出采购。现在,阜南、临泉等六个县已从外地买进黄牛二千六百九十六头,水牛二百七十七头。

实现农业大跃进的一项有效措施 雁北决定扩种玉米等高产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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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现农业大跃进的一项有效措施
雁北决定扩种玉米等高产作物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中共雁北地委已向所属各县提出:把适当地扩大高产作物的玉米、马铃薯,作为实现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一项有效措施。
雁北地委对几年来扩大高产作物的经验教训,曾作过一番研究。1956年,扩大高产作物喊得很响。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缺乏种植玉米的经验和习惯;由于水利、肥料、技术等没有赶上去;特别是由于1956年阴雨多、日照少、湿度大、温度低的特殊的自然条件,延迟了玉米的成熟期;因而部分地区的玉米减产了,造成了一定损失。但从全盘的情况看:减产的毕竟只占少数,大部分的玉米仍然增产了,即使一些没有完全成熟的玉米,产量也不比其它作物低;而且有不少地方由于种植了高产作物,出现了当地有史以来空前未有过的高额丰产纪录。浑源裴村恒星社的八十亩玉米亩产千斤,山阴岱岳镇优胜社的三十三亩玉米亩产一千零七斤。应县大、小石口二社,因种植高产作物,提前十一年达到了四十条纲要中亩产四百斤的指标,大石口社的七百零六亩玉米,每亩即平均产到六百零八斤。
但是,有些同志对1956年扩大高产作物的成绩和缺点缺乏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因而1957年对继续扩大高产作物产生了某种动摇情绪,玉米的种植面积大为减少。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地委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考虑农业大跃进的时候提出:适当地扩大高产作物的玉米、马铃薯,仍应作为一项有效的增产措施坚持下去。要求1958年的玉米种植面积,由1957年的二十六万亩扩大到四十万亩,每亩比在同等土地,同样耕作条件下种植其它作物增产一百斤粮食;马铃薯由1957年的一百二十万亩扩大到一百四十万亩,每亩比在同等土地、同样耕作条件下种植其它作物增产八十斤粮食(以四斤马铃薯折一斤粮食计算)。上述两项高产作物,共种植一百八十万亩,计划产粮四亿四千万斤。从土地看,只占全区耕地的17%;从产量看,即占到全区1958年计划产粮十二亿斤的36%以上。预计到1960年,玉米扩大到七十万亩,马铃薯扩大到一百八十万亩,两项共二百五十万亩(占不到全区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产量达到八亿斤。这个数字几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产量八亿二千万斤相等。就是说,三年以后要用不到四分之一的耕地,产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区全年的粮食。从而使雁北区的缺粮状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地委要求各县在对待扩大高产作物这一增产措施上,一定要拿出一股革命干劲,百折不挠地坚持下去,决不半途而废。
为了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好地前进,地委还提出了保证玉米增产的十项措施:(一)选用既能增产,又能保收的适合于本地自然条件的优良品种;(二)一定要把玉米种在适合生长的水地、好地,但不要侵占白麻地;(三)底肥至少施三千斤,追肥半车,附加四斤肥田粉,并要普遍锄到三次以上;(四)根据本地自然情况,玉米的株距应达到二点五尺左右,行距达到一点五尺左右。每亩的株数稀不少于一千四,稠不多于一千八;(五)普遍实行人工授粉;(六)普遍间作豆子;(七)县乡社应有专人分工负责玉米;(八)普遍培养高额丰产玉米;(九)各县要培养出玉米丰产社;(十)种玉米的社要培养出玉米丰产队。通过上述措施,保证每亩玉米都产四百斤以上。
(附图片)
中共江苏青浦县委五个书记亲自搞了七亩多夏熟作物试验田。图为县委书记和干部们一起在油菜田里施肥。 李园 摄

清洁果园 防除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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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洁果园 防除病虫
防治病虫害、施肥、修剪是保证果树增产的三件重要工作。这三件工作,都需从现在起陆续进行。作好这些工作,今年的果树增产就更有保证了。
