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01-16第4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4版()
专栏：

农民值得学习　劳动锻炼不是浪费
商业部干部驳倒反对下放的言论
据新华社14日讯　商业部在第二批干部下放以前展开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需不需要到农村去锻炼、是否值得向农民学习等问题的大辩论。全部直接或间接参加辩论的干部近二千人，为这一问题而出的大字报有几百张，通过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辩，使大家又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这场辩论是由商业部办公厅干部朱彤芳对于知识分子参加农业劳动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不同意的看法而引起的。首先她认为把干部下放到农村达不到改造思想和锻炼阶级感情的目的，理由是：农民不是先进的阶级，农民自私自利，今天许多知识分子加入工会七、八年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一些党员，他们已经是先进的，为什么还要向农民学习？同时她认为，劳动到处都一样，在机关工作也是劳动，而且这里是高级复杂的劳动，农村是低级简单的劳动，为什么放弃了高级劳动而到低级劳动中去锻炼？其次，她认为知识分子下乡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损失，一个大学生学了一些专门知识，到农村锻炼，过去学过的都要抛弃掉，这是很大的浪费。
商业部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对下放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深入地反复地进行，因此把朱彤芳的全部言论整理后分发给各单位。许多单位用大字报公布了这些意见后，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群众自动掀起了辩论的热潮，有不少人贴大字报反驳她的论点，许多局、处举行了二、三次座谈会，针对这些意见表示自己的看法。
1月7日，商业部办公厅正式举行了对下放干部问题的辩论会，有十多个干部针对着朱彤芳的论点发表了意见。王家佑、苏元德等人首先反驳了朱彤芳所说的知识分子用不着劳动锻炼和农村中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论点。王家佑说，从劳动人民中选拔干部以及把知识分子放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是党的坚定不移的干部政策，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政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支立场坚定、能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而知识分子恰恰缺乏坚定的立场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因此特别需要到工农业劳动战线上去锻炼。他说，工农业劳动战线都是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场所，现在把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农村，是因为农村比较艰苦，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才能锻炼出坚强的干部，同时根据国家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农村也需要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去支援。苏元德说，朱彤芳故意强调农民落后的一面，否认农民有值得学习的东西，这是为她自己的贪图城市安逸生活、不愿受艰苦的锻炼寻找借口。应该看到农民最本质的优点就是他们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勤劳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生产知识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
也有人反驳了朱彤芳所说的知识分子既然已经参加工会就是工人阶级，因此不需要向农民学习的说法。他们说，知识分子虽然由于自己是脑力劳动者而参加了工会，但是他们思想上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思想，共产党员中也有因思想改造不好而蜕化变质的，认为参加了工会就不需要改造那是完全错误的。还有许多人指出，朱彤芳把劳动分为高级劳动和低级劳动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腐朽思想，这充分表现了她存在着浓厚的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
