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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05-29第3版面所有文章内容

山西农村支部展开竞赛加强领导爱国丰产运动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山西农村支部展开竞赛加强领导爱国丰产运动
山西各地农村支部正为加强对爱国丰产运动领导展开竞赛。四月六日,中共榆社大寨村支部和壶关十里村支部为领导好爱国丰产运动,向全省农村支部提出了竞赛的意见。各地农村支部立即纷纷响应。到上月底止,应战的已有壶关河西、流泽、东柏林、韩庄等五十九个村支部,左权丈八支部,长治苏店、南沟支部,武乡下广志、白家庄、冯家垴支部,榆社兰峪支部,沁水芦坡、董家山支部,临汾太涧支部,荣河中里庄支部,河津修仁支部,闻喜小寺头支部。这些支部里的干部、党员都热烈地参加了这一竞赛运动,要把爱国丰产运动领导好。在应战条件方面,大部把结合各种工作深入普及抗美援朝运动作为第一条。苏店支部提出:要为发动全村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教育而努力;通过这种教育,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白家庄支部提出:要把群众的爱国热情组织到爱国丰产运动中去。修仁支部要通过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制订爱国公约,以保证爱国丰产运动的展开。第二个特点是:各支部都能按照本村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要求,规定不同的方法、步骤,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丈八、苏店、白家庄、下广志等支部,要为实现今年丰产任务——每亩增加一斗至一斗半产粮而努力。太涧、修仁、中里庄、小寺头等支部,则提出保证夏季丰收及完成棉田播种任务而奋斗。老区农村支部都认识到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相结合是增加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各支部都注意了这一工作。新区则注意加强人民武装组织,镇压反革命活动,以保护群众的生产建设。第三个特点是:应战条件中还规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以保证竞赛计划的实现。此外,兰峪、白家庄、小寺头、苏店等支部还订出了各种工作制度,以健全党内生活,从组织上保证这一任务的实现。

应当重视大寨村等支部的竞赛运动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短评

  应当重视大寨村等支部的竞赛运动
中共榆社大寨村、壶关十里村等支部为领导好爱国丰产运动而发起的竞赛运动,是值得重视的。普遍推广这一竞赛运动,就可使已经展开爱国丰产运动的地区,得到党的基层组织的有力的保证;并可使没有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的地区,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
这些支部竞赛的主要内容,是十分注意对于群众的思想领导。因此,在这种支部领导下的丰产竞赛运动,就有了丰富的政治内容,使参加竞赛者知道“多收一斗粮食,就多增加国家一分力量”;因而把自己的经济活动与国家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参加了这一竞赛运动的支部和党员,将从这一运动中,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思想领导的重要。只有经过深入的思想领导,使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才能保证超过原定的增产计划,才能使群众进一步体会到党的领导的正确,才能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这对于我们的支部和党员说来,是一种最生动最丰富的教育!

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会议确定游牧区工作方针

第3版()
专栏:

  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会议
确定游牧区工作方针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曾于本月三日到十八日,在西宁市召开会议,讨论该省游牧地区的工作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游牧区各县中共县委会书记,青海省贸易、卫生、畜牧等部门有关的负责人。会议在总结一年来游牧区的工作之后,确定了今后游牧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为:开展游牧区的人民群众工作,进一步肃清游牧地区的反革命分子和惯匪,对游牧区各族人民积极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和积极推行区域自治。
青海省游牧区约占全省面积百分之八十六以上,包括玉树、囊谦、称多、都兰、海宴、兴海、共和、同德、同仁等县的全部或大部,有藏族,蒙族游牧人民约三十万。一年来,游牧区各县都曾召开过一次到三次民族联谊会或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特别是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一项。一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深入游牧地区,向藏、蒙牧民进行了多次访问和宣传,并调解了牧民各部落间的三百多件纠纷事件,惩办了若干混迹在少数民族中的特务惯匪。这样,各民族的团结加强了,游牧区的社会秩序也大体稳定了。特别是人民政府的医疗人员为牧民人、畜治病,贸易工作人员组织游牧区的物资交流,最受牧民的欢迎。牧民歌颂毛主席的歌声传遍整个草原。
会议认为:游牧区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各地工作的进展不平衡。目前游牧区应特别防范反革命分子钻进来从事破坏和挑拨民族团结的活动,应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并通过喇嘛和寺院对广大牧民进行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会议又认为:游牧区在今后各种工作中,应继续注意培养兄弟民族自己的干部,为推行区域自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会议建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在玉树、囊谦、称多、同仁、同德、兴海等藏族聚居的县份,建立包括各阶层参加的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同时、对共和、海宴、都兰等县民族杂居地区的联合政府加以充实。
(新华社)

