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突然提出拜訪要求
1973 年11 月10 日至14 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次訪華，這是他短短兩年多時間里第六次訪華，也是他就任美國國務卿後第一次訪華。周恩來抱病接見了他和他的隨行人員，與基辛格舉行了多次會談。
在基辛格訪華前，中美兩國政府已經相互設立了辦事處，兩國的國旗首次在對方首都的上空升起。周恩來就基辛格來華可能觸及的敏感問題和毛澤東交換了意見，並統一了看法。
基辛格到北京的第三天即12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書房會見了基辛格。
這次會談給毛澤東心里留下了不快，這個不快一部分刊登在6 月25 日外交部的《新情況》153 期上：美蘇會談的“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在毛澤東的心中，中國形勢一片大好，在國際大家庭中，中國是站在援助者的立場上支援世界革命的，怎么能讓美蘇兩個大國搶占了風頭呢？
會談時，基辛格說：“我已經公開對你們總理和大使講過，我認為他們( 指蘇聯) 特別要摧毀你們的核能力。”“ 我們已經決定不允許中國的安全遭到破壞。”按毛澤東的理解，基辛格這番話的意思是，如果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願意給中國以幫助，而不是美國深感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於中國。這也使毛澤東感到不快。求助於人與被人求助，是不一樣的。毛澤東要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而中國一旦同意求助美國，就意味着中國納入美國核保護傘之下，那么已經在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的台灣也勢必在內。因為當時兩國建交的核心矛盾仍集中在台灣問題上。基辛格在這次會談中說：“我們是要同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的困難在於，不能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系。”美國政府既想和中國建交，又不想丟掉台灣。美方的曖昧態度，使毛澤東感到不快。
11 月14 日凌晨，周恩來、葉劍英同基辛格舉行了第4 次正式會談，商定了會談公報的措辭。
結束會談前，基辛格試探性地問道：如果蘇聯准備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加以摧毀的行動，中國希望美國做些什么?
周恩來沒有給予肯定的回答，極其慎重地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因為周恩來在陪同基辛格與毛澤東會見時，深感毛澤東對基辛格暗示美國可以幫助中國對抗蘇聯的不快。
基辛格見在周恩來這里打不開缺口，就不再多說了。至此，會談結束。14 日，中美公報發表，基本確定了建交的日期。15 日上午基辛格將離華回國。按理，基辛格此次訪問基本塵埃落定，不會再有什么大的舉動了。可是基辛格卻想在台灣問題上最後努力一把，就在他離開中國前幾個小時，突然提出要拜謁周恩來。得到消息，周恩來覺得事關重大，馬上打電話到毛澤東的住處，電話那邊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幾次安眠葯才睡着的，現在說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整周”風波驟起
睡眠對於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澤東來說，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覺時猶如面臨大敵，要經過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後決不能被叫醒，否則連續幾晝夜無法入眠。
周恩來反背雙手，來回踱步，感到左右為難。此時，基辛格再次求見。周恩來沉思良久，權衡再三後，決定和葉劍英等人一起會見基辛格。
會見時，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個問題。周恩來則按照原定的會談口徑回答：此事需要進一步考慮，等以後再說，並強調一切需請示毛主席再作決定。
周恩來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錄》一書中也得到了印證。書中的“會談備忘錄”一節寫道：“周總理：而且因為這是一個十分具體和十分復雜的問題，在同你方協商之前，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後努力沒有收到成效，只能帶着遺憾也帶着中國總理和元帥的“謝謝”外交辭令離開了中國。
會談結束後，周恩來馬上來到毛澤東住地，將會談內容報告給已經起床的毛澤東。毛澤東靜靜聽完匯報後，沒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書面報告，和以往一樣起身目送周恩來走出書房的大門。
可是第二天，周恩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澤東處說他對外談話說錯了話，接着江青一伙將問題進一步上綱上線，說周恩來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這不符合外交原則，再說接待計劃中也沒有基辛格回拜周恩來這一項活動，而且他們還對基辛格說“謝謝”之類投降性的軟骨頭話。
毛澤東本來對基辛格的“求助”提議就不快，聽到周恩來“私見”基辛格等讒言後，更加不快，於是大發雷霆：這次中美會談公報並不怎么樣，有人要借給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經過外交部的兩位女翻譯和江青反復匯報，毛澤東點頭“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
