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人民大會堂出席國宴時致辭，他追溯歷史，說早在美國建國時期，美中兩國人民即有了聯系。特朗普舉了兩方面的例子，一是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在自己創辦的殖民地報紙上介紹過孔子格言，且現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門楣上還保留有孔子雕像，作為對他的紀念；二是華盛頓紀念碑上有一塊來自中國的石碑，刻着晚清官員徐繼畬稱華盛頓為“人中豪傑”的贊美。
2026年是美國建國第二百五十周年，舉國上下都在籌備慶祝活動。特朗普的致辭讓我們想起，早在獨立戰爭爆發以前，儒家思想就已經出現在北美大陸，影響了美國國父們。美國誕生之後，中國人也很快知道了華盛頓，並將之視為一種理想的化身。中美兩國的“初印象”，可謂美好而雋永。
美國眼中的孔子
美國在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後，直到1783年才徹底打贏獨立戰爭，獲得英國承認。緊接着，滿載貨物的美國商船“中國皇後”號就在1784年抵達廣州，拉開了中美兩國往來的序幕。美國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開通中美航線，原因是他們在失去了英國這個殖民時期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後，必須另尋“生財之道”。對於中國，當時美國大眾幾乎一無所知，精英們則視之為文明、富饒的象征。
獨立以前，美國有關中國的知識大都來自歐洲——在利瑪竇等傳教士推介下，1687年、1711年《論語》相繼有了拉丁文版、法文版，而眾所周知，伏爾泰、魁奈等啟蒙思想家對孔子及其儒家學說贊譽有加，將之作為推動歐洲變革的思想工具。1724年，18歲的富蘭克林滯留倫敦，其間他讀到一本介紹性的小冊子《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對這位中國思想家有了初步了解。
特朗普所說富蘭克林在他創辦的殖民地報紙《賓夕法尼亞報》上刊登孔子格言，發生在1737年，當時富蘭克林分兩期摘錄了《孔子的道德》。按照歐洲科學院院士、德國學者阿爾弗雷德·霍農的研究，富蘭克林“十分認同孔子提出的從個人、家庭到國家、天下的‘至善之路’”。同時，他很欣賞中國的“德治”，獨立戰爭爆發後甚至曾想派特使到東方去，向中國皇帝討教治理國家的智慧與法律。
富蘭克林1737年刊登的《孔子的道德》（續篇）
美國人對孔子的好感一直延續下來。1935年，距離富蘭克林在北美大陸初次介紹孔子後差不多200年，最高法院大樓在華盛頓落成。在東西兩側門楣上各有一組雕像，西側的核心是手持天平的自由女神，她兩旁是象征秩序、權威的守護者，另外還有表示研究、議事的人物；東側中間是摩西、孔子和梭倫，旁邊人物也各有寓意，包括執行法律、裁決矛盾等。設計師麥克尼爾選擇刻畫孔子等三人，初衷是要表現美國法律承繼自過往文明成果，同時致敬那些源自東方的法律准則。
美國最高法院大樓東側門楣上的孔子雕像，右側是摩西和梭倫
其實最高法院的孔子雕像不止僅此一處，這里南、北兩面牆上雕刻有歷史上的偉大立法者，孔子就在南牆上，他兩旁是希臘立法者德拉古和羅馬皇帝屋大維。官方導覽冊上對孔子的介紹是：“一位中國哲學家，其思想強調和諧、學問與美德。他的學說後來被中國政府采納，作為治國的基礎。”
美國最高法院內部南牆上的孔子雕像，右側是屋大維
晚清人看華盛頓
在“中國皇後”號到達中國後第五年，即1789年，華盛頓當選美國首任總統，隨後有關他和美國的知識一點點傳入中國。台灣學者潘光哲、上海學者熊月之都對華盛頓在中國的接受史有深入研究。
1817年，兩廣總督蔣攸銛向朝廷報告美國商船情況，提及“該夷並無國主，止有頭人，系部落中公舉數人，拈鬮輪充，四年一換”，說明這時清朝官員已經知道美國總統不是世襲，但誤以為是靠抓鬮決定人選。1833年，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到廣州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他在1837年的一篇文章中介紹華盛頓：“此英傑懷堯舜之德，領國兵攻敵，令國民雍睦，盡心竭力，致救其民也”。郭實獵為方便中國人理解，把華盛頓比作了孔子口中的聖君。此後，有關華盛頓的中文信息日趨增多。
1848年，徐繼畬完成《瀛寰志略》，該書第九卷《北亞墨利加米利堅合眾國（即北美洲的美利堅合眾國）》對美國做了全面介紹。如特朗普所說，徐繼畬稱贊華盛頓的部分內容被刻上石碑，至今還安放在華盛頓紀念碑內。
贊頌華盛頓的中文石碑
