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01-10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

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
——评“科学通报”第二卷
龚育之
中国科学院编印的“科学通报”，是以科学技术工作者为对象的综合性的科学刊物。它现在已经出完了第二卷。翻阅这一年来的“科学通报”，可以看出它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例如介绍苏联的先进科学成就，报道两年来我国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中的新创造，以及关于“撒尼语研究”序文的批评等，都是很有益的工作。但是这里不打算多谈成绩这一方面，而准备着重分析另一方面。“科学通报”一年来有不少严重的缺点，表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这是迫切需要加以纠正的。
首先，在“科学通报”的编辑方针方面，关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点是不明确的。而任何刊物要是忽视了这种思想工作，就绝不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科学通报”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主要的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
举例来说吧，当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的时候，对于这样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著作，“科学通报”不但没有转载，甚至没有报道。好像“实践论”只是一篇哲学论文，跟科学没有关系似的。后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的社论，明确地号召“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在我们的学术界各方面，各部门，应该认真地讨论‘实践论’”。在提出这样的号召之后，“科学通报”也仍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它并没有号召、组织、指导科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来改造思想，改进工作。仅仅在去年五月号和八月号上才发表了三篇科学工作者的学习心得，这是多么迟钝和冷漠啊！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科学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可是“科学通报”也只在从来不印字的封里印了一条七百字左右的纯报道性质的消息。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项中心工作的决定，许多科学界人士参加了这次会，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还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关于这些，“科学通报”去年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也没有一点反映。
“科学通报”曾宣布它的任务是“偏重于报道和介绍”。由于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指导，这些报道和介绍常是客观主义的、东鳞西爪的。人们看不出这些报道和介绍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因此，这些东西也就没有起到它们应有的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
从“科学通报”对国内科学工作的报道中，我们很难体会到政务院所指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的方针。对于生产很有贡献的球墨铸铁研究和安全棉油乳剂研究的报道，被淹没在大量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报道之中。去年暑期召开的许多专门学会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指出了什么方向，“科学通报”都缺少说明。最近科学院开了院务会议，提出了许多有关全国科学工作的重要问题，可是这些问题也都没有反映。
这样，这些重要事件，“科学通报”或者是根本没有认识到，或者是认识到而没有认真地介绍、论述，因此，就降低了它在科学工作中所应起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和指导作用。
“科学通报”强调了它介绍国外科学的任务。它介绍了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绝不能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替他们作反动的政治宣传。可惜，“科学通报”在这一方面却常犯错误。
“科学通报”去年六月号上发表了“一九五○年八月十五日阿萨密大地震”一文，去年七月号上又发表了“阿萨密地震历险记”一文；两文都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然而，所谓“阿萨密大地震”实际上是发生在我国西康省察隅县的地震。“历险记”的作者“金顿·瓦尔得”就是多年来横行在四川、西康、云南一带的帝国主义分子“金华栋”。译者和编者都跟在帝国主义者的后面，把中国土地说成是印度土地了。去年七月号“科学通报”还发表了一篇“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也是从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翻译过来的。文中大事宣传帝国主义者给殖民地人民的“恩惠”，把一些侵略分子说成是“印度地质学之父”等等。译者和编者竟原封不动地把它登出来。
所谓“阿萨密大地震”一文的错误，已经有读者指出，由译者作了更正，在“科学通报”上登载了。
“印度地质调查所百年简史”一文的译者也在翻译通报上做了检讨。但“科学通报”的编者却没有作过深刻的公开的自我批评。
前面提到了，“科学通报”在介绍苏联科学方面是有成绩的。但这仍然是很不够的。比如在去年五月号的国外简讯栏中，大多数消息是英美国家的，而这些消息有一些是“鱼能发音”、“世界最短的鱼”等无关宏旨的东西。去年四月号上介绍“高聚物化学”，大量介绍了英美的书刊，却完全漠视了苏联在这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编辑工作中的草率作风也是严重的。例如去年四月号上“蛋白质研究的新成就”译文中，竟出现了“在万花镜的检视下，所呈现的色谱，我们可鉴定出某种蛋白质的构造”这种错误的字句。去年九月号上“苏维埃语言学走上了新的道路”一文，竟然只翻译了登载在真理报第二版上的原文的一半，第三版上另一半竟被译者丢掉了；译文的错误也很多。这种现象使人怀疑“科学通报”编辑部到底有没有核对的制度。
