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杨勇在平壤车站广场致词：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最后一次列车就要启程了。我们怀着无限留恋的心情，向敬爱的首相告别向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领导同志告别向亲密的战友人民军告别向英雄的朝鲜人民告别！
10月25日，满载鲜花和友谊的列车驶过鸭绿江，杨勇率志愿军凯旋而归，为这段胜利的历史书写下一个句号。
许多人以为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后，志愿军的使命就结束了。
其实不然，从8年前彭老总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直到这个时候，志愿军才正式完成历史使命。
自1954年春节后，杨勇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起，他在朝鲜又驻扎了将近五年时间才率部回国，
志愿军驻扎朝鲜与二战后美军驻扎日本等地不同，战火留给朝鲜的皆是破坏，一切急需重建，杨勇的任务并不轻松。
志愿军出工出力，为朝鲜修筑了见龙、泰川等8个水库，建造了平南、胜湖里等灌溉工程，建堤坝42.9万米、水渠121.8万米、桥梁4263座、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万间，为群众治病万人次。
如此功绩，使朝鲜对志愿军深怀感激，在平壤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30万人，包括了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在前一天，杨勇已被朝鲜政府授予了一级国旗勋章。
杨勇搞内政是一把好手，但他绝不仅是搞建设的司令，用现在的话说，杨勇就是军地复合型人才。
改名杨勇
杨勇原名并不叫杨勇，他原名杨世峻，1913年出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
1927年9月9日，这对才14岁的杨世峻是永远难忘的一天。红军在这天经过文家市，他仰慕已久的毛委员在操场上给大家作了讲演，澎湃激昂的话语让杨世峻激动不已，他下决心要做革命的“小石头”，打碎反动派的“大水缸”。
事实上这时革命正陷入低潮，不久红军就离开浏阳，上山创建根据地去了。
湖南陷入了白色恐怖，到处在抓人，抓参加革命活动的人。由于加入了共青团，杨世峻先后逃到万载、长沙，到处寻找红军和游击队。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0年5月，杨世峻和好友周正才终于找到了彭德怀的红五军。
队伍找到了，杨世峻也决定改名，他想起在学校读书时老师讲过的“勇”字。男儿身在军中，应当忠勇刚强，以“勇”字明志再合适不过。
杨世峻就此改名杨勇，此后这个名字逐渐叫开，不管在红军、八路军还是解放军中，一提到杨勇，大家都知道是名忠勇战将。
浴血湘江
杨勇成长很迅速，三年时间已出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政委，参加了一到五次围剿，还得到了三等红星奖章。
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长征开始了。
对长征稍有了解就知道，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战役之一，这是事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一战。
在严令之下，湘军桂军分五路全线出击，呈左右夹击之势。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红十团奉命作为先头部队，过江后迅速修筑工事，以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江。
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团长沈述清和政委杨勇下达的命令是：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退！
这意味着不管敌人多寡，不论战斗多惨烈，都要死守阵地，作好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
这是副千斤重担，也是无上荣耀。
11月28日，红十团刚渡过湘江，还在抢修工事，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34师已杀到，炮火急袭后，一排排敌军向红十团阵地扑来。
在国民党军战斗序列里，桂军素有钢军之称，并且在本土作战，攻势相当猛烈。
沈述清和杨勇指挥战士们，以步枪、手枪和手榴弹抵挡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
兵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战斗异常残酷。
红十团用雨点般的手榴弹击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损失也很惨重，沈述清团长在率部反击中中弹牺牲，上级随即派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团长职务，当天下午，杜中美也在战斗中牺牲。
一天时间，红十团失去两位团长和众多优秀战士。
