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6是我国研制的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一共生产了5200架，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别看歼-6战斗机外表看上去非常简单，当年制造歼-6的时候，可是困难重重，我们国家耗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彻底搞定歼-6战斗机。
从1958年3月开始，中国航空工业厂所协同努力进行歼-6飞机的试制。全国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热潮。“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老英国”成为了当时的主流思潮。中国航空工业也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开始了超音速战斗机的仿制试制工作。但试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大跃进”热潮冲昏了人们的头脑，生产计划眼高手低。目标是“多快好省”的“成果”，实际上收获的是“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苦果”。在这个阶段，歼6试制过程苦不堪言。
当年引进的米格-19P战斗机最初并没有被命名为歼6，而是按照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述，被命名为东风-103战斗机。东风-103战斗机虽然在1958年12月用苏联提供的组件组装起来，并试飞成功，但是由于很多客观原因，并不具有批量生产的条件。特别是当时并没有引进飞机的工艺规程，厂里的苏联专家也曾经督促尽快引进工艺规程。但在当时斗志高昂的“大跃进”精神鼓舞下，中国科技人员认为没有规程完全可以自己编写，这导致批量生产之后就遇到了许多问题。
1958年9月，在飞机还没有首飞的情况下，空军就要求沈飞在1959年4月前交付40架东风-103战斗机，后来又要求在1959年8月交付75架。但当时沈飞厂里缺钢材520吨、铅缺100吨、锌缺130吨、锑缺90吨等。在这种情况下，沈飞厂采用有材料的零件先干、多干，没材料的零件不干的方法，严重破坏了有计划、成套、均衡生产的规律。这样搞生产，有的零件已经够400架飞机用仍在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而有的零件却一件也没有造出来，导致飞机缺零件不能交付。这种混乱的管理，让飞机厂成了“养鸡场”。最终的结果是，1961年东风-103战斗机被要求停产，从未交付过部队！
同样的问题出在仿制米格-19S战斗机的东风-102战斗机上。1958年6月，上级要求沈飞改型设计生产米格-19S战斗机，以满足空军对白天型战斗机的急需。为了争取时间，沈飞在没有引进米格-19S战斗机图样的情况下，由厂设计科在东风-103战斗机的基础上，参照米格-19S样机，自行改型设计东风-102战斗机。东风-102战斗机从论证到完成设计工作仅仅用了5个月，对比一下F-35战机，美国联合其他8个国家一起研究，足足耗时了半个世纪。
而东风-102战斗机如此短暂的工时投入，导致了一箩筐的后遗症，当时为了赶时间，材料复检制度被取消，许多不符合规范的零部件被装上了飞机。比如一份报告指出，抚顺钢厂提供的62炉批钢材，不合格的有16炉批，混料不能用的有19炉批，占总数的56%，浪费180多万工时，相当于新造60多架新飞机的工作量。另外，由于东风-102战斗机是在米格-19S样机基础上改进设计的，而且改动不大，在快速试制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进行静力试验，结果当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工厂再进行质量整改时，东风-102飞机的静力试验居然失败了。
除了飞机的试制外，在飞机批量生产中，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翻番运动中，沈飞所在的辽宁省提出了“翻两番不够格，三四番是中游，五六番以上是红旗”的目标。沈飞自己的目标是1959年产值翻6番，到最后落实到生产小组，更加离谱了，有的小组居然提出了要翻30番。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8月19日，上级发出了《航空工业质量第一的口号不应再提的通知》，简单说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再追求高产，然而当时的工厂普遍追求高产而不求质量。这种误读，导致了沈飞生产质量下滑得像垂直过山车一样，而且惯性很大，直到后期质量整顿也没有遏制住混乱局面，组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黑镜头”。
歼-6战斗机是机身表面是铝合金的，大部分歼-6没有涂装，保持着铝合金的原色，这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保障成本，另一方面在核战争条件下，铝合金原色可以减少核爆炸热辐射的吸收，降低核爆炸的破坏。
沈飞铸造车间镁合金氧化小组，竟然错误地把氧化工作由四道工序改为两道，由2小时减少到了10分钟。该小组11月初的产量翻了17番，至12月中旬竟然翻了37番。沈飞标准件车间提出了“明年元旦翻五番，迎接新春翻八番，‘五一’献礼十番见，庆祝国庆十三番……定让卫星飞上天”的夸张口号。到了1959年1月，沈飞为了生产开门红，连续搞“卫星活动”,试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表面上，产量急速翻番，本质却是偷工减料，省略必要的工艺流程，飞机质量漏洞百出。
