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01-09第2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2版()
专栏：

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反对贪污浪费
西安七万人集会宣判贪污罪犯
一月四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举行了宣判贪污罪犯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有西北区、陕西省、西安市三级党政军各单位和附属企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人民团体全体工作人员，各大、中学校代表，西安市工商界，西安市各区政府工作人员，各界人民代表等共七万多人。这是在大张旗鼓地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像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规模地宣判贪污罪犯的第一个大会。由西安市人民法院宣判了十四名贪污罪犯（有三名是在兰州受判处）的罪行。
大会在上午十时半开始。当十一名贪污罪犯被押解到场时，全场群众愤怒地高呼反对贪污的口号，经久不息。
大会由方仲如市长、西北司法部杨子廉部长、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师子敬副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韩兆鹗副主席、西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亢心栽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马锡五院长相继讲话。他们一致号召全体干部和全市人民群众，立即紧张地行动起来，检举和揭发一切贪污浪费分子，揭发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坚决扫除增产节约运动的障碍；他们并号召贪污分子立即悔悟，自动坦白，重新做人。如果拒不改悔，坚持背叛人民的立场，企图隐瞒，他们的下场必然会和这次宣判的贪污分子一样。
大会进行中，收到了会场内及在会场外收听实况广播的各界人民群众、机关、团体、学校、个人等写给大会的信三十多件，这些信是工人、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师生、人民群众、青年代表、宣传员、广播收音站听众写来的。这些信件一致表示拥护人民政府惩办贪污分子；表示要帮助政府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响应思想改造运动。
十二时，西安市人民法院任扶中院长在全场热烈鼓掌声中宣读了这批贪污分子的罪行和判刑。判处死刑的张怀武立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十四名贪污犯犯罪事实如下：张怀武、王德武、赵世五、董正平、魏征、范兴华、张永合等七犯集体大量盗窃军用物资。张怀武，原是人民解放军某部汽车队长，在一九五○年六月弃职逃跑。后又冒充押车员，在一九五○年七月，乘机勾结奸商，盗取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军用土布三吨（共一百二十卷，每卷三十匹），侵吞国家巨款，又带款潜逃，贩卖毒品和黄金白银，扰乱金融，罪大恶极。他被逮捕后始终顽抗，不肯坦白认错。王德武是兰州宏远贸易运输公司西安办事处运货主任，他不把国家货物交送接受机关，反而勾结张怀武，伙同赵世五等不法奸商，盗取军用物资。力行商行经理赵世五、会计董正平、机务主任魏征等三犯窝藏军用物资；他们与张怀武、王德武等合谋盗取军用物资后，赵世五又指使张毅民低价盗卖，张永合和张怀武共同贩卖毒品。范兴华是宏远贸易运输公司西安办事处经理，承运军用物资，包庇张怀武，诈称张怀武是押车员，使张怀武得以押运军用物资；以后他明知张怀武隐藏军用物资，并和王德武等伙同盗卖，但不报告一野后勤部。这批罪犯，除张毅民潜逃外，其余都在一九五一年内先后就捕，经西安市人民法院审讯判决，并呈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判处：张怀武死刑，立即执行；王德武无期徒刑；赵世五、董正平各徒刑九年；魏征徒刑八年；范兴华徒刑五年；张永合徒刑三年；张毅民通缉归案法办。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西大街办事处试用员王宝轩，西安分行合作社会计窦继聪，西安分行北关办事处练习生吕成群，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试用员李汉民，西北戏曲研究院事务员王士杰，西北石油管理局科员王新康，新华书店郃阳支店经理杨光时等七犯，因贪污或挪用公款，都分别判处劳役和徒刑一年、三年、十年不等。 （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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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通知各地
