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但与曾、左比较而言，他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程度相对不足。自1980至2000年，有关胡林翼的论文不到四十篇，其传记也仅一本，即团结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董蔡时、王国平著《胡林翼评传》。近两三年来，胡林翼渐受学界重视，至少已出版邓亦武等著《天下巡抚胡林翼》（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陶海洋著《胡林翼与湘军》（广陵书社2008年版）和刘忆江著《胡林翼评传》三部著作。然而，正如刘忆江先生所言，“海内外至今尚无一本像样的胡林翼传记”（见刘著“前言”及第388页），已有的传记基本上大同小异，没有自己的风格与个性。这当然与胡林翼去世较早、没有机会像曾、左那样由统帅转为洋务重镇有关。
其实，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可见，胡林翼能文善武，懂经济，擅理政，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众所周知，清代以八股取士，迫使读书人专注于空疏无用之学，而不涉猎其他学问，严重削弱了他们的行政能力和整体素质。因而有人作诗讽刺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然而，胡林翼中进士，点翰林，层层过关，到达了科举考试的顶峰，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能臣干吏，这应该说与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
胡林翼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胡达源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直接入翰林院，授编修。后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为四品京堂。正因为此，胡林翼从小受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教育，并有不少奇遇。六岁时，他爷爷教他认字，读《论语》。八岁时，爷爷在益阳修志馆编修志书，他随侍在侧。刚好将赴任川东兵备道的陶澍顺路回老家益阳探亲，一见到胡林翼，就惊为伟器，曰:“我已得一快婿”，遂订下娃娃亲，将自己五岁的女儿许配给他。十九岁时，胡林翼与陶澍之女琇姿（字静娟）在桃花江陶氏别墅完婚。婚后，他师事同里蔡用锡前辈。蔡用锡，嘉庆十八年（1813）拔贡，晚授石门教谕。素谙兵略，曾因科场失意，游幕为生，“当世名卿大夫延至之恐后”（严正基:《蔡先生家传》，载《益阳县志》卷十六）。他教书“务为有用之学，不专重文艺，而于兵略、吏治尤所究心”。胡林翼“师事两年，涵濡渐渍，服膺终身”。二十一岁时，胡林翼偕夫人送岳母贺夫人去南京陶澍两江总督任所。陶澍是促成嘉道年间经世之学重新活跃的代表人物，办事干达，政声极佳。留居节署一年，胡林翼亲见陶澍兴利除弊措施，深受熏染，“精神殊为一变”。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岳丈公退之余，辄与男长谈。岳丈胸中本极渊博，加以数十年来宦途阅历，上下古今，融会贯通，每及一事，旁证曲引，判断洞中窃要，于男进益，非浅鲜焉。”（《胡林翼集》（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025页）
江南一行，胡林翼收获很大。《清史稿》说:“林翼负才不羁，娶总督陶澍女，习闻绪论，有经世志。”从此，他“于书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除了耳濡目染经世之术外，在此期间，胡林翼还得到了躬行实践的机会。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沅湘大水，益阳受灾严重，饥民流离失所。时在家受学的胡林翼担心饥民无食一变而为乱民，慨然曰“秀才便当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面见县令，“请按灾区编户口，劝富民出钱粟以赈”。他还提出具体的救灾方案，即令遭灾各处保甲根据贫富情况造户口册，分上、中、下三等，上户不管，中户可减价买米，下户免费给米，限期一个月。为监督保甲，防止其舞弊，胡林翼建议“选本地士绅协同办理，一以镇地方，一以免保甲之欺罔”。鉴于劝捐遭富民抵制，十数日无动静，他愤不可遏，不得不“一出倡之”，首先请岳父家捐出两千两银子以作表率，然后对其他富民苦口婆心劝导，“以至诚感之，以大义责之，以危言动之，以赏劝诱之”，终于使大家踊跃捐款，立致数万金。“已而，散米俵食，全活甚众”（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其时，胡林翼年仅二十岁，但他勇于任事，所表现出来的刚毅果断、成熟稳重、灵活机智完全超出其年龄范围。在给爷爷的信中，他详细叙述此事经过，说:“此事出于孙之意，见无一人赞之，但沮之者不下十数人。而孙自以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麋鹿奔于左而不顾，亦可谓毅然不移矣。”日后胡林翼事至立断、毅然自任、不主故常的施政行事风格由此可略见端倪。