西北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 密切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

第3版()
专栏:

  西北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
密切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
西北各省领导机关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已有很大成绩。截至今年三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两万二千余名,比半年前增加了四倍。其中新疆省有一万七千余名(占该省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弱),青海省有两千余名,甘肃省有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宁夏省有一千零五十名,西北区一级机关及西安市共有四十余名,现全区十六个少数民族中,均已有了自己民族的干部参加工作。
各兄弟民族干部在各级人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中,很多是主要负责干部或参与领导工作。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省人民政府的十六名正、副主席及一百一十七名委员中,就有少数民族人士五十五名。新疆省人民政府的三个正、副主席中有两个是维吾尔族,该省人民政府各厅处及所辖十个专区(包括八十个县、市)的领导干部中,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为各兄弟民族的干部。甘肃省临夏专区所属的六县一市中,有三个县的县长、两个县的副县长和一个市的市长是回族干部。青海、宁夏两省的三十五个县市中,回、藏、蒙等民族人士任县长或副县长的就有二十二人。各省人民政府并注意提拔各兄弟民族中的先进妇女参加领导工作。如新疆省和靖县县长为蒙族妇女西谋珍,青海省也有两名回族和藏族妇女担任乡长。
西北各级人民政府由于大量培养和使用了各兄弟民族干部,使政府在联系群众、深入工作与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都获得很大进展。如回族人民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一的甘肃固原县,在解放初期,回族人民与当地人民政府的关系不甚密切,后来上级政府提拔了一些回族干部参加工作,并委任回族干部罗明道担任了该县副县长,就迅速地改变了以前的情况,每天都有七、八位回族人民到县政府去反映情况,使该县领导机关及时顺利地解决了一些与回、汉人民有关的重要问题。青海省民和县二区一乡的回族、汉族人民,在该乡乡长马继胜(回族)领导下,曾协助人民政府先后捕获土匪特务三十余名,缴获了十五支枪。该省乐都县山城乡的藏族和汉族人民,多年来争夺喇嘛寺土地的承佃权,曾发生过三次械斗,解放后在藏族副乡长的调解下,现双方已经和好。宁夏省中宁县四区七乡,是回、汉民族人民杂居区。在解放前,他们为选举水利段长发生纠纷,经常打架斗殴。解放后,由于回族马广荣担任了乡长,现回、汉族人民的隔阂已消除,并在生产中互助合作。今年春耕开始,该乡回、汉人民就组织了四十多个变工组互助生产。
根据西北区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培养兄弟民族干部的有效办法,除努力办好民族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外,就是要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干部格外耐心培养、放手使用与具体指导。西北各地人民政府在吸收兄弟民族干部参加工作时,多数经过“交朋友”阶段,先解除他们的顾虑,启发他们的觉悟,然后逐步吸收到工作岗位上来。在工作中,大部分又采用了“带徒弟”方式,多告诉他们工作办法,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成绩时立即表扬,有缺点时耐心地教育,慎重而恰当地批评。同时,帮助他们在政治上提高;在学习上及生活上,也照顾他们的特殊情况,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许多兄弟民族干部得到了这样诚恳、细致的帮助后,进步很快。例如甘肃省清水县川王乡回族王占清,由于当地群众的拥护和领导机关的培养,从前年征粮工作中的村评议员被选为县农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区农会常务委员,不久便担任了乡长的职务。去年因他在征粮和争取土匪投诚工作中有成绩,又被该县干部会议评为模范乡长。
现在西北各省少数民族的专业干部与游牧区干部还很缺乏,已经提拔起来的行政干部也亟待提高。各省领导机关对上述情况已予重视。新疆省干部训练班中已设立了商业贸易、畜牧、司法、翻译等队,现有各民族青年一千二百余人参加学习。该省迪化专区并成立了奇(台)孚(远)木(垒河)三县哈萨克族干部训练班,专门培养牧区建政干部。青海省互助、民和、壶源、乐都等县,最近曾举办了为期半月的干部训练班,对于提高各兄弟民族干部的政策水平,帮助很大。
(新华社)

深夜,哪儿来得锣鼓响?