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检查社会事业费使用中的贪污浪费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贯彻检查社会事业费使用情况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检查社会事业费使用上的贪污浪费等现象。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为了解各地使用社会事业费的情况，曾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把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检查湖北、江西、武汉等省、市所属八个单位关于一九五零年度社会事业费使用上的紊乱情况通报各地，并令各地学习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办法进行一次检查。最近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又检查了河南、湖南、广东三省和广州市使用社会事业费的情况；福建省、松江省、南京市、上海市也同样进行了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来看，各地在使用社会事业费中的贪污、浪费、挪用、乱用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河南省印土地证、到上海采买物品以及垫支招生费等共动用社会救济事业费六亿六千多万元。干部也经常借支社会事业费。陈留专区用社会事业费的利息购买文化娱乐用品及移作办公费。襄城县把凡不能报销的款项（如超支菜金、干部补助费、县长调动工作照像费等）都在社会事业费项下开支。江西省鄱阳县用救济粮二万八千多斤修建戏院。袁州专区部分村干部把救济粮控制起来，分给亲友。上高县芦席区一个干部挪用贷款粮三石，花费在和地主女儿搞恋爱上。更严重的是广东省民政厅把优抚事业费二亿九千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另把社会救济事业费的利息八十八万多元购买热水瓶、茶杯、地图以及开支因公外出的车费，以致影响了优抚、救济工作的进行。湖北省黄冈专署招待所的全年经费都是由社会事业费垫支的。黄陂县把社会救济粮和老根据地救济粮五千斤抵交公粮。南京市生产教养院所属单位在一年中发生四次贪污事件，计被贪污一千九百三十五万多元；被窃及遗失公物有七次之多，计值一千零五十九万多元。南京市第四区副区长姚旭（已被政府查办），一年来共挪用公款（主要是优抚款）七千三百多万元、大米一千斤，作经营投机商业和贩卖毒品等之用。福建省惠安县洛阳区副区长陈炳煌贪污救济粮九百斤，第五区白奇保农会主任郭捶慈贪污救济粮七百斤。我们对这类事实是不能忽视的。
为结合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彻底检查各地在使用社会事业费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尤其是随意挪用、积压不放救济粮款的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又发出“关于贯彻检查社会事业费使用情况的通知”。通知指出：还没有进行检查的省、区要迅速组织民政、财政等有关部门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检查出有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要作适当处理；检查结果要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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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粮食公司领导干部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
一千多万斤粳米发霉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粮食公司上海市公司仓库中，积存大量东北粳米。由于积存时间过长，其中大部分已经味色俱变，小部分已发酸不能食用。国家财产因而遭受了巨大损失。
远在一九四九年年底，东北地区为了支援上海，曾先后运到上海粳米一亿三千万斤。这批粳米运到后，就由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统一掌握保管。但因为所含水分较多，而且天气转暖，所以在一九五○年三月间，就有部分发热。当时区公司曾全面开展护粮运动，经过细心烘焙和大力推销，使大部分粮食得免于霉坏，并且陆续出清了五千六百万斤。剩余下来的七千四百万斤，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市粮食公司成立时，由区公司全部移交给市公司处理。市公司在接受之初，也曾大力组织推销并有了一定的成绩，一月到九月，共销出六千三百万斤，占剩余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强。但自九月份以后，由于这个公司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普遍地自满于既有成绩，认为推销工作已经接近完成，放松了工作，以致至今仍有一千一百八十万斤已经变质的东北粳米呆存在仓库里。
这批食米因呆存变质而招致的损失是巨大的，其中五百六十万斤味色俱变的，将降价出售；已发酸的六百二十万斤，已不易推销出去。估计，单食米本身就要损失三十二亿四千万元。因这批食米呆存，在栈租、保管及税捐等费方面，在占用麻袋及麻袋损耗方面，在积压资金方面，也有严重的损失。
造成这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市公司领导干部不爱护国家资财。他们都错误地认为一千一百八十万斤粮食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不立即设法推销也不要紧。他们这种错误的领导思想，对下面负责保管工作的同志影响很大。十月二十一日市工商局派人去检查是不是有食米呆存的情况时，公司保管科仓库组组长李欣耀就曾满不在乎地答称：“一九四九年陈米推销已到尾声。”