当前应该进行的第一件工作是清洁果园,开展冬季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为害果树的病菌和害虫在冬季都进入休眠状态。所以冬季是防治果树病虫害的有利时期。特别是苹果炭疽病、柑桔溃疡病等,必须在冬季清洁果园,摘除干枝、病果、病枝和病叶,然后在生长期间再喷射药剂,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梨大食心虫发生时间很长,单用药剂防治,不容易抓住有利时机,因此应当结合冬季摘除虫芽和春季早?虫果进行防治。由此可见,如果能在冬季彻底清洁果园,再在生长期间进行药剂和人工防治,才能消灭病虫的为害。广东省潮安县的柑桔园由于连年全面开展冬季清园工作,病虫的发生就大大减少了。
一般的病菌、害虫多在枯枝、落叶、病果、杂草中潜藏越冬。冬季清园工作要针对这些病菌害虫的越冬习性,清除果园中的杂草、落叶和病果;剪除枯枝、剔平霉椿、刮除树干上的苔藓、粗皮、翘皮等。冬季清洁果园,虽然比较简单容易,但是必须做得细致全面,清扫的杂草、枯枝、落叶、病果、粗皮等要集中烧毁。
第二件工作是:及时细致地开展果树整枝修剪工作。大部分苹果产区和许多柑桔和梨的产区,都有修剪习惯。春季农业方面的工作很多,有果树的农业社应该把各项工作进行排队,及早组织有技术的社员研究修剪技术,开展修剪工作。否则,拖的太晚,将会影响修剪工作的效果。果树修剪是一件很细致的树冠管理工作,既不能修剪过轻,又不能“大拉大砍”。对果树修剪,可以促使果树生长发育。辽宁省复县得利寺农业社,浙江黄岩汇江农业社、下凌农业社都是由于进行了合理细致的修剪,并结合其他农业技术而年年增产。
为果园大量积肥,是当前应当作的第三件事情。施用基肥可以保证果树周年生长发育的需要。还没有进行秋季施肥或施肥不足的生产单位,应当在春季进行补施。目前各地正在开展冬季积肥的运动。有果树的农业社,应该早些安排果园需用的基肥。
栽植果树苗的时期也快要到来,各农业社还应当抓紧时间,作好新辟果园的规划、深耕、挖树穴、整地等栽植准备工作。

“教训”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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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训”中的教训
慧之
山西省在1956年曾经大量推广高产作物金皇后玉米,使全省玉米播种面积从1955年的六百二十万亩扩大到九百一十六万亩。但是,当这些玉米还正在成长的时候,“金皇后不出穗”的说法忽然传遍了全省,并且说这是“沉痛的教训”。由于这次“教训”,1957年全省的玉米播种面积又回到了原来的六百多万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也遭到了冷漠的待遇。
事实现在已经澄清,1956年山西所种玉米绝大部分都增了产,共约多收二亿七千多万斤粮食。由于天气突然变化,田间管理不善,后期加工不及时,以致不出穗或不结籽而造成减产的,只有二十多万亩,约占总面积的2%,少收粮二千多万斤。增减相抵,还多收粮二亿五千万斤。很明显,成绩是主要的。
这事实说明山西省农业建设厅负责同志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对农业技术改革上每一个成败事例,都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千万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发现缺点,就一概否定,在纠正偏差当中,把本来是对的东西也一齐纠掉了。”事实上,任何一种运动都不可能一点毛病不出,除非不运动,不前进。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用妥善的方法来纠正这些毛病,使运动健康地发展。不理会这些毛病、不想办法来克服,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妨害运动的发展。但是,夸大毛病,发现一点缺点就否定一切,推翻全面,尤其不对。因为这不是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而是把运动根本取消了。人有十个指头,其中一个指头害了病,正确的作法是治好这个指头,而不是连其余九个指头都砍了。
一切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总要经历一些波折和阻难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影响,再好的增产措施也会有一部分失利的。而农民又是刚刚离开小农经济的圈圈,守旧思想还很多,这就注定某些新技术、新措施的推行,要遭到保守倾向的抵制,不能一帆风顺。革命者的责任,就是要同保守倾向作不懈的斗争,说服广大干部和群众,使他们改变思想,以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每一个单位的领导者都要起舵手作用,在风浪起来时,保持冷静和沉着,掌握住正确的方向;而不应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加调查研究就轻易转舵。山西省有些同志在推广“金皇后”玉米的工作中没有这样做,他们在一片叫嚷声中摇晃起来,结果造成了损失,这就是人们应该从“金皇后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金皇后事件”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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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皇后事件”说明了什么?
