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01-12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坚决反对浪费　坚持勤俭建国
北京国棉三厂职工展开专题鸣放
猛攻各种浪费现象
据新华社10日讯　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职工最近在“提高质量反对浪费”的专题鸣放中，揭发了厂内各方面惊人的浪费现象，一年来仅产品质量低劣和机物料、原材料积压两项所造成的浪费即达二十多万元。
这个工厂在仓库里积压了一年之久的机物料和原材料有十一种之多，价值十三万三千多元。吊综绳全厂每月只消耗一公斤多，而仓库积压的足够用十八年之久。因计划不周，只买来了水泵，没买来锅炉，结果水泵不能用，积压浪费两万九千多元。职工们最不满意的是，仓库里积压着两千五百多个月经带，因为天长日久，有的已经变质，这一项合人民币一千三百多元。工人们愤慨地说：月经带本来都是工人自备，公家为什么买这么多积压起来？这是谁的责任？心痛不心痛？
这个厂生产中用的原棉质量好，织布用纱量也大，但是织出来的布质量却很低，去年9、10、11三个月就因此造成八万多元的损失。计划科人员根据去年这三个月的生产情况算了三笔账：一、三个月全厂实际用纱量比全国先进指标多用七千九百零一公斤，这一项合两万五千九百多元。如果把这些纱织成布，可织成五万八千八百三十一公尺，可供一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人每人作一套衣服。二、因为纱、布的质量不好，就拼命用好棉，结果使成本大大提高，三个月损失三万九千元。三、三个月所生产的三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二匹布中，次布就有三万五千八百一十七匹，这些次布不得不低价出售，国家因而少收入二万二千二百多元。
职工们揭发：因为生产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也造成了很大浪费。如整理车间不严格执行每匹布长度四十公尺零二十二公分的规定，很多工人擅自增加长度，市布每匹增加到四十公尺零三十八公分，细平布增加到四十公尺零四十一公分。长度增加的结果，去年三个月中就白白送出了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三公尺布，损失两万四千八百多元。
职工们还揭发了领导干部在生活上讲排场所造成的浪费。工厂会议室红灯芯绒靠背的木椅子，本来结实耐用，也朴素美观，但是厂的领导人却认为不好，大笔一挥，就叫采购人员买了六十五把皮椅子，浪费一千五百多元。很多人说，厂长为什么拿着国家的钱这么慷慨？
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被揭发出来以后，使这个工厂的领导人和全厂职工大吃一惊，受到了一次最生动的关于勤俭办企业、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现在，厂的领导方面正在进一步发动职工对质量不好、浪费严重的问题继续进行鸣放，并且准备组织辩论，找原因，想办法，以便从思想上、从制度上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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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国棉三厂的大字报
用纱量浪费多惊人！
1957年9、10、11三个月，我厂的实际用纱量与全国先进指标比较，总共浪费用纱七千九百多公斤，用这些纱可织成京棉牌市布五万五千多公尺，按一套衣服十五市尺计算，可供一万一千七百多人每人作一身衣服，也就是说可供全厂职工每人作二点九四身衣服。
（邓孟吉）
布的成本太高了
本厂市布的规格与国棉二厂一样。但是我厂每匹市布单位成本比二厂高二元四角八分，若以11月份的产量为标准，半年里共比二厂高六十九万余元。这些钱相当于四万零五百二十三匹市布的成本，若按每人每年二十四尺计算，则可以供十三万五千人使用。
（沈亚新）
布的质量低
有多大的恶果？
1957年9、10、11三个月，我厂共生产了三万五千八百一十七匹次布，其中二等布二万九千五百三十八匹，三等布六千二百七十九匹，比全国先进指标多产了三万一千九百零六匹次布。这些布的价格和一等布共少二万二千二百四十四元。　（邓孟吉）合乎勤俭建国方针吗？
我厂混棉成分高于北京国棉一、二厂。仅根据三十九支纱等三个品种统计，1957年9、10、11三个月共浪费了三万九千余元。这些钱相当于五十三件多纱的价钱。五十三件多纱可以织人民布五万三千零六十公尺，可供四千人每人作单衣一套。这些钱可以供一百个农民生活四十五年（每人每月以七元多计）。
我厂用电浪费也很大，每月比北京国棉二厂多用四万度。　（邓孟吉）
用纱量为什么高？
布场由于单位用纱量高，1957年9、10、11三个月共浪费纱七千九百零一公斤。如果我们的纬密要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那末浪费纱就会有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九公斤，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现在我提出几点浪费的原因，供降低用纱量工作的参考。
一、浆纱每缸浆出的匹数相差悬殊，如11月份市布每缸平均浆出三百八十四匹，但最少的只有三百八十一点三四匹，最高的有三百八十六点七匹，相差五点三六匹。如果能使最高和最少的距离缩小，对减少用纱量和提高布质量都有好处。
二、每匹布经过整理的长度，按纺织工业部规定，市布每匹最长不得超过四十点二二公尺，但是根据试验室检查，我厂1957年9月实际平均长度为四十点四一公尺，10月为四十点三九公尺，11月为四十点三二公尺。这样我们三个月就白白的多送出二万七千公尺的布，折合用纱量三千六百二十公斤。
三、细纱和织布的收付制度，我厂是采用高司折扣率的办法计算的，但是我厂的折扣率有些不正常的现象，如：三十六支经纱，实际拈度十八点七七个，实测拈缩是2.5081％；三十六支纬纱乙，实际拈度十六点九七个，实测拈缩是3.3775％。
经纱的拈度大，缩率也应大，但实际上反比纬纱的小。这是不合理的，造成的后果就是经纱供应不上，纬纱供应太多，使细纱车间因纬纱木管不够而关车。　（邓孟吉）
刘厂长华而不实
1957年5月，厂领导提出在生活区安暖气设备，6月份北京物资供应局同意供应我厂十三只生铁锅炉，但厂领导不要，说买兰克夏的。后由部长介绍到西北纺管局调拨，但未成功。结果北京物资供应局的十三只生铁锅炉也没有了，同时搞来的三十吨无缝钢管和水泵二台（约二万九千一百元）在库内积压着。我们感到领导上买兰克夏锅炉本身就是浪费，国务院曾有指示，兰克夏锅炉只准用于工业生产（因为它是高压锅炉），不准用于生活方面。　（孟繁棋）
