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01-04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河北省天津专区级机关全体党员连续讨论五天
揭发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
河北省天津专区级各机关的全体共产党员，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听了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薛迅同志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罪行和“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报告以后，利用早上和晚上的两个时间连续进行了三天小组讨论。为了有力地领导这个运动，深入发动党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大家还民主选出了节约检查委员会总会及下属的五个分会，这样，党员中的骨干分子就参加了这个运动的领导机关。到十二月二十日，大会讨论开始。大会讨论一直持续了五天。根据中共天津地委的决定，从二十五日起，专区级各机关就在大会讨论的思想基础上，以机关为单位进入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在这次大会讨论中，全体党员一致表示：衷心拥护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并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把自己提高一步。这次大会讨论，就是天津专区级全体党员对刘青山、张子善背叛党、背叛人民的罪行的总揭发和批判。
在五天的大会讨论中，共有五十一人发言，内有二十个单位的代表发言，三十一人发表个人意见。每个同志的发言，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党内民主的气氛，打破了叛徒刘青山、张子善在党内造成的独裁、专制、封建统治秩序，使全体党员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大会讨论集中在反对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为。每一个同志的发言，都对刘、张克扣治河民工粮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对他们盗用人民政府贷给宝坻县黄庄洼一百零七个水灾村灾民的治鱼贷款的罪行，代表黄庄洼人民进行了控诉。对于他们破坏国家建设机构、高薪收买国营建筑公司的技术人员；盗用教育粮，使一千零十四处小学垮了台，使一千八百九十六名小学教员失业；勾结私商，盗卖马口铁；动用飞机场占地补损粮，假借修建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六十亿元的罪恶行为，同志们一致指出已严重地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人民政府的法纪，因此给党和人民政府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
在大会讨论中，同志们不但清楚地认识了刘青山、张子善是叛党、叛人民的罪人，而且还认识了这两个叛徒还是政治野心家。张子善说：“专区的机关生产，将来要和各县的机关生产联合起来，成立‘母子公司’的系统。”在去年纪念“七一”的大会上，有人竟高喊“向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的口号，张子善不但不加批评和禁止，反倒表扬这个无耻之徒。刘青山对压制党内民主，建立自己的封建统治秩序，曾这样无耻地说：“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天津地区的具体化！”因此，在天津专区出现了所谓“刘青山思想”。由此可以知道，刘青山、张子善的眼里，已经目空一切。
曾受到过刘青山、张子善压制和打击的几个同志也在会议上作了发言。王占瀛曾写了控告张子善挥霍浪费和压制党内民主的信，张子善一直压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张子善和王占瀛谈话四次，施以威胁利诱；但王占瀛一直没有被吓倒，强硬地要他把控诉书转给中共河北省委。他的发言，给了犯有严重自由主义的同志以很好的教育。黄忠被张子善折磨得得了病，他带着病也发言了。黄忠用亲身受打击、被陷害的经过，深刻地揭发了张子善的罪恶本质。另外邓平、李克才等都因为坚持正确的斗争，引起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不满，一再受到刘、张的打击、讽刺，他们也作了发言。参加会议的同志，时常为他们的坚决斗争精神鼓掌。
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是这个事件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同志们在发言中都严格地批评了这一点。刘青山、张子善一贯向上级写假报告，好大喜功，上级也不知道。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上级还不了解。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党内胡作非为，而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纠正。
会议的第五天，由薛迅同志就几天来的大会讨论作总结。她首先指出：几天来的大会讨论，我们在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中，向贪污蜕化思想和自由主义开展了无情的斗争，揭发并批评了官僚主义，这就使参加会议的同志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教育和锻炼，使我们的思想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初步地划清了思想界限。这样，就使天津专区党内的民主生活，树立了良好的开端，为即将开始的专区级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要求全体同志，要把这次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作斗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原则性的斗争精神，带到机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去。
