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的三國（5）
在東漢後半時期，外戚與宦官往往是政敵，常為爭權斗個你死我活。在外戚何進之前，已有好幾任外戚因爭權而死於宦官之手，無論是曾經權傾朝野的梁冀，還是名望出眾的竇武，最後都敗亡的干干凈凈徹徹底底。而這數十年來的互相仇殺，也讓雙方都損失慘重，所以這一屆的宦官想玩兒點新花樣，畢竟外戚跟宦官乃是皇權的左膀右臂，大家能不能聯合起來鎮壓士族共享天下呢？於是，當年漢靈帝即位後不久選采女，宦官郭勝就在南陽選了屠戶之門的美少女何氏進宮，並一路保駕護航，將其送到漢靈帝的床上受盡恩寵而得封皇後。何皇後得寵之後亦投桃報李，將自己妹妹嫁給了官宦頭子張讓的養子太醫令張奉，雙方結為政治同盟。這，就是宦官的第一次外戚養成計劃（難道還有第二次？）
這計劃其實是相當犀利的，可以說是命中了士族黨人的死穴。在外戚與宦官的聯手壓迫下，士族黨人在短期內似乎再無翻身可能了。然而就在這時天下發生了一件大事，讓黨人的政治局面頓時改觀。
這件大事，就是黃巾起義。
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數十萬信奉“太平道”的黃巾軍在其首領張角的振臂一呼下突然同時發難，各從冀州、潁川、南陽三個方向對洛陽形成了包圍之勢，他們在冀州抓了安平王劉續和甘陵王劉忠，在幽州殺了太守劉衛和幽州刺史郭勛，在荊州殺了南陽太守褚貢；這下各地的官老爺們可嚇壞了，於是“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內，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後漢書·皇甫嵩傳》）。
所謂“太平道”，就是東漢道教的一個分支，因其尊奉的主要經典《太平清領書》而得名（注1）。道教乃至太平道的興起，或與東漢末年流行全球的大瘟疫有關。漢桓帝延熹年間，西亞的塞琉西亞（今巴格達附近）爆發了安東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恰逢羅馬與安息在此大戰，結果瘟疫隨着軍隊與難民席卷了整個歐亞大陸，導致全球人口在2世紀末反復爆發的疫情中大量死亡。見於中國史載的就有23次，其中桓帝時三次，靈帝時五次，獻帝時15次。
羅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短短15年間，帝國十分之一的居民就因此罹難，羅馬皇帝路奇烏斯·維魯斯亦因瘟疫去世。在一些地區，三分之一的人口喪生。希臘醫生蓋倫在其著作《論治療的方法》中描述了染上瘟疫的症狀，包括發高燒、口渴、嘔吐、腹瀉並伴隨着干水泡形成的黑色潰瘍性皮疹。第三世紀危機高潮時，瘟疫又卷土再來，251年，一種名為“西普里安瘟疫”的傳染病在埃及爆發，很快傳染全國，毫無抵抗力的羅馬人紛紛中招，這空前的傳染病又持續了整整15年之久，高峰時期，羅馬城內每天的死亡人數高達5000人。公元270年大疫，又殺掉羅馬皇帝克勞第烏斯·哥特庫斯（即克勞狄二世）在內的無數羅馬人以及大批與其對敵的哥特人（哥特庫斯即Gothicus，意為哥特克星）。
總之，頻繁的戰爭與世界貿易路線的發展，把歐洲、亞洲和北非有效地連接成了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當時全球四大帝國東漢、羅馬、安息、貴霜的衰亡，都與這場曠日持久的瘟疫有關。而瘟疫最終促發了宗教的誕生。
據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瘟疫與人》的研究，世界范圍內的各大宗教，都與瘟疫有着脫不開的關系。比如在溫暖潮濕、瘟疫頻發而充滿了悲觀主義傾向的古印度，三千多年前就出現了種姓制度與婆羅門教，威廉·麥克尼爾研究指出，這或許與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時害怕被當地土著感染病菌有關，種姓制度起到了一定的隔離作用。而2世紀末那場席卷全球的大瘟疫，則不僅促成了基督教在羅馬成為國教，也讓佛教在亞洲得到廣泛傳播。歸根結底，宗教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對死亡的解釋，它們認為死亡是對痛苦的超脫。這樣的解釋可以讓信徒減少因疾病喪失親人的傷痛感。