商业部所属医药公司第一批下放到河北省蓟县的九名干部集体写信回来参加了这场大辩论，他们以自己的实际体会有力地驳斥了朱彤芳的错误论点。他们来信中说：“我们到农村后感到可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例如为了丰产跃进，我们所在的农业社社员们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排水挖泥，挑水浇麦，有的人手脚冻得裂口流血，但是他们没有退却。许多妇女起五更睡半夜做家务活，第二天一样参加劳动，这些看来是极平常的事，却是我们知识分子过去做不到的。”他们还谈到在农村受到的阶级教育，例如他们所在农业合作社去年分红时，贫雇农非常满意，有些中农嚷着不够，富裕中农吵得更凶，这就明显地看出各个阶层的态度。
许多公司在座谈讨论中也对于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是不是浪费人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许多人认为，党为了把知识分子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干部，才让我们到农村去锻炼，这充分表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关怀，怎么能说是浪费呢？知识分子如果不愿意改造，最后发展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才是最大的浪费。
通过这场辩论，使许多干部更加明确了劳动锻炼的意义，有少数在某一点上或某种程度上同情朱彤芳的论点的干部也澄清了思想，现在这个部第二批下放的名单已经公布，所有被批准的人都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农业劳动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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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勤俭建军支援社会主义
建设解放军官兵节约劲头足成绩大
本报讯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节省了大量经费和棉布、煤、电、粮食等物资，并在养猪、种菜发展副业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去年一年中，人民解放军各单位都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勤俭建军，厉行节约，支援国家建设的政治思想教育。在这一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很多部队都本着可办可不办的坚决不办，可缓办的就缓办的原则，削减了预算经费，仅训练总监部、通信兵部等几个单位，就削减了预算经费二千六百多万元。广州地区几个部队自己动手小修营房或者完全自己建筑营房的节约价值，就达十八万余元。各部队本着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办好事的精神节约的经费也很多。例如空军在某地修建机场时，反复选择场址，结果选出了最经济的一种，共为国家节约了三百六十多万元的建筑经费。又如总后勤部根据广大军官的要求，把将、校级的夏服改为平纹布料，把尉级军官的冬服延长一年着用，也给国家节省了七百四十多万元。
过去一年中，广大官兵还执行了服装等交旧领新的办法，使物资收旧利用率平均达到80％以上。据初步统计，到去年年底为止，各部队上缴的旧棉花已达四百多万斤，旧布三百多万斤，废胶鞋底二十五万斤。这几项物资的再利用价值，约折棉布三十万匹，若以每匹二十八元计，即可给国家节省八百四十多万元。另外，许多部队特需的工作服，也利用旧料制作，给国家节约了棉布十万余匹。
广大官兵根据勤俭建军的精神，在训练中广泛利用了旧品和代用品，并亲自动手制作训练器材。因而去年全军训练经费虽然削减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仍保障了训练任务的顺利完成，有些部队还有节余。如驻福州地区某部，去年共自制训练器材四万八千多件。某部队自制的距离测量器、坡度测量器，不仅节省了经费，保证了训练，而且对改善部队的装备也有贡献。某炮兵部队过去作实弹射击演习时，总是请木工制作坦克靶，花钱既多，且供不应求；去年，这个部队的官兵自己动手，利用废报纸、竹子等代替木料木丝作坦克靶，结果又好用，又经济，完全满足了需要，全年只花了三元钱。南京某军医院把用过的纱布、棉球等洗净、消毒再用，结果比1956年少用棉花83％，少用纱布56％。据几个地区医院的统计，仅利用破旧木箱和药瓶的节约价值，就达五万余元。
各部队为了节约电力，煤炭，也想了很多办法，取得很大成绩。在用电方面，很多部队取消了可有可无的灯泡，把大灯泡换成小灯泡，并做到了不用不开，人走灯灭。仅据北京五个单位统计，去年就节约四十四万余瓦电。在使用煤炭方面，去年全军都普遍修改了炉灶，并且在很多部队推广了自来风灶。由于想了各种办法节约煤炭，现在全军每人每天烧煤已降低到一斤左右，不少部队已降低到八至十两。根据南京等四个地区的统计，1957年上半年，共为国家节省了燃煤二千八百余万斤。
在去年，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由于普遍进行了珍惜粮食的思想教育，广大官兵都热烈地响应了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提出的节约粮食的号召，去年全军为国家节约的粮食达五千四百多万斤。
广大官兵在爱护武器，爱护装备，像维护自己眼睛一样维护装备的口号下，去年一年的节约总值也很大。空军部队由于推行了一项节省汽油的方法，仅去年第一到第三季度，即节省地面用油四百多吨，航空用油九千七百多吨。
