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丹]李來福著，劉海岩、龔寧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268頁，79.00元
1901年2月《北華捷報》的記者寫下天津租界的劃分情況後，補上了一句：“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小小的丹麥並未要求劃分一塊地盤，我們卻有了許多非常優秀的丹麥鄰居。”這段報道輕描淡寫的感嘆，說明彼時天津的丹麥人群體便已初具規模。然而，如果不是丹麥歷史學家李來福花費十余年在丹麥國家檔案館翻檢舊檔，這些人的故事大概仍沉沒在私人通信與公司文件的故紙堆中，不為人所知。他的成果，便是《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
書名中的“水與電”極易喚起關於近代城市“現代化”的慣常想象，然而作者並未鋪陳管網與線路的建設細節，而是以克制的筆調鉤沉檔案、串聯線索，將敘事焦點轉向晚清以來投身天津水電基建的丹麥人群體。這種敘述本身展現了一種新的觀察角度，也帶出了一個新的問題：通過這些因城市營建而遷徙的異鄉人及其技術實踐，可以讀出何種獨特韻味的中國城市近代史？
走向天津的丹麥人
在既往關於天津租界與外國人的研究中，丹麥由於沒有租界，往往被籠統歸入“近代來華外國人”的整體敘述，從未作為單一群體被考量。李來福將眾多具有群體特征的丹麥人經歷擺在讀者面前，一個問題隨之浮現：他們究竟為何來到天津？
答案的一部分藏在丹麥社會的變遷里。書中人物多來自社會中層：璞爾生、林德出身中產家庭，父親是牧師或紳士租地人。他們既非被飢荒逼走的農民，也非攜資出洋的貴族，而是受過專業訓練卻向外尋找發展空間的中間階層青年。這種狀況很可能與1864年普丹戰爭密切相關——丹麥戰敗後被迫割讓三塊領地，國土與人口均縮減約三分之一，海運隨之萎縮，國內技術人才的職業空間隨之收窄。
現代企業搭建的橋梁也給求職者更多遙遠的機會。丹麥大北電報公司為在遠東與英屬大東電報公司競爭，於1869年獲得俄國特許權，將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陸路電報線與中國、日本海岸相連。由於未獲中國政府正式許可，他們“在夜幕的掩護下”將海底電纜接入天津外國租界，成為最早落腳天津的電報企業之一。公司雖有英法資本，卻由丹麥人管理，且大量聘用丹麥籍員工。大清電報局建立後，持續從大北公司借調外國工程師。技術人員的調動頻繁，使大北電報公司幾乎成了一個人才中轉站。
與制度渠道並行的，是一張更柔軟卻同樣有效的私人網絡。璞爾生來津後意識到一人難以應付膨脹的工程任務，於1887年前後邀請林德赴天津架設電報線。林德日後也面臨人手短缺，1903年濟安自來水公司急需懂歐洲供水技術的工程師，他專程回哥本哈根，向丹麥高等技術學院請求推薦，學院隨即推薦了剛畢業的賀樂伯。從林德啟程到賀樂伯抵津，整個過程不過數月，這種完全非官方的高效人才調動，主要依賴工程師間的私人關系網絡。這種狀況不只存在於天津，北京建設自來水廠時，總工程師耿普魯與咨詢工程師賀樂伯便是同一所學校畢業，早已相識的校友。
天津本身的吸引力當然也不可忽視。1860年開埠後，天津一度匯聚九國租界，是近代中國租界數量最多的城市。對於丹麥工程師而言，利用其他國家租界基礎設施的機會謀求個人發展尤其重要，他們非常容易在多國並存的格局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天津正經歷最早的現代化進程，對照明、通信、清潔飲用水及排水系統的技術需求極為迫切，這恰是丹麥人擅長的領域，城市的成長需求與技術人才的職業空間由此實現了精准對接。
一個人的四個職業
托馬斯·休斯在《電力網絡》中以“系統建構者”（system builder）描述那些並不專屬於某一特定領域，卻能統合物質與社會要素的關鍵人物。近代天津混雜的開埠秩序、分散的資本來源、不熟悉現代企業制度的本土合作者與隨時可能爆發的政治動盪，本就增加了城市系統協調的難度，反向推動了更“全能”的系統建構者的出現。這一特征在以技術人才遷移為主體的丹麥群體中表現最為典型。
