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海則弱，向海則興。在中國南沙群島的九章群礁中，有一座由灰沙礁石構成的橢圓形島嶼，名曰“景宏島”。
景宏島是南海遠洋時理想的下錨地，也是我國南沙群島防御體系的重要前哨。但，很少有人知道，景宏島的名稱由來，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永樂三年（1405），鄭和首下西洋。與之同往的，有王景弘、楊慶、楊敏等人。他們奉皇命，領着27800余人，駕着62艘寶船，自江蘇太倉劉家港出發，開啟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征程。
鄭和的船隊依靠針路的指引，一路向南。他們不僅將沿途的所見所聞記錄在冊，南海海面上的各座小島，也成了他們遠洋航行的駐足之地。在那里，他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物及文獻記錄。而這些珍貴的歷史遺存，成為人們追溯南海記憶的重要載體。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去後，中國軍隊接管南海諸島，將南海群島的北部第四列群礁命名為“鄭和群礁”。而在鄭和群礁的周圍，另有幾座面積較大的島嶼，分別被命名為費信島、馬歡島等。
景宏島，便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以航海家王景弘（亦寫作王景宏）的名字命名。
▲王景弘畫像。圖源：網絡
王景弘被稱作“鄭和的副使”，似乎是一個歷史常識。在各種歷史著作中，“鄭和與他的副手王景弘”之類的表述隨處可見。
似乎在鄭和七下西洋期間，王景弘始終只是個配角。實際上，這很可能是歷史轉錄者以訛傳訛的結果。
據《明史》記載，永樂三年六月，鄭和率船隊首下西洋。在船隊出發之前，永樂皇帝親頒聖旨，命“（鄭）和及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儕，在《說文解字》中有明確釋義，即“等輩也”。這表明，王景弘與鄭和地位相當，同為明朝這場大規模遠洋航行的重要領導者。
費信的《星槎勝覽》亦寫道：“太宗文皇帝（朱棣）繼統，文明之治，格於四表，於是屢命正使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開道九夷八蠻，欽賜璽書禮幣。”費信是鄭和船隊的重要成員，也是鄭和身邊最重要的翻譯官。他雖然是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時才被選入這支遠洋船隊，但作為明朝官方的記錄者，他將鄭和、王景弘、侯顯以正使的身份並提，也足以說明在王景弘下西洋期間，與鄭和同為欽差正使太監。
鄭和船隊的另一名重要成員馬歡，在其海外見聞錄《瀛涯勝覽》中也曾記載鄭和船隊下西洋的盛況。如，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除率船隊官兵27000余人外，尚配有明朝頂尖的統領指揮人員、軍事人員、航海技術人員、財經貿易人員等。這其中，欽差正使太監除了鄭和以外，還有六人。另有監丞、少監、內監、都指揮、指揮、千戶、陰陽官、教諭等868人。
而在《明實錄》中，王景弘與鄭和同時出使西洋的記錄僅一條，即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茲遣太監鄭和、王景弘等齎詔往諭，其各敬天道，撫人民，共享太平之福”。
由此可知，在下西洋期間，明朝官方派遣的船隊正使，絕非由鄭和一人擔任。只是作為正使太監，鄭和名氣隆盛，加上身兼船隊統帶指揮，擁有整個下西洋水師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因此，即便王景弘等人同樣身負皇命，鄭和之名依然蓋過其他人，成為這支船隊無可比擬的絕對領導者。
鄭和原名馬和，出使西洋前曾是燕王朱棣府上的內侍小太監，後蒙道衍和尚教誨，飽覽群書，於燕王府中嶄露頭角，被特許隨侍燕王征戰沙場，並在靖難之役中立下功勛。作為報答，朱棣稱帝後，特賜其姓“鄭”，並授予內官監太監一職。鄭和由此成為明朝內廷十二監中僅次於司禮監太監的高階實權大太監之一。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圖源：網絡
與之互為同儕的王景弘，難道也跟鄭和的崛起有着相似的軌跡？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洪武年間，家貧無以為繼的王景弘便被迫自宮，入宮做了小黃門。後來，朱元璋分封諸子，作為入宮不久的內監後輩，王景弘被派往北平燕王府當差，成了朱棣身邊的小太監。
朱元璋登基初期，明令宦官只能灑水掃地，不准識字，更不得參預朝政，以防止初興的明朝埋下如漢唐宦官當政的禍根。他精力旺盛，曾在一天之內連續批閱四百多份公文奏折，可隨着年齡增長，這高強度的工作量已然成為身體負擔。由此，他不得不親自打破自己制定的禁絕宦官干預朝政的制度傳統，屢派宮廷內侍往北平等地犒賞有功的北征將士。