第3版()
专栏:

  深夜,哪儿来得锣鼓响?
红杨树
深夜里,是哪儿来的锣鼓响?
仔细听,
还有人喊口号,
还有人把歌唱。
好奇怪,好奇怪,
真叫我闷得慌!
你说是工人上工厂,
天还没有亮;
你说是战士们出早操,
也不会有这么早;
更不是孩子们上学校,
我们幸福的孩子呀,
正在那儿微笑着甜美地睡觉。
老房东披起衣裳来问我,
你看,我怎么会知道!
我正在纳闷正在想……
忽然间,南街的锣鼓也在响;
哦,东街也起了口号声,
嘿,西街也有人把歌唱。
呵,北京城呵北京城,
半夜里,怎么锣鼓四处响?
……让我开开门儿望。
我开开了门一道,
四邻八舍的门儿呀呀都开了;
我开开了门两道,
邻舍对我点头笑,
披衣裳站满行人道。
嘿,锣鼓敲,喊口号,
看那边,密层层的人们过来了。
……
嘿,这是什么队伍呵,
你说是老百姓,
里面有五星帽,绿军装;
你说是解放军,
列不成列,行不成行,
有带红领巾的少年队,
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大娘。
有的扭,有的唱,
口号声像打机关枪,
锣鼓一片响。
你看,前面有两个少年队员,
小辫儿游打着走得多忙。
“你们是乐什么啊?”
“嘿,你们还不知道咧,——
毛主席幸福的光芒,
照到了西藏;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千万人正迎接早晨的太阳。”
披衣裳的人们,
一阵鼓掌,一阵鼓掌,
也加入那队伍,
那队伍呵,
列不成列,行不成行,
又涌到了另一条街上。
二十八日早四时急草

湖南南部徭族人民参加抗美援朝行列

第3版()
专栏:

  湖南南部徭族人民参加抗美援朝行列
湖南省南部江华、永明、宁远、道县、东安等县已分别举行徭族人民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各县曾着重讨论了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及配合这一运动所进行的各项具体工作。
湖南省南部约有十万徭族人民聚居在江华等地区的山峦中。他们过去生活很苦,有许多徭民一辈子也没出过山。去冬以来,该地区人民政府曾结合各项工作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徭民地区举行的控诉会和座谈会有三百多次,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三十多次。各县、区人民政府还普遍召开了徭族人民代表会议,各县报告员并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各县与会代表运用回忆、诉苦等方式控诉了美蒋特务的罪行。他们一致认识到:不抗美援朝,就不能过好日子。他们并向各县的抗美援朝分会表示,返乡后保证积极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把带回去的宣传品分发给各家徭民,争取每个人都在关于拥护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上签名。江华县五区徭民在超额完成造林任务后,曾组织了二百四十多个护林小组,订立了护林公约。永明县渊口乡的代表,保证今年为该乡军人家属代耕的土地,要超过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
(新华社)

