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人的歷史記憶里，近現代以來共有三個重要節點：1895年，1945年和1996年。
1895年是清朝“馬關割台”的時間，之後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五十年。
1945年是抗戰勝利和台灣光復的時間，國民黨從日本手中把台灣接收了回來。
1996年是台灣首次直選地區領導人和社會轉型的標志性年份——很多台灣人選擇性忘掉了1996年之前的歷史，包括兩蔣時代和隨後的“過渡期”。
《馬關條約》中文版開頭部分，原件現藏於台北故宮。在1990年代對台灣中學生的調查中，許多學生把甲午戰爭排在心目中歷史事件的第一位。
《馬關條約》的第一條是讓大清確認朝鮮獨立，第二條是割讓台澎和遼東半島予日本，第三條是說割地後劃界的事情，第四條是賠償白銀兩億兩，第五條是第二條的補充條款。
其中第五條原文這樣寫的：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
又台灣一省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兩國立即各派大臣至台灣，限於本約批准後兩個月交接清楚。
通俗來講，就是割讓土地之後的兩年內，如果被割讓土地內的居民想搬遷的可以自願遷走，剩下的就默認願意做“日本人”。
這是一條對台灣影響深遠的條款，它使得大批島內官員和文化人士全部內遷，日本人很輕松地從一片文化沙漠上重建了台灣。
相關數據顯示，1895年割台時台灣總人口僅300萬，待到1945年台灣光復，全島人口約600萬，其中有50萬日本人和琉球人。
1945年至1949年間，國民政府陸續將50萬日本人和琉球人遣返，故這幾年里島內人口略有下降。
1949年國民政府戰敗，攜帶超120萬軍民來到台灣，後續進一步吸納了來自東南沿海島嶼、海南島及緬甸、泰國境內的軍事難民，至1950年，台灣人口升至755萬。
根據當前統計數據，在全台2300多萬人中，原住民約占3%，本省人約占85%，外省人約占12%——這里的“外省人”即一百多萬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軍後代（依父系血緣登記），而“本省人”就是光復接收時那600萬台灣人的後代。
十九世紀末台灣中部原住民，真實的“賽德克巴萊”。
台灣目前有六十多萬原住民，前些年島內政治人物去南太平洋島國“尋根”，就是尋這批原住民的根。
日本殖民台灣的五十年間，對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島內社會進行了大規模改造。
考慮到當時台灣不過是一個300萬人口的社群，長達五十年的殖民、數十萬外來人口移民以及各種形式的培訓改造，足以徹底重塑其社會結構。
日本統治時期，對台灣實施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指導方針，使用台灣的自然資源與人力來支持本土發展。
具體來說，台灣主要負責產糖、產米和挖礦，直到1930年代才出於備戰目的（把台島作為征服東南亞的前進基地）發展了一點像樣的工業。
在日本人的定位里，台灣的地位其實遠遠落後於偽滿洲國，也不及朝鮮半島。
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開始，日本加大了對台灣的同化力度，旨在從精神上消除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從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台灣原住民的生活形態與文化，全面日化。
當時日本曾強制要求台灣人改名字，想法也是別出心裁，比如“洪”改為“共川”或“三井”，“白”改為“上泉”，“石”改為“岩下”，“野”改為“里予”……
像李登輝，又叫岩里政男，他的哥哥李登欽叫岩里武則，李登欽隨日軍一起戰死在東南亞，後供奉在靖國神社。
二戰後期台灣曾駐有二十萬日軍，被東京視作“拱衛本土”的重要基地。
不過美國海軍上將威廉·哈爾西提出了著名的“跳島戰術”，盟軍最終采取了攻占菲律賓群島和沖繩島等諸多小島、跳過台灣以及其他東南亞占領區的方案。
因為“跳島戰術”，台灣躲過一劫，除台北台南等幾個大城市遭到美軍轟炸外，幾乎沒有受到什么損傷。
這樣的好處是保留了大量社會經濟建設成果，壞處則是沒有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社會結構做“連根拔起”。
日本在台灣修建鐵路，1906年。縱貫台灣南北的鐵路是五十年間日本留下的最大規模基礎設施，主要出於鞏固占領和軍事戰備的目的，外加用於掠奪資源。
1945年10月15日，國民黨軍在基隆港登陸，台灣人一度十分興奮。
然而隨後國民政府的表現卻令台灣民眾大為失望——不僅紀律敗壞、貪腐橫行，而且限制民間經濟活動，將在台灣所接收的物資無償運往中國大陸投入內戰。
台灣儼然變成了國民政府的一塊“小殖民地”，島內通貨膨脹嚴重，諸多民眾餓死街頭，治安狀況也比日據時期大幅下滑，盜賊橫行。
這一系列的矛盾，最終導致1947年2月28日爆發了台灣全島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二二八事件”。
該事件後，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的好感度降至冰點，一股“懷念日據時期”的思潮開始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至1947年間主政台灣的關鍵人物是陳儀，他在“二二八事件”後被解除台灣省行政長官職務。
1949年1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受傅作義鼓舞，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陳儀決定聯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起義。
原本已經談得差不多了，怎料事情被上海警察局長毛森發覺，湯恩伯為了個人安危向蔣告密，自請誘捕陳儀歸案。
1950年4月，陳儀被押到台灣，不久即遭槍決。
槍決前的陳儀。建國之後，新政府對陳儀家屬與後人多所照顧，2011年，陳儀外孫將其骨灰用一個背包偷偷背回上海，於2014年6月安放在杭州安賢園。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按道理應該將日本留下的殖民痕跡一一清除。
可事情的吊詭之處在於，當時老蔣極度依賴美國的支持，又和日本站到了同一個陣營里。
1952年2月，蔣以外事部分負責人葉公超為商訂對日“和平條約”的全權代表，同日方進行談判，最終締結所謂的“和約”，並表示要“共建東亞和平”。
期間，因國民政府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代表中國的合法性，故在對日談判的問題上反而得求着日本，借此來彰顯自身“合法地位”。
日本自然知曉蔣的軟弱性，於是在談判過程中咄咄逼人，台灣不得不以犧牲戰爭賠款、承認《舊金山和約》條款表述等現實利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蔣當局合法性的承認。
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的場所即原先的日本駐台灣總督府，占據着台北市最中心的位置。柯文哲任台北市長時曾表示，沿用日本殖民留下的總督府建築作為XXX是“歷史觀錯亂”。
夜間的首爾光化門和景福宮，景福宮左後方高處即青瓦台。1995年，韓國總統金泳三下令將位於景福宮前面的原朝鮮總督府拆除，以“清除日本統治時期的象征”。
回顧台灣自近代以來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清末開化，馬關割台，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光復時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遷台，史上最長的戒嚴，經濟騰飛，社會轉型……
這一系列激烈的社會變革給台灣留下了混亂的人員構成和復雜的社會思潮。
現階段大部分台灣人都不願意去回憶歷史，也不願意探討未來，而是習慣於以1996年為界限進行“翻篇”，一心專注於當下熱鬧的選舉政治。
正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台灣人更喜歡當下能夠立即讓自己愉悅的東西，比如一杯咖啡、一份甜點、路邊的一只貓咪、小巷里一抹夕陽余暉、一場酣暢淋漓的競選集會……
漸漸地，碎片化的小確幸情緒成為了島內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