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來亞文
來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4年第3輯
《姑蘇繁榮圖》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一、引 言
縣以下區劃作為中國古代行政區劃的基本組成部分，是皇權與基層社會直接互動的基本單元，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因而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縣以下區劃可分為城市型和鄉村型兩類，由於制度史方面的資料相對豐富，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學界關於縣以下區劃（或基層組織）的研究集中在鄉村地區，而對城市基層區劃的探討則有所不足，許多基本史實尚未厘清。包偉民指出，宋代“作為城市基層管理組織的坊區，究竟如何組建，它與前期的鄉里、後期的保甲，相互之間如何銜接、配合，其存世記載就要比當時的鄉村還要零星稀少”，點明了宋代城市基層區劃研究的核心問題及其復雜程度。然而，相比於大多只能依靠文獻解讀來展開研究的鄉村型區劃，古代城市具有物理空間結構穩定，歷史地名延續性強，以及地志與地圖資料相對豐富等特點，更適合作為縣以下區劃平面空間復原研究的對象。以往關於城市基層區劃的研究首先集中於唐代都城“坊市制”、宋代城市“廂坊制”等問題上，積累了頗有見地的成果，但由於制度史方面資料相對缺乏，文獻中已經地名化的舊基層區劃名與新基層區劃名的混淆難辨，導致一些基本問題仍待闡釋。近來歷史地理學研究方法在該領域的運用，注重在繪制城市歷史地圖的基礎上，按由今及古的步驟，從空間的角度梳理各類城市型縣下區劃的演變過程，得出了一些新的認識和理解，其經驗值得應用於更多的研究案例當中。
作為衙署駐地和人口密集區，中國古代城市型縣下區劃與鄉村地區相比有明顯區別，但同樣作為賦役征發的基本單位，又與鄉村地區關系緊密。唐宋以後基層組織的歷次變革，城市區域自不能免，因此在長時段的視域下考察城市型縣下區劃的變遷，是中國古代基層區劃研究的有效路徑。對於宋代城市基層組織而言，“從一些歷史現象的後世走向，回溯其與兩宋時期的聯系，也可以使我們對於那些僅據宋代資料看起來隱晦不顯的一些內容，有更多的認識”。宋至清代的蘇州城作為兩浙地區的中心城市之一，具有規模較大、形態穩定、傳世史料豐富的特點，且前人在城市史料整理方面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故可作為府州級城市縣下區劃研究的典型案例。
二、明清蘇州城內基層區劃的宋元遺跡
（一）明清蘇州府城內之“圖”
縣級以下的城市基層區劃具有較強的延續性，不宜以朝代分期。明清時期蘇州城內的基層區劃包括“隅”“鄉”“圖”等，其中“隅”完全承襲自宋代之“廂”；“鄉”與宋代相比，雖然數量不變，但區劃變化較大；而“圖”作為明清蘇州府城中最基本的聯民單位，又與“隅”“鄉”關聯密切，此類區劃皆保留了大量宋元“遺傳基因”。因此，在宋元史料相對缺乏的情況下，可以自明清基層區劃入手，利用其歷史延續性進行回溯考察。而其中首先要對清代“圖”界進行比較精確的復原，作為研究“隅”“鄉”以及回溯宋代“廂”“鄉”的基礎。