应该提到的，“科学通报”编者在去年十二期上做了一些检查，但是这个检查是缺乏切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的。编者把检查的重点放在带有技术性的问题上面，没有对一系列的政治性的错误进行深刻的检讨，找出它的思想上的根源，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改进的办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来，“科学通报”的主要错误在于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它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认真研究政务院关于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指示，对待科学采取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以至在有些时候立场模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
应该指出，上述一些错误并不仅仅是“科学通报”所独有的，科学界的其他刊物却有或多或少的类似的错误，这种情况和一部分科学工作者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们“崇拜英美，迷信德日，怀疑苏联，卑视自己”。他们也不认识，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它却是必然以某一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南的，它总是要为某一阶级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参加社会生活，他不是属于这一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一个阶级。过去的科学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今天，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中国的科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人民的科学。科学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这一转变，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服务，只有这样，中国的科学才会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任何科学事业都是会日益萎缩下去的。
我们希望，“科学通报”以及其他科学刊物积极改进编辑工作，担负起组织科学界思想改造运动的任务。我们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对“科学通报”的领导，使“科学通报”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的科学刊物。

第3版()
专栏：

从“文学评论”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王淑明
一
“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评论”，是我和几个朋友合办的。这刊物一开始，就具有同人的性质，是没有什么一定的方针和目的的。我们几个人偶尔谈起，觉得当时的文艺批评空气太沉寂，需要有一个刊物，来把它搅动一下，于是就向报馆方面接洽，办起来了。
几个人中间，我是主编，对这刊物负主要责任，而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这刊物办得不好，我要负重大的责任。
我既然是一个党员，当时参加这刊物的编辑，是怎样想的呢？
我的动机是不纯的。
我到北京来参加文艺工作，觉得行政职务太小，“名不见重于当时”，比起其他许多同志来，实在是“相形见拙”，大有“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感。觉得组织上既对我不信任，不另加青睐，就只有靠自己搞出名堂来。办刊物，就是自找出路的一法。
当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不将刊物放在“人民日报”上，而在其它党派的报纸上面办出，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人民日报”是党报，在这上面出刊，我们的文章，就要受到审查，这无疑是一种“束缚”，而这种“束缚”，我是不能忍受的。一向自负甚高的我，自己写文章，不愿被人修改，至于退回不用，更认为是莫大耻辱，如发生这类事情，我就和这个刊物断绝往来，我的狂妄无知，不知天地覆载之厚，是竟达到这样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
在“光明日报”上附刊，我觉得有几种便利：一、不受审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地辽阔，可以放任而“自由”。二、既然是民主同盟办的报纸，党即使要来干涉或领导，亦有所不便，我是这样自绝于党。当一开始办这个刊物的时候，就与组织取着对立的态度，有意避免接受党的领导，把接受党的领导，认为是一种“干涉”和“束缚”。这那里有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不但共产党员不该这样做，即使是进步的民主人士，我想也绝不会这样做的。党今天的政治威信，在群众中空前的提高，真正的进步民主人士，有许多人是自愿地要求接受党的指导的，而我，却反而不这样做。把一个党员的水平，降低到连进步的群众都不如。这是多么严重的危险！
我以为自己搞文艺工作，行政职务很小，不免有“怀才不遇”之感，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党员，只应老老实实地为工人阶级和人民服务，不当计及其它。而我却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个人，宁可使党的利益和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威信，受到损失而毫不知道可惜，这已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品质了。和我在一起编“文学评论”的朋友，当时只有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在其中起过党员的应有作用。如果他们中有人也有搞小名堂思想，不满意领导的思想，我当时不是去设法说服，引导他们放弃那个小圈子，接受正确的领导，而是相反，自己也有那种荒谬想法，甚至推波助澜，煽其成长。这难道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吗？我已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不自知了。