各民族人民热爱毛主席

第3版()
专栏:新疆通讯

  各民族人民热爱毛主席
在新疆省到处流行着这样的民歌:
“领袖毛泽东拯救我们,
我们永远不忘你的恩情,
在你的道路上前进,
打击敌人。
万岁毛泽东,
我们的亲人!”
——新疆哈萨克族民歌
“党的领导者是毛泽东。
毛泽东像太阳放光明;
我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毛泽东的眼睛在看顾我们。
我们敬祝领袖毛泽东万岁,
天长地久像日月照耀人民。”
——新疆俄罗斯族民歌
在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上,在祖国极北边疆阿尔泰山脚下,天边的各民族儿童们还唱着《东方红》和《走,跟着毛泽东走!》的歌曲。
是什么力量培植了这种伟大的情感呢?远在一九三五年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不避艰难困苦,英勇地走完雪山草地后,西路军一部又踏着茫茫的积雪,经过祁连山进入新疆省。他们和以后到新疆发动后方各民族人民支持抗日前线、领导新疆人民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就给各民族人民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
现在遍布新疆省各地的各民族干部,有的常会语意深长地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林基路(原新疆学院教务长,后为盛世才匪徒杀害)的学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他们指明了什么是祖国和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新疆解放后,新疆日报印刷厂的工友刘玉瑞,拿出他保存了六年之久的毛主席照片的铜版说:“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统治,割不断工人热爱毛主席的心。”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各种措施,使去年该省粮食的产量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强,皮棉增产百分之六。乾德县三道坝贫农高培元,在去年秋收后,曾以两石大米换了全家十二口人穿的新衣,还增添了新被褥。这是高培元家从来没有过的喜事。
各民族人民是空前团结起来了。去年五月间,风沙填塞了吐鲁番县的五十八个坎井(地下水渠),该县各民族人民即一齐动手挖井。第一区第一乡共有五个坎井。其中有四个井是回民的,但挖井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维吾尔族人。回族同胞穆沙感动地说:“过去我们两族人民经常打架,现在共产党来了,我们已经成了一家人。”
新疆省各级人民政府正确地执行了等价交换的贸易政策,使农业、畜牧品的价格比以前大为提高。前年十二月迪化市的一匹青斜纹布可换小麦两千一百一十三市斤,或羊毛四百零二市斤强。去年十二月每匹青斜纹布仅能换小麦二百零四市斤强,或羊毛四十三市斤强。去年国营贸易公司将羊毛由每百斤折换一块半砖茶提至三块半,每百张羊皮也由折换八块砖茶提至二十四块,使牧民生活得到初步的改善。城市的工商业也有了发展。据三十七个县市的统计,在解放初期共有工商户五万三千零九十一家,去年十一月底,已增至五万六千八百零七户。
驻新疆省各地的人民解放军积极帮助各民族人民治病和兴修水利,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称颂和感激。迪化市回族妇女在春节中,曾以她们习俗只赠给出远门的丈夫、儿子的礼物“香包”,赠给人民军队的战士。
南疆各民族人民还有一件感激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事情,就是关于修筑巴楚县著名的红海水库的故事。这水库是一九四三年在该县县长李志良(中共党员)的主持下修筑的,它供给着居住在缺水的大戈壁上人民的灌溉和饮用。自盛世才匪徒把中国共产党人投入监狱后,红海的水源就被地主恶霸霸占了。地主恶霸在这里经营了七十余盘水磨,把水白白放到戈壁滩上,致使水库逐渐干涸。巴楚县的农民又重回到“用眼泪浇地的岁月”,他们只有储蓄冬季的冰雪作为饮料,因而有许多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家园向外县逃荒。去年年初,人民解放军某部将红海水库重行整修后,并协同地方人民政府向经营水磨的地主说理,规定农民用水时,地主不准开水磨。巴楚县各民族人民说:“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活;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活不了!”过去逃荒外县的农民也纷纷重返故乡。
(新华社)