而在两江督署，胡林翼有机会见到一些督抚，遂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来判断其人。他认为林则徐、卢坤等的心术德量与陶澍相同，并请陶澍密保林则徐、伊里布作为两江总督的继任人选，陶澍深以为然，很器重他这个毛脚女婿。因而，当胡林翼在南京纵情山水，并流连忘返于秦淮河畔、钓鱼巷中时，有人密告陶澍，不料陶澍却说:“润之（芝）之才，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后此将无暇行乐，此时姑纵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页）此事的真实性不知如何，刘忆江先生认为“以胡林翼之家教与陶澍之为人，此说殊不可信，多半是好事者的耳食之言”（第9页）。但刘先生的解释是善意的想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狎妓在清代士人甚至官员中非常普遍，清流健将宝廷不仅狎妓，而且娶妓，闹出了很多笑话。胡林翼是官宦子弟，养尊处优，他放浪不羁，有些风流韵事也是可能的。这从胡林翼身边人的笔记中就有蛛迹可寻，如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雄、朱孔彰说胡曾是“纨绔少年”，“常恣意声伎”；而胡的幕僚徐宗亮也说他“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并且他过惯优越生活，即使在艰苦的军营中，也“厌饫极精”，“无三日不小宴”（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不能像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粗茶淡饭，蔬食自甘。
胡林翼好冶游的逸事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还有个记载，那是黄濬从朋友处听来的:相传胡林翼点翰林后，常与同乡善化人周寿昌出入花街柳巷间。一夕，方与周寿昌同就某娼家，坊卒掩至，周寿昌机警，避入厨房，易服而立，得免被执，而胡林翼等人被抓回去问讯，因为不敢吐露身份，所以颇受辱。及释归，就与周绝交，谓其临难相弃，不够朋友。其后，胡林翼治军招勇，就不喜用善化籍人。应该说这个故事也无法证实，但是也不能断言它不可信。于是，在八卦满天飞的今天，有些关于胡林翼的文章和电视讲座借机添油加醋，津津乐道，动不动以“胡林翼嫖娼的故事”起讲，娱乐并误导着读者和观众。有篇宣传《胡林翼集》出版的文章题为“千金不换的回头浪子”，竟然也绘声绘色地描述胡林翼风花雪月的一面，并且充分发挥其小说家言的想象力，说:“胡林翼的浪荡，终于使自己吞了一枚苦涩无尽的恶果:他一生大小老婆娶了七八个，任谁也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儿女。毫无疑问，这是性病毁了他的生育能力。”实际上，胡林翼虽然没有亲生儿子，但其正房静娟夫人给他生了个女儿，取名端仪，咸丰三年（1853）五月嫁给监察御史周开铭（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至于胡林翼本身也并非浪子，他从小聪慧绝伦，家里人都认为他必成大器，对他的教育极为严格，九岁时即授以儒先性理之书，并且早晚督责，毫不放松。所以胡林翼“少负才气”，“为文操笔立就，旁通曲畅，自达其志”。他二十五岁即中进士，比年长他一岁的曾国藩还早两年，可谓少年科第。而且他在点翰林两年之内就两次被点派考差，是所谓的红翰林，前程似锦。曾国藩也是红翰林，因而在七年之内就由七品官升至从二品官。只是胡林翼运气不佳，受他人牵累，才一度宦途不顺，但他终究先于曾国藩成为封疆大吏，并且曾国藩后来所任的两江总督一职本来咸丰帝是准备授给胡林翼的，然肃顺提议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咸丰帝称善，遂如其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由此可见，胡林翼的表现自始至终都是比较优秀的，事业也颇为成功，根本就不是什么回头浪子。
贵州是胡林翼事业开始的地方。《清实录》说“贵州所属各地方往往聚有匪徒”，“数百为群，聚散无定，抢劫拒捕”。胡林翼年轻时究心兵略，对军事素有研究，此时刚好派上用场。他深入民间，延访士绅；短衣草鞋，探访匪穴；训练民兵，捕治巨憝，遂以知兵名天下。时值太平军势如破竹，进军湖南、湖北，清廷上下震动。于是，御史王发桂上疏推荐胡林翼，说他“捕盗锄奸，有胆有识，平日训练壮勇，仿戚继光成法而变通之。勇不满三百，锐健果敢，一可当十。搜剿匪徒于深山密箐中，与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团练条约》及《团练必要》诸篇，行之均有成效，历任督抚深为倚重。倘蒙圣恩逾格畀以重任，留于湖北带兵剿贼，可期得力”。疏入，允准，胡林翼遂提兵进入两湖战场，开始其“中兴名臣”的戎马生涯。就此而言，贵州不仅是胡林翼事业的起点，而且是其奠定一生功业的福地。