浆纱绒大积压！
浆纱绒库存一千零六十七公尺，折合金额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一元，按目前使用情况可用一年，但是，现在每月还要用毛巾被代替。是否先用完浆纱绒然后用毛巾被代替更好些？
（王云山）
用富强牌面粉糊天窗
空调（车间基层单位名称）用三袋富强粉糊天窗，每袋十一元，共三十三元。现在发现，用黄泥代替也可以。不仅从钱方面来说，而且粮食是统销物资，市民都舍不得吃，农民节约细粮，供应城市人民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而我厂竟用富强粉糊窗户，我认为这是浪费。
（王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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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方百计地在设计中厉行节约
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五个月节约四十多万元
本报讯　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千方百计地在设计中厉行节约。五个月来已经为国家节约了四十多万元投资。
设计人员们首先改变了过去同建设单位打交道时采取的“有求必应”、“你有多少钱，我就给你花多少钱”的态度。在开始设计以前，先仔细研究设计任务书，根据“经济，适用，适当照顾美观”的原则和工程的轻重缓急，看是否有节约的可能。二室二组的设计人员在设计湖北省物资储备局的地坪工程时，发现有六千二百平方公尺的地坪可以缓建或者削减。他们就去同建设单位协商，建设单位也欣然同意，结果使这项工程节约投资三万六千多元。中南政法学院的四层教学大楼，原来计划把大楼外墙全部做上水磨石子的面层，室内做木楼板。这样当然豪华一些，但是要多花五万多元。设计人员认为，用钢筋混凝土楼板既节省又利于防火；外墙采用清水和混水相配合的处理方法，不用水磨石子，同样能够达到坚固和美观的要求。他们终于说服了建设单位，改变了这两处设计，再加上在设计中采取了一些其他的节约措施，这项工程共节约了十万多元，相等于这项工程总投资的20％。
设计人员们还积极设法就地取材，用便宜的建筑材料代替贵重材料。例如，青年技术员李厚锺建议在设计照明电路管时用竹管代替铁管，每公尺可以降低造价一元多，节约金属零点七公斤。这一建议经武汉电业局同意试行，得到了建设单位的支持。现在，已经将它用于二十个大小工程，共为国家节约资金二万四千多元，节省金属管二十三吨。工程师杨继业在设计汉阳造纸厂的住宅工程时，深入现场了解情况，发现这个厂附近有很便宜的芦苇可以作轻隔墙，这个厂的炉渣可以用来作筑地坪的配料。他在设计中采用了这些材料，共为国家节约二万三千多元。　（廖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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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人举起反浪费的火把
万向辛
最近一个期间的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已经举起了反浪费的火把。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国棉三厂、天津河东区职工家属和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消息说明：目前已经投入反浪费斗争的不仅有生产工人，而且有职工家属；不仅本单位职工已在向浪费现象发起猛攻，有关单位也已经向浪费的现象发起了侧面的袭击。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事情。
要把各方面的浪费现象揭发出来，烧个干净，需要人人动手，掀起一个鸣放高潮。只有这种群众性的运动，才能发掘出和堵塞住各个角落的浪费漏洞；有了这种群众性的运动，才能移风易俗，克服一部分人对浪费现象熟视无睹、毫不心痛的倾向，普遍形成勤俭节约的风气。
广大群众是热烈拥护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方针的。但是，要掀起一个反浪费的群众性的运动，也还会或多或少地碰到一些思想障碍。
拿今天本报报道的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的例子来看。他们节约的一个重要办法是仔细研究建设单位提出的设计任务书，发现有降低建筑标准或者削减工程项目的可能，就积极同建设单位商量修改设计要求，力争为国家节约资金。这种作法看起来并不新奇。但是，现在有些设计单位却没有这样作。他们有另外一种作法，这就是：对建设单位的要求“有求必应”、“你有多少钱，我就给你花多少钱”。设计任务书来了，不去仔细研究有没有浪费现象；即使发现了一些浪费的漏洞，也只是私下议论一番了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个原因是图省事，怕麻烦；另外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同建设单位“搞好关系”。的确，采取这种办法是最省事最方便的，也会同建设单位搞得“一团和气”。可惜的是：国家建设将会因此失掉一个堵塞浪费漏洞的机会，一笔宝贵的资金将会白白浪费。
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切实贯彻这一方针，是经济战线所有人员的责任和义务。在这里，正用得着“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精神；对其他什么困难、麻烦、“照顾关系”等等，都不应该作过多的考虑。
在目前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浪费现象的斗争中，在厉行节约的行动中，所有部门、所有人员都需要发挥这种高度的责任心和“见义勇为”的精神。
人人都抱着这种态度，坚决地向浪费行为作斗争，还有什么浪费的现象不能够消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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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省委书记学钳工
新华社武汉10日电　武汉重型机床厂10日增加了三个新工人，他们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副秘书长苏钢和国营工业部副部长阎钧。他们决定今后经常到这个工厂向老工人学习车工和钳工技术，熟悉车工和钳工的工作。