二
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而来编文艺刊物，个人主义地乱闯、乱碰，既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又不愿决心对人民负责，只把它看成为同人性的小集团的东西。这个刊物的办到后来，终于犯了错误，走向失败，是无法避免的。
这次文艺整风学习，丁玲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文学评论”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我当时听了很不乐意，觉得对于这个刊物，自己很花了一番心血，不能说一点成绩都没有，怎能说它“态度不严肃”呢？后来苦苦思索，再把“文学评论”发表过的文章，前后看了一遍，觉得丁玲同志所指出的，是完全适当的。
如果硬要说“编辑态度严肃”，那末，这种“严肃的态度”，在那里呢？前面说过：这个刊物，是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的。记得当时我们也常常说：““文学评论”要具有战斗性。”但究竟是怎样的“战斗性”呢？向谁“战斗”呢？向封建阶级的文艺吗？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吗？今天仔细检查起来，我们都没有切实和这些坏作品，打过一次硬仗。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我们很冷淡视之，对于萧也牧的作品，我们曾有两次登过近于捧场的文章，待批评开始后，我们自己没有作过检讨，更没有仔细地对于他的作品，作一次较深刻的研究，写出严肃的批评文章，来纠正在读者中还存在的错误印象，所有这些，你能说是“态度严肃”吗？事实很显然：一个文艺刊物，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指示，没有和当前的政治任务相配合，自作聪明，以感想代替政策，那末，这个刊物的编辑，就只能成为政治上的盲人，这个刊物的进行，就不免迷失了方向。它将要像唐·吉诃德似地盲目乱碰，把风车当做巨人，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英雄，其实没有做出一件像样的正经事来。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刊物批评的主要锋芒，一开始就不是向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战，而是找一些在新文艺创作上具有显著成绩的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同志……等，在他们头上开起火来，预备把这些人打下去，好一显自己的身手，这完全是盲目乱干，不分敌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
其次，我们也常说：“刊物要有群众性。”有人曾以此自豪，觉得这是“文学评论”的特点。其实所谓“刊物要有群众性”，就这句话本身看来，涵义亦不明确。我们所说的“群众”，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群众”呢？工农兵呢？还是小市民呢？或者是在这二者之外呢？如果不分皂白，把小市民的嗜好和趣味，作为迎合和迁就的对象，那就糟了。我们对于来自群众中的意见，没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分析，区别其中何者为正确的，何者为不正确的。我们之中，有人只要听到了誉扬就踌躇满志，以为刊物真的做到有“群众性”了。其实这是盲目的自信。现在仔细考虑起来，有许多读者的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都没有加以分别，全盘接受下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
还有，我们在处理稿件上，是不负责任的。“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是经我看过的。作为一个主要负责编辑人来说，我是怎样来对待这些稿件的呢？有许多来稿，其内容所批评的作品对象，我是没有重新看过的，仅凭粗浅的不可靠的记忆，以为大概如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就把它发表了。这是何等不严肃的编辑态度！
正因为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所以出乱子就很多，例如“黄河坝上”这篇小说，内容虽有缺点，但却绝不如读者紫兮所说的那么严重，那样一无是处！我没有予以考虑，就将它发表了。那文章的批评内容，将作品中的有些缺点，过于夸大，而优点完全没有指出。如果我当时把原作再仔细读一下，就可能发现这批评的不公允处，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
又如杨树先的“对两个问题的意见”一文（见“文学评论”二十三期），批评了“麦克阿瑟的时间表”和“美国流氓们，你们听着！”两诗，但他的引文，把原诗的上下句断章取义地割裂开来，仅拣其中便利于自己论证的地方，予以节录，以致单看引文，似乎颇有道理，如果将全诗联系起来读，那就看出作者立论，有许多是牵强附会，不能自圆其说的。像这样的断章取义式的文章，我也把它原封不动地发表了。
所有以上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编辑态度，是非常轻率，丝毫没有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的。丁玲同志对于“文学评论”的批评，还能说是过分吗？
三
我自己的许多文章，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正如同我的编辑态度不严肃一样，我的写作态度也是不严肃的，刊物是自己办的，文章有发表的便利。而我从来又自高自大，文章不轻易愿人家改动，不接受领导，不肯虚心采纳别人意见，更基本的是缺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的文章里，有些论点发生错误。其中观点最荒谬的，是用裘祖英的笔名发表的“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文学评论”第三十七期）。
在未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错误以前，先说一说我的文艺批评思想。
