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英國諷刺雜志《潘趣》刊登了一幅題為《窮人孩子的護士》（第17卷，第193頁）的漫畫，畫面中最顯眼的是一個貼着“鴉片”標簽的瓶子，它被諷刺地稱為“窮人孩子的護士”（The Poor Child's Nurse），因為當時貧困的父母為了長時間去工廠工作，不得不給吵鬧或飢餓的孩子喂食含鴉片的制劑，讓他們陷入昏睡。畫面中，一位嬰兒孤零零地躺在破舊的搖籃里，圍繞其周圍的是破損的窗戶、搖搖欲墜的椅子、冰冷的壁爐以及地上的水桶……家里沒有大人的蹤影，暗示父母由於生計被迫外出勞作。這幅漫畫所揭示的情況是維多利亞時代嬰兒被喂食鴉片現象的真實寫照。
隨處可見的致命“糖漿”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含有鴉片成分的制劑以“戈弗雷鎮靜劑”“戈弗雷糖漿”“戈弗雷混合劑”“嬰兒安寧劑”“嬰兒糖漿”“安撫糖漿”以及“嬰兒混合劑”等五花八門的名目進行銷售。人們從葯房、雜貨店和街邊小販那里可以隨時買到這些售價低廉但“效果顯著”的制劑。最常見的是“戈弗雷糖漿”，唾手可得，極易成癮。
在維多利亞時代早期和中期，英國消耗着驚人數量的鴉片，這包括給嬰兒喂食的鴉片制劑。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提及這種給兒童喂鴉片的現象，恩格斯於1845年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痛斥了工人階級的悲慘境遇：“在這些專利葯中，危害最大的一種是用鴉片類物質——主要是鴉片酊——配制的飲劑，名為‘戈弗雷糖漿’。那些在家中勞作、既要照看自家孩子又要照看別人孩子的婦女，往往給孩子們喂食這種飲劑，以此讓他們保持安靜；許多人甚至誤以為這種葯還能強健孩子的體魄。她們往往從孩子剛出生起便開始喂食這種葯物，且在完全不了解這種‘強身劑’究竟會產生何種後果的情況下，一直喂到孩子夭亡為止。”馬克思於1867年在《資本論》中寫道：“工廠區的一切現象在此地均有重現——其中包括（且程度更為嚴重）那掩飾得極不體面的殺嬰行徑，以及給兒童強喂鴉片類葯物的惡行。”他還提到，服用鴉片劑的嬰兒“萎縮成小老頭或瘦得像小猴子”。
醫學界人士和政府官員也曾公開揭露當時隨意給嬰兒使用鴉片類葯物的魯莽行徑。在葯物中——甚至包括專供兒童使用的產品中——添加鴉片、酒精和汞，這一做法有着悠久的傳統。許多葯物都含有鴉片類成分，即便針對的只是像腸絞痛和脹氣這樣看似微不足道的病症。曼徹斯特的一位葯劑師曾坦言，他每周售出半加侖的暢銷品“戈弗雷糖漿”，以及多達6加侖的同類仿制葯，這種仿制葯被人們委婉地稱作“安寧劑”。人們對這種葯物非常熟悉，每個人都准備用它來安撫哭鬧的孩子。這類產品無法真正治愈疾病，但它們在讓孩子變得安靜方面，無疑是卓有成效的。C·弗雷澤·布羅克頓醫生估計，在19世紀中葉，僅在考文垂，每周就售出12000劑“戈弗雷糖漿”，並用於3000名兩歲以下的嬰兒；他認為，在諾丁漢沼澤地區，這種糖漿的使用量更大。1863年當時的首席健康醫官約翰·西蒙（John Simon）在給樞密院的年度報告中寫道：“毫無疑問，在沼澤地，幾乎每個外科醫生都給出可怕的聲明，即沒有一個工人之家是看不到一瓶鴉片劑的，而且所有孩子都以某種形式使用它。”這種惡習不僅限於工人階級，葯劑師約翰·昆西（John Quincy）在《英格蘭葯典大全》中曾指出，甚至中產階級家庭中雇用的奶媽也“養成了一種極其惡劣的習氣：給孩子喂食這種葯物以促其入睡，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孩子的福祉，倒不如說是為了圖自己省事”。
高死亡率背後的隱形殺手