这个公司的领导同志的狭隘保守的经营思想，也是造成这一损失的重要原因。一九五一年春季，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曾一再通知各省市公司设法代上海市公司推销陈米。当时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公司就曾根据区公司的通知来上海接洽，要求以代销方式处理，并具体要求上海市公司就地区差价、运费及损耗，计算损益。但上海市公司的几位领导同志思想不统一，有的准备答应，有的却坚持要按上海市价作价而不管浙江省公司的盈亏；甚至表示宁愿把这批米呆存在仓库中，也不肯贬价出售。当时公司内部也有个别同志及仓库工人提出处理陈米的宝贵意见，但领导干部却拒不采纳。就这样使一千多万斤粮食一直没有被推销出去。
在经营及保管这批粮食的工作中，上海市公司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工商局进行实地检查以前，这个公司的许多干部都认为呆存的东北粳米只剩下了一个“尾数”。但等到检查同志在账面上翻出还呆存一千四百万斤并认为情况严重时，他们才大吃一惊。于是各个部门就相互推卸责任：保管科认为推销粮食是经营科的事，与他们无关；经营科则表示保管科没有及时告诉他们仓库中还存着这样大一批粮食，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公司的上层领导同志对这种情形就更不清楚了。
使一千几百万斤粮食在仓库中呆存一年零八个月而变质发酸，是严重的浪费行为。上海市粮食公司的领导干部应进行公开的检讨，并及时处理陈米，教育全体干部，把工作做好。有关领导部门并应查清责任，对这个事件加以严正的处理。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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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省粮食公司十个月浪费六十多亿元
干部的供给制思想和盲目经营是造成浪费的主要原因
中国粮食公司河南省公司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检查了十个月的费用支出情况，发现浪费了六十三亿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多元。主要的是浪费在这几方面：
（一）盲目调拨，发生倒运和迂回运输的现象。仅据省公司初步检查，损失数字就有三十二亿一千六百五十五万多元。如潢川区是河南省产米区之一；但省粮食公司盲目地认为当地灾情很重，一九五一年三月份从湖南调来一批大米。调到时已到麦收时节，销不出去。这批大米从湖南运到信阳，运费杂费开支就占粮价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经过这次不合理的调运，每百斤粮食只剩八十五斤。一九五一年八月份又调出粮食七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九斤，分运郑州、开封、洛阳、商邱等地。从潢川调出的粮食，运输、装卸、过磅、押运、保管、利息等费用共占粮食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因而调出的七十三万二千九百四十九斤大米只剩了十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九斤。
（二）在保管上，没有深入地钻研，克服仓库不足、设备简陋等困难。大部分粮食不按粮质好坏和所含水分的大小分别保存。仓库管理人员也不研究防止生虫霉烂的方法。这就造成很大的损失。只是漯河区因虫蚀损失的粮食就值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三百元。
（三）在仓库建设上，因对承包者的建设能力了解不够，监工也不严，发生返工重建或缩短了仓库寿命的现象。如信阳专区原计划建筑的七幢仓库，拖延五个月施工。因此，有二千二百四十万斤粮食不得不露天存放，需要席子、绳子、垫木和搬运费用；加上因露天存放而受自然损耗等原因，总计损失七亿七千八百七十九万元。
（四）发生许多事故，造成了损失。半年来在调运上，常因延期被罚款，并有被诈骗的情形；在保管上发生过被盗、雨水浸湿、水淹、仓库倒塌等事故；因为对工人照顾不够，因粮垛倒塌造成事故。发生事故的总损失为七千八百七十一万多元。一年来贪污事件发生十八起，被贪污款项共九百多万元。
（五）在资金周转上，因资金积压、闲散及汇拨迟缓等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份到十一月份仅利息就损失了十五亿五千二百八十六万元。如七月上旬，因天雨不能进行收购工作，但没有及时报告上级停止拨款，十天之内平均每天积压三百三十亿元，利息损失就有一亿六千五百万元。
（六）印刷、邮电、交际费等支出，由于制度不严，掌握不紧，浪费了三亿七千五百七十一万八千元。其中邮电费浪费了约二亿元。
（七）在购置、储运器材中损失数字也很大。如买轻工业部北京度量衡制造厂五百公斤磅秤一百台，共一亿零五百万元，这批磅秤不准确、不灵活，因此不能用，造成浪费。
造成以上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一、对产销情况了解不够，计划与实际脱节。一九五一年春季由江南、山西、东北调来大批粮食，调进后销量不大，又要求把大量粮食外调华北。后来粮价又渐上涨，粮食公司又库无存粮。二、一般干部没有树立起经济核算的思想，没在各种工作中进行精打细算，更缺乏必要的制度。
河南省粮食公司提出，在今后工作中要克服供给制思想，树立企业化思想，加强产销情况的调查，切实掌握调拨，解决资金积压问题，作好储运保管工作，贯彻经济核算制。（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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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郁超等侵吞国家资财十亿多元
主从各犯已被送往法院依法惩处