杨勇火线接过指挥，组织部队展开白刃战，想尽办法苦撑着大局。
但还没到最关键的时候，12月1日，是湘江战役关键的一天。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要在这天渡过湘江，务必保证全军突过湘江封锁线。杨勇的红十团防守的光华铺阵地又是渡口所在，是重中之重，但红三军团要防守的战线较长，没有多余的力量派给杨勇。
战斗进入到白热化，得到韦云淞的第45师增援后，桂军合兵一处，以整营发起进攻，漫山遍野扑来，红十团的阵地是正面进攻对象，红4师的第11团和第12团也在侧面遭到进攻。
杨勇率部苦战，但毕竟寡不敌众又缺少支援，激战到中午，为了保存实力，将部队撤到第二道防线继续阻击。
战至拂晓，从新圩阻击战撤下来的红5师第14、15两个团渡过湘江，赶到界首西岸与红13团会合，接替了红10团的防务，阻击光华铺的敌人。
光华铺之战是整个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战斗，杨勇在战斗中右腿被弹片击中，红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但也保证了中央纵队过江。
杨勇之后随部继续战斗，在土城战役里，他又一次受伤。这次更加严重，子弹从右腮射入，唇部穿出，当场打掉6颗牙齿。杨勇脸上、口中血流如注已无法说话，但他继续用笔下达命令，直到失血过多昏倒。
这次受伤留下的弹窝，陪伴了杨勇30多年后才在北京动手术填平。
抗战扬勇
很快，抗战开始了。1937年8月，红四师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是李天佑，杨勇担任副团长。
初战很快来了。
9月23日，杨勇随115师急行军赶到冉庄驻扎。25日凌晨，部队进入预定设伏地段，八路军将在这里打响一场著名的战役——平型关伏击战。
平型关之战非常著名，大家都对来龙去脉有个大致了解。不过战斗过程还是比较艰苦的，如果在细节上出现纰漏，就难以取得后来的战果。
板垣师团所部是日军精锐，第一批侵华的日军训练有素，战斗力是很强的，与身经百战的红军部队正是棋逢对手。
遭遇突然袭击后，日军指挥官迅速反应过来，立即组织部队，利用汽车和地形进行顽抗。
日军迅速判断出战场形势，拼命冲杀，企图抢占制高点老爷庙高地，如果占据了有利地形，凭日军的战斗力就能坚守很久。
这里是必争之地，杨勇亲自带领三营冲上老爷庙，以白刃战消灭了抢占高地的一小部日军，占领了这个制高点。
日军不肯放弃，这里是他们固守待援最好的地点，否则就只能被全部消灭在沟里。老爷庙争夺战是平型关之战中最激烈的战斗。成群的日军往上爬来，敌机也赶来支援。
杨勇率3营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敌人，咬牙死守老爷庙，直到下午一点，687团、685团解决了下面的敌人后，从两侧攻来，八路军三面夹击，终于把围攻老爷庙的敌军消灭殆尽。
如果老爷庙落入敌手，几百日军就能依托地利负隅顽抗，可能会被援兵救出生天，伏击可能功亏一篑。杨勇抢占老爷庙立下大功，在战斗中他左臂也被击中负伤。
平型关之战后，杨勇率686团又连续参加了午城伏击战、井沟伏击战，三战三捷，逐渐摸清了日军的战斗力。华北日军对八路军越来越重视，向山西增兵一万余人，妄图扫清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进犯黄河河防。
为挫败日军，1938年9月，第115师决定对日军进行主动打击。
这时，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军已在八路军惯用的伏击战术下吃了好几次亏，摸索出一些应对之道，会先派出巡逻队探路，同时在要点修筑起了碉堡控制交通要道。同时，这次的目标是日军野战部队，战斗力更强，要想全歼难度极大。
针对这些变化，杨勇制定了新战术。
接到命令后，他找来炮兵连连长吴嘉德，询问他是否有把握迅速打掉伏击路段对面制高点的一座碉堡。
吴嘉德信心满满：团长，打碉堡的任务交给我，我已计算好了，保证三炮炸掉碉堡，部队出击时，不等碉堡内的敌人有反应，我就把碉堡轰掉！
有了这个底，杨勇按照自己的想法制定好了作战方案：686团在薛公岭设伏后，先放过日军搜索的巡逻队，等车队进入伏击圈后再出击。出击同时，炮兵连负责端掉高处的碉堡。
战斗过程正如杨勇所料，日军巡逻队打头阵未发现异常，又有碉堡提供火力支援，车队放松了戒备开进686团伏击阵地。
这次战斗歼灭日军200余人，俘虏3人，大获全胜。
这只是系列战斗的第一战。
在686团战斗的同时，343旅补充团也在油房坪伏击了香月军团司令部的无线电队，并切断了汾离公路。
两战下来，迫使日军第108旅团一部发生补给困难，他们试图沿公路回撤到汾阳。
不能让西进的日军撤回去，陈光师长再次把任务交给了杨勇，考虑到686团连续战斗，减员不少，他特地把685团2营和师部特务连交给杨勇指挥。
这一仗难度更高，日军在汾离公路连吃败仗，警惕性大大提高，并且这支日军是由山口旅团长亲自指挥的战斗部队，难以全歼。
杨勇考虑许久，又把战斗地点选在了王家池。
部下提出异议，王家池在薛公岭东南不远，日军已经在那里吃过亏，必然对这一路段大加戒备，并已在那里安了个据点，再选在王家池段会有困难。
杨勇解释道：过去几次，我们都是在距离敌人据点远的地方设伏，敌人已了解了这个规律。这次在王家池设伏，战术上是有些冒险，但能打破规律，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兵法有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杨勇决心将计就计，导演一出新戏。
9月20日，天还没亮，杨勇就悄悄率部摸到王家池附近隐蔽起来。接近中午，日军旅团长山口少将带着600多日军沿公路疾行而来，他们一路上不加恋战，想快速撤回汾阳。