在不影响执行国防任务的情况下，广大官兵还普遍利用业余时间垦荒种菜，养猪养羊，发展副业生产。例如驻某岛屿的部队战胜了台风和虫害，修梯田，挖水地种的蔬菜可自给80％，大大改善了官兵生活，减少了大陆的供应。驻西藏某汽车部队去年种的菜除自给外，还供应了兄弟部队。南京地区某部队种的菜可吃到今年4月，还有二十五万斤剩余可支援当地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军共种植蔬菜八万三千多亩，收蔬菜达一万九千六百多万斤，谷类和油料作物六百四十余万斤。全军去年共养各种家禽十一万余只，牛、羊一万四千余头，猪二十五万多口。
现在，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还准备进一步削减某些费用支援国家建设。广大官兵也在整风中进一步提高了觉悟，纷纷要求再次降低某些过高的供给标准，节省出更多的经费物资，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附图片）
某部炊事班长周志濂改进了锅灶，平均每人每天煮饭只用煤六两二钱（标准是二十两）。四个月共节约用煤两万多斤。左图为周志濂（左）和班里的同志在整理碎煤和湿煤。
梁　渠摄
上图　某部战士高立昌，利用业余时间为战士缝补衣服，十个月内共缝补了四千多件。战士们都称他为“热心公益的人”。　傅振欣摄（解放军画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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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滴水成河
在反浪费声中，我们听到了可喜的消息：去年一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国家节约了大批的物资和经费。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节约得这样多，成绩这样大？细细考察，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奥妙，只是因为实行了人人动员，小处入手的办法，因而涓滴成河，汇无数小成绩而为大成绩。
服装穿旧了，缴旧的然后领新的，这在个人来说，不算什么，而且也很合理。但仅就这一项，全军去年就上缴旧棉旧布共七百多万斤。胶底鞋穿破了，有些人顺手扔掉，但汇集起来，就缴鞋底二十五万斤之多。人走灯灭，大灯泡换成小灯泡，这样，仅北京五个单位就节约用电四十多万瓦。这些事实说明，只要注意起来，很多地方都可以节约。
我们常说：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对节约，更是需要。一人一天节约一两粮食，全国就能节约六亿两，近四千万斤。一人少用一尺布，全国就能节约六百万匹。积少可以成多，不能看不起小的节约。不怕节约小，怕的是不去做；不怕节约少，就怕不是人人动手。
节约从小处入手，当然不是主张放松大的方面的节约。能在大的方面有所节约，自然非常好。但是，如果空怀大志，对眼前手边的小浪费熟视无睹，可能整年发誓节约，到头来一无所获。而且，即或在大的方面能有节约，小的节约也是不应该放松的。
聚滴水成河流，这个观念应该贯穿在各方面的节约行动中。因为它的效果已经在人民解放军的节约成绩中充分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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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食粮也要下乡上山
钟怀
去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郊区农村探望下放干部的时候，问他们：看不看书报？
这一问，表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需要是了解得很深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经验：一天不看报，就闷的慌，受不了。他们把这称作“精神食粮”，一点也不夸张。当然，知识分子需要的精神食粮，不止是报纸，还有杂志、书籍、各种学习材料，而且在可能范围内，还要有适当的文化娱乐。
目前成千成万的干部（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正在下乡上山。如何满足他们对精神食粮的需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下放干部就会更加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他们将不会感到在农村里耳目蔽塞，生活单调。他们在改变生活方式和参加体力劳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也将因为报刊、书籍的帮助，而更好地得到解决。他们将不仅从生产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将通过学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不断地提高自己。
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可以通过下乡上山的知识分子，把精神食粮送给广大农民。干部下乡，一方面固然是锻炼和改造自己，另一方面，还担负着文化下乡的使命。有的地方的农民，把下放干部的工作分配看成“分配文化”。有些农民看见下放干部一到，马上成立了读报组。是的，在文化下乡方面，下放干部可做的事情很多：帮助农民读报、识字、看书，向农民宣传时事政策、介绍农业科学知识，同农民一起搞卫生运动、搞文化娱乐活动……。而要做到这些，下放干部本身就要得到必要的精神食粮。
