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份，湘南特委軍事部長、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井岡山，他竟然當眾宣布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開除毛澤東黨籍的指示。
這件事發生的背景是在1927年時，當時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四方。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
在這革命黑暗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嚇倒，他們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毅然決然地拿起武器，開始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艱苦征程。
同年9月，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到湖南，領導了著名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軍懷揣着革命的理想和對舊世界的憤怒向長沙進發，然而，現實卻給了他們沉重的打擊。國民黨反動派調集了大量的兵力，對起義軍進行了瘋狂的圍追堵截。
起義軍由於敵眾我寡，且缺乏戰斗經驗，在戰斗中接連受挫，部隊損失慘重。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毛澤東冷靜地分析了敵我態勢，他很清楚認識到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繼續攻打中心城市無異於以卵擊石，只會讓革命力量遭受更大的損失。
於是，毛澤東果斷地做出了一個改變中國革命命運的決定：放棄攻打長沙，率領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轉移。
這一決策在當時無疑是打破了傳統的革命觀念，開辟了一條全新的革命道路。毛澤東帶領着秋收起義部隊，沿着羅霄山脈南下，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歷經艱辛。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敵人的圍追堵截，戰士們沒有絲毫退縮，他們堅定地跟隨毛澤東，向着心中的理想之地前進。終於在10月，他們到達了井岡山。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這里群山環抱，森林茂密，有着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同時，這里的群眾基礎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時期，當地的農民就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對共產黨有着深厚的感情。
毛澤東深知道要想在這里建立根據地，必須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於是，他帶領部隊深入農村，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讓廣大農民真正享受到革命的果實。農民們看到共產黨是為他們謀幸福的，紛紛踴躍參加紅軍，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逐漸發展壯大起來。紅軍在這里建立了黨組織、政權機構和地方武裝，開展了土地革命，使根據地的面貌煥然一新。
然而，毛澤東的這一正確決策，卻並沒有得到當時黨中央的理解和支持。當時的黨中央受“左”傾盲動思想的影響，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只有攻打大城市，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
他們對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的決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是“右傾逃跑主義”。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在“左”傾思想的主導下，做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決定。
於是在次年3月份，湘南特委軍事部長、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了井岡山。他肩負着傳達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的重要使命。
周魯一到井岡山，便擺出一副“頂頭上司”的姿態，對毛澤東及前委的工作橫加指責。他先是批評毛澤東及前委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
在周魯看來，革命就應該采取激烈的手段，對土豪劣紳進行無情的打擊。他指示要“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房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頭顱！”這種極端的觀點，與毛澤東所倡導的穩健、務實的革命路線背道而馳。
接着周魯傳達了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由於當時環境惡劣，文件不能隨身攜帶，他只能靠背誦記憶來傳達。然而，正是這一特殊的傳達方式，導致了他犯了嚴重的錯誤。
周魯在傳達中央給毛澤東的紀律處分時，竟然當眾宣布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開除毛澤東黨籍，這意味着毛澤東將失去黨員身份，無法再參與黨的組織生活和領導工作，這對於一生致力於黨的革命事業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最後，周魯又傳達了湘南特委的決定：取消前委，另組師委，毛澤東改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長。這一系列的決定，讓井岡山的同志們感到震驚和困惑。他們不明白，為什么中央和省委要做出這樣的決定，更不明白，為什么要對毛澤東進行如此嚴厲的處分。
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後內心卻十分平靜，他知道在這艱難的革命歲月里，個人的榮辱得失微不足道，重要的是革命事業的發展。所以他沒有過多地去辯解，而是默默地接受了這一切。他堅信真理最終會戰勝謬誤，時間會證明一切。就這樣毛澤東成為了一名 “黨外人士”，開始了他人生中一段特殊的經歷。