通過細致比對存世史料可知，清代蘇州府城內的“圖”大致以同治末至光緒初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相對穩定，而後一時期變動頻繁。繪制於1880年至1898年的幾種蘇州城市地圖中，詳細標注了城內所有的“圖”號，對比這些地圖可以發現，1880年之後蘇州城內的“圖”界屢有變動，且1880年繪制的《蘇州城圖》與成書於1874年的同治《蘇州府志》和《長、元、吳闔邑都圖》（下文簡稱《闔邑都圖》）關於蘇州城內“圖”界的記載出入甚大。可見在這6年中，蘇州城內的“圖”界經歷了大幅調整。乾隆二十六年（1761）編修的《元和縣志》作為同治之前唯一詳細記載蘇州城內元和縣“圖”界的史料，又可與同治《蘇州府志》《闔邑都圖》所載信息互相對照，通過比對可知，乾隆《元和縣志》所載附郭元和縣各“圖”與同治間元和縣“圖”界差別甚微（詳見圖1所示），表明乾隆至同治間蘇州城內“圖”界是相對穩定的。即便在雍正二年（1724）江南地區大規模升州析縣的政區變動中，蘇州府從長洲縣內析出元和縣，都是以“圖”為單位來分割的，就連長洲縣治都隨其所處的“地二圖”一並被納入元和縣境內，成了一塊在元和縣的飛地（見圖1）。
圖1 清同治十三年蘇州府城“圖”界
說明：據張英霖主編《蘇州古城地圖》“圖版說明”第32頁1940年《吳縣城廂圖》改繪，圖3同；圖中箭頭符號指示乾隆間相關色塊所屬圖號。
由此可知，至少在清乾隆至同治間，蘇州府城內的“圖”界並未遭受大的擾動。因此，本文選取同治十三年（1874）作為晚清蘇州府城內“圖”界復原的時間斷面，以同治《蘇州府志》及《闔邑都圖》為核心史料，追溯更早時期蘇州城內的基層區劃。通過詳細考證定位約500個地名，繪出該時間斷面蘇州府城內的“圖”界（圖1）。
除個別“圖”後來分為上、下“圖”之外，蘇州城內其他諸“圖”在1761年至1874年間變化並不算大。明代蘇州城內之“圖”與此亦頗相吻合。崇禎《吳縣志》載：“城中兩邑並峙，有役率均，吳民應役每先，以在西則呼攝便爾，在城之‘圖’以南、北為號，各分元、亨、利、貞，以統部居民，南號差不及北，以地有間隙，稍遠市廛。”由圖1可見，蘇州城北“圖”數多於城南，且區分上、下“圖”號者皆在城北，正印證了此文的描述。
最早系統記錄蘇州城內“圖”號的地方志為正德元年（1506）編修的《姑蘇志》，而這些“圖”至晚在明初便已存在，且以“圖”為單位，設置了維持城市治安的“警鋪”。在成書於洪武十二年（1379）的《蘇州府志》中，尚不見以“圖”為名的城內基層區劃，則城內各“圖”字號可能始於洪武二十年（1387）。是年二月，“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該“魚鱗圖冊”“圖以田之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這或為明清蘇州城內各“圖”字號的由來。
（二）沿襲宋元四“廂”的明清四“隅”
明代蘇州府城內延續了宋元時期的四“廂”區劃，而改設為四“隅”，與宋代相比，除名稱不同外，其區劃界線基本不變。宋代平江府設四“廂”管轄城內，這一基層區劃為元代繼承，《元一統志》載：“在城地，舊設四廂以領民事。歸附國朝之初，設四廂。至元十四年，改隸錄事司，以在城民戶屬之。”這一制度在元末又為張士誠沿襲，洪武《蘇州府志》載，朱元璋攻取蘇州之後，“除錄事司，四隅分隸吳、長洲二縣”。又載“郡城中地，王既已界為四隅之坊巷矣，其在郭外者，厘為七縣，各具於鄉村里保”。可見明初蘇州府城內之“隅”仍為主要的基層管理區劃。
