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戍邊記

1841年6月,林則徐因鴉片戰爭失利被貶新疆伊犁,朝廷詔書中讓他“效力贖罪”。

接到旨意後林則徐隨即出發,8月途經江蘇鎮江偶遇魏源,在短暫的會晤中林則徐將其在廣東禁煙時主持編譯的《四洲志》等資料交付於他,囑其編纂《海國圖志》。

8月途經河南一帶,恰逢黃河決口、開封受淹,因河南巡撫牛鑒等人束手無策,道光帝遂諭令林則徐“着免其遣戍,即發往東河効力贖罪”。

於是林則徐就在河南主持抗洪搶險及救災工作,一干大半年。

1842年3月,黃河大堤合龍在即,道光帝再次諭令林則徐“着仍遵前旨,即行起解,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由於此前林則徐在修築河堤時感染瘧疾,4月份到西安後一病不起,直到8月病情好轉才繼續起行。

作為大清官場名人,各級官員自然知道林則徐扮演了皇帝“出氣筒”和鴉片戰爭“背鍋俠”的角色,也知道用不了不久很可能就會復出,所以大家都不敢怠慢。

8月11日啟程離開西安之際,西安將軍布彥圖等陝西各級官員送於郊外,林則徐感慨之余作詩一首,題為《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詩中有兩句流傳甚廣: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以此表達自己為國獻身,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崇高精神。

1990年6月23日,在赴京一周年之際,於廣東虎門的林則徐故居書寫了這副流芳百世的對聯。

1842年底,林則徐終於抵達伊犁惠遠城,受伊犁將軍布彥泰所請,負責管理糧餉、辦理屯墾水利等相關事宜。

林則徐在新疆待了兩年多,直到1845年復出署理陝甘總督。

在疆期間,他行遍天山南北,深入高山雪原與大漠戈壁,每到一處總會詳細了解當地風土人情、歷史文化以及地理氣候等,並要求下屬做系統性記錄。

作為鴉片戰爭的親歷者,洋人的船堅炮利從思想上給林則徐帶來巨大沖擊,使得他對於外部世界、特別是外部強國非常敏感。

早在廣東期間,林則徐就通過閱讀外國報紙等方式對中亞局勢和俄羅斯帝國的擴張有所了解。

十九世紀中期正值英國與沙俄在中亞激烈博弈,整個南亞次大陸是英國的地盤,五個“斯坦”則在俄羅斯帝國的控制下,兩大強權圍繞阿富汗、伊朗等地進行勢力范圍爭奪。

盡管當時俄國對中國西北邊疆仍處於窺視覬覦階段,但林則徐認為俄國比英國更加危險,他向新疆官員提醒關於邊塞安全的問題,還組織編撰了《俄羅斯國紀要》,向國內普及其擴張歷史與政治文化。

陝甘總督府舊址,現為甘肅省人民政府駐地。康熙到乾隆朝中期陝甘總督駐地一直在陝西西安,但從乾隆中期開始,為了兼顧新疆防衛,將陝甘總督駐地遷移到了甘肅蘭州。

時間來到1849年。

這年秋天,已擔任雲貴總督兩年有余的林則徐回福建老家養病,途經長沙時,他派人邀請時年37歲、但仍是一介舉人的左宗棠到湘陰柳庄一聚。

林則徐是從胡林翼那里得知的左宗棠,胡林翼擔任貴州安順知府時,曾向總督大人推薦道:“湘陰左君有異才,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

林左二人見面後,乘船到岳麓山下一個僻靜的停泊處喝酒暢談天下大事,一直聊到次日清晨。

左宗棠後來回憶稱:“伉談今昔,江風吹浪,柁樓竟夕有聲,與船窗人語互相應答,曙鼓欲嚴,始各別去。”

正是在這次會見中,林則徐把自己在新疆辛苦整理的資料全部交給了左宗棠——“東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以吾數年心血,獻給足下,或許將來治疆用得着。”

林則徐以封疆重臣之身份向尚未有一官半職的落魄舉人托付大事,足見其對於左宗棠之信任與器重。

1850年臨終前,林則徐命次子代書向新繼位的咸豐皇帝舉薦左宗棠,稱其為“絕世奇才”“非凡之才”。

很可惜,這封引薦書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直到1852年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存亡之際,左宗棠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這才開啟一世功名。