朱元璋對宦官的態度轉變，被鎮守北平的朱棣看在眼里。於是，在朱棣的默許之下，道衍和尚在教導燕王世子朱高熾、高陽郡王朱高煦的同時，也對燕王府的小內侍進行識字教育，使他們“通曉文義，善書札”，以備日後減輕燕王理藩的負擔。如此，馬和與王景弘等小太監便成為王子們的“伴讀”。
建文四年（1402）六月，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蹤。對此，篡位後的朱棣始終心存疑慮，懷疑建文帝仍然存活於世，流亡海外，密謀復辟。一個旨在追蹤前朝皇帝，並“耀兵異域、示中國之富強”的通使西洋計劃，便應運而生了。
當時航海要靠針路（羅盤）引路，針路分東洋指針和西洋指針。東洋即南海以東，大致為今天的日本、菲律賓等地區；西洋，則大概指今天的馬來半島、印尼、婆羅洲等地區及附近海域。
東洋各國，早在洪武時期便與中國進行頻繁的商貿及政治往來。在朱棣心中，如果建文帝尚在人世，逃往東洋並試圖復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他將“搜查”的重點放在了西洋。
▲朱棣畫像。圖源：網絡
通使西洋計劃既成，派誰出使卻是關鍵所在。
鄭和隨朱棣南征北戰功勛卓著，被選派為通使西洋船隊總指揮，這無可厚非。問題在於，鄭和是雲南人，即使他自小跟在朱棣身邊南征北戰，但面對於陸地之外的海洋，他依然是一個 “小白”。單靠他一人統帶這支遠洋船隊，顯然是非常冒險的。
王景弘很好地填補了經驗的空缺。
史載，王景弘是龍岩漳平人，當時屬漳州府管轄。出航前，他曾“雇泉船，以東石沿海名舟代導引，從蘇州劉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可見其對航海的熟稔程度。宋元以來，東南沿海的閩浙一帶，一直是朝廷對外貿易的窗口，也是造船及航海技術最發達的地區。史書雖然沒有留下王景弘早期探索海洋技術的證據，但他生於斯長於斯，必然受到當地濃烈的海洋文化熏陶，對大海的熟悉程度遠在鄭和之上。
另一方面，盡管明代的航海技術已較前代有了很大提升，但“海中四望惟水，茫無畔岸，深無底極，大風一來，即白浪如山，飄忽震盪，人無以庸其力”，如此恐怖的場景，多少會令航海者內心不安。被閩南人信奉為海神的媽祖，就成為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心理依賴對象。
媽祖祭祀規矩頗多，王景弘自幼浸潤於閩南文化圈中，顯然也深諳媽祖的祭祀典儀。這一獨特的優勢，使得他在鄭和下西洋的籌備階段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鄭和下西洋期間，雖然隨行人員如走馬燈一般經常變換，王景弘卻猶如一根定海神針，多次與鄭和並肩同行。
▲福建莆田媽祖廟。圖源：攝圖網授權
在下西洋的船隊中，除了軍事指揮、正使太監外，各類技術人員也是不容忽視的特殊群體。這群人里，有一批專門執掌羅盤、依循針路簿指揮行船的航海核心人員——火長。他們是船隊的雷達和眼睛，憑借着對洋流、季風、星象等知識的理解，為船隊在茫茫大海中辟海開道、護佑安瀾。
史料記載，鄭和每次下西洋，“始則預行福建廣浙，選取駕船民梢中有經慣下海者稱為火長，用作船師”。也就是說，火長多為閩浙一帶的老船員，幾乎未曾接受過官話訓練。身為火長們的同鄉，王景弘自然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溝通橋梁。這也是鄭和與王景弘共同領導船隊的主要原因之一。
▲王景弘。圖源：影視劇照
在歐洲大航海時代，壞血病和腳氣一直是船員們的奪命夢魘。資料顯示，16世紀到18世紀期間，壞血病導致了超過100萬名水手的死亡。可以說，出洋的船員除了對海洋具有天生的恐懼外，更害怕自己生病。
然而，鄭和的艦隊並未受到這方面的困擾。這是為什么呢？
台灣《鳳山縣志》記載：“明太監王三保（即王景弘）植姜崗上，至今尚有產者，有意求覓，終不可得。樵夫偶見，結草為記，次日尋之，弗獲故道。有得者，可療百病。”台灣百姓傳言王景弘種的姜能治百病，這種說法未免有些誇張。但結合14世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對中國船隊的觀察，可以推斷王景弘是知道如何確保船員免於壞血病困擾的。伊本·白圖泰曾在他的游記中寫道，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只常在木盆中栽種蔬菜、生姜，以供船員日常食用。
船隊在航行階段，易受風浪侵襲。馬歡《瀛涯勝覽》記載，船隊途經“溜山國”（今馬爾代夫），“設遇風水不便，舟師失針舵損，船過其溜，落於溜水，漸無力而沉，大概行船皆宜謹防此也”。當風向與洋流不利於航行之時，船只誤入馬爾代夫群島的暗礁群中，就會觸礁沉沒。
因此，風浪過後，船上設施折損是常有之事。倘若船隊領導者中有擅長營建、維修技能之人，則能大大減少因設施損壞而導致的航行延誤。而王景弘，就是具備監工營造能力的人才。
▲《鄭和下西洋》中的畫面。圖源：影視劇照