明代蘇州城內四“隅”分別以“西南”“西北”“東南”“東北”為名，前兩者屬吳縣，後兩者屬長洲縣，四“隅”界線相交於樂橋附近，“以城內樂橋正居市心，故就橋下少北十字街，界其坊市為四隅”。這一劃分方式顯然延續了宋代的四“廂”格局，南宋《吳郡志》記錄城內諸坊時，雖未明言各“廂”界線，但同樣以樂橋之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分類。正德《姑蘇志》所記蘇州府城內的街巷、橋梁，亦以四“隅”區分，且比對各“隅”之內所含街巷、橋梁等地名，皆與上述“隅”界完全相符，證實了明代蘇州府城四“隅”，是以樂橋稍北的十字街為界，相對規則地區分城市區域的基層區劃（見圖3）。崇禎九年（1636）成書的《吳中水利全書》以蘇州府城內四“隅”為單位，繪制了4幅河道地圖（見圖2），清楚地標出了四“隅”的界線，另注文雲“全城之內雖兩縣東西各半，然地址河道，長洲治其六，吳治其四”。以此劃分城市河道的治理責任，可見在此類役政的管理方面，也是以四“隅”為單位進行的。
圖2 《吳中水利全書》附圖所見蘇州府城四“隅”界分
說明：據張英霖主編《蘇州古城地圖》“圖版說明”第14-15頁附圖拼接繪制；圖內相應位置以“從街分界”“從河分界”“南西南隅本縣境”“北西北隅本縣境”等文字標出四“隅”界線。
明代的“隅”是“圖”的上層單位，其功能在一些方面略同城外之“都”。明初蘇州府在其所屬鄉都皆設置申明亭，以供“老人奉縣檄坐勘公事”，洪武《蘇州府志》載：“申明亭，在城四隅各置一所，各縣每都亦各設置。”顯然將“隅”視為與“都”同級的民政處理單位，這與宋代之“廂”的職能是相似的。從各方志以“隅”為單位記錄坊巷來看，“隅”之下的最底層單位和“圖”一樣，皆為街巷，嘉靖《吳邑志》載：
西南隅二鄉：麗娃鄉南宮里，管圖九······永定鄉安仁里，管圖六······
西南隅（筆者按：為“西北隅”之誤）二鄉：鳳凰鄉集祥里，管圖七······大雲鄉慶雲里，管圖四。
此文似乎表明蘇州府城內的縣下區劃是“隅—鄉—圖”結構，但實際上，“隅”與“鄉”在區劃上並不能相互對應，如嘉靖《吳邑志》雖將永定鄉安仁里記於西南隅，但其下屬地物大多位於西北隅，且崇禎、康熙、乾隆3種《吳縣志》皆言永定鄉在“西南、西北隅”；又如鳳池鄉澄胥里、樂安上鄉仁壽里均跨有東南、東北兩“隅”，表明“鄉”並非是“隅”管轄的一級單位，方志之文僅為其地理位置的表述而已。明代蘇州府城內的縣下區劃層級實為“隅—圖—街巷”，這是附郭縣在城內的差役、治安、民政等事務的管理體系。
結合圖1和圖3來看，明清時期蘇州府城內的“圖”是在四“隅”的框架下以街巷為基本單位對住宅和土地的劃分。四“隅”作為明代蘇州府城的民事管理單位，受其管轄的“圖”，必然在各“隅”的范圍內界定其區劃，前引崇禎《吳縣志》雲：“在城之‘圖’以南、北為號，各分元、亨、利、貞，以統部居民。”可見“南”字號“圖”和“北”字號“圖”是分別以吳縣“西南隅”和“西北隅”為單位細劃的，這在圖1中仍有體現：二隅所分的圖號均自城中心開始，按元、亨、利、貞順序逆時針旋轉排列。這恰在空間形態上證明了“隅”在城市管理的實際運作中是“圖”的上層區劃。
圖3 宋至清代蘇州城內十“鄉”區位比較