文艺批评的作用，当然在于指导创作，但我以为要进行批评，首先要有创作。目前的文艺界，不但创作水平不高，而且产量亦不丰。这原因虽有多方面，但不少作家，感到文艺批评的严厉空气，不敢动笔，怕亦是其中原因之一。我觉得有个别同志的批评文章，的确有些过于“严厉”，就把它和目前创作界的萎靡不振现象，联系起来，认为批评应该“持平”，不宜“过火”，免得弄到妨害创作的发展。实际上我的这种所谓“持平”，“不宜过火”论，就是文艺批评上的右倾思想。
我又觉得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方面，也应当照顾，对于那些老作家，中间作家的作品，批评时应该是多鼓励，少指摘，发扬其优点，不要过分揭露其缺点。你看！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已在那里对于文艺批评，大叫其苦吗？
在我的批评思想里，缺乏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在文艺战线上，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我的许多看法的错误，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没有确立的根源出发的。
我觉得创作产量要丰，但不知除了量多之外，更重要的还要质好。文艺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如果创作界发现了大批思想内容恶劣的作品，而任其流传，对于人民的作用，将不是有利而是有害的。像这样的作品，就需要毫不容情地对它进行严正的批评，才能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作家本身，才能使文艺创作得到正常的发展。
我仅看到有些作家，对于文艺批评感到不满，大叫其苦，却没有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嗡嗡的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而就毫不加思虑地对它相信和完全同情起来。事实上，这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或个别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他们自身既不接近工农兵，又不愿进行思想改造，宁肯在其灵魂深处，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就是这些人慨叹于批评的“过火”。而我毫不觉察，支持了这种十分错误的叫嚣，既然我的文艺批评观点，是“持平”，那末，我所反对的，当然也是“过火”，和这些人的思想，在基本上是一鼻孔出气的。我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为之张目，降低了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威信，站在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一边，放弃了阶级斗争，对敌人抱同情，做了错误的甚至反动叫嚣的尾巴。
我没有知道，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从各个角落发出相同的批评“过火”的声音，乃是理所当然。这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其本意就在于拒绝和不要批评，以这作为挡箭牌，企图达到其保存自己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的目的。如果他们既要创作，而又不愿放弃其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那我们就要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而深刻的批评，对于思想斗争是丝毫不能让步的。如让了步，就是对人民犯罪，放弃了文艺批评应有的重大职责。但我恰恰就是在文艺战线上对思想斗争让了步。
四
我在“论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文中犯的错误，是导源于上面所指出的右倾的文艺批评观点而来的。某些基本错误思想，在这篇文章里，是更加扩大和发展了。
例如我首先看到的是“不正确的批评态度”，事实上怎样呢？过去多少年来，我们的文艺批评，不是太多而患太少，需要领导方面大力地推动其发展。这一年中，经过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讨论后，文艺批评的力量是大大地加强了。就是这样，距离实际的需要也还远。这些讨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分正确的，是我们开国以来在文艺战线的思想斗争上所获得的重大成绩。对于这种重大的事情，这样重要的成绩，我没有予以足够的正当估计。而相反地，却夸大其另一面，把在主观上认为几种不正确的文艺批评倾向，抬高到绝对化的地位。这是如何严重的思想错误！
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热烈展开。“文艺报”四十一期上发表的李定中的信，虽说其中个别地方，立论不无偏激之处，但其基本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看落了其主要论点而抓住了其中一些非必要的个别语句，将其绝对化起来，认为是首要的不正确的批评态度。其实文艺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并不比资产阶级思想，低到多少。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存在于作品中，还容易被人发觉，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就不然，我们的作家，甚至读者，很多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因而具有这样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就很容易被人所接受，很容易找到其市场。而在另一面，我们对于它的防范性也不够，总觉得比起资产阶级思想来，后者的危害程度要小些，这无疑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时对于萧也牧作品的讨论，发出“批评过火”这种呼声的人，也正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抱着无原则的同情，因为自己也想保存这些思想感情的残渣。而我自己呢？觉得李定中的批评，不免“过火”，这也正表明我的思想，和这些人有共鸣之处。其另外更本质的一面，是我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在创作上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给予工人阶级思想的腐蚀作用，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也认识不够。