中国油脂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下简称浙江油脂分公司）副经理李郁超，在浙江快解放时，伙同伪中国植物油料厂杭州办事处职员夏照暄、吴锦荣、柴耀宗、傅怀九等，集体隐藏国民党官僚企业物资，逃避人民政府接管；解放后，继续盗卖隐藏物资；并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套用油料公私联购处固定资金，逃避现金管理。李犯等共计盗窃国家资财十亿零六百一十三万元。以李郁超为首的这一集体贪污巨案，已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下简称浙江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属实，通报撤销李郁超职务，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并建议司法机关逮捕吴锦荣等人，依法惩处。
浙江省油脂分公司副经理李郁超，解放前原为国民党官僚资本企业——伪中国植物油料厂杭州办事处副经理，当浙江解放时，李郁超勾结这个办事处的仓库主任柴耀宗、代理财务主任夏照暄、业务主任傅怀九，业务专员吴锦荣等，有计划地虚设企业机构，隐藏大批物资。他们首先用伪全华公司（伪中国植物油料厂兄弟公司）呆账五十桶茶油，换取伪中国植物油料厂杭州办事处现货茶油五十桶（一百八十五担）作为资金，在杭州开设伪之江公司。接着又假借职工名义，开设福利公司，由傅怀九任经理。夏照暄等又窃用伪中国植物油料厂杭州办事处资金，开设福利合作社。李郁超深恐解放后工人检举告发，曾向工人造谣恫吓：“共产党即使来江南，决不会长久。谁敢多说多道，小心自己脑袋！”并把福利合作社的账册烧毁。当时他曾召开会议分赃。仅在第二次分赃时，李郁超即分到二十余两黄金，二百枚银元。在第三次分赃会上，他又假造账目，布置了隐藏物资的办法。会后即分散隐藏了桕油三百七十件，青油、桐油、麻油、机油、汽油等一百八十四桶，逃避人民政府接管。解放后，李郁超等除把福利合作社二百石大米交人民政府接管外，竟将其余大米一百余石、布四百六十余匹及食油等物窃为私有。李郁超被留用为浙江油脂分公司副经理后，不但不知悔改，立功赎罪，反陆续盗卖隐藏的物资以自肥。他在盗卖物资时，破坏物价，扰乱市场。此外，李郁超更利用职权，勾结私商，在筹备“油料公私联购处”的过程中，借联购之名，任奸商套用大批固定资金（共二十七亿，其中浙江省油脂分公司投资占百分之三十五），逃避现金管理。据上所述，李郁超等在解放前后所盗窃的国家资财共值人民币十亿零六百一十三万元。
李郁超等长期隐藏、盗窃大批国家物资巨案，在去年六月十一日，浙江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浙江油脂分公司杭州仓库时发觉，至七月十八日检查结束。十一月二十九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发出处理通报，并把上述罪犯送交法院依法惩办。（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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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
马南风压制民主阻碍整风应即纠正
在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中，西北区一级机关不少领导干部采取了多种方法发扬民主，启发群众检举、检查、坦白，因而暴露了许多问题。但目前仍有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对整风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不愿放手发扬民主，以身作则地站在运动之中，积极领导和推动运动使它更加深入，而是站在运动之外“袖手旁观”，或压制群众的积极性，甚至有以压制民主的官僚主义作风对待运动的错误行为。如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马南风，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本单位全体人员大会的讲话中竟指责群众：“不要以为整风运动来了，就可以乱说乱讲。”据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供给科初步统计，财政部的浪费情况是：小公家务浪费两亿三千三百五十五万元，暂支十二亿多元，实有人数超过编制规定七十人（每人每月按二百五十斤小米开支估计，半年内就要浪费一亿五千一百四十万元），纸烟费超过了一千多万元，其他如电灯、汽油、绘图纸张等开支超过原规定六千多万元。小汽车超过规定两辆。按规定不该带家属的人，现在也带来了家属。按本单位原规定，部长、会计才用写字台，但实际上每个科长都有一个写字台。浪费过多，行政费上报销不了，就向财务费上报销。马南风看了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检查组给上级反映上述情况的书面报告时，竟在这个书面报告上批写道：“超过编制人数不能算做浪费，因工作需要。”“写字台是在核定的购置费内买的，不能叫做浪费”。核定购置费，规定编制人数和供给待遇标准，是国家财政制度所必需的，任何部门不得违反，而财政部不仅不能严格遵守国家财政制度，反而超出编制，任意批核，利用权力违反制度；而当群众检举时，身为财政部副部长的马南风不但不作检讨，反作辩护，这样就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马南风这种非常错误的行为，应即检查纠正。（群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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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反贪污反浪费运动中
林欣压制批评受到处分