石碑為花崗岩制作，長約1.35米、寬約1.04米，刻於1853年，正文共計170多字，以正楷書寫：“欽命福建巡撫、部院大中丞徐繼畬所著《瀛寰志略》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魄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徐繼畬看來，華盛頓是比陳勝、吳廣、曹操、劉備等中國起義者、割據者更偉大的人物，他打下江山之後，沒有稱帝，且不傳位子孫，實踐了儒家“天下為公”的至高理想。徐繼畬認為，美國不設世襲的王侯，國家事務交由公眾處理，可謂“創古今未有之局”，華盛頓是當之無愧的西方第一人。
特朗普不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及這塊石碑的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訪華時在北京大學演講，他說在華盛頓紀念碑里“有一塊很小的石碑，上面刻着的碑文是：‘美國決不設置貴族和皇室頭銜，也不建立世襲制度。國家事務由輿論公決。’”美國就是這樣建立了一個從古至今史無前例的嶄新政治體系。這是最奇妙的事物。這些話並不是美國人寫的，而是出自福建省巡撫徐繼畬之手，並於1853年由中國政府刻成碑文，作為禮物送給美國。”克林頓表示“很感激”，因為它道出了美國人民的心聲。
對於石碑的贈送者，克林頓說是“中國政府”，特朗普則改為籠統的“中國人士”，他們兩人究竟誰說的對呢？我們可以看到，石碑落款寫的是“大清國浙江寧波府鐫，耶穌教信輩立石”“咸豐三年六月初七日，合眾國傳教士識”，這說明石碑在中國境內鐫刻，但操持此事的並非大清朝廷或寧波官府，而是在寧波的基督徒——以美國傳教士為主，或許還包括中國信徒。據考證，1853年在寧波主持刻碑與贈碑的人，可能是身兼醫生和傳教士雙重身份的瑪高溫。兩位美國總統的說法其實都不准確。
從誤讀到祛魅
富蘭克林對孔子的介紹、最高法院門楣上的孔子雕像、徐繼畬對華盛頓的贊譽，都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但多少都帶有一些“神化”的傾向。這種“誤讀”為美國制度建設注入了東方思想資源、給晚清革命黨人奮進的信心，其後隨着雙方交流的增多，“誤讀”有的走向反面，有的則被糾正。
張濤《孔子在美國》一書收錄了不少19世紀晚期美國媒體對孔子的評價，這一時期由於美國對清朝的認識加深，同時對華工有了較多觀察，連帶“孔子形象亦一落千丈”。比如不少媒體杜撰格言或故事嘲諷孔子，1875年有人寫下“面包被吃掉就沒有了”“你除非有面包，否則就沒有面包吃”等所謂“格言”後，說“孔子的讀者”對這些話一定“似曾相識”，意指孔子只會說廢話。孔子更被視為導致清朝落後的根源，1878年《芝加哥論壇報》的一篇文章即說，熟知孔子學說的中國人“懷疑一切新生事物”，又說為尋求知識，“西方國家總是向前看，他們卻往後看”。過去富蘭克林等人誇大孔子的作用，把他與中國文明畫上等號，以至時勢變化後，原先對孔子的過度贊譽一下滑向極端貶低。
中國對華盛頓的觀感雖未發生逆轉，可也逐步糾正了誤讀，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對此有詳細梳理。徐繼畬《瀛寰志略》廣泛傳播後約半個世紀，到了1895年，學者宋恕撰文反對時人稱華盛頓“創西國民主之局”的說法，他舉雅典“開民主政”等例子說明西方民主制度的奠基遠早於美國。自小在夏威夷讀書的孫中山，獲得的有關華盛頓的知識更為准確。1919年，他在《孫文學說》里談及美國的成功，說很多人將之歸因為華盛頓個人“有仁讓之風，所以開國之初，有黃袍之拒”，孫中山則指出“一國之趨勢，為萬眾之心理所造成”，並非一兩個人所能左右。顯然，從19世紀末開始，中國人對華盛頓的認知已經脫離將其比作堯舜、曹劉的“初印象”，而是把他置於西方背景下給予客觀評價。
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刊登的華盛頓畫像，該報稱其為“世界第一之共和國建設者”（摘自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
時至今日，在中美兩國人心中，華盛頓、孔子依然是代表對方國家的重要符號，只是都已趨向中立，看到他們身上優缺點共存。當代美國人有時依然會把孔子作為調侃對象，但上世紀70年代以來與孔子相關的內容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課堂上，馬薩諸塞州公立學校1997年就把《論語》列為推薦書目。我們現在說起華盛頓，也會知道他本身是一位奴隸主，且並非“軍事天才”，獨立戰爭期間初任統帥，因軍事經驗不足，多次被英軍擊敗。
中美“初印象”的誤讀早已不再，我們希望未來兩國間的其他“誤讀”也能越來越少。
編輯｜丁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