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則新聞放一起看，蠻有意思的。一則是法國62年以來，國民議會推翻政府，總理巴尼耶干了不到三個月就辭職了。另一則，尹錫悅戒嚴令失敗以後，國防部長和陸軍總參謀長紛紛辭職，認為自己在總統下達的戒嚴令中有愧於國民。
看吧，人家革命老區都知道這種情況該怎么應對，順其自然就是了，畢竟當年戴高樂那樣的強人，都得引咎辭職。尹大統領不明白這些啊，整了一出鬧劇，這回可真是臣等正欲投降，陛下何故死戰？有一種說法是不能忍受自己老婆被調查，受欺負，一拍桌子就這么干了。
不是，您真以為您是吳三桂么？人家是19歲就提刀砍滿洲鐵騎的超級猛人，軍中威望真刀真槍拼出來的，您有啥？和吳三桂相仿年紀的時候，模擬判處全小將死刑？
其實有一說一哈，尹大統領先前給人的固有印象嘛，確實非常強硬，對金將軍可是從不讓寸分。金將軍要和普大帝結盟，大統領就多賣武器給烏克蘭，金將軍發話不滿了，大統領直接搞一波軍演，讓將軍自己把路炸了，避免沖突，怎么面對幾個國內的議員在野黨的時候，弄成了讓人哭笑不得的劇情呢？
因為當兵的不願意賣命啊，看看那些全副武裝的特種兵，跟市民推推搡搡，手腳顯得還沒有六十歲的老同志李在明利索。這不就是很明顯的消極怠工嘛？要我們去扛金將軍，可以，反正戰死了，那也是英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嘛，每一個大韓民國的軍人，入伍那一刻起，不用想，都清楚北邊的金將軍是祖國最大的威脅，別忘了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還是非常濃烈的，所以啊，大統領對將軍強硬，手下自然也是摩拳擦掌，隨時准備賣命。
不過嘛，你說你們議會里面吵來吵去，這有啥的？你一張嘴，就說在野黨威脅國家，還通了金將軍，證據呢？硬剛金家是一件極具榮譽感的事情，抓幾個國會議員和市民，這算什么？以後如何面對父老鄉親呢？喜歡看《第五共和國》和《首爾之春》的朋友應該不會忘記，那個特戰司的金五郎少校，就是因為在政變中捍衛自己的職責，保衛特戰長官鄭炳宙，最後死在叛軍槍下，開槍的是他曾經的戰友，望着金五郎的屍身，是痛哭流涕，一時難以自拔。
每一個當兵的，最不願意看到的，就是這種與曾經出生入死的戰友如今骨肉相殘的場面。當年的全小將，畢竟還是軍人出身，軍中有着“一心會”這樣的鐵桿兄弟。可你尹大統領有啥呢？韓軍中，沒有人會喊口號吃尹卡卡的飯，穿尹卡卡的衣，當尹卡卡的兵。再退一萬步講，真的願意幫您戒嚴成功了，怎么獎賞他們呢，升官還是發財？好像都不太合適吧。
服從命令戰死疆場和抓人討賞，完全是兩碼事，但凡腦子正常點的人，都是拎得清的。更何況，他們也不欠你尹大統領什么。
“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確實有那么幾分道理，沒帶過兵，沒經歷過戰場的，根本不懂生死抉擇的殘酷，更不會了解其中的人性博弈。再講一個尹錫悅的前車之鑒吧——土耳其共和國的第一位民選總理曼德列斯，沒錯，就是在朝鮮戰爭中，派兵前往朝鮮然後被志願軍胖揍一頓的那位，他就是拎不清自己幾斤幾兩的典型。
曼德列斯算是土耳其共和國第三位領導人，第一位，穆斯塔法·凱末爾，這個沒啥說的，名字里面都可以帶“國父”（阿塔圖爾克）的字眼，擊敗希臘軍隊，確保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與列強據理力爭，盡可能維持應有的利益；開啟土耳其世俗化，哪一項，都是不可替代的功勛，他要說一，確實沒人敢說二。軍隊也深受他的感染，堅定維護主張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凱末爾搞威權，完全不在話下。
第二位，伊斯梅特·伊諾努，是凱末爾的親密戰友，在凱末爾逝世之後，接替總統的位置，同樣在軍中頗有威望，“伊諾努”是他兩次取得勝利之處的地名，議會表決將這個稱呼加入他的姓名，以表彰功勛。他在任期間，同樣是最高領袖，政黨也是其所在的共和人民黨一黨獨大，這也沒啥說的，畢竟經歷了二戰，世界打得天翻地覆，縱橫捭闔，讓土耳其免受戰火之災，也是大功一件。
二戰結束，到了該改變的時候，凱末爾創立共和人民黨確實盤踞了政壇二十多年，是時候讓一些新鮮的血液進來了。伊斯梅特決定放權，自己鼓勵反對黨組建政府，就選中了阿德南·曼德列斯和他組建的民主黨，曼德列斯就此成為25年來土耳其第一位民選總理，但注意一點，這也是軍方大佬有意放權的結果。
曼德列斯上台以後，立馬拋棄了先前中立的外交政策，一邊倒地傾向於美國和西方，開始執政那幾年，確實經濟發展的不錯，不過經濟這個東西，是有周期律的，有好的時候，必然也有不好的時候。到了60年代，土耳其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失業率飆升，曼德列斯也不知是怎么了，下令逮捕記者，禁止批評的聲音，甚至取消政黨活動，試圖將自己變成和凱末爾一樣領袖獨大的地位，在此起彼伏的反對聲中，他和今天的尹大統領一樣，發布戒嚴令。
這時候，軍隊可不干了，我們當年是跟着阿塔圖爾克（國父）打天下的，你算老幾？國父定下的體制，豈容你來胡搞。就這樣，土耳其軍方發動了建國以來第一次政變，逮捕了曼德列斯和他的政府官員，請出放權的先總統伊斯梅特·伊諾努來主持大局，重新進行政府選舉，組建文官政府。
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里，土耳其的軍方都扮演着強力調和者的角色，誰要是違背凱末爾的方針，軍方絕不手軟，先政變，再組織政府選舉，然後向文官政府交權，這么持續了幾十年。
曼德列斯的結局有點慘，雖然伊斯梅特·伊諾努提出赦免他，但軍方堅持曼德列斯是罪大惡極之人，直接將其送上了絞刑架，接近三十年後，曼德列斯的名譽，才得以恢復一些。要怪只能怪自己當初作死了，對軍隊的理念和訴求都不甚了解，就想借助武裝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地位，最後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尹錫悅不至於上絞刑架，但是牢獄之災怕是在所難免了。其實這也反映一個普遍的規律：當一個國家在和平與完善的秩序中走過數十年，政客與軍隊的聯系，會愈發疏遠，能吵吵就解決的問題，還是盡量別動手為好。多提一嘴，大洋彼岸的特朗普，上任之後，動用軍隊去清理非法移民這項舉措，還是謹慎為妙。曹操當年勸阻何進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拔除宦官，一獄吏足矣，何故調邊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