於是11 月17 日，基辛格離開中國的第三天，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應召到毛澤東住處開會。會上，毛澤東對這次中美會談提出批評意見。他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後說了一聲“謝謝”的“右傾軟弱”。
當天晚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於這次中美會談的批評意見，並介紹了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自以為“倒周”時機已到，攻擊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姚文元也從旁幫腔。
周恩來忍無可忍，當場予以駁斥。
第二天，江青將對周恩來的火發泄在了對外友協關於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於12 月上中旬來華作訪問演出的報告上，此報告之前周恩來已經批復“同意”要外交部具體辦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見該件後批道：“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
江青此舉是想給周恩來一個下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 日，周恩來看見江青的批示後，他又批：“今後應盡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
江青見周恩來不服，還說“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於是發動同伙一齊上陣。從19 日開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繼續指責對外友協的報告是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活動，攻擊此邀請演出是“開門揖盜”，號召“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在江青等人干擾下，原定土兩位音樂家訪華計劃最終未能實現。
而周恩來也從18 日之後，進入挨批寫檢查階段。
周恩來向毛澤東書面報告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再次忍辱負重違心檢查自己在這次中美會談中“做得不夠”。“做得不夠”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結果，他們繼續在毛澤東跟前“讒言”。於是毛澤東進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葉劍英的“右傾錯誤”。除了政治局委員( 當時與會的在京委員有王洪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韋國清、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等人) 外，毛澤東還指定了其他參加的人員有：剛剛( 當年3 月) 復出、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鄧小平；外交部部長姬鵬飛、副部長喬冠華和仲曦東，黃鎮( 時任駐美國聯絡處主任)；以及有關的翻譯人員羅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會議很快也升格為有外交部、中聯部等外事單位領導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地點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舉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來會議的大權。毛澤東的聯絡員王海容和唐聞生負責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斗智斗勇
政治局擴大會議從11 月21日開始，到12 月初，持續開了十幾天。會議就根據王海容和唐聞生傳達的指示，對周恩來再次進行批評。第一次沒有“過關”，第二次、第三次……也沒有過關，當時到會的許多領導人都不知道周恩來作檢查的內幕，但這次會議氣氛異常緊張，政治壓力很大。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人員都不得不發言表態。於是大家按照毛澤東指示，違心地或非違心地，發言批評周恩來。
這十幾天里，周恩來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創外，還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因為此時他正患有膀胱癌。一到晚上，周恩來就將自己關在房間里，不見客，不開會，不化療，一向注意儀表的他，第一次拒絕刮胡子。他一臉苦戚，一腔憤慨，日夜趴在桌子上，長書萬言，寫了撕，撕了又寫，熬紅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為老是低着頭，他的眼腫了，接着臉腫了，坐多了腿也腫了，最後全身都腫了。但他全然不顧，還是不斷寫，不斷撕。
鄧穎超一開始也不知道周恩來在辦公室里干什么，又不能進去說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門外來回踱步。身邊工作人員知道一點內情，可這是中央內部的事情，他們也不能多嘴。可他們看見周恩來這樣不顧惜身體，沒日沒夜地寫東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難過，更多的是痛惜！大家無奈着急又幫不上忙。