冯建伟
在最近山西省酝酿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农业建设厅重新检查了曾经轰动全省的“金皇后事件”,从中找到很多对指导当前农业技术改革有益的经验教训,也体会到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
“金皇后事件”发生在1956年,那时,被农业合作化大发展高潮形势所鼓舞的农村领导干部,积极指导扩大“金皇后”玉米播种面积,全省由1955年的六百二十万亩(本地玉米在内),增加到九百一十六万亩,占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17%,其中大约有五百万亩“金皇后”。推广最快最多的雁北地区,由十四万亩增到八十六万多亩,比1955年扩大近六倍。玉米密植、人工授粉等先进技术和增工增肥多给水等,也相应地得到迅速推广。这样,“金皇后”玉米真是长得欣欣向荣,茂盛异常。不幸,到夏末秋初,正当“金皇后”吐穗扬花之际,瓢泼大雨一场接一场,阳光不见了,气候骤然变冷了,早霜和枯霜接踵而至,一部分玉米没有吐穗或吐穗不结籽粒,造成严重减产损失。从此,“金皇后”不出穗之说,霎时传遍全省,报刊杂志也有刊载,而且越传越讹,越说越玄。什么“雁北六十万亩玉米没出穗,忻县地区玉米也没收成!”“农业技术改革上典型的失败,沉痛的教训”“农业领导部门被合作化胜利冲昏了头脑,脱离实际的急躁情绪”;部分农民们的埋怨,干部们的责备,从四面八方,涌进农业领导机关的办公室,压到农业技术干部们的头上来。直到去年春播的时候,还流传着:“要想扩大‘金皇后’,除非偷天换日头!”来抵制玉米的扩大。在这股歪风邪气刮起来以后,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真的由九百一十六万亩,缩减到六百五十二万亩了。玉米密植、人工授粉和调换良种,也不像从前那样提倡了,有许多地区的技术操作也单纯听凭农民“自愿”了。而且,在这股歪风影响下,棉花密植和扩大复播这些行之有效的增产经验,也有人提出怀疑了,也开始呈现惊人的退缩现象;
山西省本来从1940年以后就种植“金皇后”,是全国推广比较早的地区。“金皇后”玉米近几年来虽然有一些退化现象,但仍然不失为各地农民喜爱的高产作物,历年来杂粮高产新纪录很多就出在它身上。最近还推广到许多省份,根据农业建设厅调查,以问题最大的1956年来说,玉米增产成绩仍然是很显著的:这年,全省九百多万亩玉米,平均每亩产二百一十五斤,谷子平均一百三十四斤,高粱平均每亩一百四十六斤,杂粮平均单位产量也低于玉米九十一斤,而“金皇后”的平均单位产量不仅高过杂粮,还超过本地玉米平均产量三、四成,少数条件好的高过一倍还多。不出穗的或出穗未成熟的到底有多少呢?只有二十多万亩,只占全省玉米播种面积的2%左右。这就是曾经在舆论界翻腾了一年之久的“金皇后事件”的真象。
事实这样明白,为什么还闹得这样大?作为这次扩大推广“金皇后”的主要组织和领导者的农业领导机关,认为自己在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上都是有缺点的。那就是在领导作风上,确实有主观主义:在雁北、忻县某些地高气候冷,本来不适合“金皇后”生长的地区也准许推广了。还有个别地区自上而下硬性规定任务,层层命令执行,缺乏和群众商量,违反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同时技术指导没有跟得上,后期加工不善。由于某种原因,有些地区种籽调拨较晚,推迟了播种期,还有技术传授、肥料积运和解决群众思想问题等准备工作也都迟缓和粗糙,等等,再加上客观方面的不利因素,如雨水气候条件太差,等等,致使二十万多亩玉米严重减产,对一个地区的某些乡社来说损失很大。但是,推广高产作物的方向是对的,增产的成绩也是肯定的,减产毕竟是极少数。人们对这件事所以那样吵闹,主要是表现了保守主义思想对大踏步地改革农业技术的抵触。在“金皇后事件”的叫嚷声中,有人坚持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他们说“金皇后”能种,可是得慢慢来。因为农民不习惯,缺少技术经验,缺少肥料和水源;还有的说种“金皇后”太费工,种的太多会挤掉谷子,牲口会缺饲料,人吃着也不顺口等,甚至丰收地区也有人说:“金皇后”增了产,降低了生活!农业建设厅所组织的雁北玉米调查组的材料,驳倒了这些论点。证明雁北大部分地区有栽培玉米所需要的条件,可以大量种植中熟品种玉米。“金皇后”也可在无霜期一百四十天以上,海拔在一千二百公尺以下的地区种植,只要讲究技术,改革耕作粗放的习惯,是可以获得高额丰收的。调查材料中还有许多鲜明对比的事实:同类地区,有的领导农民积极改善自然条件,适应扩大“金皇后”种植面积需要,结果就获得大面积丰收,有的却埋怨“金皇后”不好,迁就群众落后习惯,结果减了产。调查材料由此得出结果说,只要坚持说服教育,农民的一系列不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一切不适合“金皇后”生长的条件也是会改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