璞爾生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在天津二十六年的工作，涉及電報、燃氣、自來水、電話四大基礎行業的創設。1881年來津後，他最初擔任天津電報學堂副督學兼教習，1885年轉任大清電報總局副督辦，其間主持了一系列電報線工程，這些線路在大北電報公司內部文件里被直接稱為“璞爾生電報線”。他還重新設計了一套中文電報編碼方案，“每個漢字由一個不超過六位字母的英文單詞表示”，盡管未能推廣，但體現了他讓歐洲技術與中文環境相配合的基本思路。
在電話領域，璞爾生於1887年10月進行了一次戲劇性的技術演示——利用比利時人范·雷塞爾貝格發明的方法，讓同一條線路同時承載電話與電報信號，與身在大沽的同事順暢通話一小時。彼時距貝爾申請電話專利僅十一年，距愛迪生改進的炭粒話筒投入使用不過十年，可見他也開始承擔國際先進技術與中國市場之間的中介作用。
燃氣照明方面，1888年英租界租地人特別會議通過了璞爾生的油制氣提案，同年他代表天津氣燈公司與英租界工部局簽訂油制氣供應合同。在公司在融資階段遭遇困境時，璞爾生主動放棄自己的紅利股以緩解財務壓力，說明他不只是技術發起人，同時也是工程的早期投資人。
清末電話局的機房
供水領域同樣留有璞爾生的印記。1895年英租界成立自來水廠發起人臨時委員會，他出任主席，參與水廠的設計規劃決策。1899年公司正式供水後，身為董事長的他在多種供水方案的篩選中，始終將供水質量與保護居民健康置於首位，對供水量的考量反居其次，這一立場對租界水廠的水源選擇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他雖未必是深耕某一領域的專家，卻在天津成為多個基礎行業的開創者與推進者。他不只是工程師，同時也是公司發起人、資本募集者與政治中間人，已然扮演了“系統建構者”的角色。同一時期的丹麥人群體中，此類多面手並不罕見，而天津城市現代建設的強烈需求，則為這種全能型角色的成長提供了充分的空間。
技術的旅途與城市的重塑
從外來技術旅行者的視角觀察一座城市的變遷，極易將技術傳播視為單向故事。然而細讀這些工程師的經歷，可以發現天津本土的城市環境同樣深度介入了技術選擇與實施方式，甚至催生了技術在地化的新知識。技術旅途並非單程，而是一條雙向互動的過程。
林德對海河的治理工作是這一過程的典型呈現。他在1889年赴山西途中注意到，中國許多地區的地圖既未標注河流確切位置，也無水道特性與流量的基礎數據，歐洲依賴水文記錄的治水經驗因此無從借鑒。他由此意識到，在中國從事治水工作，必須先完成本土水文調查，辨明天津河流與歐洲主要河流之間的差異，再談技術選擇。
1896年，林德在與洋商總會商討海河治理時，主動提議參照英格蘭提茲河的辦法——提茲河受潮汐影響明顯，淤積狀況與河口形態與海河相近。他帶着天津的水文調查數據赴歐尋找參照，在德國考察弗魯林挖泥船時，專門向有意投標的公司提供大沽沙的土壤樣本，並在條件相似的河流上進行作業實驗，以確定挖泥船的改進方向。林德方案的總體特點，是在承認海河既有水道系統合理性的基礎上，通過建造水閘、封閉運河和開通支流來調節水量，實踐證明這種做法耗資較少且大多收效顯著。
1902年海河工程局購置的第一條挖泥船“北河號”
反面的例子同樣說明問題。1906年，海河工程局決定采用費妥瑪改良的“滾江龍”方法治理大沽沙問題，這種借鑒中國傳統治沙經驗的方法成本僅為其他方式的一半。林德明確反對，認為“滾江龍”雖可見一時之效，但不適合大沽的泥沙環境，長期使用將得不償失。工程局堅持推進，數年後終於發現此法不能徹底解決泥沙問題，延誤了更有效技術的引入時機。這一曲折恰好從反面印證了林德堅持本土水文調查的判斷。
值得注意的還有知識流動的方向。二十世紀初，德國希肖公司希望將弗魯林挖泥船銷往天津，林德指出該公司標准型號達不到海河工程局的規格要求。此後，希肖公司檢驗了大沽沙的土壤樣本，專程邀請林德赴德國考察一艘在土壤條件與大沽更為相似的河流上作業的挖泥船，以便在設計上作出針對性改進。天津特殊的水文條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歐洲挖泥船的設計方向。林德1914年自費出版的《大沽沙報告》更進一步，將在天津積累的工程知識整理為可供歐洲學術界閱讀的文獻，正式進入了歐洲的工程知識體系。
海河六次裁彎取直工程示意圖
多面的技術人才
李來福筆下的丹麥人群體，不只是城市建設的操作者，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技術教育的參與者。璞爾生1881年至1885年擔任天津電報學堂副督學兼教習，為中國學生編寫漢語電報教材；學堂畢業生大多成為大清電報局的骨干，構成此後數十年中國電報網絡的主要運營力量。丹麥皇家海軍軍官林德碑1896年至1901年在天津水師學堂執教，講授化學、物理、海軍戰術、射擊、爆破與語言，所培養的中國海軍軍官多成為北洋海軍的中堅。技術引進與人才培養在十九世紀末的天津同步推進，這並非偶然，而是清政府聘用外籍專家時的明確任務之一。