為此，衛士長張樹迎哭了好幾回，他恨自己文化不高，不能幫助總理代筆寫一些東西。要說最着急的是負責治療的醫生們，自從總理把自己關起來寫材料起，就拒絕進行化療。
後來周恩來在大會堂作關於黨內十一次路線斗爭講話時，身邊的工作人員才明白總理為什么拒絕治療，原來姚文元攻擊他說，這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
周恩來就開始寫歷來黨內斗爭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為保護比生命還重要的政治生命奮筆疾書，也為保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面不惜委屈自己。正在忍受心靈的煎熬的他，怎么有心情去治療呢？
保健醫生張佐良在周恩來去世20 年時，出版了《周恩來的最後十年》。他在書中描寫了這一段艱難時光：“這哪里是什么幫助總理啊? 他們明明是整總理！他們是想要打倒總理啊！說話的是人民大會堂的服務員。剛剛從大廳里端着托盤出來，將盤子往桌上一放，就邊說邊用衣袖擦眼淚，起先只是唏噓聲，一會兒抽泣起來了。”“我好容易把這個抽泣的給勸住了，又來了更厲害的丫頭小趙。她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氣憤地說：這個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電影，游山逛景。總理一天到晚忙着為人民。張大夫，你還不知道呢，他們白天睡覺，晚上來開會整總理。他們開完會回去，一起喝紅葡萄酒慶賀干杯呢！”
“周恩來挨批期間，卻由王洪文主持會議。周恩來在家等候通知去參加會議，不必再提前到會場去。散會時，他亦‘知趣’地即刻離開大會堂回家，因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對付周恩來的辦法。”
江青此番批斗周恩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撈一把政治資本。她一邊誣蔑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澤東，一邊要求政治局會議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提出報毛澤東。
力薦鄧小平回政治局
這時，毛澤東突然意識到江青一伙要 “倒周”的真正用心。因為江青等提出所謂“十一次路線斗爭”讓他覺得有些不對頭了。照實說，這就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政治陰謀——要把周恩來打入王明、張國燾、林彪等人的另冊。這顯然不是毛澤東的本意，他對周恩來的方針是：“批評一下可以，打倒不行”。他既不能容忍周恩來持續批極左，也不容許江青一伙“倒周”。周恩來如果再不回到總理的崗位上來，全國就要亂了套，就像下亂陣腳的棋步，再不調整，將帥難保。
毛澤東得知江青和姚文元要當政治局常委的要求後，明確指出：“增補常委，不要！
看來這場“批周”風波已經到了應該結束的時候了。12月9日，毛澤東會見來訪的外賓之後對周恩來說：“總理啊，你挨整了，聽說他們整得不亦樂乎啊！”
對這出帶有病態的鬧劇，周恩來心里有數，但他不想追究更多，他第一個想到的是趁毛澤東有憐惜與悔悟之意，趕緊說出自己最為迫切的願望，那就是讓鄧小平盡快回到政治局，借此改變政治局里“文革”派與老干部的比例，增強正義力量。
毛澤東沒有當場表態，但他明顯在給自己找台階，好讓這出鬧劇盡快收場。
毛澤東也在當天找會議主持人王洪文談話，指出：“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不是總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很明顯，毛澤東明確告訴江青等人此事到此為止。
幾天後，毛澤東終於下了決心，接受了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建議，同意鄧小平回政治局，並任命他為軍委委員。12 月12 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兼會客室召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指揮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接着說：“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林彪步調不一致，所以不能勝利。什么大艦隊，小艦隊。”他當眾宣布：“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繼續說：“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請回來的。”
毛澤東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一做工作，總要犯錯誤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個錯誤。” 這次會議，算是對這次“批周”的小結。毛澤東給自己一個台階下，也給周恩來一個精神安慰。
倒是江青一伙面面相覷，這個決定出乎他們意料，一時有些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應對。這個戲劇化的轉折，卻在周恩來意料之中，他凝神地微笑着。他用自己血肉之軀忍辱負重收獲了一個重要果實：鄧小平請回政治局。
隨後，周恩來親自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領導小組或黨的核心小組：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 年12 月22 日
一個多月後，毛澤東指示銷毀一切有關這件事情的材料。至今中央檔案部門也沒有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完整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