在當時的社會群體中，沒有一個群體像貧困工人階層的幼童那樣，如此廣泛且高強度地被喂食含有鴉片的制劑。孩子的年齡越小，被喂食的機會就越大。相比3歲的幼兒，1歲的嬰兒被喂食的劑量的可能性更大、頻率更高；相比5歲的兒童，3歲的幼兒被喂食幾率也更高。當嬰兒對“戈弗雷糖漿”產生耐葯性、不再見效時，便會升級改用“鴉片酊”（laudanum）。隨着孩子對葯物耐受性的增強，即使加大鴉片酊的劑量也難以產生顯著效果時，他們便會進一步升級，改用名為“安寧劑”的葯水。喂食的主體可能是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親，或看顧孩子的房東，或家中年長幾歲看孩子的“小大人”。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大量嬰兒死亡，1839年英國醫生托馬斯·布爾（Thomas Bull）在其著作《給母親的建議》中估算，所有因鴉片致死的案例中，有3/4發生在5歲以下的兒童身上。曾有一名僅9個月大的嬰兒，在9個小時內分次服用了4滴鴉片酊，便中毒身亡。西蒙1863年的年度報告中也寫道：“事實上，似乎毫無疑問：在某些工業城鎮中，習慣性地給嬰兒服用鴉片類葯物，這無疑是導致當地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這不僅是因為偶爾會出現用葯過量的情況，更是因為嬰兒若長期處於持續的麻醉狀態，便會因此食欲不振，導致營養攝入嚴重不足。”
當時嬰兒的死亡率令人觸目驚心：1851-1855年，當時英國全國人口死亡率為22.6‰，不到1歲嬰兒的死亡率為156‰；1856-1860年兩類死亡率的數字分別為21.8‰和151‰。19世紀90年代，即使在英國全國人口死亡率下降的情況下，嬰兒死亡率仍居高不下：1891-1895年，當時英國全國人口死亡率為18.7‰，不到1歲嬰兒的死亡率為150‰；1896-1900年兩類死亡率的數字分別為17.6‰和156‰。雖然如此高的嬰兒死亡率並不完全是給嬰兒喂食鴉片類制劑導致——各種疾病如霍亂、腹瀉、猩紅熱、白喉、百日咳和流感等是嬰兒的主要殺手——但給嬰兒喂食鴉片類制劑無疑是原因之一。正如在向樞密院提交的醫學報告中，亨特醫生斷言：造成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真正元凶，其實正是那所謂的“戈弗雷糖漿”。有時，此類事件會被上報，但被記錄為“壓死”。亨特醫生認為，“虛弱”及其他類似術語，往往是用來掩飾因服用“戈弗雷糖漿”致死的委婉說法。到1863年，因鴉片類葯物導致的嬰兒死亡已變得如此頻繁，以至於英國總登記總署的年度報告中專門增設了“按年齡劃分的麻醉葯致死”這一類別。
上圖是一幅現代的廣告（不是維多利亞時代原始的廣告），題目是“不睡覺的孩子？用鴉片酊”。畫面中心是一位神情憔悴、眼神空洞的女性。她一手抱着年幼哭鬧的嬰兒，另一手正在熨燙衣服。海報下方列出了鴉片酊的其他“功效”：鎮痛、黃熱病、心臟病、感冒、痢疾等。
一則史料記載了20歲的蕾絲女工瑪麗·科頓（Mary Cotton）的故事。瑪麗從6歲起便開始從事蕾絲制作工作：夏季時，她的工作時間是從清晨5點或6點一直持續到深夜10點；冬季時，工作時間則是從上午8點半持續到深夜10點。1839年11月，瑪麗生下一個非婚生子。僅僅在一周之內，她便重返工作崗位。鑒於她每周僅有4-5先令的微薄收入，她根本無力雇請保姆來照看孩子。然而，如果給嬰兒喂食“戈弗雷糖漿”，她便能輕而易舉地讓孩子安安靜靜地待在自己身邊，從而繼續工作。瑪麗的案例被“兒童就業委員會”編列為第188號，並進行了評估。針對瑪麗的情況調查得出了如下結論：“若非迫於生計，不得不緊守工作崗位，她絕不會給孩子服用‘戈弗雷氏糖漿’。她曾多次試圖戒斷此葯，卻終究無能為力；因為一旦停葯，她便無法工作，也就意味着她將無以為食。”她所面臨的困境無疑是19世紀中期無數貧窮母親需要面對的共同困境。對於貧困的職業母親而言，任何能安撫孩子的東西，都是她們渴求的福音。
這種現象引起政府的關注，政府開始對含有鴉片酊制劑使用情況進行調查。1862年，格林豪醫生（Dr. Greenhow）曾奉命對考文垂、諾丁漢、布萊克本、伯明翰、伍爾弗漢普頓、梅瑟蒂德菲爾及阿伯加文尼等地的工業疾病進行調查的同時，亦對上述各地的嬰兒生存狀況進行了同步考察。其調查報告描繪了一幅令人觸目驚心的悲慘景象：“在某些工業城鎮中，專門用於喂給嬰兒的鴉片類葯物銷量之大，簡直令人觸目驚心。……當有人就給孩子服用鴉片酊一事對這些婦女提出規勸時，她們往往辯解道：她們必須設法讓嬰兒保持安靜，因為她們的丈夫和年長的孩子白天都要外出做工，如果夜間受到嬰兒哭鬧的干擾，便無法得到充分的休息。”
為何喂食嬰兒鴉片的做法一直持續？