下午一时半，张平化、苏钢和阎钧来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副厂长孙毅马上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张平化到工具车间学钳工；苏钢到第一机械加工装配车间学车工；阎钧到机修车间学刨工。孙毅带领他们进入车间，和王海福、刘兰亭、胡宝林三位老工人分别见面，拜师傅。张平化对他的老师王海福说：我们11日就来上班，既不要耽误你们的工作，也要我们有活做。胡宝林还告诉阎钧，应该买一本速成看图法。
在张平化带头倡议下，湖北省委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学习农业方面搞试验田的精神，决心到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昌车辆厂等工厂参加体力劳动，当一个徒工，以便密切与工人群众的关系，锻炼改造自己，并从基层工作中取得经验，指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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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家属的好榜样
天津河东区职工家属积极投入反浪费斗争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河东区居民在大鸣大放中以主人翁的态度，对附近工厂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提出了严格的批评。
住在唐家口工人新村的天津针织厂职工家属，对这个厂的浪费现象提出了不少意见。家属刘玉珍等提出：天津针织厂生产绒衣时剩下来的许多绒布头大部分都浪费掉了。有些职工拿着绒布头玩，有些职工用绒布头擦手，或者拿回家当抹布。有些女职工还用绒布头当月经纸用。从厂里拉出的垃圾里也经常发现不少绒布头。
唐家口街第九居民区利中酸厂家属委员会刘德华小组的家属们，以“不能这样浪费”为题展开鸣放。去年这个厂让家属副业组做的一百零六套工作服，里子都是用蓝布做的。家属们曾几次建议改用白市布，这样既结实还可以节约一些染料，但是厂里的干部连理也不理。工人们穿的工作鞋都是布面轮胎底儿，穿不了多久鞋面就坏了，可是鞋底还挺好。家属们曾建议利用旧鞋底做工作鞋。厂里管理人员根本没有理睬，竟把可用的鞋底也都扔了。
棉纺一厂第二家属委员会马娘说：“咱们厂的伙食团浪费粮食很严重，地沟里就有好多米粒。”王串场工人新村西北工程管理总局第六建筑公司的家属孙桂珍、孟广惠等，对这个公司过多地发给工人手套提出批评说：不少家属把新手套拿去换钢种锅，有个家属一次就卖了九副新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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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地方纺织厂积极开辟原料来源
采用野生纤维混纺棉毛织品
本报讯　重庆市地方纺织、针织工业各厂，今年将大量采用野生纤维增产许多花色的毛麻、棉麻混纺织品和交织品，以进一步满足市场需要。
中国毛纺织厂最近第一批利用50％麻绒与羊毛织出的花呢，经过鉴定质量良好，耐磨、强力和保温度都合乎衣着要求。用这些花呢制成的各式女式服装展出后，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价格也比纯毛织品低一半以上。现在，中国毛纺织厂已经安排今年要生产这种毛麻混纺织品十万公尺，并在春节前即开始供应市场。重庆针织厂也决定今年采用麻绒25％混纺纱织造春秋衫七千打，这样既满足了市场需要，又可为国家增产十七万元财富。
重庆市纺织工业公司为了在今年大量地采用野生纤维，增产紫色呢、劳动布、平布、帆布等布匹，已派出专人到产地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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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望上海的塑料工业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将发展以塑料为中心的综合化学工业。
塑料是用空气、水、焦炭、石灰石等原料制成的化合物。它具有金属的坚性、牛皮的韧性，绸缎似的轻盈，可以制成多种纺织品、日用品。
现在上海市郊正在筹建一批规模巨大的化工厂；原有的化工厂的职工也正在准备试制多种化学纤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的塑料产量将由一万三千吨提高到五万八千吨，产品由八种增加到二十四种。（附图片）
公私合营达丰塑胶厂的新产品——塑胶布和彩色玻璃皮，它可以制作多种日用品和衣物。
这里的沙发、台布、台灯、屏风幔等都是用塑料制成的。
新华社记者　陈娟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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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上海工业基地来一个大跃进
本报记者　季音　习平
随着全民整风运动而来的一个新的大跃进的革命形势，要求上海的党组织进一步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共上海市委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最近举行了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蓬勃的革命朝气和乐观精神。“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的报告题目，也是对于会议精神的写照。这次会议，全面地讨论了上海党组织整风中的整改问题，充分地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体代表通过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会议的内容异常丰富，记者在这里只着重报道一下会议中关于利用上海工业基地的讨论情况。