說明：不同色塊表示清同治間十“鄉”區劃；黑底白字序號對應表1宋代地名；其余序號對應表2明嘉靖間吳縣地名。
可見，明代蘇州府城四“隅”所沿襲的並非只有宋代四“廂”的界線，上述“隅”區在城市管理中所發揮的功能，同樣在一定程度上承襲自宋代，但宋代城中之“坊”卻不是明清之“圖”的前身。南宋紹定間平江府城各“廂”之下的“坊”，並非區劃之名，而是坊額建築及其所處街巷的統稱，這在刻繪於紹定間的《平江圖》碑中已有確證，因此這種“廂—坊”結構實即“廂—街巷”結構。南宋平江府城區面積大，人口多，一“廂”的轄區面積可與許多州級城市相匹敵，其催稅、治安、詞訟、火政等基層事務繁雜，勢必要分出次一級區劃以分攤政務。因此“廂”區之下實則另有編戶單位，史載南宋建炎三年（1129）程俱知秀州時，在城內編排保伍，稱“近城中排比保伍······二十五家每夜五家各出一人，一月不過六次······建康、平江、杭州皆以保伍夜巡，已有成效”。證明南宋平江府城與其他城市一樣在城內實行了保伍之法，即以5戶為1伍，25戶為1大保，10大保為1都保，1都保合計約250戶，只是其具體情況史籍缺載而已。宋代以戶口為單位將相鄰住宅編排成保，並實現了大保信息的地圖化，保最終由聯戶組織變為相對穩定的基層區劃。上述明清“圖”界在四“隅”的框架下被劃分，其做法顯然承襲自宋代。
三、南宋平江城內十“鄉”區劃及其沿革
如前文所述，南宋至元代的平江府（路）城分設四“廂”，作為城內治安與煙火公事管理單位，與之後的明清時期相同的是，城內已存在十個“鄉”，且“廂”與“鄉”在空間上呈現相互疊壓的狀態。
“廂”這一通行於宋代州級治所城市的基層區劃，學界一般認為始於中古時期的軍隊編制與城市治安制度，大約在晚唐五代時期推行於地方府州。而“鄉里”的歷史則更加久遠，自宋代之後蘇州城內同時存在“廂”（或“隅”）與“鄉”這兩種區劃，是新舊區劃的疊壓現象，且這種現象在宋代州級城市中實為常態。魯西奇認為，“宋代鄉里制度的基本結構，乃是一種雙重體制，即作為戶口賦役籍賬編制單元的鄉—里和實際負責賦役征科與治安事務的管—耆、都—保並存的體制”。唐代城市的鄉里為編戶催稅單位，而在其後逐步走向虛化。見載於唐《吳地記》的在城“鄉”有麗娃鄉、大雲鄉、干將鄉，其中干將鄉之名還在出土的唐代墓志銘中得到印證，顯見南宋平江府城內的鄉里制度承襲於唐代，南宋以後沿襲不變的城內十“鄉”之名則最早在北宋《吳地記後集》中已有記錄。
宋代平江府城的“鄉”之後皆綴以“里”名，構成一鄉一里的特殊現象。學界一般認為，北宋廢鄉之後，每鄉只有里正一人，鄉、里實際合為一體，一鄉一里的情況因此偶見於文獻記載。近來有學者提出北宋至和二年（1055）所廢者為“里正衙前”而非里正，即里正的“主管官物”職能被廢，並根據鄞縣一鄉一里的情況提出“這應該是唐代中期以後鄉制不斷虛化和宋開寶七年（974）廢鄉的結果，廢鄉之後，里正代行原鄉長職能”，因而出現一鄉一里的情況。從宋代平江府城來看，《吳地記後集》所記者只有鄉名而無里名，北宋元豐七年（1084）成書的《吳郡圖經續記》中，最早出現一鄉一里的固定名稱。文獻中平江府城之“里”一般指街巷，如“陸龜蒙······始居郡中臨頓里”，“吳雲公雅善詩詞，居城東之臨頓里”，“臨頓里”即南北向的臨頓路及其相連支巷；又如“大雲鄉慶雲里”之“慶雲里”，實即官厙巷，“麗娃鄉南宮里”之“南宮里”應為南宮坊（即書院巷），等等。這些“里”（街巷）或具有某種特殊意義，而被作為“鄉”名的固定後綴，但由於史料不足，尚難斷言。在鄉制虛化之後，蘇州城內之“鄉”仍延續至清末，欲探討其原因，則需分析其區劃和功能的演變情況。宋代平江府城內的十“鄉”在方志中僅錄其名，關於“鄉”的信息散見於金石銘文、佛經尾跋等文獻，筆者在王謇《宋平江城坊考》的基礎上予以補充，整理出宋代平江府城內十“鄉”相關史料（見表1），並將其中相關地名定位於復原圖中（見圖3），可與明清時的情形互相比較。