现在有些领导机关、有些有干部下放的单位，已经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例如邮电部已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邮电局配合干部下放，做好农村的报刊发行工作。上海市文化局为了满足下乡干部的学习需要，决定加强郊区的图书馆工作，他们最近抽调了四十名图书馆干部，携带了近两万册图书，协助郊区图书馆在农业社和生产队里建立起八十四个图书流动站，开展图书流动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并在拟定计划，要使下放干部能够经常听到各种重要的报告。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会也为本机关下放干部及时供应了政治思想教育和有关农村工作的学习材料，以及团的刊物。
上述这些做法，都受到了下放干部的欢迎，并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鼓舞。希望新闻、出版、发行部门、文艺部门和一切有关部门都来注意这个问题，大家共同努力，采取各种可行的办法，把尽可能多的精神食粮送下乡去、送上山去。希望各地党委和一切有干部下放的单位，在关心下放干部劳动生产情况的同时，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和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尽可能满足他们这方面的合理要求。（附图片）
在137掘进区梅兰芳先生访问了由下放干部组成的第二十九生产队工人们，这是梅兰芳参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工人许宗珩（左）同老工人刘登芳（中）打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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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作家艺术家访问京西矿区
本报讯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组织在京的全国委员和作家、艺术家们昨天到门头沟和城子矿参观访问。参加的有文联全国委员田汉、阳翰笙、梅兰芳、马彦祥、戴爱莲、李波等。还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严文井、马少波、马可、邵宇、杜近芳、张云溪、喜彩莲、夏青、高元钧、马增芬等九十多人。
昨天是北京少有的冷天。当作家和艺术家们冒着近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和刺骨的冷风，踏着冰雪到达矿区的时候，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门头沟矿的大门上写着“新劲头超额完成新任务；新思想掀起生产新高潮”。就在昨天，他们在巷道里完成了一条电车运输巷道的巨大工程，适逢举行通车典礼，邀请了梅兰芳先生为他们剪彩。
作家和艺术家们在门头沟矿邹世桂矿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坑道、矿井设备，并特别访问了一三七掘进区由下放干部组成的二十九队的新工人们。
参观访问以后，分别在门头沟和城子矿举行了联欢会。梅兰芳先生为两处工人清唱“贵妃醉酒”。歌唱家李波由音乐家马可伴奏为工人唱了两支歌。评剧演员喜彩莲、夏青各自清唱了一段评剧，高元钧的快书，马连登的评书、马增芬的大鼓都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中国京剧院的演员杜近芳、张春华表演了“秋江”，张云溪、罗喜钧表演了“三岔口”。这些精彩的节目使工人们一次再一次的鼓掌，喝彩。许多工人说：艺术家的慰问鼓舞了我们的干劲，我们一定超额完成1958年生产任务，会后城子矿的工人们并把一块雕刻“十五年赶过英国”的原煤赠给中国文联，作为他们的答谢。（附图片）
京剧演员杜近芳（左）舞蹈家戴爱莲（右）同女工郭佩玉、荣长琴在井下合影。　本报记者　高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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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老让死的拖着活的
——读“试倡平地深葬”有感
　杨弃
读了1月11日“人民日报”载黄炎培先生“试倡平地深葬”一文，对此议甚为赞同。
我不知道，人死了要占一块地、封一个堆，这是从何年何月开始的。揣度起来，可以断言，那一定是地广而人还很稀
的时代。近代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埋葬方式提出反对的意见，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了，一方面也是因为人越来越稠、耕地越来越觉可贵了。几年以前，全国平均每人有三亩地左右；现在，平均每人只有二亩多地了；在许多地方，每人平均不过几分地。当然，我们相信，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们。劳动力越多，越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可是，如果提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却因耕地被占去而减少的产量抵销了，岂不可惜！到郊外去，到田间去，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土堆，甚至成片成片的坟茔，上面长满了荒草荆棘；而在它们四周的土地，生长着的却是好庄稼。这些庄稼，也要为那些好好的土地被荒草荆棘占据着而大抱不平吧？