隨着中國海外留學人才陸續歸國，本土工程師逐漸在城市建設舞台上嶄露頭角，在供水業領域尤為明顯。濟安自來水公司創設之初核心技術工作均由外國人承擔，林德是第一屆董事會的六名成員之一，也是負責工程建設的兩名工程師之一。林德身後，自來水廠形成了由丹麥籍工程師主導的局面，這一狀況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因第一位中國本土工程師的加入而改變。
這位本土工程師名叫劉茀祺。他出生於陝西富平，1925年從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畢業後曾在紐約顧問工程公司從事自來水工程設計施工工作。1934年入職濟安自來水公司，次年主持建造了華北第一座新式快濾池，淘汰了之前的慢濾設備，有效緩解了城市快速發展中供水量不足的問題，此後又先後主持擴建供水網絡、增加用水戶。到三十年代末，濟安自來水廠已成為天津供水網絡中覆蓋面積最大、供水能力與質量最為穩定的水廠。
劉茀祺的美國妻子格蕾絲在書信中（《格蕾絲：一個美國女人在中國1934-1974》），保留了對外籍專家群體的另一重視角。她在1934年的家信中寫道，水廠中一些外國人僅憑外國身份便可獲得巨額工資，“位居其才能十倍以上的中國人之上”，其中丹麥籍總工程師“只不過是個機械師，對技術一竅不通，找到這份工作全憑他和公司英國董事的關系”。格蕾絲還提及中國股東與技術人員推動的水廠中國化改革，積極爭取讓中國人掌握企業方向，只留下真正懂技術的外國工程師。這些記錄表明，近代天津的外國技術人員絕非均質群體，其中既有開創行業的精英，也有憑借身份套取紅利的平庸之輩。
李來福客觀的記錄中，同樣保留了這種復雜性。在那些兢兢業業的行業開創者之外，也有打着工程師名號行騙甚至惹上官司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當數曾擔任天津自來水有限公司工程設計職務的司徒麟。他自稱哥本哈根機械工程師，卻從未通過工程師考試，且有酗酒習慣，根本不能勝任土木工程師職務。在林德碑等人向領事館舉報之後，相關調查還發現他早在哥本哈根時期便犯下過相似錯誤，重壓之下只得辭職離開天津，輾轉逃往美國。另一位名為克里格爾·安德森的工程師則有着更離奇的經歷。他本是丹麥軍中尉，因不當行為被解除軍職，隨後憑據說購自香港的“工程師文憑”進入天津，經林德推薦入職自來水公司，但數周後便因侵吞公款被起訴，1902年7月“幾乎每天都有人提出索賠”，最終於1910年在曼谷因造假被捕送回歐洲。
這些假冒專家的故事在書中所占篇幅不大，卻讓全書圖景變得立體。一座技術大量短缺、信息高度不對稱的近代港口城市，既為真正的技術人才提供了展現才能的平台，也為冒險者提供了可乘之機。當技術專家稀缺時，“專家”身份本身便成了一種可以被偽裝、借用乃至濫用的通行證，或許是技術遷移歷史中最難以回避的人性問題。
綜觀全書，《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以一群丹麥人的遷徙軌跡為經，以近代天津的城市建設為緯，在兩者的交織中揭示出若干值得關注的歷史話題。近代城市的技術輸入並非宏觀結構的簡單投射，而有賴於具體的人才流動機制，包括國際商業公司搭建的制度渠道與工程師之間的私人人脈網絡，兩者共同構成了技術遷移的“毛細血管”。技術移植也從來不是單向過程。天津本土的水文條件、地理環境與建設實踐，反過來塑造了工程師的技術判斷，並將在地知識輸送回歐洲的工程學體系，知識的流向遠比“西學東漸”的單線敘事復雜。隨着中國留學人才的成長與回歸，近代城市建設的技術主體經歷了深刻的本土化轉型，外國技術人員的群體內部也隨之發生分化，真正具有專業能力的人與憑借身份套利的人之間的張力，成為理解這一時期技術史與社會史的一個新的微觀視角。
由此而言，“水與電”便不再只是兩種技術名詞或宏大的建設指標，而與具體的生命實踐緊密相連。在這百余名丹麥人之外，更多為維持生存與追求幸福而努力的人，同樣默默參與了近代天津的城市塑造。或許正是無數微末生命力量的交疊，才匯聚成那股推動城市發展的深層潛流。本書展現給我們的，正是這潛流中的一截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