表1 南宋平江府城內十“鄉”相關史料匯考
說明：整理自王謇撰，張維明整理《宋平江城坊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的屋勝「影印宋磧砂藏經の尾跋について」、『日華佛教研究年報』第一年特輯號、1936年；表中各地名以序號形式定位於圖3中，以表示相應地名在城中的位置，表2同。
相比於宋代史料對十“鄉”的模糊記載，明清方志的描述要更為明晰。如前所述，明清方志中的“鄉”被列於“圖”之上，往往以數“圖”之地合為一“鄉”，因此可由“圖”的區劃拼合出清代十“鄉”的空間范圍（圖3），並由此考察宋、明之“鄉”的異同。明代文獻缺少對蘇州府城基層區劃的詳細記載，僅可據嘉靖八年（1526）《吳邑志》的記錄（見表2），以吳縣在城四“鄉”為例，對比明代與清代“鄉”區的不同。
表2 嘉靖八年吳縣在城四“鄉”所轄地物
說明：整理自嘉靖《吳邑志》卷4《鄉圖都分戶口田賦並雜附等》第292-293頁。
從圖3可見，嘉靖時麗娃鄉南宮里所屬地名基本皆在清代麗娃鄉范圍內（序號5稍偏）；明、清永定鄉安仁里雖大部吻合，但與其相鄰兩“鄉”卻存在部分交錯之處（嘉靖間永定鄉序號A、D、Q在清代麗娃鄉邊緣，序號L、R在清代鳳凰鄉內；嘉靖間鳳凰鄉序號［4］［6］［12］［24］在清代永定鄉內），鳳凰鄉集祥里與大雲鄉慶雲里同樣如此（嘉靖間鳳凰鄉序號［22］在清代大雲鄉內，大雲鄉序號①在清代永定鄉內）。由此可知，清代蘇州府城內的“鄉”區對明代既有繼承，又有調整，這實由其下層的“圖”區所決定。
圖3所示的宋代十“鄉”地名位置與明清“鄉”區相比，其位置大致相同，但界線卻有所變動。其中位於府城北部的“大雲鄉慶雲里”可清楚地展現宋至明清蘇州“鄉”區的變化，表1引南宋遺民徐大焯所著《燼余錄》描述了該“鄉”的范圍：自閶門流入，至齊門流出的古桃花河，其西北直抵城牆，皆為著名的“桃塢”之地，也是大雲鄉的全部鄉境。其所述者當為宋代吳縣所轄的大雲鄉境，明清時期的吳縣大雲鄉已不再以古桃花河為界，而變為其下屬各“圖”的界線，顯然“鄉”區至晚在明代被重新調整，新“鄉”區的劃界依據則是“圖”這一官府劃分的基層賦役單位。
四、宋以降蘇州城十“鄉”的民俗文化傳統
學界普遍認為，南宋紹興經界法推行之後，“鄉”的界線隨着砧基簿的編修而被固定下來，成為稅則和稅額的核算單位，而實際管理職能則基本消失。這一看法在鄉村地區和坊郭區域應同樣適用，但並不代表鄉里除上述職能之外已變為單純的地理標識，而在實際社會生活中毫無意義。宋《江陽譜》載：“今惟士人應舉，卷首書鄉里名，至於官府稅籍，則各分隸耆下。”表明宋人對於籍貫的表述習慣與官府的基層管理單位並不統一。與之相似，在宋代平江府城居民對其住址的表述中也未見“廂”名，而皆書以鄉里名，足見城內居民對鄉里的重視。因此前文所謂“雙重體制”，在基層區劃中還表現在民間與官方這兩個層面上。