“金皇后事件”说明了什么?农业建设厅负责人说:“‘金皇后事件’告诉我们,对农业技术改革上每一个成败事例,都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的分析。千万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发现缺点就一概否定,在纠正偏差当中,把本来是对的东西也一齐纠掉了。
“我们现在已经根据这次经验,在全省分别地区、作物和技术项目,把1956年农业技术改革中的问题,重新作了总结。还准备在广大农民中开展一次有关推广技术经验问题的辩论,用以教育干部和农民,澄清思想认识,铲除消极影响。然后,凡是成功的技术经验,继续在条件允许的地区推广。凡是失败的,就要弄清原因,吸取教训,保证不再重犯。对好坏不清、原因又很复杂的问题,就在小范围内作试验,根据结果决定取舍”。
农业建设厅负责人最后还说,“金皇后事件”还有积极因素,那就是再一次证明了一条很重要的真理:急躁冒进是暂时的,易于纠正的。保守思想是经常的,根深蒂固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克服的。我们一定要根据这次经验,时刻警惕保守主义,并且通过各种方法,各种先进的事实,不断地打破它的影响和束缚,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
(新华社专稿)

渤海边沙荒地也能亩产千斤

第2版()
专栏:

渤海边沙荒地也能亩产千斤
张宗荫
按照“四十条”的规定,河北地区“跨过黄河”(粮食平均亩产达到或超过四百斤),是十二年的路程;再“渡过淮河”(粮食亩产八百斤),路途当然就更遥远了。渤海海滨的沙地上,出现了一匹红色的骏马——黄骅县远景乡沙井子村互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在艰苦的道路上奔腾跳跃,两年就跨过了黄河、淮河,并且走到了更遥远的目的地——亩产千斤以上。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
从多灾多难到丰产丰收
沙井子村原来是“苦海边缘”、“一年两光”、多灾多难的地方。村的周围,大都是大片的盐碱荒地,地上长满了野草,只有很少的庄稼。这里的蝗灾特别严重。闹蝗灾的时候,人走路一脚可以踩死七、八个蝗虫。密集的飞蝗群起飞之后,可以遮盖天日。飞蝗来了,一夜就能使庄稼、苇子、野草一扫而光。这里的人们,多是依靠到小站或其他地区扛长活、卖短工,或是打柴草、捕小鱼、采草籽为生,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八元左右。吃的主要是黄蓿菜籽、野稗子籽、合洛籽、渣草籽等“野粮草种”。穿的是一穿半辈、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仅能遮体的破衣服。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在1943年至1944年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饿死了四十口人,外出逃荒的十四人,有五户卖儿女。
中共沧县地委提出大力开展“一垦三改”运动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互助农业生产合作社于1956年建立起来了。新迁来七百九十八户,都是离沙井子村三、四十里地的人,原来的处境比沙井子村稍好些,但也非常苦。他们同沙井子原来的七十六户组成了互助农业社,开垦了大片荒地,种上了水稻。(他们共有水田一万亩多一些,其中栽秧面积约九千亩。)当年就得到了丰收,平均亩产六百二十五斤。全体社员再接再厉,辛勤劳动,1957年又创造出大面积高额丰产的奇迹——九千亩田里共生产出稻谷九百多万斤(平均亩产一千零二十三斤;其中有四十亩平均亩产一千五百斤),稻草一千多万斤,苇子一百万斤,鱼十九万斤。1957年卖给国家七百二十万斤稻谷,一百零三十万斤稻草,一百万斤苇子,十九万斤鱼;还准备买两万元的公债。这一年,每个劳力平均收入一千二百二十三元八角,每户平均收入一千四百五十三元五角,全社每人平均收入五百三十八元。创造奇迹的原动力
沧县专区荒地多、常年积水的洼淀多,耕地中的盐碱地和低洼易涝地多(合计占总耕地的53%)。中共沧县地委针对全区特点,本着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针,倡导了一个“一垦三改”运动。