《明仁宗實錄》記載，明朝遷都北京後，王景弘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起，即奉命“率下番官軍赴南京鎮守，宮中諸事同內官朱卜花、唐觀保，外事同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這也是南京城首設鎮守太監的記錄。
王景弘擔任南京鎮守期間，城內一切宮殿營造事務皆由其統一調度。洪熙元年（1425）四月，王景弘受明仁宗命修葺南京宮殿，以備新帝隨時回鑾。宣德三年（1428），王景弘又受命與鄭和等一起監工督建大報恩寺。
宣德十年（1435）正月，明宣宗駕崩前頒布《弛役敕》，諭令停罷下西洋事務。在這份言簡意賅的敕書中，皇帝明確“敕行在工部及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太監王景弘等：南京工部凡各處采辦、買辦一應物料，並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工匠人等，當放者即皆放回”。
顯而易見，無論是在建設、修繕南京城，還是在監督制造下西洋船只及物料，王景弘均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如果說鄭和是這支遠洋船隊的直接領導者，那么，王景弘無疑就是不可忽視的後勤總管。
▲鄭和第七次下西洋航線。圖源：新編鄭和航海圖集
或許就連王景弘本人也不會料到，在其默默支持了鄭和近三十年後，他也終於有機會從幕後走到台前，肩負起大明遠洋船隊最後的輝煌。
宣德八年（1433），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期間，欽差正使太監鄭和病故於古里國（今印度卡雷卡特），享年六十三歲。作為他的同儕，此時也已年逾花甲的王景弘挺身而出，率船隊扶柩繼續返航。
隨鄭和下西洋多年，船隊該如何東歸故土，王景弘早已了然於胸。在古里國停留九天後，王景弘即令船隊往蘇門答臘島方向行進。之後，船隊經滿刺加（今馬六甲）、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駛入南海，於宣德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回到江蘇太倉劉家港。
王景弘的成功返航，也意味着鄭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宣告終結。但，明宣宗溝通海外的決心，卻未在此刻停息。
歷史學者田培棟估算，鄭和七下西洋期間，除廣泛傳播明朝文化及先進的技術外，還為明朝創收至少二三十萬兩黃金以及數千萬兩白銀，大約等於宋元兩代市舶司總收入的十幾倍。江寒秋在《鄭和下西洋的經濟賬》一文中總結道：“正是鄭和下西洋從海外賺回大量的金銀，解決了中國自唐宋以來的貴金屬緊缺的局面，從此銀子取代了劣金屬和紙幣成為中國的主要貨幣。”
宣德九年（1434），當來明朝覲見明宣宗的蘇門答臘哈利王子卒於京師時，明宣宗又萌生出第八次下西洋溝通各國的想法，於是令王景弘再使蘇門答臘。這也是正史中記載的王景弘最後一次率隊出海遠航。
然而，這項高風險、高收益的偉大事業，在朝臣看來，卻是一個沉重的負擔。閣臣們普遍反對此項影響國家安危與民心沉浮的金融冒險活動。隔年，隨着明宣宗駕崩，下西洋遂被永久停罷。
▲明宣宗朱瞻基畫像。圖源：網絡
此後，相繼即位的明英宗、明憲宗等人雖一再萌生下西洋的念頭，但文官集團卻始終意見統一，不僅在言語上干擾阻撓皇帝頒發出使的聖旨，還故意將永樂朝下西洋的資料藏匿起來，一把火燒掉。
鄭和、王景弘、下西洋這些字眼，從此成了明朝海外貿易鼎盛的斜陽余暉。王景弘對明朝海上貿易的貢獻，也僅存只言片語，逐漸為世人淡忘。
王景弘雖然沒有機會成為第二個鄭和，但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仍然懷念下西洋的時光。他總結自己多年出海貿易之經驗，寫成《赴西洋水程》一書。這本書匯集整理了他與鄭和近三十年下西洋的所見所聞，直至今日仍是不可多得的航海原始材料。
《赴西洋水程》書成後不久，正統二年（1437），王景弘病逝。這部凝聚了他畢生心血的典籍，隨即猶如明珠蒙塵般被當局束之高閣。明朝自此關上了探索世界的大門，錯過了與西方大航海時代角力較量的機會。
王景弘去世後半個世紀，1488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到達好望角。緊接着，西班牙航海家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於1498年開辟了印度航線，麥哲倫船隊在16世紀初完成了首次全球航行……
當這些西方航海家們縱橫捭闔之時，中國忘記了鄭和，更忘記了王景弘。
等我們再次想起他們的名字，已是很多很多年之後。此時，有多少人終於明白鄭和與王景弘的歷史意義：
當一艘船真正駛出港灣，它便不再屬於某個王朝的疆域，而是屬於一種文明的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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