南宋以降，尤其在明清時期，蘇州城內十“鄉”之所以長期存在，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其作為穩定的民俗文化空間或“民俗社區”，始終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發揮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這類文化空間的核心是各“鄉”供奉的土地神。據表1，在住址前冠以鄉里名者，大多是助力公益事業、宗教事業的城市居民，未見與城市管理、賦役攤派相關的記載，體現了南宋平江府城十“鄉”區劃顯著的民間屬性。表1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磧砂藏》尾跋中出現了樂安上鄉“交讓大王管界”和永定鄉“毛亭大王管界”的記載，其中“交讓大王”即仲雍祠（又名交讓王廟）祀神，史載“交讓王廟在干將坊，祀周仲雍，俗稱樂安上鄉土地神”。“毛亭大王”即表1所錄“茅定司廟”（又名“茅亭司廟”）祀神，為永定鄉社神。明清時期蘇州城內十“鄉”各有其土谷神廟（詳見表3），以供各“鄉”居民春祈秋報及婚喪等事的祈禱集會之用，清人言：“郡城之十鄉土地，□載於郡志，而均受明太祖敕封者也。”實際上，以“鄉”為單位舉辦“社會”活動的傳統極可能在南宋時便已形成，“交讓大王”“毛亭大王”即屬其例。又如水仙廟祀神在明清時期被封為上元鄉土谷神，明代蘇州文人楊循吉撰《水仙大王廟碑》雲：“吾鄉世事水仙大王，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之視他神尤貴。”指出其“鄉”之社神為宋高宗所封，可見至晚在南宋時，平江府城內的“鄉”作為以各自社神為中心的民俗文化社區或已成為主流，其傳統在明清時期得到延續並受到官府的規范。民國《吳縣志》載清代蘇州城風俗曰：
社日，割牲烹鮮，以祀神醵錢會飲各鄉土谷神廟······三月清明······是日府縣詣虎邱厲壇，祭無祀孤魂，府縣城隍神及十鄉土谷諸神以次臨壇，主祭、陪祭、巡撫都土地諸神、督祭，各境均舁其神像至壇，謂之“舍會”。
表3 清代《吳門表隱》卷3所記蘇州城土谷祠
清朱彝尊有《山塘紀事二首》，描述了蘇州“舍會”的場景，清人注雲：“吳俗土谷神城內外各十，多以手版迎城隍。”表明清代蘇州府城官民舉辦祭祀活動以十“鄉”為單位。明代同樣如此，如常熟縣白雀寺石香爐所刻正德五年（1510）款識雲：“本府長洲縣東北隅鳳池鄉張明土地界碧鳳坊奉佛喜舍信士郁瑞······”文中“張明”即官府指定的鳳池鄉土谷神（張明廟位置見圖3）。又史載：
明季比年五谷不登，有奸道借天師之名，黜陟十鄉土地，盤踞玄妙觀以收各會首，矯誣上天之資······有不如期，則各鄉土地會首傳帖鳴金備繳······當時有謠曰：“城中城外走如狂，爭看玄都醮籙黃，哄動各鄉泥土地，天師門下受封章。”
可見明代蘇州城十“鄉”各有其主事人，名為“會首”，是相對獨立於官府“隅—圖”系統的社區民俗事務主持人。這一傳統應亦承襲於宋元，宋代與蘇州相鄰的秀州有類似情況，清代嘉興城內出土北宋政和三年（1113）修街磚銘文記有“秀州嘉興縣郭五鄉居住會首胡公佐、張世隆······遍募眾緣，同力重砌大市上官街一道。”文中“郭五鄉居住會首”即秀州在城五個“鄉”的主事人，同樣是獨立於秀州官方“廂—界”體系的民間社區事務主持人。魯西奇在宋代蘄州城磚銘文中發現“蘄水縣永福鄉總首”之文，並由此認為“‘鄉’在地方控制體系中仍具有一定意義”。一些地區的基層“社會”及其“會首”作為一種基層自治的民間組織，在城市“社區”中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鄉”便是此類“社區”的一種空間形式。