大跃进　大变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上海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最有意义的历史变革之一，是在我国这座资本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年来，上海的工业总产值比解放初期的1949年增加了297.57％，比五年计划开始时的1953年也增长了将近一倍。在上海的工业构成中，重工业的比重已经由1952年的26.5％上升到1957年的41.2％，轻工业的比重，已经由73.5％下降到58.8％。上海的机器制造工业，已经由过去只能装配发展到能够独立制造成套设备。五年来，上海还生产出了几千种新产品，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这就是说，上海的工业已经彻底地洗清了它身上的半殖民地的污迹。五年，在上海建埠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而这个短短的五年，却跨了多么大的一步！
上海在第一个五年中的这一大步，并不是很容易跨过的。保守主义是过去建设工作中一个最顽强的思想敌人，这是代表们在回顾过去时的一个共同认识。上海，五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也有不少能够做和应当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或者做得太慢。在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他们在会上检讨了过去对地方工业注意不够，缺乏对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对上海的工业特点——如技术力量较强，协作关系较好，发展工业可能做到投资小、收效快等等——认识不深，因而对上海地方工业发展的方向不明确，态度不够积极，以致使上海地方工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用。到1956年，市委根据中央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指示，提出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以后，才明确了方向，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右倾保守主义的歪风在去年刮得特别凶。有些人喊叫着这也“冒”了，那也多了，刮得一部分同志松了劲，工业方面很多可以办和应当办的事情放弃或放松了，1957年的工业生产计划制订得过低。这种保守倾向曾经受到市委的严正批评，并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纠正。这股“促退”的歪风虽然被打退了，但是从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出，它还没有被彻底吹散，丝丝的小风还钻进了会场里。当讨论到上海工业的方针，检查过去上海的工作的时候，有人又忧虑重重地提出了“冒进”的论调。调子虽然不太高，但是为着使全党在新的形势面前，把思想统一起来，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显然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是“冒进”，还是跃进？
上海的工业建设是“冒进”了吗？代表们从各行各业进行了具体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无论是钢铁工业，棉纺工业，铁路交通，手工业和郊区的农业……，他们的跃进都是健康的，纷乱和失调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冒进”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这些行业的潜力如何继续合理地加以利用的问题。例如，作为国内小型钢材基地的上海钢铁工业，在过去五年中钢增长了六倍，钢材增长了四倍，但是仍然供不应求，迫切需要增产；而且它的潜力也很大，只要不多的投资，它的炼钢能力和轧钢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上海的化学工业，更不存在什么“冒进”，而是需要大力促进。上海有发展化学工业的极有利的条件，上海原煤消耗每年达五百万吨，综合利用煤和石油来发展化学工业，不但需要也完全可能。其他机电工业、造船工业以及轻工业，也需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进一步加以利用。代表们说，上海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6年的生产大跃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抓住了1956年的一些个别问题，武断地认为1956年的跃进全部是冒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利用沿海工业的指示提出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方针是正确的，它既反对了忽视利用上海这个工业基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右倾保守思想，也防止了不顾全国的统筹安排盲目发展的思想，使上海的工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获得了正常发展。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偏把这种正常的发展叫做“冒进”呢？他们心目中的“正常”又是什么呢？原来，事实并不是革命事业“冒进”，而是他们保守。代表们指出，这几年，几乎经常是有这种情况发生。1955年上海有关部门正在计划两年内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但是只隔几个月，社会主义高潮就来了，改造很快就完成了。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不少业务部门说工业发展计划订高了，但是现在却是大大超额完成。……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的，他们对党的方针的正确性，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总是认识不足，或者抱着怀疑态度。他们看事物往往只看困难而不看有利条件，只看到局部现象而看不到全局，只看见消极因素和不利一面，而不知道消极因素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于是，本来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他们却不敢动手去做；别人去做，他们也唯恐“冒进”。
