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改革開放的歷史，常常能夠碰到“八老治國”這樣的說法(也有的說是中共“八老”、“八老議政”等)。說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鄧小平為首的八位元老政治家在新老交替、政體轉型期間在政治上擁有實際決策權力。
“八老”是誰?我認為，比較可信的版本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鄧穎超、彭真、薄一波、王震。那么，從“八老”是怎樣形成的呢。
“八老”登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華國鋒以毛澤東接班人身份，總攬黨主席、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1977年8月，在鄧小平復出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有四位副主席：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政治局常委由華國鋒和這四位副主席組成。
後來成為“八老”之一的李先念，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在“文革”中盡管被沖擊，但並沒有被打倒。他是粉碎“四人幫”的重要參與者，此後協助華國鋒主持經濟工作，1979年3月，李先念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參與領導調整國民經濟的工作。1982年9月，他在中共第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產生了新的增選名單：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陳雲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
陳雲在黨內資格老。毛澤東時代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排行第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那時，鄧小平在常委中排名第六。這次陳雲增加了一個新職務：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中紀委是中共最高紀律檢查機關，中共組織機構以及人事安排，大致在這個機構中總其成。所以，以陳雲在黨內的地位，以及復出後身任要職，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凸顯。另外，陳雲在黨內一直主持經濟工作，1980年前後進行經濟調整，陳雲再一次主抓經濟工作。他在黨內的地位更加顯著，成為有很大政治能量與話語權的“巨頭”。
鄧穎超雖然在黨內並沒有擔任過要職，但也是老資格黨員，加之是已故總理周恩來的夫人，總理不在夫人在，尤其是當年懷念總理的情緒在黨內外彌漫，鄧穎超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順理成章。
王震在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時連任。這次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黨內的地位提高了。
王震在1975年擔任副總理，此時，鄧小平也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王震對鄧小平的整頓工作大力支持，在這個時候，兩人的關系走得更近一些。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王震一度地位比較特殊：他不屬於被人們視為“文革”受益者的華國鋒、汪東興、吳德等那一個群體，與正在賦閑的黨內老干部有更多的溝通話題;他又是在職的國務院副總理，盡管排名比較靠後，中樞的事情還知道一些，可以向老干部們傳達更多的信息;他為人又耿直，老干部對他比較認可。所以，那個時候，王震表現得異常活躍。
1975年，王震協助鄧小平工作。1977年開始，王震極力推動鄧小平復出。1977年2月，王震就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不同意見，就是通過他散播出去的。1977年3月10日至20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為鄧小平復出呼吁，王震也極力配合，呼吁及早恢復鄧小平的職務。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鄧力群、於光遠又去看鄧小平，鄧小平和他們談話，後經於光遠、鄧力群整理，在《鄧小平文選》中留下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一篇題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鄧小平復出後，很多事情比較倚重王震。在《鄧小平年譜》中可以看到：鄧小平有許多批件，或者帶上王震或者批給王震;鄧小平處理國防、教育等事，聽取匯報，也拉上王震。對於僅僅是中央委員且在國務院副總理中排名靠後的王震來說，鄧小平這樣做，對王震的器重不用再說。所以，在這次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王震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當然與鄧小平有關。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在通過要增補的12位中央委員中，楊尚昆、薄一波名列其中。
楊尚昆，毛澤東時代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副秘書長，第八屆中央委員;1956年，在鄧小平任總書記時，他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與鄧小平保持着良好的關系。他這次復出後，地位上升很快。1980年9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1981年7月，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秘書長;1982年9月，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協助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薄一波，毛澤東時代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國家經委主任、國家建委主任。薄一波曾經說過他與鄧小平的關系：“過去，在晉冀魯豫，小平同志是書記，我是副書記。有事開個會，小平同志說個‘干’，就不管了，剩下的事就讓我去辦。後來，小平同志又讓我去管工交財貿，他是總書記，也是開個會，事情就讓我去辦。這次還是，他是主任，開個會，事情就讓我管，他很放手。”
1979年1月，薄一波從12年的冤案中走出來， 小平首先找他談話，安排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兼任機械工業委員會主任。1982 年，薄一波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第一副主任，黨組書記。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薄一波主持中顧委日常工作10年，前5年作為鄧小平的助手，後5年作為陳雲的助手。
彭真，毛澤東時代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歷史上，黨內地位比較高。在這次被補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前，在6月召開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次之後，連任黨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80年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1983年6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中顧委成立，“八老”作用凸顯
在“八老”等老干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後，鄧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領導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體弱，精力不濟，干部隊伍呈老化趨勢;另一方面，隨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干部進入各級領導班子。鄧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讓，要有意識地選拔一批德才兼備的年輕同志來接班;要趁老同志還在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
在需要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大多數老同志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對這個問題的輕重緩急，認識還很不一致，尤其對老同志讓位，一些老干部的心態更為復雜。有些老干部受迫害、靠邊站了多年，如今剛出來工作，又要讓位，一時難以轉過彎來;有些老干部擔心年輕人經驗少，資格嫩，壓不住陣腳等等。總之，接班人和讓位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落實起來，十分艱難。用鄧小平的話說：“確實是障礙重重，這個障礙有些是有意識的，有些是無意識的。”