王家池据点的日军为了接应撤退的山口，也出动进行搜索侦查，他们是往西向薛公岭方向而去，因为日军在那里曾吃过两次亏。
但这次，八路军埋伏在了东面。
山口见无异常，进入王家池据点稍作休整后就继续出发，一头钻进了伏击圈。
杨勇将手下4个营一个连的兵力三面埋伏，自己率685团2营作为预备队，迅速将日军分割成几段，经过两个多小时战斗，基本将这股日军消灭，歼敌600多人。
343旅在吕梁三战三胜，其中杨勇的686团作为主力参加了其中两战，杨勇勇名远扬。
勇救卫立煌
日军连续吃亏，为了报仇，组织起1000多兵力进行反扑，他们在大宁附近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的一个旅相遇，双方激战一场后，卫立煌部不敌，败退了下来。
日军不肯罢手，在后面穷追猛打，卫立煌的部队被打散，形势非常严重。卫立煌是抗战意志比较坚决的一名国军将领，与八路军的关系也不错。八路军通过电台收到卫立煌的求救信号后，将卫立煌请到115师师部，并派出杨勇率686团前去阻击日军，接应卫立煌部撤退。
杨勇研究地形后，判断出这次任务的要点在于白儿里山口这个要点，他命令团直属队教导员方国南率领特务连迅速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日军，以争取时间，这是关键的一着。
特务连是全团的精锐，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阵地，并立即利用阵地前的悬崖峭壁构筑了工事。日军一次又一次企图从这里通过，都被特务连的坚决阻击挡住。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受阻，士兵死伤不少，就是无法突破特务连的防线。
卫立煌到底放心不下，他在杨勇陪同下来到前线指挥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战斗良久后，向杨勇提出一个问题：“请问杨团长，战斗打得这么激烈，在前面打阻击的有贵军几个团的兵力？”
杨勇回答：“只有我们686团的一个连。”
卫立煌以为杨勇在开玩笑：“一个连怎么能挡得住这么多日军的冲击！”
杨勇见卫立煌不信，提出建议：“卫长官，这是真的，我只派去一个连。你要是不信，等他们撤下来，你查查人数就清楚了。”
确保卫立煌部撤退到安全地带后，杨勇向特务连下达撤出战斗的命令，没想到卫立煌真的等在那里清点人数，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的参谋向他报告打阻击的八路军确实只是一个连，共200多人。卫立煌看到参加阻击的战士从面前经过，听了连长向杨勇的报告，他信服了：“杨团长，如果我有像贵军这个连队一样的一个团就好了。”
为表示感谢，卫立煌下令拨10万发子弹给115师，以资备用。
折服宋希濂
抗战胜利后，杨勇又率部英勇拼杀在解放战场，从晋冀鲁打到大西南，再立新功。
1949年，杨勇率五兵团入川作战，十六军和十八军入川后攻无不克，所向披靡。
12月初，16军和18军主力先后渡江北上，得到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正率7000余人逃跑的情报。杨勇指示部队立即迂回，在15日将敌包围，激战1小时后歼敌4000余人。宋希濂带着余部3400多人向龙池溃逃，被139团追上后击溃，该团二连在俘虏的敌人中查出了宋希濂。
对于这段经历，宋希濂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当我们拖着无力的脚步踏进乐山县城时，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大约有一连人，等我和身后十几个将官到他们跟前时，押送我们的排长，让我们站在他们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
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我也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要死也要死个骨气，绝不能丢这个脸！
等照相的青年干部举起相机，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使对方没有照成。如此重复了四五次，气得这个干部毫无办法，他气呼呼走到我面前，冲着我说：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敢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最后相还是没有照成。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门口开来了一辆吉普车，点名叫我单独一人上车，说是司令员找我谈话。我部下一听，个个都感到发慌，我也感到事情蹊跷，向大家点了点头，算是最后的道别，然后转身走向汽车。
汽车行驶了一阵，停在了一所中学里，我被领到一个年轻军人面前。这人穿着普通战士服，脸上露着笑容。他一见我进来，便放下手上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我正猜测着他的身份，一个为我倒开水的战士说：这就是我们兵团杨勇司令员。
“什么？”我惊的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接下去，杨勇和宋希濂谈了一个多小时，耐心细致地讲解了我军对待战俘的政策，要他相信政策，好好改造。最后，杨勇送他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年轻，不太懂事，请你不必计较。
