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飛往雅加達途中突然爆炸,除了3名幸存者,飛機上的11名乘客和另外5名印度機組成員全部遇難。
由於遇難者的遺體已經難以辨認,中國方面將遇難者遺體統一火化後,裝入骨灰盒。周恩來總理特意囑咐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贊申健,將烈士的骨灰留下,他要親自把烈士骨灰一起帶回北京。
“克什米爾公主號”性能優良,墜機原因是否正如中方收到的情報所說,是人為破壞的呢?
調查委員會在飛機殘骸中發現了兩處疑點:首先是飛機右側機翼的後梁處,所有蒙皮都向外突出,這是爆炸物才能形成的痕跡;另一處疑點是殘骸中發現了某個定時裝置的部件。
早在事發第二天,新華社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聲明指出:“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這次不幸事件是負有嚴重責任的。我們要求英國政府和香港英國當局對這一事件進行徹底查究,將參與這一陰謀陷害事件的特務分子逮捕法辦,以明責任。”
由於當時香港主權還未回歸中國,藏匿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只有港英當局有權處理。面對盤根錯節的國際關系,周恩來如何通過外交渠道遞交證據、追查幕後凶手呢?
4月15日,周總理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就“克什米爾公主號”案件進行了交談。周總理希望尼赫魯總理致電英國首相艾登,轉告中國方面的意見:英國政府在對此事件的處理上,應同中國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態度。
4月26日,周總理收到尼赫魯的來信,信中轉來了英國首相艾登回復尼赫魯的意見:艾登同意破案,並且希望中方能夠提供相關的情報。
“克什米爾公主號”空難事件發生以後,中國安全機關立即對事件進行了全面調查,並做出了詳細的情報。5月11日,周總理親自審定後將這份情報定名為《向香港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
從這份情報可以看出:截至5月10日,中國已經偵查到“克什米爾公主號”是由蔣介石集團的特務機關“保密局”下屬的“香港情報站”策劃的,具體的執行者是香港啟德機場檢修飛機的地勤人員周駒。
5月18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熊向暉到達香港,按周恩來的指示,向港英當局提供了詳盡的材料。
當晚,港英當局開始逮捕涉案的國民黨駐港特務人員。從5月18日到6月1日,共審訊81人,其中19人被拘留,又逮捕了8名同國民黨特務有聯系的人。但真正的凶手逃跑了。
5月18日,香港警方接到了台灣的美國民航公司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啟德機場飛往台北的班機行李艙里,發現了一名潛乘者,名為周梓銘。
經過香港警方的查證,周梓銘原名周駒,正是“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的直接執行者。
案件的關鍵人物在中國代表到達香港的當天逃往台灣,顯然是有人走漏了風聲。熊向暉當機立斷,指出兩點讓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爾·納·高轉告港方:第一,證明中國提供的情報完全是正確的,證明“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確實是國民黨特務破壞的。第二,港英當局應該竭力追捕周駒,追捕人犯,使真相大白。
周總理肯定了熊向暉及時對港英當局做出的表態,同時要求港英當局將周駒引渡回香港法辦。
5月21日,爾·納·高給熊向暉帶來消息,港英當局以當時的香港和台灣並未締結罪犯引渡條約為由,說不能要求引渡周駒。
很顯然,港英當局並沒有一個真正要弄清楚真相的態度。那么“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曾經擔任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谷正文,於2003年3月在回憶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公開承認,這起事件是台灣特務人員所為,暗殺目標正是周恩來總理。
當時,國民黨特務找到周駒,以60萬港幣為價,讓他安裝炸彈。
1955年4月11日中午,周駒像往常一樣來到香港啟徳機場上班。與以往不同的是,他攜帶的洗漱用品當中多了一件物品——當時美國最新研制的特種炸葯。他最終把這罪惡的炸彈放在了飛機右翼的輪艙上。
然而,港英當局以沒有證據為由含糊其辭,使得這個凶手最終逃脫了。
1956年1月16日,英國駐華代辦處照會中國外交部,稱港英已經把逮捕的31人驅逐出境,送往台灣。6月24日,英國駐華代辦處再次照會中國外交部,把剩下拘留的13人驅逐出境。
8月4日,周恩來以外長名義照會英國代辦處,對港英當局釋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了嚴重抗議,並且鄭重聲明,此案尚未破案,“英國政府仍然負有不可推卸的國際責任”。
實際上,在周恩來協調各方推進案件調查的過程中,台灣方面始終沒有停止阻撓。在周恩來和中國政府的施壓下,港英當局繼續施壓台灣,讓台灣遣返周駒。
雖然台灣當局不肯交出周駒,但是這一案件的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
在1956年建立的亞非會議死難烈士紀念碑上,鐫刻着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碑文的最後一句話是:“為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來源:CCTV國家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