1979年11月 2日，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干部會議上，鄧小平就培養接班人問題的緊迫性，講了幾條“對高級領導干部來說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見。他說：“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干，誰來干? 反正靠我們坐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對於我們的老同志來說，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認真選拔好接班人，要讓路，要准備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現在的廟很多，每個廟的菩薩也很多，老同志蓋住了，年輕人上不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這個問題，10年後不曉得會出什么事，我們這些老同志就向黨和人民交不了賬。”
老同志如何交班? 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初步思路：有人說，青年人壓不住台，幫他們壓嘛! 前幾年我提出搞顧問制度，但並沒有完全行通，許多人不願意當顧問。看來，顧問制度還是一個出路，應該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們還沒有正式討論，今天我先發個議論吧!
1980年 2月23日至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五中全會討論了黨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廢止領導干部職務實際存在的終身制;全會還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相對年輕的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結束不久，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通過了《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選人的決定》，目的是為一批年富力強的干部進入中央領導層騰出台階。1980年 8月18日，即將決定中央人事變動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變革作重要講話。他說：“這項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當然要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錯過時機，老同志不在了，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晚了，要比現在難得多，對於我們這些老同志來說，就是犯了歷史性的大錯誤。”他再次針對一些老同志的擔心和顧慮進行說服：“有些同志說，干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1975年，針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我說過這個話，……但是我們不能老守着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有些同志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不夠，只是比較而言。老實說，老干部對於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不是也沒有什么經驗，也要犯一些錯誤嗎?”“同志們回想一下，我們中間許多人當大干部、做大事，開始的時候還不是二三十歲?”
1980年8月31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這個講話。9月10日，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一起，主動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為全黨做出表率。
11月 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9次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政治局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會議認為華國鋒同志繼續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是不適當的。許多同志提議鄧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但鄧小平認為，從年輕化角度考慮，他擔任黨中央主席不適宜，推舉了年輕的胡耀邦。鑒於軍委主席暫無其他適當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年輕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在1981年 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
1982年1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干部上來的問題時把它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年輕、有干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屆七中全會舉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即將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經過修改的新黨章草案規定：中央和省一級設顧問委員會，以發揮許多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同志對黨的事業的參謀作用，鄧小平在會上說：“這次黨章有些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比如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問題，已經接觸到了，但沒有完全解決，退休制度的問題也沒有完全解決，設顧問委員會是一種過渡性質的。”
9月1日至11日，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級設立顧問委員會，並規定了各自的性質和權限。“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央顧問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下進行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出建議，接受咨詢。”大會根據新黨章的規定，選舉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72人。9月13日，中顧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鄧小平為顧問委員會主任。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做了重要講話。他說：“這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的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逐步地更年輕一些，同時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們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還能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是“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
在這一系列人事變動過程中，“八老”的地位開始凸顯：
一、從中共十二屆領導人組成看，“八老”都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列;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三老在政治局常委之列，顯示出“扶上馬再送一程”的格局。
二、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定位，為“八老議政”或“八老治國”提供了制度上的依據。從中央到省部級，履新者與老同志組成領導集體，上面加上一個顧問委員會，過渡時期的領導體制：履新者尊老，在位的老者強勢，在“顧問”之列的老者退下來失落而心理脆弱(怕得不到履新者的尊重)有時候干政的作用格外凸顯。所以，在這樣一個過渡時期，從中央(“八老”)到省部級形成一個老人治國或者議政的局面，順理成章，而且也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總比一人說了算好;更重要的是，廢除了領導干部終身制。
三、鄧小平設計和創建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他自己出任主任，實際上是當了老人們的“頭”。這樣，新老交替之間的各種矛盾和沖突，都要鄧小平來處理。客觀上，鄧小平就成為各種力量的交匯點，也是制衡點。而鄧小平也在制衡中確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領導地位。
四、1983年6月，中央書記處以書面通報的方式告知中顧委：“現在有些省反映，住在省里的中顧委委員，對省委工作的干預較多。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重視。請中央顧問委員會研究一下如何恰當地解決這個問題，做到他們既能發揮‘余熱’，又不至於干擾省委的工作。”這是說的地方的情況。而從中央的情況來說，1984年，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講話中說：“不要老是講‘發揮余熱’了，有時候發揮得別人都受不了啦!”
