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里是真實戰爭故事。

今天為大家繼續講述中國特工檔案第7期——特工鄒鼎山的傳奇故事。

鄒鼎山年輕時負責監聽用戶電話，從中找到有用信息，秘密提供給他的上級領導。

可沒多久他就被舉報了。

【電話局的秘密】 作者：馬瘦骨 口述人：鄒鼎山

2013年1月的一天，天氣陰冷又潮濕，我早早地睡下了。一抬頭，突然看見月姣走到跟前，流着眼淚對我說：

“當年我們同去龍山寺還願，我求菩薩保佑我倆百年偕老，子孫滿堂。現在你安享子孫之福，我卻在陰曹地府孤苦度日。我已請得閻王同意，批准你來陪我。”

我說：“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讓我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再來陪伴你，好嗎？”

月姣說：“不好，我想讓你立即過來。”

我還沒說完，只見月姣聲淚俱下，我一下從夢中驚醒過來。

這一年我95歲了，與月姣離別61年，第一次在夢里相見。

你如果在1940年來到浙江的常山縣，走進縣城的電話局撥打長途電話，會見到個滿臉微笑的年輕小伙。

這個小伙就是我，當時剛剛22歲。

在電話局工作時期的我

那時候民用長途電話很難接通，有時為了接一個電話，要等上好幾個小時。

在等電話的過程中，你還可能認識另外一個人：鄭老板。

鄭老板是電話局的常客。他在縣城最熱鬧的大東門，開有一家叫“開泰油米號”的商號，家產豐厚，在當地很有聲望。

當時，物價波動很大，能不能及時了解油米批發價的信息，直接關系到生意的盈虧。而掌握商業信息最快捷的手段就是通過電話。

想把生意做大的鄭老板，也只能和你一樣，耐住性子等。鄭老板等的時間長了，我們也就熟絡起來。

有一次，為了接一個重要電話，鄭老板又在電話局等了好幾個小時，百無聊賴的他和我聊起了話本《三國演義》。

說到張飛多么勇敢時，鄭老板來了精神，一聲高喊：“長坂橋，一聲喝，喝斷了橋梁，水倒流。”

我也一時興起，手舞足蹈地接道：“喬國老說盡劉備優勢之後，轉身奏太後將計就計結鸞儔。”

鄭老板眼睛一亮，以為我是想娶媳婦了，“結鸞儔”是男女訂婚的別稱。

鄭老板有個寶貝女兒叫鄭月姣，正值婚配之年，一家人正在為這個掌上明珠物色對象。

真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很快就有人在幫我張羅這門親事了。

我表姐的兒子在鄭老板店里做伙計。有次去表姐家吃飯，侄子看了我一眼，說：

“表叔，我們鄭老板最近老是在我面前誇獎你，說你有文化知禮數，將來肯定有出息，哪家女子跟了你，以後准能過上好日子。”

表姐一拍大腿，像是突然想起來似的，說：“對呀，鄭老板女兒月姣，是城里出了名的賢惠女子。你要是能把她娶回來做老婆，祖宗墳頭冒青煙了。”

表姐很興奮，接着說：“選個日子，我帶你去鄭老板家認認門，再讓你爸媽托個媒人，把這門親事早些定下來。”

常山縣就那么大，鄭月姣這樣的女子，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但是，一想到要結婚生子，我的內心是猶豫的。

因為我的真實身份是一名中共地下黨。

我受組織安排潛伏在電話局，收集重要情報。

電話局每個月發到手的薪水，除去自己的日常開支以外，還承擔着地下革命活動的費用，負擔重的時候，連飯都吃不飽，自顧不暇，哪里有能力撐起一個家？

再說，做地下工作，把腦袋懸在褲腰帶上，朝不保夕，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把小命丟掉，娶妻生子，不是坑害最親的人嗎？

當時除了組織上安排聯絡人，誰也不知道我秘密入了黨。外人看來，我只是個知識進步青年，還沒有啥堅定的政治信仰。

我老家在常山縣的小白石村。父親讀過兩年私塾，字寫得好看，能記賬，在村里算得上是富裕戶。

父親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我一路努力才考進浙江省電話局。我畢業後分到江山縣的華埠鎮電話局實習，負責交換總機接線工作之外，還兼任營業員。