湖北省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初步展开，现已进入民主检查阶段。各机关运动的进展情形，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首长负责并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启发动员党内党外工作人员一齐动手，共同进行检查。如湖北省水利局、文教厅文工队，这样做的结果，密切了党和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大家团结一致，揭发了贪污浪费等事实。第二种：部分领导干部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当群众已经初步动起来、揭发了他们的缺点之后，他们为了个人的所谓“面子”、“威信”，而采取了打击、压制的手段。如人事厅的勤务人员揭发了秘书林欣的贪污浪费行为之后，林欣竟找到提意见的人，威胁说：“我是十几年的老干部，你参加工作才几天？可得小心些！”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何定华，对于群众提出的意见，虽也表示“接受”，也进行了“检讨”、“解释”，但同时批评提意见的同志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警告提意见的人：“不要逞一时之快。”引起群众不满，影响了运动的正常进展。
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对于压制民主、压制批评的分子，提出应按情节轻重给以适当处分。目前，人事厅已停止林欣的行政工作，党内也撤销了她的支部委员的工作。（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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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简讯

经济简讯
▲东北科学研究所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指示，对东北各地所产铸造用砂作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发现某地天然矽砂全为大小适中的石英颗粒，没有杂质；矽砂本身又含有约百分之十一的黏土，砂粒混合非常均匀，很适合大、中型钢铁铸件造型之用。这项发现对减少铸件废品、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都将起很大的作用。
▲国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锭子工场技工陶菊生，创造了校直淬火锭杆的新操作法，减少了淬火后的锭杆敲直时的断裂现象，使废品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降低到万分之一，工作效率也由过去每人每天校直四十根锭杆提高到八十到九十根。这个创造对机械厂完成大量制造纺织机械的任务贡献很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运输部自去年一月到十一月止，从废料中清出了价值九十九亿多元的有用物资。他们又把损坏了的汽车拼凑起来装成了一百二十辆汽车。
▲福建运输公司福州修车厂职工从去年一月到十一月，利用废料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修复了坏汽车十四辆，为国家增产节约了价值三亿多元的财富。
▲新疆省迪化市某装具厂鞋袜组工人利用废料，作五千双鞋就节省了四十多匹布。同时，他们还改进了工作方法，使原计划八十个人两个月完成的任务只用了五十个人，并提前四天完成。
▲无锡市私营庆丰纱厂职工在爱国增产运动中，创造和改进了五十多种工具，改进了四种工作方法，使每件纱的用棉量从四百十一斤降到四百零六斤。这样，庆丰纱厂仅用棉一项每年就可以节约二十三亿六千多万元。
▲郑州铁路管理局郑州工务段工人刘双泰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写信给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刘建章，批评郑州铁路管理局的基本建设工程每年都集中到冬季进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现象。局长刘建章立刻接受了这个意见，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纠正这一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现象。
▲东北税务管理局过去由于表报复杂，干部整天忙忙碌碌，形成为统计而统计，浪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在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展后，该局工作人员就积极着手改进表报制度，简化表报品目。如计划室合理地把货物税计划表的品目由一百零三种减少到二十八种，每月可节省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二个工时，六千七百七十三张白报纸，这项纸张占全年用纸的百分之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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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清华大学同学来信：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教育了我们