活菩萨与红太阳

第3版()
专栏:川西通讯

  活菩萨与红太阳
本报特约记者 叶厥孙
在川西行政区松潘、懋功、理县、茂县、汶川、靖化六县,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藏、回、羌等民族。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些民族中间,多方进行挑拨离间,搜刮抢劫,使这些少数民族一直过着极原始的牛马生活。今天,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这些少数民族已摆脱了反动统治的枷锁,开始以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参加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工作。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单从茂县、理县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的情况来谈,种植鸦片烟的土地,占所有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吸食鸦片烟的人数,约占成年人的十分之八、九。而且他们种植的鸦片,每到成熟时期,即为蒋匪帮爪牙们掠夺去贩卖谋利。而少数民族弟兄们都贫困得没有粮食吃。除了贫困、饥饿之外,在这些地区还有陈建侯、郭子南等土匪,时常打家劫舍。在藏族居住的苦寒的汶川卧龙乡一带,在土匪的掠劫下,陷于时刻都得提心吊胆的恐怖状态。可是,“土匪固然很凶,其阴险狡诈却还赶不上国民党反动政府!”藏族人欧尔孝这样说。国民党反动派政府一方面用挑拨离间手段,使各少数民族间时常发生械斗。同时,又利用这种械斗,向双方索取金银财帛。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黑暗统治的零星片断的状况。
“今天出了太阳啦!”欧尔孝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我们深山里,我们才有了出头的日子。我们少数民族把毛主席、人民政府比做‘活菩萨’与‘红太阳’”。解放军已把金喇嘛(藏族)村子里的土匪全部肃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人民政府已补足他们不够的粮食,贷给种子。“打官司”时再也不必花钱,并且大家都还可以坐着客客气气地讲道理。在松潘十三年来未能解决的私仇悬案,经过启发教育后,已经圆满地解决。曾经死伤二百多人的阿坝黑水等地的械斗,也从此冰消;双方并且都能用自我批评的方式,打消过去的隔阂。以往互不通行的地方,今天可以畅通无阻。少数民族参加了政府工作,担任正副县长者三人,科长、区长九人,其他一般工作干部五十二人。各民族间的民主联合政府已经建立起来。
土产公司在当地收购皮毛、虫草、羌活、平贝等约值四亿元的土产、特产,并供应了约值十四亿五千多万元的茶、盐、油、布等日用必需品,人民银行贷放耕牛、农具、口粮等各种贷款一亿二千多万元。一年来,由于贸易工作的推进,已使贫困的山区,开始活跃起来。一九五○年上半年的税收不过三亿元,而下半年即增至二十多亿元。由于经济工作的开展,文化工作也开始发展起来,最近还设立了三所少数民族学校,使儿童及青年得到了求学的机会。
因为在政治上的得到解放,和在经济生活上一天天得到改善,少数民族心目中的毛主席,确已成为多年来朝夕梦想的“活菩萨”与“红太阳”。茂县蚤陵一带的羌族人民,在今年春节中组织了一千多人,从百余里以外,进城去慰劳解放军;同时还组织了一千多头毛牛,协助政府将二十四万斤粮食,越过拔海四千公尺的大雪山,运到三百六十里以外的目的地。在剿匪工作中,藏族、羌族人民都与政府密切配合,使汶川一带的匪徒逐步肃清,使匪首杨达山等俯首就擒。
在成都新玉沙街一座占地四十多亩的大建筑里,已成立了西南民族学院。几百个苗、藏、回、羌、彝等少数民族的青年子弟,已能在宽广美丽的校园里,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红太阳已开始普照到西南边疆的每一角落,给少数民族兄弟带来了无限光明与幸福!

武训的真面目——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

第3版()
专栏:

  武训的真面目
——评《武训传》影片、武训以及孙瑜先生的检讨
丁曼公
影片《武训传》的编导者孙瑜先生所作《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一文(见本月二十六日本报第三版)中说:“无论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的实践却证明了《武训传》对观众起了模糊革命思想的反作用。”这个意思就是企图引起读者和观众的一种糊涂观念,以为作者的“主观愿望”是革命的,只是影片发生了“反作用”。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作者的主观愿望不能离开他的创作的客观实践来说明,这是最起码的理论常识。《武训传》影片的编导者的主观愿望,已经在影片中表现出来了;影片所发生的作用,决不是与作者主观愿望相反的“反作用”,而正是作者主观愿望所必然产生的正作用。这正如武训的主观愿望,已经从他一生的历史事实中全部表现出来一样。
在《武训传》影片的主题歌中,作者对自己的主观愿望和指导思想不是已经作了充分的说明了吗?作者除了叹息“世风何薄,大陆日沉”,表示了对中国人民的绝望和诅咒以外,对于武训并无半个可以“算是批评了他”的字句。相反的,作者在这个歌词和其他许多文字中,都不顾一切地集中了所有的革命词汇,把武训歌颂为人世间最伟大的人物。
由于作者的这种思想支配与贯穿了全部影片,于是影片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刻划,就充满了不堪容忍的污蔑人民、污蔑革命、污蔑历史的恶劣形象,通过这一切形象就给予观众以极大的毒害。
为了达到作者的主观目的,影片编导的手法,极尽了歪曲与夸大渲染之能事。他甚至不惜捏造了周大这样的人物,硬把武训和太平天国拉扯到一起,构成“一文一武”分头进行革命的违背历史真实性的故事;并且极端歪曲地把太平军描绘成杀人放火的一群,用他们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来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来宣扬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屈膝投降的可耻行为。影片假托一个梦境,把武训“行乞兴学”的迷梦神圣化起来,把“无自由由于无文化,有文化就是有自由”的荒谬公式艺术化起来;又用许多特写的镜头,拿“不倒翁”来代表所谓“韧性的革命战斗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影片中的发展,就是那一连串跪倒、磕头、爬行和承受拳打、脚踢等一切凌辱的“苦行”。作者企图将这极端反动的一切都说成是革命的,这难道还可以容忍吗?
有人说:《武训传》影片是要不得的;但是,历史上的武训和银幕上的武训却大不一样,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对于社会的功绩是不应该抹杀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武训传》影片和武训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影片把武训装扮成了一个为武训所梦想不到的“革命者”,其流毒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武训,无疑是满清统治者用来欺骗人民的工具。他在本质上是属于反动的封建阶级的人物,而决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他老早就投靠了封建统治阶级,而背离了劳动人民。地主李老辫对待武训是骂、打、骗,不把他当人;但其结果,不是激起武训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而是造成了他向地主阶级的投降。武训从那时起,就死求百赖地跪倒在地主阶级的门前,爬、爬、爬,一直爬到封建统治者的庙堂上去了。
当时山东馆陶县塔头村有一个三品衔的武进士娄峻岭,堂邑县柳林镇又有一个进士杨树芳,这两个人都是当地当权的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比起李老辫那个地主来,势力就大得多了。武训受了地主李老辫的欺侮之后,却找到了这两个比李老辫更大的地主,跪在他们的面前,苦苦哀求,依附于他们的势力之下;并且经过他们,进一步投入了整个豪绅地主阶级和满清统治者的怀抱里去。这是武训的全部历史发展的关键,从这里才能看出武训的真面目。
据满清光绪十四年(公历一八八八年)山东堂邑县署“为行乞兴学义民武训请旌底案”中所附陈代卿作《武七传》称:
“武七……梦人语之曰:汝一生困苦,无大享受,能创建义学,方有
转机。既寤,述所梦于柳林岁贡杨树芳,杨曰:义学非可赤手办,汝后有
钱交我存,决不汝负,母听非人言,一误再误也。”
贾品重所作“武善士训墓志铭”也说:
“始则馆陶武进士崇山娄公生息之力居多;后则堂邑岁进士模民杨公
筹划之劳尤巨。”
这就证明武训的“事业”,不但是以封建高利贷剥削为基础的,而且一开始就是与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当权派相勾结,得到他们全力支持的。
以杨树芳等为首的富豪耆绅们,不独帮助武训,“多方劝募,筹办义学”;并且联名请求满清朝廷给武训以“旌奖”。由于他们的推荐,堂邑知县郭春煦曾亲自访问过武训,赠给十两银子,并向巡抚衙门呈请转奏。这个巡抚不是别人,正是屠杀太平天国和捻党起义人民的刽子手张曜。据“山东通志”所载,张曜号朗斋,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浙江上虞。他于咸丰初年,在河南“带勇剿贼”(按即指与太平军作战),“屡立奇功”,曾被“擢为河南布政使”;同治初年,“官拜总兵,会剿张总愚股捻,临邑济阳之役,歼毙悍贼万余”;后任“广东陆路提督”、“广西巡抚加尚书衔”。这个刽子手就任山东巡抚之后,继续大肆屠杀捻党起义群众。武训却得到了他的赏识,被召见于济南的巡抚衙门。张曜赏了武训二百两库银,又给他一本黄绫的化缘簿,上面钤了巡抚的官印,使武训可以毫无困难地到处募捐。随后满清朝廷根据张曜的奏折,封武训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的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死后,又由另一个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他立祠祭祀。
武训就是这样爬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这是多么丑恶的历史呀!歌颂武训的人们,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却为什么要百般遮盖,歪曲历史呢?这样的歪曲历史是可以容忍的吗?绝对不能!我们一定要正视历史,无情地揭露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的无耻行为。