在被開除黨籍的艱難時刻，毛澤東展現出了令人欽佩的政治覺悟和紀律意識。他沒有因這一錯誤的處分而心生怨恨，更沒有對組織產生絲毫的不滿。
相反，毛澤東以大局為重，堅決服從組織的決定。他深知在革命的征程中，個人的榮辱得失與黨的事業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他始終堅守的信念。
毛澤東放下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毫無怨言地擔任起工農革命軍第1師師長。盡管職務發生了變化，但他對革命事業的熱情和責任感絲毫未減。
毛澤東很清楚的明白無論在哪個崗位上，都能為革命貢獻自己的力量。在給戰士們的講話中，他堅定地表示：“即使開除了黨籍，我也要干共產黨的事！”
這句話展現了毛澤東對黨的忠誠和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名共產黨員對組織的絕對忠誠。在他看來，組織的決定就是命令，必須無條件服從。
哪怕這個決定是錯誤的，毛澤東也相信，組織最終會認識到錯誤，真理也終將戰勝謬誤。這種嚴守紀律的政治自覺，成為了他在逆境中前行的強大動力，也為廣大戰士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後來周魯又要求毛澤東帶領部隊下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余部會師，會師後立即向長沙等大型城市進攻。
毛澤東認可與朱德、陳毅會師，但他不認可去進攻長沙這些大型城市，他認為以當時紅軍的力量根本不足以進攻大型城市，盲目進攻只會造成革命力量的巨大損失，為此他與周魯展開了激烈爭辯，苦口婆心勸說周魯放棄進攻大型城市的決定。
但周魯自恃從莫斯科考察學習過蘇聯紅軍的革命經驗，因此他堅持己見，並以毛澤東已經不是黨員為由，要求井岡山的紅軍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完全服從他的“向敵人心臟挺進”的戰略計劃。
面對如此情況，毛澤東在會議上已經失去話語權，不能再與周魯爭辯，他只能服從周魯的命令。不過他並沒有盲目聽從這一命令。
毛澤東帶領紅軍下井岡山後就借口在酃縣整訓部隊，實際上是在尋找時機，保存革命力量。他知道酃縣地理位置重要，這里群山環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同時，這里的群眾基礎也比較好，有利於部隊的發展和壯大。
在酃縣毛澤東帶領部隊深入群眾，積極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讓廣大農民真正享受到革命的果實。農民們看到共產黨是為他們謀幸福的，紛紛踴躍參加紅軍，為革命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通過這些努力，部隊不僅得到了休整和補充，還擴大了革命影響，贏得了當地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將湘東與贛西南連成一片。
而歷史也證明了毛澤東的選擇是正確的，4月份湘南暴動失敗，毛澤東率部重回井岡山，與朱德順利在井岡山會師。
也是在朱德這毛澤東才看到了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指示文件，原來他並沒有被開除黨籍，中央臨時政治局只是撤銷他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原來當時周魯是誤傳了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指示，由於當時局勢危險，特派員接到的中央指示文件怕隨身攜帶被國民黨反動派搜出來，因此特派員通常都是把指示文件默記在心里，然後口述背誦傳達，周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誤把撤銷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變成了撤銷黨籍的指示。
至此毛澤東心中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這個消息對於毛澤東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安慰。而他在誤傳期間的冷靜處置，為部隊避免了損失，贏得了寶貴的先機。這種務實應變的戰略智慧，充分展現了他作為一位偉大領袖的卓越才能和高瞻遠矚。
後來周魯看到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正式文件後也覺得愧對毛澤東，湘南暴動失敗後，他和麾下的部隊去向就成了問題，當時有人建議他帶領部隊重回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但周魯認為自己的錯誤決定對不起毛澤東也對不起那些犧牲的戰友，他自覺沒臉再見毛澤東也沒臉再回井岡山。
於是周魯決定帶領部隊效仿毛澤東進山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因此他率領湘南特委向安仁、耒陽一帶轉移，在兩地交界的雙排山附近，周魯所部遭到國民黨軍隊伏擊，他寧死不屈，率部對國民黨軍隊奮起反擊，在戰斗過程中，他不幸胸口被擊中兩槍，當場壯烈犧牲，臨死前他高喊：“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周魯誤傳中央臨時政治局指示的事情讓毛澤東在晚年都念念不忘，他在晚年回憶時曾說：“中央臨時政治局開除了我的候補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由於交通閉塞，又沒有文件，傳到井岡山便變成了開除我的黨籍。黨代表當不成了，不是黨員，連黨組織生活都不能過，成了一個紅軍隊伍中的‘民主人士’。後來才說傳錯了，不是開除黨籍，這才恢復了我的組織生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周魯也沒有忘記，雖然周魯行事魯莽，但周魯直到犧牲的最後一刻依舊是信仰堅定地無產階級革命者，為此毛澤東曾特意指示尋找周魯直系親屬，他想親自為周魯的直系親屬簽發革命烈士證書，但遺憾的是後來一直沒能找到周魯的直系親屬。
毛澤東晚年回憶起這件事還曾十分遺憾，他認為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他當時一定要找機會與周魯單獨促膝長談一次，他絕對有把握可以改變周魯當時的決定，這樣也不至於造成周魯和湘南特委同志們的犧牲。
而毛澤東在誤傳事件中所展現出的紀律意識、務實作風與寬廣胸襟，如同一座巍峨的豐碑，屹立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長河中，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標桿。他的這種精神，穿越時空，在新時代依然散發着耀眼的光芒，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