编辑同志：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引起了清华大学同学的极大注意。这一事件对同学们是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它使大家清楚地认识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严重意义，进一步体验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航空系四年级邹丕先同学说：“去年我们辛勤劳动，积累了四亿元的捐献金，而刘青山、张子善一下就贪污了那么多。”有的同学说：“贪污浪费的现象若不根绝，增产节约运动是不可能展开的！”一位同学说：“从前我只认识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济意义，今天我进一步了解了它的政治意义。”周煜辉同学说：“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教育我们：必须随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引诱！”营建系宁钟琳同学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敢于在人民大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几天来同学们都很注意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件的文章，联系自己思想进行学习。 清华大学宣传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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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军委某部行政科正副科长
梁克昌钟运堂贪污腐化
编辑同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某部行政科科长梁克昌、副科长钟运堂贪污腐化，应即检查处理。
去年八月间，梁克昌、钟运堂挪用公款十五亿元，营私谋利。（后来，被领导方面发觉，除追还原款外，并追还利息一亿二千万元。）去年四月间，梁克昌又挪用公款五千万元私自经商。
梁克昌曾经先后向私商索取各项贿赂，计有纸张、日记本、皮卷尺、订书机、直尺、转椅、棹子、文件柜等。两年来，他接受北京前门外公大商店刘家声“送”的各项物品，价值一百多万元。钟运堂又曾经向庆华木厂索取小孩床一个，向公大商店索取西药片、纸本子、皮本子等物。别的同志提意见，他说：“你们要是看人家要东西眼红，你们也可以要啊！”去年六、七月间，梁克昌到上海，大吃大喝，任意挥霍，往返十多天，除车费和规定的出差费外，一行三个人，共超支了二百多万元。另外，梁克昌、钟运堂还有造假单据、记假账、以少报多的行为。如从东北买来的一批照相材料，合价三百二十六万多元，他们把正式单据拿到供给机关报销了，又写一个纸条重新记账出款。又一次，他们到大连用低价买回了一批苹果，再用高价卖给公家。
一九四九年，梁克昌任用旧军人、国民党员刘殿爵到本部当伙食管理员，后又提升为伙食管理股股长。刘殿爵在工作中表现得无组织、无纪律，生活腐化，最后拐款潜逃。但是，梁克昌竟然向行政科宣布：这个人一定是“被特务杀了”，待“消息确实”后，要“开追悼大会”。
我建议有关领导方面迅速检查处理这件事。
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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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安徽大学教师应该进行思想改造学习
编辑同志：两年来，我们安徽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思想改造方面的确有了一些进步。这些进步鼓舞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可是另一方面，在教师中，由于还有着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严重的个人主义，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方法上也就有脱离实际，不能很快改进教学工作的缺点。比如，本学期我们森林系林专科的林产制造一科，教师把炭窑一章就讲了整整一个月。他先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各式各样的炭窑介绍了一番，然后把日本的炭窑代替了我国的炭窑讲了。此外，我们对教务长齐坚如教授，柯病凡教授和成俊卿教授的教学方法，都曾提出过意见，因为他们还没有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所以都多少发生过误会。我们系里也成立造林学教研组和林产利用学教学小组，并建立课代表制度，但所有这些都流于形式。不但教师在教学上没有什么改进，而有个别教师在讲课前就毫无准备，比如教我们测树学的陈雪尘教授每一堂课都要喊“这讲错了，我要检讨。”
为了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希望安徽大学全体教师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向一切的旧思想，旧影响作坚决的斗争。
安徽大学森林系三年级学生 赵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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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各地人民银行应严格汇拨制度加强对汇款业务的检查
编辑同志：中国人民银行个别分、支行和办事处的干部，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忽视汇兑制度，不断积压大批汇款，严重地影响了商品流转，使国家资财受到了损失。例如，前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花纱布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由人民银行河北省行电汇十亿元到衡水县行，转汇南宫花纱布公司；但衡水县行接到电报后，没有即刻转汇。直到去年五月，衡水县行和省行对账时，才发现差款十亿元。但已经积压了一百八十九天。此外，广州、福州、合肥等地人民银行也有类似积压汇款的现象。