我说武训出卖劳动阶级以求荣,这决不是过火的。这从封建主义者赞颂武训的文词中,完全可以得到有力的反证。贾品重所撰《武善士训墓志铭》中有这样的一段: “夫坚持乎求荣之业,而能致己于荣者,天所不得不荣之也,顺天者也。广阔乎求荣之途,而能致人于荣者,天又不忍不荣之也,胜天者也。然后叹天之报施善人,果不爽也。”
这是反动阶级对于武训的“盖棺论定”。他们称赞武训的“顺天”“求荣”,难道不足以证明武训出卖劳动人民,投降封建统治阶级的不可宽恕的罪恶吗?
有人说:武训生在那样黑暗的社会,没有人领导他,因此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走错了路,是可以原谅的。这样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公道”,其实是不合事实的无聊的辩解。
在满清黑暗统治下的咸丰四年,即公历一八五四年,武训十六岁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军队攻克了青州城,北渡黄河,在武训的家乡堂邑及附近的临清、高唐等县活动,太平军并驻守高唐县城达半年之久,武训为什么都置之不闻不问呢?以后捻军起义,又在整个山东掀起了农民武装斗争,武训已三十几岁了,为什么他还是置之不闻不问呢?很显然的,武训根本不是站在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因此,他和太平军、捻军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武训是站到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去,听命于地主阶级,接受地主阶级的领导,极力麻痹农民的斗争意志,这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掩饰呢?
光绪年间出版的张清所作的《山东堂邑乞人武训兴学俗话传》叙明武训兴学的动机是:
“一人不学一人穷,人人不学人人穷,往后来看,穷人多了,什么做贼、诓骗、劫夺都能做出来了。到了这时候,有钱的过着也不安稳,穷的也不知死活了。”
清楚得很,武训所忧虑的就是地主统治阶级“过得不安稳”,害怕“穷人”造反。因此他死心塌地奴颜婢膝地投靠于封建统治者,与豪绅地主合作,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有意识、有计划地充当了满清皇家御用的走卒。据《堂邑县志》载称:“(武训)自弱冠失恃后,即委家事于其兄,而以兴学为己任。”武训的兴学计划与封建统治者的反革命政策恰相符合,同时他的“苦行”又是欺骗落后群众的最好形式。这就无怪乎从西太后到蒋介石,一脉相承的反动统治者都把他当作最廉价的工具了。
如果不是依靠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势力,武训的“义学”决难举办是可以肯定的。武训最初筹办义学的经费是他和他的哥哥分家所得的三亩地,变卖了一百二十吊钱。他自己最初“行乞”的积蓄,有的说是六吊钱,有的说是九十吊。两项合计不过一百二十六吊或二百一十吊钱。他用这一笔资金,高利放贷,剥削地租,无所不为。据山东通志载:“(武训)得钱辄寄诸富家,岁以三分计息,铢积寸累,遂至巨万。”武训自己也承认“存本钱,生利钱,兴义学,没心烦。”“穷的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他的钱多了,就买田地。仅在柳林镇一处,武训竟占有了二百三十亩地,每年收租达三百六十八吊。这已足以证明武训实际上是豪绅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残酷地吮吸着农民的脂膏,来为豪绅地主阶级宣扬封建文化,培养大小奴才。而这一切作为,武训是一律听从豪绅地主杨树芳之流的指挥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武训设学……宅舍经费惟备,倩人董理,己绝不过问。”不但不过问,他甚至在开学的时候,如《清史稿》所述:“具盛馔飨师,七屏立门外,俟讌罢,啜其余,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他之所以一直在表面上保持要饭的样子,无疑地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需要这么一个奴才头子作模楷的原故。
实际上一切反动宣传家所称道的武训之所谓“孝义”和“苦行”,不但在本质上是极端反动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非常虚伪的。据臧克家作《武训先生的义学症》一文中说他“不管见了谁,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口就要钱。他为人推磨,人家看不见时,偷向口里掩(吞)面,这样可以省了吃自己的饭。不幸被人家发觉,他也会陪笑的说:不提防时驴还叉(用口猛掠)口面呢!其实日子久了,他的这个小毛病早成公开的了。”当武训的母亲死了的时候,他的哥哥叫他回家守灵,他的回答是:“回家守灵可以,我哭一声,你得给我一百钱。”请问崇拜武训的人们,这就是你们所称道的“孝义”吗?这就是“苦行”吗?为什么你们对这些事实一点也不敢提呢?崇拜武训者不敢提起的事实太多了,诸如武训做媒,几乎包办了乡间男女的婚姻;做田房交易,从中取利。但是,这些无一不是有案可查的,谁能够掩盖得了呢?
过去的反动统治者,从西太后到蒋介石,对于武训备极赞扬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武训是属于他们一伙的,是封建帝王的御用走卒,是反动统治者最能欺骗人民而又最廉价的工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梁启超到陶行知,也许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成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资本贫乏的状况,也还不算什么奇怪。最可怪的是在今天我国的思想界,对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竟然完全丧失了政治警觉性;甚至还有一些人,在发现了错误之后,仍然不肯老老实实地进行研究与检讨,而以粗枝大叶或口是心非的态度来敷衍搪塞,这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因此,继续展开对于《武训传》的批判与讨论,仍然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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