中共天津地委在专区级党的组织内进行的反刘青山、张子善叛党、叛人民的斗争，至此暂告一段落。这个斗争将和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继续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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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领导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
中共广播事业局总支委员会
编者按：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领导干部在运动开始时首先进行自我检查，实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各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广播事业局党的组织在运动中发挥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这也是值得推广的。
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的忠诚老实、政治自觉学习运动在去年十月初结束后，党组鉴于编辑部门的工作错误和技术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都很严重，决定在全局开展年终检查工作运动。
机关党组得到分党委的同意，决定先从改组党的总支开始。本局第一、二届总支委员会都是由机关党组和分党委指定的。它自从一九四九年春以后，二年多来从未向党员报告过工作，也没有照党章民主地选出党的领导机关。在党内，特别是在党员干部之间没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政治空气一般说很稀薄。在这种情形下，官僚主义滋长了，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受到窒息。在机关党组帮助下，总支在十月底开了党员大会，党员在会上严格地批评了总支的领导，并民主地选出了新的总支委。新的总支委员都同意机关党组的意见：由副局长一人任总支书（他后来又是机关党组书记）。
新总支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民主生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这是发动群众，帮助领导方面来改进本机关党的和政府的工作的主要前提。总支在成立后一个星期，即出版了小型的党刊“党内生活”（每期约一万字，每周出一次）。尽管开始时有个别党员怀疑这种做法，有的甚至说在党刊上批评局的一些负责人会损害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但总支坚决把它出下去，而且号召所有党员同本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各种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总支还保证每个党员的正确批评都能得到结果。
“党内生活”出版了四期，党内生活显著地活跃起来。有些过去怕报复、怕得罪人的同志，经过思想斗争之后，终于把意见写出来或谈出来。有一个党员说，她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党对她的关心，支部生活对她如此富于教育意义。
与此同时，总支一方面帮助群众并给予领导，把工会建立起来，一方面动员全体党员协助行政负责人展开检查工作的运动。
当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行政上布置的检查工作一经展开之后，许多过去被掩盖的毛病暴露了出来，而个别党员（都是行政上的负责人）的对抗情绪也表现得更显著。例如，有的在受了批评之后，工作消极，心怀不满，到处发牢骚；有的在受到了正确的批评之后，不愿公开承认错误；有的对正在展开的检查运动，袖手旁观。根据上述情况，总支认为必须在负责的党员干部之间进一步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打通干部思想，帮助领导，否则党内民主生活就受到阻碍，检查工作运动就不可能深入和得不到健全的领导。
当去年十一月底机关党组决定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发动全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后，总支一方面在党内进行动员，号召全体党员保证三点：一、有贪污浪费行为的应该向党坦白并作思想检讨；二、检举所知的贪污浪费行为；三、认真帮助领导方面，务使运动获得充分胜利；另一方面，在征得机关党组同意后，又召开了总支扩大会议。机关党组和十六个处长一级的党员干部都参加。会上主要检讨局的领导，并对正副局长和副秘书长（都是党员）提意见，他们也都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次会一连开了七个整晚。开始有个别党员很激动，发言中夹带个人意气；但经过严肃的批评之后，会开得很好，参加会议的所有党员干部，对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有了准备，而且思想一致，充满信心。这次会的收获很大，远超过前年的整党。
因此，运动一开始，局的负责人便在全体动员大会上，在说明了运动的意义之后作了自我批评，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各部门负责人，也分别在各部门的全体会议上作了严肃的自我检讨。负责人以身作则，不但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消除了群众的顾虑。有一些人在负责人作了检讨之后，立即响应，坦白了自己的贪污行为。有一些人不但敢于检举别人，而且敢于在会上尖锐地批评局长们的不遵守制度和浪费行为。在运动的第三天，行政方面就收到了坦白、检举大小贪污行为的书面材料一百多件。
