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這是《史記》記載的“緹縈上書”的開篇。
父親做官時，“齊中皆稱其廉平”，然而，“今坐法當刑”。這十二個字，家與國，情與法，全都點出來了；姿態又夠低，鋪墊做得足，既是真情流露、一片赤誠，又小心翼翼，力求以情動人。
雖然父坐法當刑，有無冤屈，只在“廉平”處埋伏筆，不再爭執，而是退一步，“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這是全然避開罪之有無的問題，只從承受能力上，討論刑之輕重，且討論的不僅是一己、一時的承受，還引申到尋求“改過自新”的機會。
只是這樣表明態度，擔心還不夠，為了表足誠意，上書者必須付出更多。無罪的緹縈，在表露了她的情感、見識後，接下來又表明了她的決心：“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即便罪囚曾經為官“廉平”，如今年邁還將受刑值得同情，但天子與法官也許會想：“那又如何？”“與我何干？”“改過自新”的態度雖正，卻也可能引出“照規矩辦”的後果。而當一個既服從權威、理解國法，又心疼父親、為救父不惜代價的小姑娘提出甘願以身贖父時，上位者也許才會略感驚訝，稍稍動容。別小瞧了這一點垂憐，遇上合適的時機，天子過問的一點小事，落到這一家頭上就是寶貴的生機。
緹縈上書，約六十字，紙短情長，言簡意深，這背後是怎樣的功力？她這樣小的年紀，又從何處得來這樣的功力？具體而言，既然是上書，這六十個字，需要工工整整寫出來，她總得識字吧，是誰給她啟蒙？能寫出這樣一份鄭重、重要的文稿，她是怎么開的竅？又怎么改成？寫與改，還都不是在悠閑的閨房里，而是在她隨父至長安一路跋涉的途中。
關於緹縈上書的構思和寫作方式，包含幾種可能：第一種是緹縈自己構思自己寫，第二種是別人構思緹縈寫，第三種是別人構思別人寫。從技術上講，最有難度的應該是第一種，但最難得的也正是這一種。支持緹縈親自構思和撰稿的證據，雖然沒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但緹縈所上之書，至少得是她親筆抄寫、不假手於他人的。也就是第一種方案完美，第二種方案保底。而由此也可推斷緹縈識字。
王子今教授《秦漢文化風景》一書中有一篇《漢代社會識字率推想》也提到了緹縈：“緹縈在長安上書，請別人代書的可能性不大。女子上書，更早有戰國時期的史例。”文中還列舉了皇室親族女子、富貴人家女子等，雖都不算是尋常女子，但她們的情況有助於推測當時社會識字者的占比。
對緹縈這個特例，王老師還在《漢代的女童教育》一文中繼續分析。緹縈故事構成中國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節。我們在這里更為注意的，是“少女緹縈”能夠“上書”帝王，並且言語得體、文辭感人的事實。如果緹縈完全沒有文化，就不會實現“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的感染力，也不會使漢文帝“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會有廢除肉刑的法令……故事不僅體現漢文帝的行政風格，也告知我們漢初女童的文字能力。
至於她上書的內容究竟是否為親筆寫成，王教授是這么論證的。首先，他認為“當然不能完全排除他人代緹縈擬寫上書內容的可能”，但他舉西漢末年吏民中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前後有487572人上書為例，推斷這么多人中應當有相當數量的人是普通百姓，說明“普通百姓上書似乎是漢代政治生活中常見的情形”，也就是說緹縈親自擬寫上書內容並非不可能；其次，他從上書一事“庄重嚴肅”，出錯可能受罰的角度，強調上書者對此事極度重視，並推斷緹縈“請人代書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她有能力獨立書寫，因而有必要親力親為。
誠然，小女子上書，成熟老練未必是關鍵，關鍵在於一顆能打動人的赤子之心。緹縈所上之書，完成大於完美，實在不必講究什么遒勁書法，也不必追求什么華麗辭藻——以情動人，勝在摯誠，過於老成周到反倒有畫蛇添足之嫌。因此這三種可能性，其實是在求真與求穩之間不斷切換重點，不好說孰優孰劣，只能說各有千秋。
既然當時君臣和後世史家都不懷疑緹縈是救父的主力，那么不論過程和細節，有一點是完全可以確信的：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怕是全不在理，因為女子臨危能“逆襲”，有才乃是大德。
【節選自《木蘭無名，緹縈無蹤：法律史視野下的女性悲喜》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4年11月】
（作者為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 張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