此後的歲月里,左宗棠僅僅用了11年時間即高升至閩浙總督,堪稱官場奇跡。

1872年左宗棠籌建蘭州制造局,培訓了蘭州第一批具有近代工業技術的人才。

太平天國末期,清朝陝甘一帶爆發“回變”,向外波及至青海、新疆、內蒙古和外蒙古等數省。

左宗棠自1868年調任陝甘總督(當時的甘肅省含今寧夏和青海西寧地區),花了整整五年時間終於穩定局面。

然而舉目四望,分裂威脅並未消除——自1864年起西域各地出現大量地方割據政權,與清兵互相攻伐。

更讓人感到憂心忡忡的是,擁有英國和俄國雙重支持的阿古柏於1867年入侵西北,其建立的叛亂政權不僅獲得英俄承認,還簽訂非法涉外條約,甚至連維多利亞女王都親筆致信與其修好。

陝甘一帶局面穩定後,如何處理新疆叛亂很快成為繞不開的話題。

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認為,自從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現在又要竭盡天下財力去支撐大軍西征,實在得不償失。

左宗棠則認為,一旦丟失新疆,西北方向要么淪為英國勢力范圍,要么就是被沙俄鯨吞,無論如何都將失去邊防屏障;到時邊防兵力非但不能削減,反而會大大增加,所謂“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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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叛軍訓練射擊。

1875年(光緒元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制三軍,擇機出塞平叛。

此後左宗棠用一年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

當時左宗棠在大本營蘭州建立了“蘭州制造局”,從廣州、浙江調來大批專家和熟練工人,為西征軍修造槍炮。

1876年4月,大軍正式出征——此時阿古柏距離控制南疆已整整十年,控制北疆也已四年之久。

戰場方面,困擾清軍的主要是後勤補給等問題,如果單純從戰力上講,經歷過太平天國歷練的湘軍精銳相較於叛軍幾乎是碾壓性質的。

以收復迪化的戰役為例,清軍在六道灣山梁上架起大炮,一炮即轟塌了一處城牆,敵軍瞬時大潰,清軍則一鼓作氣迅速進城。

今天的烏魯木齊水磨溝區有個景區叫“一炮成功”廣場,就是為了紀念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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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復新疆發生在清光緒二年(1876年)至三年(1877年)。

至1878年1月,西征軍已先後攻克庫爾勒、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及和闐等地,標志着新疆除伊犁外的地區大體被收復。

新疆收復後(欠伊犁地區),德國技師福克曾到哈密與左宗棠會面,觀看了西征部隊的演練,只見軍隊紀律嚴明、軍火槍炮操練得法,遂表示“清軍若與俄國交戰於伊犁,必獲全勝”。

盡管其所言帶有奉承的意味,但客觀上也反映了清軍武力收復伊犁、不惜與俄國一戰的決心。

最終在兩手准備之下,清朝和沙俄通過外交渠道解決了伊犁問題。

根據條約,中國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等地,給當地哈薩克人一年時間選擇入籍國家,但沙俄仍獲得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中方賠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折合白銀五百余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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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果斯國門文化展覽館內《中俄伊犁條約》簽訂談判場景。

文章最後,以一個更大的視角來審視清末西北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有地緣政治學者認為,中亞的伊斯蘭力量某種意義上像地理水塔之上的“蓄水池”,哪個方向的力量變弱,這股力量就容易沖向哪一個方向。

公元十二世紀,在印度文明的低谷期,中亞突厥人發起了對南亞次大陸的征服行動,先是建立伊斯蘭王朝“德里蘇丹國”(1206年—1526年),後又出現規模更大的莫卧兒帝國(1526年—1858年)。

待到印度被英國殖民,中亞的伊斯蘭力量自知不是大英帝國對手,便開始轉向其他方向,恰逢清朝末年國力孱弱,於是乘虛而入中國西北。

再後來隨着中國力量崛起,中亞的伊斯蘭力量就一路向西尋找空間,延伸到中東、高加索和歐洲(移民/難民也是一種擴張的方式)。

某種意義上講,左宗棠西征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力量對華躍躍欲試之際發起的一次強勢反擊,為中國國力恢復、重振西北邊疆贏得寶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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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的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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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進入新疆門戶星星峽,1949年。

1983年8月,王震曾對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這樣說道:

“史學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作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

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背景下,力排投降派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下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時就更艱苦了。

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御外侮。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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