(一垦是开垦荒地;三改是盐碱地改造、低洼地改造、农作物种植改革。)互助农业社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开放出来的一朵社会主义之花。有了“一垦三改”运动,才在常年积水的盐碱荒地上,出现了河北平原上的又一个千斤社。地、县、区、乡各级党委及专、县党政领导共同组织的垦改指挥部,对互助社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领导,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及时地帮助解决生产上和工作上发生的一些困难问题。地委书记多次到这个社里来;区委书记长期深入一个生产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党总支也确实发挥出战斗堡垒的作用。党员团员们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大进军的先锋,自觉地在生产和工作中起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旧历2月天的早晨,还冻着半指厚的冰凌,党员冯常青、左少山带动社员砸冰下水挖渠。结果完成了在大冷天下水挖渠的艰巨任务。1957年4月,供销社用船运送化学肥料的时候赶上大风,沉了十三支船。下着倾盆大雨,刮着大东北风,在党员王桐林、方应普等人的带动下,有三百个社员脱下身上的棉衣,跳下水去,到一人半深的北大港里去抢救肥料,使五万六千斤化学肥料免受损失。在北大港围堤上,互助社修的引水渠道的涵洞坏了,大围堤决口了,总支委员兼社务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蔡万法同志,在这万分紧急而又危险的关头,冒着生命的危险挺身而出跳入急流,探清水底和水流情况,找出抢堵方法,很快堵住决口,免遭洪水灾害。
在互助社的社员中间,原先的雇农和贫农共六百零五户,占总户数69.2%;下中农二百六十二户,占30%。这个社可以叫做“贫农社”。他们在旧社会受尽了贫穷和苦难的折磨。他们1957年每人平均收入五百多元,同过去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八元相比,增加了六十多倍。他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指到哪里,他们干到哪里。徐金恒、方兰普等十几个贫农社员,原来在小站扛长活、卖短工,锻炼成了种稻的能手。现在,是为自己生产稻谷了。他们对办社特别积极,时常利用挖渠当中休息的工夫,用马鞭草当作稻秧,在地上作操作表演,教给青年们如何起芽子,如何栽秧,……。
最可贵的是劳动力
互助社在荒地上起家,困难是很多的。大部分社员不会种稻技术;生产资料缺这、少那……。社员们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向困难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战胜了重重困难,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1956年,他们为了研究技术,用对比的办法种了一些试验田。经过试验,总结出来了“五早(早育苗、早掘地、早洗碱、早栽秧、早补苗)、三合理(合理密植、合理灌水、合理施肥)、一深(深掘地)、一浅(苗床浅耕)”、除草积肥结合等比较系统的技术经验。
最可贵的还是劳动力。他们运用集体化的优越条件,使劳动力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在农忙季节,男、女、整、半劳动力集中力量种稻;农闲季节,男劳力捕鱼、割苇、打草,女劳力捆稻草、织鱼网。1957年农业用工十二万六千个,副业用工六万个,其他用工两万个,社务用工一千八百个,社内共计用工二十万零七千八百个;另外为国家出义务工三万个。全社共有男、女、整、半劳动力一千零三十八个,每人每年平均出工二百七十四天(其中男劳力平均出工三百十一天,女劳力平均出工二百二十天),提前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七年达到的指标。他们也充分地发挥了辅助劳力和有家务劳动拖累的女劳力的积极作用。六十岁左右的老头们养猪、采打猪饲料、积肥;七十岁左右的老头们背粪筐拾粪;老太太和不能下地的妇女们除了料理家务以外,在家织鱼网;儿童们拾稻穗。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真正作到了用其所长,各得其所。全社有六十四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大爷,无论春、夏、秋、冬,成年背着粪筐拾粪,1957年他们共拾了一百万斤大粪干和一百万斤牲口粪,这些粪折价归社,付给现款,社收了二百万斤粪,共付出粪款二万八千元。总支书记况其峰同志的父亲况大伯,今年七十六岁,他拾粪最积极,一年拾了二万六千斤大粪干,折现款六百七十六元。这里民工多,大围堤上车马、行人多,拾粪好拾。
今年组织儿童们在地里拾稻穗;在稻草上拣丢落的稻穗;两项共收获了稻谷八万斤,按每人拾的稻穗斤数折款付酬,社里共付出现款五千六百元。