许多同志在讨论中回忆了自己在领导工作中落后于群众的一些事实，用来批判了自己的保守思想。有的同志指出，一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事先却感觉困难重重，原因在于没有把党和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估计在自己的计划当中。
柯庆施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干劲。……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的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的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这段话，给了代表们以深刻的启发。难道有些同志所缺乏的不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干劲吗？他们的保守主义歪风难道不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吗？
不能一切都大发展
上海工业基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可能、也有需要来一个新的跃进。但是这个跃进必须遵循“多、快、好、省”和勤俭建国的方针，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而不是漫无止境地一切都大跃进，大发展。
会议的报告和发言中都反映出，勤俭建国的方针近年来在上海的许多部门里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在其它事业单位里，浪费现象大量地存在着，人们却熟视无睹，毫不心痛。好些代表在会上呼吁，乘这次整风的机会再进行一次反浪费的斗争。他们说：工业建设大跃进如果不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就很可能在大跃进的同时出现一些大浪费。
上海在工业大跃进中面临着的另一个尖锐矛盾，就是必须使城市人口不再增加，城市面积不再扩大。现在上海城市人口已经有七百二十万人，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以后，如果控制不严，很可能造成人口继续增加，城市面积无限制地扩大，那就会给国家带来莫大负担。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最后大体上得出了两条办法：一条是今后在发展工业生产中力争增产不增人，新建、扩建工厂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在本市调剂。第二条是，动员剩余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同时在上海周围建立卫星城镇，分散一部分小型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到附近的城镇去。有些新建工厂就到那里去建设。
鼓起干劲　赶上英国
这次会议在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检查了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以后，上海市委向上海全党和全市人民提出了今后的十二条任务。第一条就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要求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增长100％以上。同时要求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
上海计划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海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规划。根据这个规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的增长，每年平均速度是15％，基本建设投资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增加近一倍。投资在一百万元以上的项目有一百二十六个。这个规划是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编制的。它的重点是下列五个方面：支援农业生产；发展原料工业；支援内地重点建设；节约外汇，扩大出口；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这就是说，上海在今后要发展成为化学工业、精密机械、仪表、电讯电器、小型钢材、船舶修造、轻纺工业高级产品等现代化的工业基地。
这一宏伟图景，使代表们感到了莫大的鼓舞。在大会最后几天的发言中，会场上充满了一片蓬勃乐观的革命朝气。工业部门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走上讲台，响亮地宣布他们的战斗计划。上海的纺织工业的质量水平将在几年内赶过曼彻斯特；上海轮胎工业要在四年内赶过英国的“邓禄普”（英国名牌）；上海的“英雄金笔”要在二到四年内赶上美国的“派克”……。全场不断以热烈的掌声，接受了他们的保证。上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产品和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各种类型的精密磨床、四百马力以下的柴油机、X光机、三万五千伏安电缆、一千五百倍显微镜、综合式大牵引纺纱机等等，不下百余种。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让更多产品在质量和技术水平上超过英国，只要努力是完全可能作到的。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这次的一个最深切的体会是，“事在人为”。真的，现在形势如此有利，只要我们鼓足革命干劲，又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前进呢？又有什么理想不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