正如前文所述，在地理空間上，明清時期的蘇州城各“鄉”對宋代之“鄉”的社神及其信仰空間有所繼承和革新。宋元“鄉”區在明清時期被重新調整並確定下來，如清代道義鄉土谷祠內尚有《道義鄉境界圖》舊碑，用以確定民俗文化社區的范圍。同時，明代官方認定的各“鄉”土谷神亦在宋元基礎上有所沿革（見表3），但並無證據表明南宋平江府城與明清時期一樣，各“鄉”與其下層區劃相對應。以前述大雲鄉慶雲里為例，南宋時全“鄉”已分屬吳、長洲兩縣，“鄉”區以河道為界。而明代在各“鄉”之下劃分若干“圖”，大雲鄉的區域隨着所含之“圖”的變化而有所伸縮，因跨據兩縣而各立社廟，但至清代，蘇州以“鄉”為單位重新規范民間信仰，兩縣大雲鄉合祀同一個土谷神，於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長洲縣大雲鄉利二、利三、利四圖居民為求“陰陽一理”而申請官府調整：
竊榮等世居本圖，遇有婚喪疾病，祈禱疏文，僧道祝獻，為鄉貫俱書吳縣大雲鄉土地管界，但戶口、田房縣、交納錢糧，仍在長洲縣，豈有陰屬於吳縣，陽屬於長洲縣？殊不可解！□細根求，始知府、縣二志可考，開明□圖□某鄉土地，我里並非吳縣所屬，因長、吳兩縣，各有大雲鄉土地，是以□□錯誤，雖在幽明之中，□思陰陽一理，關系民間禍福。□□一家，有陰陽各別，不但祈禱無益，焉能生□之遵。若不辨明志書遺世，徒然書雲，非其鬼而祭之也。是以抄錄志書：吳縣大雲鄉管五圖，長洲縣大雲鄉管三圖，公呈□□留侯正一嗣教五十四代天師大真人府先人老爺······並移明蘇州府，轉行長洲縣及僧綱、道紀、陰陽學取具，照志遵依，庶民間婚喪疾病、祈禱疏文，陰陽一理，毋欺於冥冥之中矣······
該碑文所述長洲縣利二、利三、利四圖居民申請在長洲縣大雲鄉界分立土谷祠（靈跡司廟）之事，最終獲准，“嗣後長邑利二圖、利三圖、利四圖地界，應屬長洲縣大雲鄉靈跡司土地管界”（廟址見圖3）。其所供奉的社神與吳縣朱司徒廟名異而實同。這一事件表明“鄉”區作為民俗文化社區在蘇州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義，這正是蘇州城十“鄉”沿襲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又碑文雲“開明□圖□某鄉土地”，查其上下文義，所缺兩字當為“某”“屬”（或“隸”），則原文應即“開明［某］圖［屬］（或［隸］）某鄉土地”，正可與明清方志所載的“鄉”“圖”體系相互印證，表明明初整合蘇州城基層區劃時，以“圖”為單位，重新調整了舊“鄉”區，以求加強官府基層區劃與民間“民俗社區”之間的關聯。明初規定“里社，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要求土谷神廟以里（圖）為單位設置，但這一規定在實際運作中因地而異，也許正是由於宋元的傳統，明代蘇州城內土谷神廟的設置仍主要以“鄉”為基本單位，加上長洲縣大雲鄉靈跡司廟，官方認定者有11處（廟址見圖3）。