积压汇款的主要原因，是银行某些业务干部不负责任，工作制度也很混乱。但汇款机关检查督促不够，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我们建议各地人民银行今后严格执行汇拨制度，加强对汇款业务的检查，以减少积压汇款现象，使国家的贸易资金能够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央贸易部新闻报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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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彝族人民热烈欢迎人民电影
编辑同志：中央人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光辉，照到了千里凉山。这里是民族杂居的地方，居民中最多的是彝民。在反动统治下，他们一直受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反动派又唆使他们内部闹不团结。解放以后，他们体会到祖国是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建立了自治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军队——昭觉彝民基干团，彝族人民正在飞跃前进。
看电影也是彝族同胞的新生活之一。他们看过“中国人民的胜利”，最近又看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和“卫国保家”，昭觉、盐源、会理等地少数民族的人民，热烈欢迎这些电影，尤其想看看影片里的毛主席。
当毛主席在影片上出现的时候，他们热烈地鼓掌，好久才平息下来，继续看电影。
在“中华民族大团结”里，彝族同胞的“朋友舞”也出现了，他们高兴得很，认为这是在文化上也翻身了。大家记起了以前的苦日子，发誓一定要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美帝国主义者，保卫解放以来的好日子。刘云阁

第2版()
专栏：

常香玉争取早日捐献飞机一架并愿彻底进行思想改造
编辑同志：一九五一年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获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祖国的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进展着，广大人民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我过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牛马生活。解放后，共产党领导我们艺人翻了身，我彻底得到了解放，受到了教育和培养。我由一个被旧社会歧视的艺人，被选为西北抗美援朝总分会委员，参加了政治文化活动，我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我在解放前不识字，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我学文化，在去年一年中我已经学会写日记了。在演戏方面，我进一步地体会到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正确，我明白了为谁演戏，演什么戏，怎样演戏；爱什么人，恨什么人，表现什么和暴露什么。根据这些体会，我演出了“新花木兰”“邵巧云”“白蛇传”等，很受群众欢迎。我也感觉到由于一九五一年我在政治和文化学习上的努力，在演出工作上有了很大提高。
我愈来愈感觉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温暖和幸福，感觉到作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我深爱自己的祖国。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了信心，觉着愈干愈有前途。当抗美援朝总会号召捐献武器的时候，我便和我们剧社决定到全国各大城市演出，捐献
“香玉剧社号”飞机一架。去年八月七日从西安出发，到开封、郑州、新乡、汉口、武昌、广州举行捐献演出，在四个多月中便完成十亿以上的捐献数字。这些成绩完全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在各地演出时，许多群众热烈支援我们。中南京剧工作团拿捐献“中南京剧号”飞机一架来响应我们。从这些动人的事实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新中国人民是真正当家作主了，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
在这样的教育和鼓舞下，我要在今年元旦，以争取完成捐献十二亿元的实际行动，来作为向毛主席和新中国的祝贺和献礼。在一九五二年，我保证加倍努力，把“香玉剧社号”飞机捐献任务早日完成，为彻底打垮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努力；并保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自己的思想加以彻底改造，作一个新中国的好的人民演员。常香玉
编者按：河南梆子戏著名演员常香玉和她所领导的“香玉剧社”，到全国各大城市巡回义演，计划用义演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她们现已完成捐献款数十二亿三千六百多万元。她们的爱国行动，获得了中南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并推动了中南戏曲界的捐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