宋希濂一听这话，就知道是指昨天照相的事，想不到这么点小事，很快就传到兵团司令员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不诚心，可杨勇却检查自己，宋希濂心里很感动，觉得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杨勇的坦诚为人折服了宋希濂，他也成为后来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入朝参战
1953年4月8日，已成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杨勇接到了新的任命：任志愿军20兵团司令。
这时朝鲜战事总体已趋于缓和，一段时间没有发生大的战役，停战协议眼看很快就要签署。
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动向。
李承晚不甘心战争就这样结束，他希望借美军的力量再次打过三八线，叫嚣北进统一朝鲜半岛。为此，他破坏战俘协议，制造了战俘事件。
为逼迫敌人回到谈判桌上，彭德怀向北京提议：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再歼李伪军15000人。并得到批准：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反击战役选在了金城以南地区，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的第24军作为反击主力。
杨勇这时虽然入朝不久，但已参与了1953年夏季反击攻势的前二个阶段，对战局已很熟悉。
经过反复研究，杨勇把突破点选在了对于金城以南地区，这一地区是敌我战线向北的突出部，25公里的正面成弧形，纵深约9公里。南朝鲜军在这一部位担任防御的是首都师、第3、第6和第8师，有完整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
杨勇将自己的兵力进行了精心部署，将兵团的5个军组成3个作战集团，即中央集团、西集团、东集团，并留一个师作为兵团预备队，同时明确了各部队的任务行动步骤。
这是一个敌人预想不到的黄昏。7月13日黄昏，天气阴沉沉的，是敌人十分害怕的夜晚。突然，志愿军千余门大炮，一齐向敌人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一道道闪电火雷飞向敌阵。
杨勇指挥的20兵团等部完全出敌意料地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打击，经1小时攻击，志愿军全线突破韩军4个师25公里防御正面前沿阵地，接着向敌纵深席卷而来。
杨勇抓住了敌人的薄弱部位，正确选定了突击方向，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敌人，也没有航空兵的直接支持，进攻的地域都是高山深沟，宜守不宜攻，敌人的阵地设防坚固，但杨勇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战至27日，第20兵团收复了金城以南地区140多平方公里，突破敌人防御纵深15公里，击退一个连至两个团兵力规模的反扑千余次，共歼敌52000余人，给敌以沉重打击。
金城战役的胜利，配合政治外交斗争，迫使韩国和美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停战协议很快签署。
此后不久，杨勇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直到1958年10月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1955年授衔时，杨勇被授上将军衔。
军地两用
纵观杨勇的履历我们可以发现，战争时期杨勇是著名战将，和平时期也是军地两用的复合型人才。
1950年1月，杨勇就兼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开始地方生产建设工作，只是被随后的抗美援朝打断，赴朝作战。
朝鲜停战后，杨勇没有了作战任务，继续搞起了建设，即使在异国他乡也搞得有模有样，正如开头所见，与朝鲜军民结下深厚友谊。
回国后，杨勇又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勇在一段时间内被解除了职务。1972年复出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他还参与组织指挥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
“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此后四年多，杨勇统领二十万大军，仰观俯察，组织部队参加南疆铁路、天山公路和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的建设工作，在新疆书写出强军固边、安民固土的光辉篇章。
杨勇的晚年是十分忙碌的，党政军三个方面都有建制，将军席不暇暖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3年1月6日，杨勇将军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战场上，杨勇将军是人民军队中一位勇冠三军、名扬中外的传奇人物。战火硝烟之外，他又是一位刚直不阿，体贴入微、重情重义的儒将。对亲人，忠孝两全；对战友，情深义重，是共和国杰出的将星，杨勇将军的光辉业绩和卓著功勋永远镌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