当然，我们还要开荒，还要力求扩大耕地面积。可是，现有的耕地一片一片被坟墓占去，总有一天，扩大的耕地面积还抵不上逐年被占去的耕地面积。
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死的拖着活的”。死了还要占一块地，还要让人少种一些粮棉，岂不等于不让活着的人们更好地生活？我们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不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之说的。我想，即使死者有灵，那魂灵在这情况之下也该是难以安宁的吧？再说，就是相信灵魂之说的人们，如基督教徒，不也有相当多的人是习惯实行火葬的吗？
实际上，古代的坟墓，能留存到今天的，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坟堆，过了一些年代，还不是几经风雨就堙没无存了？既然老祖先的坟墓都可以不要，新近死去的人又何必还要封堆占地？
我也十分赞成“连棺槨都可以省掉”的意见。如果了解我国的木材是多么缺乏，如果了解我们的建设事业——千秋万代的幸福的根基是多么需要木材，如果了解木材的不足会使我们建设万年幸福大厦的工程受多少阻碍，就会了解把那么多那么好的木材埋到地下去是多么可惜——更不要说为了制造棺材要耗费多少劳动力了。
广大劳动群众，即使在过去的年代，也未必都衷心赞成人死了还要占去一块好地，更未必赞成“厚葬”，把大量好木材、好衣服等等埋到地下，让它们同死去的人一起腐烂。其实，在古代，也发生过“厚葬”和“薄葬”的争论。主张“厚葬”的人终于占了优势，那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封建统治者需要借死人的“威风”来统治活人，需要用坟墓来维系封建的“纲常”。不力求“厚葬”就是对死者不敬、不孝，不近人情，这在久远的年代里已经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舆论”和“风习”。这舆论和风习实质上是封建统治者造成，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在它们支配下，封建统治者死了人也可以大摆威风、乘机额外地榨取劳动者更多的血汗；劳动者因死了一口人而倾家破产者却比比皆是。破产之后呢？只有受更残酷的压榨。许多劳动者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生无立锥之地，死无葬身之地，还要被加上“前生作孽，命该如此”的恶谥。许多剥削者的血腥的罪恶，却被“祖先的坟茔风水好”的胡言乱语掩盖起来了。
或者说，封起一个土堆，立上一个石碑，是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感恩和纪念，也是为了对生者的安慰和激励。对一些对人民有特殊功勋的人，这样做自然也是应该的，人民群众也会同意这样做。可是，这样的人决不会很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也要闹一闹平均主义，实在大可不必。其实，一个人，生前为人民、为后代做了许多好事，人们自然会永远纪念着他。如果一个人活着一心为了满足私欲，连死后的“哀荣”也预谋不已，这样的人，活着对人民没什么好处，死了把坟堆封得再高再大，人们还是会很快地忘记他，自然更提不到尊敬他。我们不常说一些先烈活在人们心里吗？永远活在人们心里，岂不比放在土馒头里做“馒头馅”要好千万倍！
据我了解，北方许多地区，实际上实行的就是深葬，墓穴挖得相当深。这些地区，用不着把死者挖出再深埋，只要说通了人们的思想，把坟堆铲去就可以了。以后再葬，不封土堆也就可以了。如果同死者有关的人思想不通呢？自然不要强迫。我们是革命者，要做移风易俗的事情。可是，移风易俗决不是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可以办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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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九岁的老县长
马如宝
在浙江省诸暨县，只要一提起县长何文隆来，人们就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许多关于他的动人事例。
熟悉每个地方　了解每个干部
在全县，他跑遍了绝大部分的乡。他能背得出每个村落和每条河流的名字，熟悉每个村子的地理环境、气候情况。他知道那个畈那一片地适合种那种庄稼，适合采用那种耕作方法。那个地方要抗旱，需要挖几个塘，筑几个水库；那个地方要防涝，要掘几条河，开几条沟。至于群众，他就更熟悉了。他能够记得数不清的社员和干部的姓名，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甚至说得出他们的性格和特长。