從中央的“八老”到地方的顧問委員，怎樣充分發揮余熱，又不會對一線年輕同志的工作造成干擾，始終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這個問題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一條歷史線索貫穿其中。
從鄧小平陳雲領銜到第二代領導集體
說到“八老治國”，基本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2年到1986年，鄧小平和陳雲領銜。第二階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先說第一階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後，“八老”治國的模式以中顧委的方式確立後，“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
鄧小平倚重胡耀邦，鄧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接找胡耀邦談，讓他去執行，基本上是總攬政治和經濟的總布局。陳雲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組織系統的人事任免這一關——他倚重喬石和宋任窮，管好組織工作。1980年波蘭事件之後，陳雲曾有名言：一個經濟工作，一個宣傳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經濟工作而言，從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項經濟工作，都閃現着陳雲的身影，此前也抓過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常常為陳雲所倚重。第一線的胡耀邦常常主動聽取陳雲和李先念的意見。就宣傳工作而言，這一時期陳雲格外重視，他特別倚重胡喬木和鄧力群，掌管宣傳工作：中央書記處書記是胡喬木，中宣部部長是鄧力群。
鄧小平和陳雲風格不同：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鐵腕執政，而陳雲常以中庸取人，以柔克剛。在那個時期，兩人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有着高度的共識：一是堅持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不能改變;二是必須改變毛澤東留下的經濟現狀，即經濟體制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這兩條共識歸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成為“黨的基本路線”。 與之相隨的是，所謂的“八老治國”，基本上是鄧小平和陳雲兩老領銜的格局。
第二個階段，是從1987年黨的十三大以後到1992年中顧委機構撤銷。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後，當時在世的開國元勛全部退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全退或者半退。“八老”中，彭真和鄧穎超基本上全退。李先念擔任全國政協主席;楊尚昆在國家主席任上，王震為副主席，從國家決策層面來說，可以說是半退。鄧小平仍然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仍然為副主任。同時，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在處理國家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要鄧小平來掌舵，處理重大問題上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可以在家里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樣的決定，從以後的歷史來看，實際上是確立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從當時的格局來看，以中央決定的形式，確認了鄧小平在“八老”中的領導地位。
不過，這時的“八老”，年歲已高，無論是全退還是半退，都基本上不再露面。陳雲有着多年的組織工作經驗。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確立鄧的地位之後，陳雲就基本上退隱。他們對中央的決策的意見和看法，也只是私下交流而已。
與此同時，十三大後，中央顧問委員會機關臨時黨委撤銷，下屬支部也一概取消。外地的顧問委員說是由當地黨委安排工作學習，也沒有實際作為了。之後，中顧委老同志們有組織的活動日漸淡化。
1992年，鄧小平宣布辭去一切領導職務，同時，頂住諸多老人的百般請求，撤銷了中顧委。他的主張，得到了陳雲和薄一波等幾老的無條件響應。10月，中共十四大做出決定，中顧委如期撤銷，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八老治國”已經成為歷史名詞，悄悄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民間又有新的“八老”名單。這個所謂的“八老”名單，人員有所增減，除了習仲勛外，萬里和宋任窮也新增其中。但這已經是20世紀90年代，而這新“八老”在中共十四大之後基本處於完全退休狀態，對政局的決策力和影響力已經不能和80年代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