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蒋军调集了多达8个师、共10万兵力，由名将杜聿明统领，大举进犯南满，妄图歼灭我东北联军第三、四纵队。
由于敌情需要，四纵不得不多线作战，兵力呈现较为分散的状态，总共10000人左右，却被迫分作四路，其中两路分别驻守赛马集和摩天岭，一路由韩先楚率领正在支援三纵作战，还有一路负责攻打小市镇，由司令员胡奇才率领。
打仗讲究集中优势兵力，如此多处分兵必然存在不小的风险。
战事的发展果然验证了这一点：三纵十师、十二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先后遭到失利，胡奇才那一路人马也不得不撤出战场。
更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四纵和辽东军区的首脑机关遭到蒋军数万之众的四面围攻，形势万分危急！
就在这时，胡奇才接到辽东军区指挥部的电令，要求他派一支部队前往草河口阻击敌人，掩护军区机关转移。
这道命令让胡奇才陷入极为艰难的处境中。
要想真正在草河口挡住敌人，让军区机关安全转移，就必须派出一支主力部队。
可是这样一为，军区机关的危机解除了，那么本已处在不利形势下的四纵怎么办呢？
在敌我双方兵力约为10比1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结果是：面对敌军的大举紧逼、重重围困，四纵只能步步后撤、分割包围，直到一败涂地、拼光有生力量。
如果四纵拼光了，整个军区的很大一部分压力将由三纵来承担，如果三纵最后顶不住了，军区机关又何去何从？
通过对敌情我情的冷静分析，胡奇才认为当前最可取的办法，就是把他手中硕果仅存的这部分主力部队陈兵于赛马集一线，死死顶住敌军中最不可一世的第二十五师。
这样做的话，一方面可以为军区机关转移争取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能够有足够的回旋余地，让四纵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敌人，不致再犯分兵这一大忌。
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兼顾军区机关和四纵，才能真正兼顾到眼前的困局和今后要面对的问题。
可是战机稍纵即逝，时间异常紧迫，先不说军区最终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就算是能接受也要耗费很多时间来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更何况军区机关已经处在转移状态，一时无法联系上。
如果未经请示就让四纵擅自行动，就意味着违抗军令，必须接受上级处分。
但是胡奇才知道，在如此复杂微妙的形势下，自己身为全纵指挥员，必须勇于决断、敢于担责，决不能犹疑不定、坐失良机！
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否则两头都要落空！胡奇才断然决定“自作主张”：置分兵草河口的命令于不顾，带领手头现有的人马立即赶到赛马集北面的分水岭，在那里阻击敌人！
当时，四纵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都不在身边，胡奇才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十一师政委李丙令等几个师级干部。
李丙令支持胡奇才的方案，但他也捏了一把汗：不去草河口，自作主张改变行动，那可是违抗军令啊！
胡奇才斩钉截铁地说：“这一仗不得不打，势在必行！出了什么事，我老胡一个人来扛！”
既已下定决心，就不能瞻前顾后，胡奇才当即作出战斗部署：
十一师三十一团迅速推进到分水岭，设置阵地堵截敌二十五师；十二师三十五团边打边往东走，在掩护军区机关转移的同时，将原来分散出去的兵力收拢起来。
也就是说，四纵要一扫此前分兵造成的颓势，变“五指”为“铁拳”，寻机歼灭敌军一个主力团甚至主力师！
部署好战斗之后，胡奇才也终于联系上了彭嘉庆，并将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最后胡奇才在电话里说道：“政委，我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意味着什么、要承担什么后果。不过决心既定、号令既出，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彭嘉庆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沉默了片刻才从容说道：“正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司令员的想法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事不要你一个人扛，咱俩一块担着。”
有意思的是，就在他俩打完这个电话后不久，胡奇才就收到东总指挥部发来的电报，要求四纵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寻机歼敌。
这说明什么？说明东总首长与胡奇才“不能分兵”的思路不谋而合啊！
既然有这把“尚方宝剑”，胡奇才再也没有了违抗军令的顾虑，率领部队果断出击！
战事的推进过程几乎与胡奇才的计划完全吻合——
10月21日至23日，十一师三十一团在分水岭迎头痛击敌人，并与十一师及十二师主力会合在一起。
此后，四纵部队不断扩大战果，采取边打边走的战术，把敌人引诱到新开岭地区。
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原配合三纵作战的第十师及时赶到，四纵得以恢复完整建制。
10月31日至11月2日，四纵大军全歼号称“千里驹”的敌第二十五师8000余人（其中包括俘敌少将师长李正谊等4000余人）。
这就是彪炳战史的“新开岭大捷”，是东北联军在东北首次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一个整师。
当捷报传到东总指挥部，当时的第二政委罗（荣桓）帅感叹道：“胡奇才，真奇才也！”
不少军史研究者认为，这一仗韩先楚当然功不可没，但胡奇才自作主张的决策才是最关键的。可以说，这场彪炳战史的大捷是他“提着脑袋”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