在运动中，总支和各支部进行了分工，都认真地和及时地批评、帮助一些表现不好的和不老实的党员。有两个贪污行为较严重的党员，在学习会上拒不坦白，最后终于在支部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之后，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贪污行为。总支一再向党员指出：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不但要和表现在经济工作上的贪污浪费行为作斗争，而且应该在思想上和自私自利的、损公利己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作斗争；不但要使党员，而且要使全体工作人员在运动中得到教育和改造。党必须把领导这种思想斗争的工作担负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贪污、浪费和改正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
十二月中旬，当技术、行政部门还在继续进行反贪污斗争的时候，编辑部门已结束了反贪污反浪费，进入反官僚主义的阶段。这个斗争，如果没有支部的领导，那是很难做好的。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当领导人思想作风有些毛病，部门的工作也有许多缺点，过去又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意见一直被积压下来，一旦民主生活开展，对领导人的意见就会提得特别多，虽然难免有些意见是偏激的、带私人意气的、不是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在这种情形下，支部就必须很好地掌握群众的思想情况，给予必要的说服和教育，把他们引导到正轨上来。这是一种很细致的思想工作，稍微不慎，不是给群众泼了冷水，就是做了群众的尾巴，给工作带来了损失。编辑部门的支部，在总支帮助下，从运动开始，就做了很艰苦的工作，开始是动员，中间是打通思想，而现在，还须发挥全体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共同来研究如何提高工作质量、消灭工作错误和加强上下之间相互之间的团结。
我们的总支从成立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现在本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还在继续中，估计今年一月中才能结束。这里说的只是总支在运动开始前后的一些工作。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决心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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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李德全部长在政务院第一百零七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全国的防疫工作，基本上是遵循着卫生工作的“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总方针，针对危害人民最大的二十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又选择其中威胁国防与经济建设最大的天花、鼠疫、霍乱作为重点防治目标而进行的。经过二十一个月的防疫工作，有几种烈性传染病，已显著的减少，并使灾区及二百余万治河民工中没有发生大的流行病。
为了预防历来常年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天花，两年来已在二亿余人口中种了牛痘。凡是认真推行种痘的地区天花一般是遏制了或减少了。如旅大、营口、秦皇岛、厦门、广州、北京等城市自去年五月以来没有发现过天花，如东北、内蒙、平原、河北、江西、陕西、福建、天津、武汉等地，今年天花发病人数平均约较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一九五二年计划再增加种痘两亿六千余万人，争取完成全国普种牛痘的工作。
在八个鼠疫流行中心地区，均设了鼠疫防治所，发动了群众捕鼠、灭蚤，争取能早期发现病人，并进行普遍的预防注射。因之去年在内蒙、东北、察蒙地区基本上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内蒙去年全年发病数只二十二人，约合一九四九年发病率的千分之一点三。今年一至六月全国鼠疫发病人数，仅为去年同期发病人数百分之二十二点七。这是由于南方的福建、广东、云南三个鼠疫地区，发病人数大大减少了，而浙江及江西的疫区，今年亦未发生鼠疫。察蒙已两年未发生鼠疫。今年全国鼠疫病人的病死率也由去年的百分之三六点七，减至百分之二六。今年计划进一步缩小疫区、减低发病率，以期控制鼠疫的流行。
霍乱自一八二○年传入中国后，历年均有流行，最后一次大流行是一九四六年，帝国主义国家某些学者并认为霍乱流行是有周期性的，三、五年必大流行一次。由于我们加强了交通检疫以防该病从国外传入；加强检验以求早期发现病人；有重点地进行饮水消毒，及改进环境卫生，以杜绝传染途径并进行早期预防注射，以增强免疫力；三年来未曾发现一个真性霍乱病人，在预防霍乱的同时，也收到预防伤寒与痢疾的效果。今后工作除加强预防注射外，将进一步从改进交通检疫。卫生检验、粪便处理、环境卫生工作着手，并大力开展开凿深井及保护水源运动，以期根绝霍乱的发生及减少伤寒、痢疾的发病。
上面是几种烈性传染病的防治情况。