當我正為不再向父母伸手要錢而暗暗自喜時，差點犯了大事，丟掉了飯碗。

當時電訊設備十分落後，打長途電話要經過幾個總機接轉不說，還常被軍用電話占線，普通百姓想要打通一個電話難於上青天。

40年代電話局的工作場景（資料圖）

當地最大的油行汪老板要與杭州油行商談一筆大買賣。汪老板為了打這個電話，已經等了好幾天了，急得滿嘴起泡。

這天，汪老板已經和杭州客戶約好了通話時間。偏偏這時候，國民黨保安隊的馬副營長趁着酒興，正用電話與情婦調情，完全沒有收線的意思。

杭州的長途電話打來了，沿途各總機紛紛催促，警告再不通話就要拆線。長途電話如果被中斷，再要接通就十分困難，弄不好還要由值班員賠付通話費。

情急之下，我扼斷了馬副營長的通話。談興正濃的馬副營長勃然大怒，把話筒一扔沖進總機室，一把揪住我的衣領，要抓我去他的營部。

我背對他坐着，正忙着交換接線作業，情急生智，將左手拿着的交換塞子用力抵住他的手背，右手猛搖總機搖把。

剎那間產生的電流把馬副營長擊得慘叫一聲朝後倒去，撞在了趕來勸解的汪老板身上。汪老板也被撞得眼鏡掉在地上，鼻孔出血。

這個馬副營長綽號叫做 “抹桌布”，是當地的活閻王。頑童哭鬧不止，母親只要喊聲“抹桌布”來了，頑童立刻不敢再哭鬧。

雖然馬副營長被好言勸走，但大家仍為我闖下的大禍深深捏着一把冷汗。

馬副營長是普通人得罪不起的，他可以利用手中的職權，隨便把我抓起來，誣我破壞軍訊，再強加上一個“通共匪”的罪名，就可以置我於死地。

但我當時年輕氣盛，一身正氣，心里對馬副營長這些仗勢欺人的國民黨地方官僚很是看不起。

很快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的農歷年將近，可一點過年的氣氛都沒有。一連下了幾場凍雨後，華埠鎮顯得格外清冷凄寒。

就在這時，我意外偷聽到了一個信息。

電話局經常接待國民黨的要員，從他們口中得知，國共兩黨終於要聯合抗日了。

散落在南方各省邊遠山區的紅軍游擊隊，已經下山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不日將經華埠北上參戰抗日。

國民黨要求電話局嚴密觀察防范，限制中共對地方百姓的影響。

這個消息讓我很興奮。但一聽說共產黨的部隊要來，當地的地主富商們都忙着藏匿財物細軟，局勢反而更加緊張。

果然沒幾天，由陳毅率領的第一紅軍支隊先期到達，2000多人在華埠集中整訓了半個多月。

國民黨的兵我見多了，共產黨的部隊是第一次見，發現他們彼此間互稱同志，沒有上下級之分，看起來很是親密。

我親眼目睹一名司務長因為虛報菜價，貪污了集體十七元伙食費，竟被投票公開處決。

一天，正輪到我休息，有人在街道上喊，快去聽陳毅演說，我也趕緊跑上了街道。

只見陳毅身穿灰布舊軍裝，腰系舊皮帶，斜挎一支裝在皮套里的手槍，好不威風。陳毅目光炯炯，聲音洪亮，演講極富感染力，很是威風。

當時就有很多年輕人踴躍參軍，跟着隊伍一起上前線抗日。

演講結束，陳毅在幾名官兵的簇擁下准備回部隊。十幾步開外的我快步跑上去，對陳毅說：“陳司令，我要參軍！”

陳毅上下打量着我。一名警衛員附到他耳邊，說：“他是電話局的接線員。”

陳毅仰起頭，呵呵地笑了。然後對我說：“你把工作做好了，一樣是在打日本鬼子嘛。”

陳毅走後，新四軍其他支隊也途經華埠北上，我因為在電話局工作的緣故，和共產黨各支隊負責人都有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新四軍過華埠時的老照片（資料圖）

 就像現在年輕人喜歡追星一樣，我也有了崇拜的偶像，喜歡上了共產黨領導的這支部隊，一心想加入他們。

經人介紹，1938年秋天，我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上要求我以電話局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

很快我就接到第一個任務，為新四軍前線籌款籌衣。我的上級組織聯絡人林一心書記，握着我的手說：“這事由你全面負責。”

這可是黨交給我的任務呀，光榮而又艱巨，我必須要完成，我在心里暗暗發誓。

作為任務負責人，我當然先把工資捐了，又發動幾個黨員骨干。在大家的努力下，沒用多長時間，買棉買布，很快四十多件棉背心就趕工完成了。

雖然不能上前線殺敵報國，但能夠在後方為支援前線做貢獻，也讓我認識到革命工作的價值。

為了方便和上級部門聯系，林一心安排我和金華電話局話務員小杜秘密對接，他一再叮囑：“你們必須單線聯系，除了我之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是紀律。”

在那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特殊時代，我以為不該問的不多問，不該說的堅決不說，就能沒事。

誰曾想，中共地下黨江山縣委書記張西林投敵叛黨，投靠了國民黨。

曾經和張西林有過接觸交往的地下黨員必須立即撤離。在路口分別的時候，林一心緊緊握着我手，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保重。”