在我的文章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这些批评家们，把棍棒代替了批评。这真如俗话所说的：‘一朝权在手，叫你见阎君。’”又说：“这样做下去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不是在鼓励创作，而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所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曾经有人真的这么做过吗？可以肯定的回答，是没有的。即使个别的批评文章中，有比较偏激的语句，但这也并没有成为一种倾向，所谓“他们是在做着屠夫和刽子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想吓唬作家吗？是想号召作家和读者，都起来向批评家们围攻吗？真的起来围攻的话，对象又在那里？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心造了幻像，又把这幻像像煞有介事地当做箭垛，作为一种不正确的严重倾向来指出。我简直在大声告诉读者，告诉一般作家：今天我们文坛上，有这样一种批评家，他君临于作家们的头上，“以棍棒代替批评”，“做着屠夫和刽子手”，而要你们去“见阎君”。对于这种人，你们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呀！
我虽没有明白宣告要取消批评，但却予刚在发展过程中的批评事业以损害，暗示了大家：今天的批评界，是成为一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没有党的领导，即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恶劣现象，亦没有人出来加以纠正和阻止。把党在文艺批评上的领导作用，完全否定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所有这些严重的思想错误，我在当时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竟丝毫没有觉察到，经过别人指出后，也未能引起我的注意。直到许多人都这样说，领导方面也直接和我谈起，我才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这说明我思想的昏庸，和政治上的落后，是达到如何幼稚的程度！
五
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于编辑工作中的，于文艺批评上面的，难道是偶然形成的吗？不！不是的！是有其根深柢固的思想根源的。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虽然入了党，但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完全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
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组织观念。所有行动和言论，都从个人利益出发，办刊物，不接受领导，写文章，不给领导上看，也不虚心采纳群众的意见，自作主张，不负责任地随便对外发表言论。这算是什么党员呢？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首先最重要的条件，是党性，党性的具体表现，就是组织观念，一切服从党的利益。而我就恰恰不能这样，自由散漫，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把组织和纪律，当做一种“束缚”，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式的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毫无相同之处。列宁说：
无产阶级不害怕组织和纪律……缺少组织和纪律的自我教育的人，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的某些知识分子。
我正是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还不十分明白吗？所以在我来说，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要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也就是说，把“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完全消除掉，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只有这样，今后才可以避免发生重复的错误，也只有这样，在文艺批评工作上，才能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很好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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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奖励优秀的连环画作者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为奖励优秀的通俗文艺作品的作者，特发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和“从头看尾”等两部连环画的作者以奖金。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是赵枫川、古一舟、吴静波等所作的一部通俗画册。这一部连环画简明生动而有系统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奋斗历史。这部连环画因适合广大人民学习党史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印成单行本或经各地刊物转载的共达四百五十多万份。
“从头看尾”是田作良作的连环画，以揭露一贯道罪行为主题。这部连环画在教育群众、推动取缔反动会道门的运动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两部作品都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了推动文艺工作者大力创作这类通俗文艺作品，以满足工农群众的文化要求，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决定发给“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连环画”的作者奖金三百万元，发给“从头看尾”的作者奖金一百万元。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