社员们的劳动效率也大大地提高了。栽秧时人们拂晓带着干粮下地,中午往地里送饭,天黑才回家,在地里连续工作十二小时。不但劳动时间延长了,人们工作起来也非常紧张,每人每天平均栽秧二亩(过去老习惯是每人每天栽一亩),这样能提前半月完成栽秧任务。
互助社的稻田从南到北有十六里地远,从东到西也有四里远。每年运送肥料、稻谷等繁重的运输任务,以现有的人力畜力,用大车运送,两年也完成不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困难。群众的智慧是巨大的力量的源泉。他们想出了冬季在渠道上用凌盘(冰床子)代替大车的好办法,把这个困难克服了。
没有集体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
互助社社员们的生活,确实是很幸福的。两年共盖了七百多间新房,准备再盖一千间。平时吃的多半是自己生产的大米,有时吃些白面和玉米面,副食品都是吃鱼。破衣服、破被,除了在展览棚留作“教材”的以外,再也看不到了。村里有一个供销社,有两千多种商品,社员想买的东西应有尽有。社里有电磨,有机碾,还有缝纫机,碾米、磨面、作衣服、作大鞋等等这些原来拖累妇女的家务劳动,都由机器代劳,妇女们大部分可以轻松愉快地同男人们在一起参加田间劳动了。
社干部的生活水平,随着社的生产水平和社员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地提高了。河北省副省长张承先,在同总支副书记兼社的副主任元玉田谈过他的生活状况以后说:“玉田同志,你和你们县的县委书记一般高的待遇。”
这些幸福生活究竟是怎样得来的呢?这不是总想损害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者所能追求到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争取和维护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得来的。
前年春季刚建社的时候,社员们只是有一股热烈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劲头和勤劳的双手,别的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是在荒地上起家,国家贷款十八万元给他们,又拨给了五万元的稻谷预付定金。兄弟社的三百多个劳力,帮助他们挖成了两万多方土的两条渠道。技术站的同志经常不断地去指导技术。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的实惠。没有这些条件,就没有互助社,没有互助社的“亩产千斤稻”,也就没有现在所得到的幸福生活。
互助社的社员们怎能不热爱集体利益热爱社会主义呢?他们对集体利益作了极重大的贡献。他们光1957年就卖给国家七百二十万斤粮食,十九万斤鱼(出口换取机器),一百多万斤稻草,一百万斤苇子(造纸的原料)。1957年给国家出了三万个义务工。他们还准备买两万元的公债。
互助社对兄弟社也给予了无私援助。1956年借给红旗农业社二千三百八十九亩开好、整好并且已经施上肥的稻田,还帮助他们栽了七百九十亩地的秧苗;另外还有技术较好的七个社员帮助和指导他们放水,工作了二十五天。1956年帮助北大港十八个社用本社的土地育苗,并且帮了四千个工。他们还帮助常庄社育苗,帮助东升三社出秧苗。1957年,派大车帮助先锋社运砖。他们帮助的这些工,没要任何报酬。
互助社对国家的贡献和对兄弟社的援助,是不是损害了社员们的利益,或者影响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呢?没有。正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个人利益才一年比一年增长。现在社里有了价值四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元的公共积累,有了雄厚的资金,机器、农具、运输工具、种籽、肥料应有尽有。另外还有二十八万元现金作为流动资金储备着。各户社员家庭,在1956年、1957年都把房屋、衣服、被褥、家具准备齐全了,并且有很多积蓄,今年再分了劳动报酬,该花钱的道就更少了,积蓄加收入就会显得更富足了。按照1958年生产规划,总产值可以达到一百六十六万四千三百元,比1957年提高35.2%。生产提高了,社员的收入也就必然要不断提高。互助社已经能作到不怕三灾(即水灾、旱灾和虫灾),生产计划的完成是比较有保障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集体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这个真理在互助社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