在慢性传染病的防治方面，我们做了如下一些工作：一、对流行于黄河两岸，陇海铁路沿线的黑热病的防治。我们已建立了八个专业防治所，两年来治愈十一万余病人。今年并开始了改善环境卫生，喷射国产六六六，减少了该病传染媒介白蛉子的繁殖并捕杀了传染黑热病的狗，在苏北等地收到了减少病人的效果。二、为了防治日本住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成立了十八个防治站、所，正实验捕杀传染该病的钉螺，并为杀灭粪便中的虫卵，提倡三缸贮粪法。三、为了预防结核病，在八十二个城市的儿童中，已接种卡介苗计八十五万人。四、对性病的治疗，在北京、绥远、西安等三个已解放娼妓的城市中，为已解放了的妓女进行了性病防治。为了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性病防治工作，内蒙卫生部自去年起开始推行了逐旗的性病防治，在某些旗，已收到生育率上升的效果。中央卫生部派遣了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在甘肃、青海的藏、蒙族居住地区，治疗了十二万性病病人。北京大学医学院两年来均在暑期，由教授学生组织了抗梅队，深入绥蒙、内蒙草原，协助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对小儿各种传染病，也进行了一些预防工作；如麻疹过去由于许多群众缺乏护理知识，病死率很高，今年加强了宣传及防治工作，病死率由去年的百分之八·五，降到百分之五。
为预防斑疹伤寒、回归热，在灾区、治淮工地、国防的交通要道，重点地推行了群众性的灭蚤运动，遏止了这两种疾病的流行。
此外，如关于疟疾的防治，过去做得还不够，明年起拟在西南、中南、华东三区逐步做到普遍设立防疟站，开展防疟工作，对于流行性脑炎的防治，拟在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城市中，大力推行灭蚊运动，以遏制其流行。
为了保证防疫工作中的疫苗、血清的供应，恢复与扩大了六个生物制品所，并在中南区新建一所，西南区新建卡介苗实验所一所。生物制品的生产量较反动统治时期超过了十倍以上。
一年多以来，由于注重预防工作，减少了疾病的流行，因而使因疫病而死亡的人口大为减少，也就相对增加了工业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这证明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总结工作并布置今后工作，今年四月间曾召开了全国防疫专业会议，肯定了在今后数年内预防工作的主要内容；并肯定防疫工作，必须使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必须加强防疫人员的群众观点的教育；必须加强对群众宣传教育工作，使群众自觉自愿地参加防疫运动。只有这样，才能使防疫工作普遍和深入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政府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现在有些省县以下的政府领导干部，只把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于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似乎难以避免的“天灾”，如说：“这是没有把子的勺子”；也有认为“有病再请医生看，没有病不要找麻烦”。其实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致死的原因大都是可以预防的疾病。由于对防疫工作的了解不够，重视不足，也由于卫生人员向上级报告工作和反映情况不够，所以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缺乏有关卫生工作的报告，使中央难于及时掌握情况。如去年察哈尔阳高县麻疹流行已四个月，死了
一千多个小孩，道会门、特务更借此造谣活动，县及专署各级领导并未迅即上报，还是政法委员会派去的建政小组发现了群众灰心与恐慌的情绪，才反映到省及中央来。虽经中央派防疫队去制止了疫情，群众认为：“防疫队好，可是来的太晚了”。有些地方政府机关并把仅有的一些卫生人员派下乡去作征粮等工作，由于卫生基层组织尚未普遍的建立起来，只有依靠地方政府更多的重视防疫卫生工作才能收到较多的成效。希望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给中央的报告内，能有卫生工作一项，使中央能有更多机会了解人民健康状况，以便于指导卫生工作。
二十一个月的防疫工作，虽然有些成绩，但仍有缺点，工作也不够全面。比如只抓着了一些烈性传染病作重点，对其他传染病放松了。就以流行性脑炎来说，因为没有很好的接受去年的教训，致今年又在北京、天津、东北等地区流行。南方的疟疾，是威胁当地人民健康很大的流行病，我们还没有很好地作起防治工作来。就地域上说，只注意了常发病的疫区，忽视了散在的不常发病的地区。其次，在使防疫工作更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一点，做得还不够、不普遍，我们虽采取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门的医务人员来参加防疫工作，并鼓励医生下乡，两年来也有一些高级卫生人员，响应了号召。但在大城市中动员工作还作的不够，因此力量也就感到薄弱。此外，对于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旧医学的观点，也还作得不够，有些卫生领导干部，在扭转这个方向的工作中，表现了软弱无力，并有些拖延。这些缺点，今后应予以克服，以求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的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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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选择了悔过自新的道路
天津市公安局十一分局科员 徐惠梁
当我初听到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时候，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十二月二十日听了市长黄敬关于这个运动的动员报告的录音，更叫我沉不住气了。那天的天气虽然很冷，但是我越听越出汗。因为他在报告中对贪污分子的分析，每句话都打中了我内心的病根。
我今年三十六岁，从十九岁开始就做了伪警察，到天津解放时，我已够十四年的“老资格”。在这十四年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怎样为人民服务，只是白天黑夜盘算着怎样能发点财。当时我学会了一套贿上、欺下、勒索人民的方法。这套方法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非常通用，因此我的职业始终很牢靠，并且由警察升为巡官，由巡官又升为局员。虽说巡官和局员的薪水都不高，可是，我有办法；贪污、舞弊、敲诈、勒索我都是得心应手。所以我整天过着大吃、大喝、狂赌的腐化堕落生活。那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羞耻，反以为自己聪明、能干。