在以福音派嚴苛的道德觀和家庭崇拜而著稱的維多利亞時代，這種普遍存在的鴉片濫用的現象似乎與其標榜的價值觀格格不入。當時雖有各種調查報告以及社會有識之士的呼吁，但給嬰兒喂食鴉片的情況持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與當時針對酗酒、性病及其他社會問題所展現出的積極改革熱情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如下因素使得鴉片制劑持續地施用於嬰兒。首先，在國家層面，時人認為如何撫養孩子是個人的選擇，國家不應介入。這種“不作為”的態度在邏輯上具有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特征，這一點在西蒙1863年的報告中表達的非常明確。他寫道：“罪惡的根源是英國法律從未努力要消除這一影響。錢是一方面；貧窮是另一方面。婦女為出價更高的勞動力市場放棄家內義務；可憐的女工一心只想出售她那誠實的勞動，她漸漸發現她賣掉了幾乎所有其他女人理解為幸福的東西。”他認為這種罪惡的根源可能超出了法律的范圍，因此，他只建議雇用成年女工的工廠在自己的工廠內，根據周密的規章制度建立育兒室，工作的母親可以把她們的嬰兒交給合適和友善的人照顧，並且可能經常在必要時看望他們。
其次，在個人層面，貧窮的女工沒有選擇。由於生活所迫，維多利亞時代大量工人階級女性要外出工作。即使在生產後也得不到適當的休養，亞歷山大·湯普森（Alexander Thompson）於1852年描述了工薪婦女產後得不到休養的情況：“自然之力沖破暴政的律令，迫使她暫離那奴役般的生活兩三天，只為誕下骨肉……然而不出數日，她便被匆匆趕回工作崗位——全然不顧自身的健康與體力——將無辜的幼子托付給保姆照看。保姆手持奶瓶與‘戈弗雷糖漿’，以此讓這可憐的小生靈保持安靜，直至母親下工歸來……”母親的工作強度越大，嬰兒被施以鎮靜葯物的頻率也就越高。對於貧困的職業婦女而言，其預算和工時幾乎沒有任何彈性可言；因此，這些家庭很難擺脫那種由“低工資、高強度勞動以及用鎮靜葯物喂養兒童”所構成的惡性循環。因此，正如《潘趣》上的漫畫所展示的，鴉片鎮靜劑便成了窮苦人家孩子的“保姆”；它是“母親的幫手”。為了省去看顧嬰兒的時間，省去喂食、省去換尿布的時間，同時也為了維持家庭的安寧，母親們經常給嬰兒喂食含鴉片的制劑。
再次，相比於酗酒被視為公共問題，因為它導致街頭暴力、勞動效率低下和家庭解體，直接威脅到社會穩定。性病被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因為它直接影響了軍隊和海軍的戰斗力，這是《傳染病法案》出台的直接誘因。但給嬰兒喂食含鴉片類的制劑的結果是讓嬰兒保持安靜，這種行為發生在家內，中產階級改革者傾向於將貧民窟的嬰兒死亡歸結為底層母親的道德墮落或懶惰，而非系統的制度問題。甚至這種做法在短期內被認為有助於母親繼續留在工位上生產，因此並未被視為對公共秩序造成威脅。時人並沒有意識到給嬰兒喂食鴉片造成國民體質的虛弱，這一危害在布爾戰爭征兵時才被意識到。
最後，毫無疑問，鴉片在緩解疼痛方面是無與倫比的，此外鴉片也有治療腹瀉、緩解飢餓的功效，在缺醫少葯的年代，在那些沒有錢支付正規醫生診費的家庭中，鴉片是實惠的“靈丹妙葯”。
這一做法的終結及啟示
到19世紀晚期，周期性的社會調查，加之工人階級生活及工作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給兒童喂食鴉片類制劑的現象。與此同時，關於應當對麻醉品實施管控的社會共識也已然形成。英國醫學會於1909年出版的《秘密療法》一書，標志着不受監管的葯物時代的終結。1912年，在《海牙國際鴉片公約》的推動下，各國政府才出台並實施相關法律法規，從而有效地遏制了鴉片類葯物的流通，並徹底終結了對嬰兒施用葯物進行鎮靜的危險陋習。1920年英國政府頒布《危險葯物法》，標志着對鴉片制劑的生產、銷售實施嚴格管控。至此，鴉片制劑不再是隨時可以買到、使用的育兒產品。
這一做法的終結，不僅是醫葯監管的勝利，更是社會文明尺度的重塑。它標志着嬰兒的生存權利從不被干涉的家庭隱秘角落，正式進入了國家公共治理的視野。雖然那個曾經將鴉片瓶諷刺為“窮人孩子護士”的維多利亞時代已經遠去，但它留下的教訓卻振聾發聵：當社會的齒輪加速轉動時，如果代價是犧牲最弱勢的群體，那么這種進步便始終帶着難以掩飾的殘酷色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