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古来便崇尚和平,信奉“和为贵”,信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信奉“求同存异”。我们从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愿意结交天下朋友,并且以诚相待。
然而,世上总是有些国家不愿意与邻为和,与人平等交往。中国曾经遭受过别人的侵略,自唐朝中国将日本击败后,我们的先辈又被迫进行了数次反侵略战争,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是那场为国人所熟知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越南本为中国藩属国,新中国成立后,对他们的各种援助更是无以复加,从粮食,到工程建设,再到各种武器装备,应有尽有,价值200亿美元。 当年我们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援助越南的革命事业,帮助他们统一南北,帮助他们赶跑法国、美国侵略者。
我们没想过让他们知恩图报,更没想到这个昔日的同志加兄弟的国家,有一天会掉转枪口打我们。这段如鲠在喉的历史,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梳理一下。
忆往昔:同志友谊深,兄弟情义浓
1950年1月,新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二年,越南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周总理,称赞中国的承认,对越南来说是“极大的光荣”,并将1月18日作为其“外交胜利纪念日”。
1961年7月,越共中央领导人胡志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著名的《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而作》的文章,他回顾了中越友好的历史,特别是我党对越共的大力支持,对越南人民的关爱,他由衷地赞叹道:
“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那真是:恩深、义重、情长。中越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如果不了解新中国对越南究竟进行了什么样的援助,那你就无法理解胡志明的这番话。从1950年起,新中国成立仅一年时间,我们便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了军事援助。至1974年,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有213.8万支(挺)枪,各种炮7万余门,枪弹12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运输车320辆,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仅军事援助,就折合人民币42.6亿元(当时价)。
我们不仅自己援助越南,还无偿地帮助转运苏联、东欧国家给予越南的军事物资百万吨,免收过境运费近亿元。
出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的情谊,我们帮助越南,完全是出于无私之心,就连新任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在1977年也不得不表示:
“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将永远十分珍视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这看似温情脉脉的话语,声音刚刚落地,越南当局就开始在其军民当中,以所谓“教育提纲”的形式,或明或暗地宣扬“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而这里的“敌人”,很明显就是指我国。此时,是1978年7月。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支持下,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侵犯。他们大量的武装部队公然推倒界碑,在我国境内埋设地雷,修筑工事,杀害我军民,抢掠我财物,半年多的时间,这种侵略挑衅就达700余次,诸如浦念岭、庭毫山这类严重的侵略事件,就多达数次。
为了防止中越边界形势进一步恶化,最初我们严格恪守着纪律:对入境挑衅的越方人员进行说服劝阻,不对骂,不对打,绝不开枪动武。但是,这种善良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对方的醒悟与尊重,反而令越南人更加嚣张,他们认为我们是软弱的,不敢动他们,因为他们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因为他们认为背靠苏联,便有了足够的实力。
曾经胡志明充满深情地“同志加兄弟”般地表白,曾经黎笋的那番“感恩”表态,犹言在昨,却被越南人绝决地抛在九霄云外。
1978年9月,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年11月,苏联与越南当局签订了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公开支持越南在印支半岛的扩张。有了苏联的撑腰,越南的胆子越来越大,不但在陆地边境侵略中国,还完全推翻胡志明在世时对我国南海诸岛的主权承认,公然宣布将我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并出兵占领部分南沙群岛岛屿,并幻想建立起印支联邦,将柬埔寨全境、老挝全境囊括进他越南版图内。
面对越南的猖狂,我军民怒火中烧,攥紧拳头,强烈希望我们能够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白眼狼”。
1979年中美建交,邓公随后了访美,被问及中国对越政策时,作为军事家、政治家的邓公,胸有成竹地说:
“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了。”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事实上,我们的大军已经严阵以待,只等一声军令下达。
1979年1月18日、2月10日、2月16日,我方一再警告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完全停止一切武装挑衅、袭击和杀害活动”,但这些警告如同对牛弹琴,毫无作用,越南人对来自我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人不犯我,人不犯我;人若犯人,我必犯人”,有道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我们的反击战终于在2月17日打响了。
凌晨时分,我军的广西、云南边防部队从两个方向,对入侵的越军发起攻击。广西边防军采取南北对进方式,在22日完成对越南重镇高平的包围。激战至25日,我军攻占高平。而云南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后,右翼部队强渡红河,歼灭守敌,左右两路大军完成对老街地区的合围。
3月4日,浴血奋战后,我军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的边防重镇谅山,距河内仅130公里。此时,河内通道上已再无险要的关隘。战斗过程中,看着越南人将我国曾经援助的粮食用来堆放掩体,摆放在阵地上,看着越南人的阵地上满是我国曾经援助的武器时,我军战士怒火中烧,悲愤异常,可是,愤怒归愤怒,我军在战斗中,并没有采取滥杀无辜的报复行为,只是摧毁越南人的军事目标,消灭敢于反抗的军事人员,对于受伤失去作战能力、投降者,以及普通百姓,拥有着优良传统的我军从不伤害他们,反而救助他们,即使是在他们的市镇里,我军也不擅入越南人的房屋。但越南人往往装成普通百姓,伺机对我军进行袭击,造成我军不少伤亡。
越南当局惊恐万分,河内的越南市民开始南逃,越共急忙向苏联求救,但苏联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救援,只是放了几篇空炮文章以示支持。
越共已拟定好“河内不保,南撤游击”的方针,只待城破那一刻的到来。
出乎所有国家的意料,3月5日起,我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此举令越共更加难以理解。其实,作为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们从不侵略别国领土,对他们给予打击,只是对越南的侵略行为施加的教训。正如新华社当时发布的声明: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与安定的边界。”
可是我们这份善良的心愿,并没有得到丝毫友好的回应,反倒是越南的狼子野心进一步增强。
就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越南的当天,越共当局就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身体健康者,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自卫队。
越方狼性未减,再次占领边境线上骑线点,公然恢复军事设施,重燃战争冲突。为了保卫我国领土,保护边境附近群众的安全,我方部队开始了新一轮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
我边防部队先后在云南、广西的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重要地区,无数次打退越军的侵略。1980年5月5日,广西边防部队对占领法卡山的越军实施猛烈反击,收复法卡山,并进行持久的法卡山保卫战。
5月7日,云南边防部队对侵占扣林山的越军实施打击,当天收复扣林山,此后六十多天时间内,我军击退越军的疯狂反扑192次之多,将阵地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
1984年4月2日,云南边防部队发动收复老山、者阴山战役,双方展开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均付出重大伤亡代价。至5月15日,我军先后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将越南侵略占领的我国领土全部收复。
但事情远未结束,战争依然持续,从1984年5月中旬,至1989年10月止,我军在老山等地区英勇顽强地组织防御,先后粉碎越军7次师团规模的进攻,以及多达1700余次的武装袭击。五年多时间里,我军与越南人在上述地区进行反复争夺,不少阵地是数次易手,白天失去,晚上夺回,头一天失去,第二天组织反攻,再次收复。如此惨烈的拉锯战,在重创敌人的同时,我军伤亡也很大。
客观地讲,越南人从四十年代起,就一直在战火中生活着,直至1975年美军从越南撤军。数十年间,几乎在不间断地经受着战火淬炼,使得越军具备极强的实战能力,这一点也使我军在对越反击战中吃了大亏。
尽管如此,越南人还是忘记了中国有句古话:“国虽大,好战必亡。”大国尚且经不住战争的持久消耗,更何况以越南那一隅之地,一方人口,不是和平与建设,为眼前之利,不惜与中国相抗发动战争,无异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九十年代初,随着苏联的玩完,越南彻底失去了军事援助,没有了靠山,与此同时,其国内经济趋于崩溃。面对窘境,越共只得放弃战争对抗,与我国寻求和解。
对越自卫反击战,虽以我方胜利告终,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战争的硝烟散去,但红色警戒却仍然不能解除,对于曾经咬过我们的狗,我们务必要保持警惕。
这场三十余年前的战争,留给我们的思考仍然没有中断:小小的越南,为什么会决然地侵略我国?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战争的后果吗?苏联的支持,是他们侵略我国的唯一胆气所在吗?我们的对外援助之路,该怎么走?“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在综合国力日渐强大后,我们是否还要像过去那样隐忍?对于侵略者,我们是否可以早一点亮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