我們知道，道家的關鍵也就是一種對生活的超脫態度，即順其自然，平靜而安詳地接受世間的一切興衰苦難。而從道家到道教，則由“道”（哲學原理）發展到了“術”（具體方法）；所以張角的切入點就是用這種思想來治瘟疫，方法有四種，一是“跪拜首過”，二是飲符水，三是齋戒祭祀，四是“沐浴端精”，總之是叫你靜心、凈口、凈身、凈天地，大家都注意衛生，天天洗洗洗，結果有些人還真不得病了，然後就信了，就是這個道理。基督教的洗禮，印度教的浸浴，穆斯林禁吃豬肉（寄生蟲太多），也都是類似的道理。在巴蜀漢中傳教的五斗米道首領張修，甚至“加施凈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這顯然是一種變相的隔離方法，對控制瘟疫是相當有效的。另外，道教還教你養生修行，助你早日得道成仙，這其實跟佛教的脫離苦海、基督的上天堂一樣，都是在解決大瘟疫後人類畏懼死亡的問題。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鴉片也有治療的一面，當人民痛苦到不行的時候，至少還有宗教可以鎮痛，它是給社會托底的，
這正是“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孟子·盡心上》），一件新生事物出現，總是歷史長流所堆疊匯聚的結果。而道教就是中國民間在兩漢四百年間一路吸收了道家墨家思想，儒教中的陰陽五行讖緯思想，以及巴蜀之巫鬼、東海之方術、昆侖神話之西王母信仰，等等等等，雜糅而成的一種宗教。其教主張角雖然在歷史上出身不明，面目模糊（注2），但實在可以說是個天才，他在這種雜糅的宗教思想的基礎上，又效仿西方佛教與拜火教等天啟宗教的先進傳播模式（注3），再借助行醫這個極具迷惑性與掩護性的傳道方式，同時還借鑒先秦墨家秘密結社的組織方式，劃分教區，培訓教團干部，很快發展出了一個龐大的民間宗教團體。到了漢靈帝光和年間，太平道已有信徒數十萬，於是張角野心膨脹，竟然圖謀武裝顛覆東漢政權，開創一個宗教新紀元。事實上，若非叛徒告密，讓太平道潛伏於京師的地下核心組織被東漢朝廷粉碎（注4），張角的圖謀說不定真得會實現。
不過，黃巾軍浩大的聲勢仍然讓靈帝感到恐懼，他如夢初醒，立刻召集群臣會議，討論如何鎮壓叛亂。大戰在即，武將的地位自然提高了。涼州名將北地太守皇甫嵩率先站了出來，提出“發精兵、誅貪濁、赦黨人、選將帥、出中藏錢（皇帝私房錢）”五大建議。中常侍呂強也諫言道：“黨錮久積，若與黃巾合謀，悔之無救。”靈帝最害怕的就是黨人與黃巾合流（注5），於是趕緊宣布大赦，與黨人集團進行和解。至此，實施了數十年的黨錮宣告解除，賦閑已久的知名黨人們紛紛升官出道，開始幫助帝國鎮壓起義。如曹操的好朋友袁紹任虎賁中郎將，由原先的五百石縣長直升二千石禁軍大將，其所執掌一千五百名虎賁郎（即西漢時的期門騎），乃是皇帝的核心禁衛部隊，可謂大受重用；另外，還有尚書盧植為北中郎將，何顒任北軍中候（掌監北軍五校）；王允任豫州刺史；劉表任大將軍掾，鄭泰任尚書侍郎，荀攸任黃門侍郎。靈帝又讓公卿們出馬、弩，將門及吏民們出子弟，就連宦官們也紛紛拿出家財以充軍費，整個朝廷一片眾志成城的模樣。
注1：又名《太平經》。“太平”一詞乃東漢中期產生的一個泛宗教用語。東漢儒教公羊派學者何休繼承董仲舒之思想，提出“三世異治說”，也就是說社會發展要經歷三個階段，即“衰平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所謂“太平世”，就是一個天下大同的世界；道典《太平經》曰：“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所以“太平”就是大公正，亦有“大公無私”之意；東漢佛經漢譯文之中，亦有“眾生平等”之語。這些都體現了東漢以降士民與宗教期望以公社運動抵抗亂世的趨向。
注2：歷史上張角的出身信息極少，我們能找到的只有西晉葛洪的《抱撲子》：“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逾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為其致用，威傾邦君，勢凌有司。”可見張角等道教首領擁有巨大的財富，並非普通平民流民。
注3：當然，在佛教發展提供范式之前，道教都沒有發展出道觀以及完備的道士等級和教規等（苗建時《道教簡介》）。而中國佛教在發展初期，也援引了部分老庄思想來說明佛教教義，二者實有融合的趨勢（姚大中《姚著中國史》第三卷《南方的奮起·宗教與宗教思想史展開》）。
注4：黃巾起義爆發的時間大概在3月22日。澳大利亞漢學家張磊夫指出，這次叛亂按計劃應在當年晚些時候發起，可能是農歷五月，那時庄稼已經完成種植、獲得豐收。但叛徒的出現不僅讓黃巾的京師組織全滅，也讓他們被迫提前起義，導致地里的糧食無人收割，義軍的後勤難以維持，帝國的經濟也由此遭受重創。
公眾號主筆簡介：
朱暉，文史作家，筆名閑樂生，中國古代名將狂熱愛好者與研究者，王者榮耀專家團顧問，“凱叔講故事”之《凱叔三國演義》及《三國博物學》歷史與文學顧問，專注中國古代戰爭史領域十余年，出版歷史作品近兩百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