本来胡林翼任京官时，还不甚检点，有些公子哥的做派，可是改官黔中后，却刻自砥砺，“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厉世，颇似信国少保”（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呢？因为他这个贵州地方官是通过捐纳而来的。原来胡林翼丁忧起复后，觉得在京候缺补官，上升的空间不大，而其学生也认为他才气过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建树，所以就凑钱给他捐个知府。根据当时捐例，捐纳为官可以自主择地，胡林翼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发达的地方，挑个肥缺做官。但他是正途出身，曾官清要，捐纳为官已让他蒙羞，所以宁愿到边远之地，以区别于那些输金为吏者。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就直言不讳地说:“天下官方，日趋于坏。输金为吏者，类皆择其地之善者，以为自肥计。黔，硗瘠之所，边僻之境也，为人所掉首而不顾者。然兄独有取于黔者，诚以黔之官吏尚能奉上以礼不以货，以礼则知自重，不以货则知恤民，而治理庶几可冀。”（《胡林翼集》（二），第1037页）而对于友人的不解，他则解释说:“某之出，资用皆他人助成之……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负良友厚意。”胡林翼上述这些话并非门面语，而是发自肺腑，真心诚意。赴任前，他还“遍谒先茔，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一）。而他的确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在家书中，他曾说:“我必无钱寄归也，莫望莫望，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胡林翼集》（二），第1103页）因而，郭嵩焘说他“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诚如胡林翼所说，他是有钱人，因为他善于理财。当他初任湖北巡抚时，正值武汉两次失陷、湖北大半沦没于太平军，可谓库储一空，百物荡然，然而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等手段，岁入四百多万两银子，在当时东南诸省中仅次于江苏和浙江。这些钱，主要用作湘军军饷。为此，曾国藩赞誉胡林翼说:“以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敝，吏治日懋，皆其精心默运之所致也。”（《清史列传》，第3352页）其实除养兵外，这些钱有的用来“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的则作为备用之银，“为养士及假归来依之营官、哨官起见”。后者尤值得一提，胡林翼对于属下将士十分爱护，经常予以资助。如对于“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每家支付年费不下三百六十两银子；重要将领都兴阿、多隆阿、舒保、李续宜、鲍超、余际昌等所给月费超过千两；在同将领见面时也要给钱，如见都兴阿送一千两、见多隆阿送五百两都成了惯例。正因为他出手阔绰，用钱大方，使备用之银日见其少，于是他致信其理财幕僚阎敬铭，以其抚署公费用于私交赠贿，以酌减备用之银的花费（《胡林翼集》（二），第655、729页）。胡林翼这种具饷必丰、养人以宽的笼络手段，不仅使部下死心塌地供他驱遣，而且也使很多客将愿意归附他。因此，曾国藩说:“近世将才，湖北最多”，其中的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都是一时名将，战功赫赫。
除了知兵、理财外，胡林翼在晚清还以善于罗致人才、推荐人才出名。其中尤以七次荐举左宗棠传为政坛佳话。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展开。
胡林翼去世时年仅五十岁，主政湖北七年。这七年，湖北无岁无兵事，但他在萑苻遍地、兵连祸结之秋，苦心经营，缔造支持，将“糜烂众弃之鄂”变为“富强可宗之鄂”（《曾国藩全集·书信三》，第2239页），使湖北能够匡维全局，成为镇压太平军的重要基地。由此可见他的确如《清史稿》所评价的那样，长于综核，干济冠时。而“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相与欷歔慨叹，佥谓有清中兴之业，实基自公”（梅英杰:《胡林翼年谱》卷三），也是实事求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