就這樣，我奉命撤離江山電話局，從此和只聽其聲不見其面的戰友小杜中斷了聯系。

這是我經歷的第一次危機時刻。我曾要求上級采取行動，清除張西林消除後患，同時殺雞儆猴。上級表示目前缺槍少人，貿然行動擔心組織遭受更大損失，先靜觀其變，等待時機。

沒想到，這卻留下致命後患。

我在老家小白石村隱蔽了一段時間，感覺已經安全了，黨組織才將我安插到常山縣電話局去工作。

我有了新的上級組織領導，他叫余宗愷，比我大了3歲。我也是調到常山縣後，才認識了鄭老板的。

鄭老板要是知道我的真實身份，肯定躲我都躲不及，又怎么會想把寶貝女兒許配給我？

可是這個秘密我對誰也不能說呀！

記得在表姐家吃完飯的第二天，她專門到電話局等我，我一下班，就被表姐拖着，走進了鄭老板的家門。

鄭家老板娘很熱情地出來迎接我們，鄭月姣則站在房門口。我在進門的那一刻，與她對視了一眼，從她的表情里我判斷出，她對我是有好感的。

後來月姣告訴我，她之所以沒有把我“掃地出門”，是因為她表妹多次在她面前誇獎我。這個表妹我認識，在地下黨組織的“愛國救亡”運動中，與我有過接觸。

我先把這個情況向組織做了匯報。組織認為鄭老板也算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與他們家結親，對我開展地下工作也是一個更好的掩護。

於是，在眾人的撮合、組織的允許下，我們倆的親事就這樣定了下來。

這門親事傳到老家，我的父親格外高興。在他看來，我能娶到縣城大老板的女兒，全家以後也有了靠山。

那是我和月姣少有的甜蜜戀愛時光。常山縣城不大，就一橫一縱兩條街道，路面鋪的是青石板，街道兩邊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鋪。我們結伴走過，四周都是羨慕的目光。

我的內心也十分甜蜜，一下忘了刀尖舔血的工作，開始籌劃來年的婚禮。

有一天，我對月姣說：“回家你跟你父親說，明年秋收後選個日子，我要把你娶回家。”

我把要娶月姣的事情跟家里說了，父親很是高興，第二天就去集市買來一頭小豬崽。打算養到膘肥體壯時，用來置辦結婚喜宴。

命運卻在這個時候，給我們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我從沒對月姣說過自己的身份，這是組織紀律。月姣是個單純的女孩，似乎也從沒有覺察到什么。

我和月姣戀愛後，我的地下工作開展得更順利了，沒有人會懷疑鄭大老板的准女婿，會是個地下黨。

約會之余，我們的地下工作也在秘密進行中。

除了通過電話局搜集情報、傳遞消息。我和余宗愷還成功密謀鏟除了常山縣警察局一個文書，這個人對開展地下工作危害很大。

地下任務的順利完成，也讓我放松了警惕，以為只要小心，自己沒有危險，也就不會牽連家人。

但沒想到，危險來得那么突然。

1941年1月，余宗愷匆匆找到我，說叛徒張西林事件發酵了，我已經暴露。他給我一封介紹信，讓我盡快撤退。

“回家收拾一下，立即轉移，越快越好，走的時候，必須喬裝打扮。”余宗愷着急地說。

那一天天氣異常冷，余宗愷撤退時走得匆忙，穿得非常單薄。我看到他嘴唇被凍得發紫，便脫下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他身上，握手與他告別。

我不知道，這一別，是不是像之前的林一心、小杜一樣，再也見不到了。

顧不得多想，我緊急籌措撤退所需的路費，同時找到一位朋友，委托他為我准備一件棉大衣。

就在這時，省電話局突然通知我，要將我調回江山局，即刻赴任。

這猜這很可能是為了秘密逮捕我而設計的圈套。

情況變得更加緊急，我假裝赴江山報到，穿上新棉衣，連夜離開常山電話局。

走的時候，經過月姣在大東門的家。她的窗口還亮着昏黃的燈光。我咬咬牙走了過去，沒有跟月姣告別。

我不想讓月姣為我擔心，更不想因為我的原因，讓她和家人受到牽連。

想到家人，我突然倒抽了一口涼氣。

家中還有一些涉及地下黨機密的書函文件需要清理、轉移、焚毀。

我連夜秘密潛回到小白石家中。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剛跨出大門，早就蹲守在這里的兩名便衣憲兵將我逮捕了。

看到他們荷槍實彈，用麻繩將我像粽子一樣捆綁起來，押解離開家時，我父親、繼母及兄弟姐妹嚇得呆若木雞，臉色蒼白。

此時家人才知道我是個中共地下黨。

憲兵把我帶到常山警察局關了兩天。期間，幫我做棉衣的朋友又冒險到看守所，將一條棉被和40多元錢交到我手里，謊稱錢是我的工資，而棉被是我原先托他代保管的。

在看守的監視下，我甚至連一聲謝謝都不能對他說。

1941年1月26日，我要被押解去上饒集中營。這里是國民黨第三戰區特務機關設立的秘密監獄，專門關押共產黨人和其他抗日愛國進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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