1960年11月21日，召开了沈阳军工厂领导干部会议，要求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样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从1961年1月到8月，沈飞、黎明厂开始长达8个月的停产整顿，严格按照苏联图样重新试制歼-6，确保质量过关，并返修大量不能出厂的飞机，做到了有错必纠，扎实整改。这样，直到1963年底，中国自行试制的第一架歼-6战斗机才真正交付部队使用。
在人们普遍认为沈飞和歼-6步入正轨的时候，好景不长，飞机制造又出现了更大的失误，导致工厂要靠贷款过日子。1966年严重影响了歼-6的正常生产秩序，使生产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飞机生产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总工程师领导下的“四师一长”管理层，以及下属生产技术管理科室被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生产指挥组。不仅人的力量严重不足，该管的工作无人管，而且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当时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以“工人师傅意见”或“三结合讨论”为借口，随意更改设计图样，违反工艺纪律，不按工艺规范操作，随便改变生产工序，少装零件等都很普遍。更严重的是，取消了检验机构，将其看成是管、卡、压的活阎王，直接导致了质量无人把关。有这样一个怪异的例子，当时沈飞装配完飞机之后，居然还插着螺丝刀、顶把、钻头，飞机就带着这些工具一起飞上天。
珍宝岛事件后，全国整军备战。质量问题越发严重。沈飞按照样机状态投产200架歼-6III型战斗机，超额完成了目标，仅半年时间就投产了300架歼-6III型战斗机，结果却惨不忍睹。1970年，沈飞交付部队这300架战斗机中有299架都不合格。这批歼-6III型战斗机的技术质量问题包括：飞机纵向稳定性差，后机身温度高，机尾罩烧坏，进气道掉铆钉，液压系统不可靠，襟翼滑轨变形等。最终，交付部队的歼-6III型战斗机基本上全盘停飞。到1972年，共有572架有质量问题的歼-6飞机积压在厂，飞机制造厂再次成为了“养鸡场”。
1971年10月23日，三机部上报《关于当前积压在厂飞机质量情况报告》。报告称：目前积压在工厂的歼-6飞机共946架，其中没有问题和虽有问题但已排除即可试飞交付部队使用的有664架，占总数的71%。飞机有质量问题需要排除故障后交付的共有282架，占总数的29%。
歼-6战斗机再次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关乎国防安全和战备，关乎外援，影响巨大，上级要求立即恢复检验制度，并对即将交付巴基斯坦等国的歼-6战斗机立刻进行试飞检查，并请外方也进行试飞，一旦发现质量问题立刻调换。这样一查，发现在援外的40架歼-6中就发现了7架不能交付，严重影响国家声誉。要求工厂用2年时间把产品质量搞上去。抓歼6，促其他，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要求派人组成技术组去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等国，检查援外的歼6，给予全面保障，避免出事。沈飞经过2年的整顿，产品质量终于明显提高了。截至1973年底，遗留的飞机除了3架报废外，其余全部修好，共出厂609架优质歼6和201架歼6改进型飞机。满足了部队需要，也使工厂经济状况好转，扭转了一直靠贷款过日子的局面。
中国在当时尚不具备自行研制超音速战斗机的情况下，引进苏联米格-19战斗机生产技术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批量生产出中国空军急需的超音速战斗机，捍卫领空领海，也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完善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促进中国航空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发展，乃至中国工业水平整体的发展，为独立自主研制飞机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事实证明，中国在仿制米格-19飞机的过程中，飞机、发动机、空空导弹等设计研究院所开始建立，超音速风洞、一批飞机辅机厂业已开工建设。因此，在二五计划起降中国航空工业得到较快发展，这与从苏联引进整套先进技术，得到苏联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次，我们也应当发现，飞机的研制和生产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必须按照科学规律有序进行。在歼6飞机早期的研制生产过程中，一度因为过于自信，过于盲目等原因遇到了很多瓶颈，也经历了很多次的质量整顿。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这句名言在歼-6的试制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印证。
在70年代，中国空军大约装备着近3000架歼-6歼击机，每年发生空中停车的事故次数要要超过180次以上，多次造成机毁人亡的一等事故。空军歼-6战机多次的全面停飞。1974年9月，空军停飞的歼6战机一度超过60%，甚至严重危及首都北京的空防作战任务，不得不紧急从西南抽调战机进驻杨村机场。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歼-6的制造质量才有了根本改变，到1980年的第四批改进型（最后一批改进型），歼-6才彻底进入质量成熟期，产品工艺精湛，质量过硬，性能可靠，开始获得国内外用户的好评。这是，距离1960年歼-6首次投入批生产，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