天津解放后，我被原薪留用。在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十一分局担任总务科科员、户政科科员。起初，我看见许多从农村里来的老干部生活都很艰苦，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傻气”。后来我开始学习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才知道他们不是“傻气”，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的革命理想。我当时对这个理想还不了解，每想到自己一个月的薪金抵得上几个老干部的包干费时，就有些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是摸不清人民政府将来要怎样安排我这样的旧人员，饭碗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所以我不得不偷偷地戒了酒、戒了赌。大概有半年多，我没敢再做贪赃枉法的事情。
可是，我并没有想把这十几年的老毛病根除，反把它当做宝贵的生活经验暂时保留起来，遇有机会或手头不富裕的时候，就想要用用它。先前还不敢做，后来我看饭碗保住了，领导同志对我很信任，又仗着自己的人情、地理熟悉，就想找机会试试。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分局修缮房屋时，我故意给某私营营造厂许多方便，从中受了四袋面和二万元的贿赂。这一次我觉得做得很干净，事后上级也没有检查过，就暗暗得意。同年年底，我又明目张胆地向被管制分子赵某借了十七万元，始终未还。以后我的贼胆就逐渐大了起来，先后共单独贪污、受贿五次，和别人伙同做过六次。因为我在贪污事情上费的心思比较多，所以对某些留用的老同事们的贪污新闻也知道的不少，不过我们都是互相包庇，见面时只是会心一笑。
听完黄市长的报告，我好像“大难临头”，思想就折腾起来。碰巧第二天我们开科务会议的时候，王科长又宣布上级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从一月起增加薪金的决定，我每月可增加二十斤小米。这时候，我心里更加难过。我想：目前国家财政并不富裕，政府还这样关心我们的生活，真可说是无微不至了。可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谁呢？还是去向人民坦白自首吧！但又转念：以后不再犯了就是，坦白出来，受到处分，岂不是自找苦吃！
二十三日是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吃完了午饭，看见自己的三个孩子偎着母亲有说有笑的情景，感到家里非常温暖，但心里也就更沉重。我老婆给我沏了一壶茶，我狂吸着旱烟叶，思想里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条路好走。第一条是坦白自首，听候处理。第二条是换上便衣去找那个营造厂的老板和赵某，和他们订一个“攻守同盟条约”，谁也不检举谁。可是，我再一考虑：自己是个人民警察，换上便衣到一个被管制分子家里去，被熟人看见了，不是更弄巧成拙吗？即使这个“同盟条约”订立了，干部、市民、工商界都要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你能保证人家不觉悟、不检举？不行，不行，第二条路是条死路。
那么只有第一条路了。黄敬市长不是说“对于自动坦白的应从轻处理，罪大者减罪，罪小者经过批评教育后免罪”吗？我再想一想：过去每次游行的时候，群众看见我们的队伍，都高喊：“向人民警察致敬！”他们致敬的是什么呢，难道向我这样的贪污分子致敬吗？假若我是个市民，看见像我这样的人民警察中的败类，一定也要愤恨的。因此我又想今天自动坦白出来，人民肯饶恕我，减轻对我的处分，也免不了到习艺所（属于天津市人民法院监狱）里去劳动改造。我去改造以后，家庭生活费用谁负担呢？孩子的教育问题谁管呢？这时候我的气色大概有些反常，我老婆就问我：“你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可是心里那份难过就别提了。
我接着往更深一层想：过去领导干部对忠诚坦白交代问题的人都采取了宽大的政策。就是对自己吧，解放后，不但留用，而且还不断地耐心教育。自己辜负了领导上的苦心，不但贪污，而且到领导上号召坦白时还想掩饰，欺骗领导，真是对不住政府的宽大政策。如果一旦被检举出来，罪过更大。再者，自己不坦白交代，也就是在思想上还没有跟一些坏分子脱离关系，失去了人民警察的立场，早晚是要从革命队伍里被清洗出去，那时候，老婆、孩子不用说了，自己的前途也就葬送了，更辜负了人民政府的改造和教育。想到这里，我下了决心：立刻去自首坦白吧，就是去习艺所也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我去找住在同院的侄子徐远焞，向他说明了我的打算。他很赞成。我就约他和我一起来动员我的老婆，结果我老婆也表示同意了。我又嘱托远焞在我进习艺所以后，叫他赶紧替我老婆找职业，并且托他将这事转达给我三哥、五弟，请他们暂时维持我的家庭生活。最后，我想到日后我老婆找到职业后，家里最小的孩子无人照顾，我打算把他交给岳母抚育。一切都安排停当，我留恋地抱起最小的孩子吻了吻，便匆匆地到分局去了。
因为是星期日晚上，我在局里找了半天，才找到王科长，我便一口气把解放以来自己所做的十来件贪污事情都坦白出来，并且尽我所知检举了四个贪污犯。交代清楚以后，我很紧张地注意看王科长的脸色，我捉摸他马上要去请示局长，或者叫人来把我监视起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并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这种悔过的精神很好，回去好好地休息吧！”这时，我才松了口气，把几天来背着的沉重包袱卸下了，回到家里，睡了一个很香甜的觉。
第二天，第十一分局全局人员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分局长叫我在这个会上公开报告。分局长和中共天津市十一区委员会书记在会上讲话时，号召有贪污行为的人要自动坦白，并且说：像徐惠梁这样自动坦白的人，一定会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会后，王科长又告诉我：要安心地回到科里去工作，在工作中立功赎罪。