“鄉”區除受官府干預而發生變動之外，也存在因民俗文化空間變動而調整的情況。明清時期蘇州在官府認定的土谷神之外，新增社神的現象並不少見，如上述長洲縣大雲鄉，在康熙末年靈跡司廟得到認可後，位於齊門內的安齊王廟（地屬長洲縣大雲鄉利三圖）也被民間視為社神廟；又如表3所列鳳凰鄉春申君廟祀神在明代被“尊為土社神”，而周宣靈王廟在清代也成了該鄉土谷神廟；再如明代上元鄉僅有水仙廟一處土谷祠，但清代卻又立羊王廟為鄉土谷祠，等等。新增社神導致民俗文化空間發生變動，甚至出現“鄉”區被調整的情況：蘇州城外陳公鄉本以陳公廟為土谷祠，祀戰國陳仲子，然而因清代新建的陳公祠（祀陳鵬年）被居民奉為土谷祠，舊陳公鄉竟因此被析為上、下兩鄉。上述樂安鄉、東吳鄉在南宋時分為上、下兩鄉（東吳下鄉位於城外），或亦可從民間信仰的變動中作出解釋。盡管如此，以“鄉”為主流民俗社區的傳統卻基本不變。
五、結 語
唐代“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以聯比人戶，其制通行於城市內外，同時又以“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這皆在唐代蘇州城中得到實施。而隨着宋代鄉制被廢和都保制的普及，“鄉”的賦役管理職能被剝離，“廂”及其下轄單位遂成為城市的實際管理區劃。這是所謂“唐宋城市革命”在蘇州城的主要表現形式，即並非諸如坊牆倒塌之類物理空間的劇變，而是基層管理制度和區劃的演變。蘇州城“廂”區與“鄉”區的疊壓現象，便是這種演變痕跡的遺留。
正如南宋葉夢得所言：“民之在鄉村者亦有保伍，在坊郭者亦有保甲”，宋代都保制的推行，同樣涉及坊郭區，其後保甲、經界與地圖融合為保甲魚鱗圖。作為南宋紹興經界法率先推行的地區，平江府城勢必與其他城市一樣，在“廂”區之內編繪魚鱗圖，從而形成史籍缺載的“廂—保”格局，成為明清蘇州城“隅—圖”體系的前身，這一演變過程顯然與鄉村地區同步。
宋代虛懸化的“鄉”因在稅率核算、基層自治、民俗文化活動等方面仍有其現實意義而長期存在。然而類似平江府以“鄉”作為民俗文化社區的情況，在兩浙地區的其他城市中並非普遍現象，如宋代湖州全城分屬霅水、仁風兩“鄉”，且“鄉”區跨有城牆內外，廣袤10余里；慶元府、紹興府城同樣只分兩“鄉”（慶元府城分為東安鄉與武康鄉，紹興府城分為鏡水鄉與稽山鄉）；嚴州（建德府）全城及其近郊皆同屬一鄉（買犢鄉），等等。顯然這些城市的民俗文化活動不可能以如此之大的“鄉”區為單位展開，因此“鄉”在城市社會空間上的意義是因地而異的。明初朝廷令各地每里設社壇、厲壇各一所，欲將基層民俗文化社區納入官府基層區劃的管理當中，其政策在各地的具體實施中，或以里（圖）為單位，或以“鄉”為單位，抑或同時建有鄉、里二級社壇、厲壇，表明“鄉”在民俗文化的地域認同方面仍具有難以取代的地位。
縣下區劃作為組成縣級以上政區的細胞，是國家政治在基層社會的具體實施空間。帝制時期的縣下區劃往往在土地、賦役等制度演變的推動下，隨着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而呈現出區域差異性和復雜多變性。蘇州城雖然劃分了獨立於鄉村地區的基層區劃，但在基層制度上又與鄉村地區保持着內在一致性，在其復雜多變的同時，又處處體現了皇權對基層治理的統一要求。從這一方面來看，蘇州可作為理解古代區域中心城市基層區劃的典型案例。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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