是1956年12月的时候，何文隆到自己的家乡——何家山头去工作。路上就被老乡们拖住了。他们向他“诉苦”说：社里现在只是青年干部做市面，老头子被丢在一边。可是，当他一到社里，社干部们却说：老头子落后，光会挑剔干部工作中有毛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何文隆就叫社干部去请几位他们认为最落后的老农民来开个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那天晚上，本来只打算请十来个人，可是消息传开后，竟来了近百来个老农民，提出了很多意见。有的怪合作社不爱惜农具；有的对社里决算迟迟不公布提出了责问；也有的批评社干部做事专断，不听老年人的经验等等。何文隆听了这些意见后，笑着对干部说：“你们看，老头们的意见都带着几分理呢？”他当场把这些意见逐条地分析了一下，正确的，可以改进的，让干部们马上改正；不够正确的意见也耐心作了解释。有的意见，他说：这是县里的不是，他应该向大家做检讨。这一来，老头们满意了，干部们也都自觉地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
以后，何文隆又经过这个乡。老头们说：“干部好商量得多了。”干部们也说：“老头们更积极了”。
遇难打冲锋　吃苦在前头
水利是诸暨县群众的“命根子”。多少年来，诸暨县人民吃尽了旱、涝灾害的苦头。从公元1034年起到1954年，九百二十年中共发生过特大洪水九十一次，至于一般洪水年年都有。何文隆是当地人，这些悲惨的生活他都亲身经历过。因此，他对全县的水利工作非常重视。凡是较大的水利工程，从勘察到完工，没有一处不是他亲自参加或指挥的。
1954年春，江西湖渠道截湾工程开工。当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河水结的冰冻足足有几寸厚，民工们都冻得紧缩着身子不敢出工。如果不把民工们的劲头鼓起来，工程的完工期限就要推迟，影响春耕。何文隆在向干部们讲清了这些道理后，就和他的弟弟、水利局长何文广带头跳入刺骨的河水里破冰掘土，群众看到县长亲自下水，也都精神百倍地跳下水去。在修建东白渠道时，民工生活十分艰难，一天只能喝几碗薄粥汤，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气馁了。何文隆亲自到民工宿舍去访问，鼓励他们，并和民工们一起挑土，有时到深夜二、三点钟，他还在工地上来回检查工作。在他的影响下，所有参加渠道工程工作的干部没有一个不参加挑土的。大家的劲头迅速鼓起来了。
是学生　也是老师
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这是何文隆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他在进行任何工作时，凡是自己认为不熟悉或没有把握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群众学习，请教。他每次下乡回来，笔记本里常常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各种情况、数字、群众的俗语。口袋里常常塞满了许多种发病的作物和标本。现在这个农民出身、连小学也没有毕业的县长，不仅能够和当地的老农民谈得十分投机，而且能够和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商讨各种水利技术问题了。
1955年冬的一天，何文隆到朱公湖一带工地上去检查工作。当时在这里正准备修建一条长达四千公尺的渠道，还准备挖、填七万多土方修建一座水闸，要花七万多元钱，何文隆计算了一下，按照这个计划，不但要动员很多民工，而且这许多钱哪里来呀？难道非要造这个闸不行吗？于是他沿着线路走，越走越觉得这么一条渠道，修建这样大工程的水闸是不合算的。于是他决定邀请几个农民和设计人员一起去实地勘察那里的地质情况。
他们沿着直埠车站往东走去，何文隆一边走，一边仔细地注意着周围的地形。当他们走到葬马岭的时候，何文隆忽然好像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问题，他问了问旁边的人，知道这座山岭的背面就是浦阳江。他们翻开设计图一看，原来就是要沿着这座山岭边缘往北一千多公尺的地方造一个大闸，把水引到浦阳江去。何文隆想：如果线路就穿着这座山岭过去，那末不就根本用不着造大闸了吗？并且渠道的线路也可缩短很多。可是有人提出打山洞有危险，技术性很强，很容易出事故。何文隆想：事在人为，做任何工作总会是有困难的，问题就在于劲头。技术问题在群众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于是，他又去请了有经验的开山石匠一起来讨论，并邀请了从朝鲜回来对打山洞有经验的志愿军战士一起来帮助打洞工作。
不久，在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开洞工程终于动工了。在施工过程中，何文隆差不多整天蹲在工地上，帮助民工们解决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整整地忙了几个月，工程才顺利完工。按照这条线路修建，比原来设计的工程线路节省了三万多元资金，少用了五万方土方，还少损失了三百亩稻田。
何文隆同志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担任过许多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和敌人进行了坚强的斗争。1930年被敌人逮捕后，在敌人严刑威迫下坚强不屈，过了将近七年的监狱生活。但是诸暨县人民特别尊重和信任他，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早年的革命经历，而是他二十八年来一直保持着的顽强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他今年已经五十九岁了，还患有慢性盲肠炎。县委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要他去休养，他不肯；他一个人下乡，县委也不放心，要给他配一个通讯员，他也不要。他要的只是多给他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