现在看起来，我这第一条路是走对了。如果我当时一念之差，走上第二条路，和反革命分子、奸商们订立“同盟条约”，以后我的把柄就由他们掌握，他们就会再进一步要挟我，利用我，我不就要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吗？那么我不但对不起人民，而且也毁了自己。
想想自己的罪过，再想想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教育，真使我惭愧得无以自容。今后我决心把我从旧社会带来的老毛病、恶习气连根拔掉，安心工作，认真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警察，尽自己的能力多做工作，以补偿半生以来对人民的危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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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护文物保卫文物
吴晗
北京，我们的首都，是具有二千五百多年以至三千年历史的人口聚居地区，是具有八百年历史（假如从金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一一五三年——奠都燕京算起，到现在是七百九十九年。假如从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九三八年——升幽州为南京算起，应该是一千零十二年。）的古老都城。而今天，则已光荣地成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并滋长了优美的文化。我们的祖先——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地用创造性的劳动，在这里留下了文化艺术的不朽杰作。地面上具有历史的艺术价值的文物到处都是，埋藏在地下的，发见的已经很多，尚待发掘的必然更多。
所有地上和地下，已发见和尚待发掘的历史文物，都是我们伟大的勤劳的祖先劳动创造的最可贵的文化遗产。通过这些实物，加以系统的说明，科学的陈列，必然会使我们具体地感触到：我们伟大的祖先如何进行生产，如何改进技术，提高生产质量，如何建立居室、用具、创造文化、村落和城市，以至都城的建立，——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过程，而更加强了我们对首都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我们自己祖先斗争历史的热爱。
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十分珍视这些文化遗产的。两年以来，政务院曾经多次发布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执行中央的指示，过去在本市各级文物机构，特别是文化部文物局的紧密配合下，做了一些工作，有重点地修葺了一些地上的古建筑，有计划地发掘了一些古墓葬，开始着手整理了一批文物。去年七月间，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增设了文物调查组，现在进行文献的文物卡片编制和重点的实地调查工作。
我们要求全市人民，全市各级政府机构、部队、各人民团体，和我们一起，来进行爱护文物、保卫文物的工作。这就是留存在地面上的文物要保持其完整；特别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更应加意爱护。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一经发见，应立即报告文物调查组，加以科学的及时的处理。
同时，也应该指出：我们的文物整理工作，必须和首都的市政建设配合进行。一方面，北京是文化古城，对某些确有价值的历史的艺术的文物，必须有计划有分别地、特别是应该有重点地加以整理和保存。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北京今天是新中国的首都，五万万人民的首都必须建立为现代化的美丽都市，大规模的兴建工作，即将展开。对于某一些一般性的通常建筑，是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加以保存的，必须去掉发展的桎梏，必须反对那种无原则无重点的全面保存文物的庸俗看法。
在人民首都的建设过程中，地下的宝藏必将陆续发见，我们祖先的劳动成果，必然会完整地重新成为我们国家的财富。让我们一起来建设新首都，爱护和保卫有历史意义的旧文物，筹备建立北京市人民历史博物馆来纪念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以北京为首都这一伟大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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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模范——刘长禄
任迁乔 孙翰春 赵文渭 龚枚 陈其 彭彬 作
（一）刘长禄同志，现在是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干部学校的管理参谋。他在一九四五年参军，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开始当上士、管理伙食的时候，指导员对他说：“我们很相信你，但是，做经济工作是要很细致的，希望你弄清经济手续。”他牢牢记在了心里，就谨慎负责地把经济手续搞得很清楚。
（二）部队南下时，他认识到搞好伙食是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当部队行军住下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冒着大风雪跑到几十里以外的地区，去买价钱公道的菜和肉。所以当时他们连队的伙食，在全团来说是比较好的。
（三）他们连队不但伙食好，而且节约也很有成绩，仅在一九四七年冬，就节约了小麦两千斤、粗粮四千斤、柴一万九千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