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7:北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请客、吃饭、打牌、喝茶、逛公园

“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武和王冰冰博士,首发“新文学史料”,特此分享。

民国时期的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大学和研究机构林立,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学生。相比较其他的阶层而言,作为知识传播者和精英阶层的大学教授、作家的收入远高于普通的人群。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各大学的经费相对充裕,再加上首都南迁后北京的很多功能丧失,大量人员迁走,北京变成了一座休闲城市,物价总体而言不高。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学术相对自由、人文气息浓郁。因此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来看,这段时间都可以视为民国以来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可以更清楚地还原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原貌和精神特征,体现个体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正如法国年鉴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有时候,几桩传闻轶事足以使某盏信号灯点亮,为我们展示某些生活方式……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一 

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状况,有不少学者都曾有专著或专文论述。邓云乡说:“文化古城时代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那时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必记本”注:由教育部下聘书),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来元……由学校发聘书的教授,月薪也均在三百元以上。自然私立大学,经费不足,那就另当别论。”

梁实秋回忆,北京大学还有研究教授和名誉教授之分,而研究教授则是由基金会另外提供一笔资助,待遇比一般教授要高出四分之一。谭其骧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自己在北京工作时的收入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时我除开头一年半还在当研究生没有收入靠家里供养外,从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教零钟点每课时5元,一门课若每周二小时,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时的话就是六十元……我在北平图书馆呆了三年,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就辞职不干,专教零钟点。我可从不教许多,钟点费不够用,靠不定期的稿费收入补充。稿费每千字5元,与上一堂课等价。”

台湾学者李东华对于自己1922年至1929年在北京大学执教七年的待遇和日常生活消费情况也提供了具体的数字:“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者。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以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民国政府成立之时,政府就在宏观层面上对大学教师的薪水有明确的规定,随后则不断加以细化、完善。1917年颁布的 《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定》,教授分为六级,最高达400元。国民政府1927年颁布修正后的 《大学教员薪俸表》,教授分为三级,大学教师的薪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一级教授为500元。

无论是从当时收入的绝对数还是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来看,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在整个社会中无疑处于让人十分羡慕的地位。这种经济生活的优越既让他们能无忧无虑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而且还使得他们的精神生活十分丰富。

當时他们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下馆子、品茗、听戏、看电影、逛公园、打桥牌、逛书肆、游名胜、写诗唱和、沙龙以及学术研究等,既有世俗化的日常生活,也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而进入的精神审美的世界。

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之一,所谓“民以食为天”。北京由于其长期作为帝都,其饮食有着独具魅力的特色,各式饭馆林立,汇聚了天下的美食。“北平在清末民初景胜的时代,各界互相酬应,交际至忙,固之投机者兴起,中西饭馆林立,以供显宦巨商之酬酢,一时著名饭馆极多。”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饭馆数量接近一千家。诸如东兴楼、福全馆、玉华台、同丰堂、同和堂、会贤堂、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丰泽园等都是较有名气的饭店,每个饭店也大都有自己的拿手菜。这些饭店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北京市民来说当然是极为奢侈的,很多人无缘光顾。但对于民国时期居住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来说,吃馆子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

谭其骧(“必记本”注: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谈起自己当时在北京吃馆子的情形时说:“长安八大春,前门外煤市街山西馆,西四同和居、沙窝居,东安市场森隆、润明楼、东来顺等,都是我们这等人常光顾的地方。通常鱼翅席十二元一桌,若酒喝得较多,加小费吃下来将近二十元,鱼唇席十元一桌,海参席八元一桌。”周作人、俞平伯、胡适、浦江清、顾颉刚、钱玄同、金岳霖、杨振声、沈从文、梁实秋、吴宓、老舍、张恨水、朱自清等一批文人对于当年在北京下饭馆都有详细的描写。

周作人作为京派文学早期的核心人物,其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文化人,而他们重要的活动方式就是在饭馆聚餐。如俞平伯1926年6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提到:“启明师:我有一事要和您商量。拟于明日(星期三)下午七时半后邀您在崇内大街德国饭店吃饭。”1930年1月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耀辰同我拟于十九日招待几个城外的朋友,并请兄和陈逵,特先奉闻……时间在正午,地点系西四,同和居也。”周作人在日记中对于此类聚餐的记载也较多。

胡适手迹

胡适是当时北京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之一,堪称知识界的领袖,和政界、学界、新闻界等许多名人都有交往。许多人常常慕名拜访胡适,而胡适也是热心交际,其朋友之多、饭局之多也是情理之中,其日记中也多次记录了下饭馆的事情。以他1931年3月21日当天的活动为例,先到任叔永家吃饭,饭后到中山公园,欣赏中国营造学社的展览,晚上再到东兴楼赴古生物学家孙云铸约请的宴会。类似的情形对于胡适几乎是一种常态,除了一部分是在朋友家用餐外,更多的则是在饭店进行的。

钱玄同(“必记本”注:时为北大教授,科学家钱三强父亲)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其日记中对于自己和家人下饭馆以及和同仁聚餐的情形记载也较多,光是1930年1月份,到饭店吃饭的次数就让人吃惊。1930年1月1日:“午回家,与大、三儿同至森隆吃大菜,因其有放屁鸡也,但实不佳。”1月2日:“午,孔德之马隅卿、李召贻、卢逮曾、张雪门、王淑周五人,请吃新年酒于中山公园之水榭,食毕摄影。”1月4日:“午至中海,约邵西同至且宜午餐,毕至西交民巷。”1月6日:“晚,邵西约我至其家吃饭,涤洲、子书均在。”1月11日:“晚七时至东兴楼,温源宁赏饭也。”1月15日:“七时约邵西雅于西车站。”1月17日:“晚与邵西同雅于且宜。”1月20日:“晚约邵西至西车站吃饭。”1月22日:“晚餐,隅卿约了邵西、建功与我去吃饭。”1月24日:“晚叔平来,约至其家晚饭。”1月26日:“午余季豫赏饭于厚德福。”1月28日:“晚约邵西‘雅于东亚春。”1月30日:“晚至森隆吃饭。”1月31日:“晚与邵西雅于梦林春。”总共31天中,钱玄同参与饭局的次数多达十几次。

不难看出:下饭馆对于民国时期经济条件优越的学者成了一种平常的生活方式。

俞平伯可以算是美食家,这从他晚年发表在《中国烹饪》 杂志的 《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 可为证,他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任教时更是频繁出入于北京的餐馆。査孙玉蓉 《俞平伯年谱》,其中关于俞平伯下饭馆的次数甚多,如1929年5月11日:“晚,在东兴楼宴请傅斯年,周作人应邀出席。”1929年6月7日:“晚,在福生宴请周作人。”1930年4月6日:“午,往会贤堂参加凡社聚餐。”1930年5月25日:“往北海仿膳饭庄赴凡社之会。”1930年8月16日:“晚,在时昌食堂宴请周作人和朱自清。”

朱自清当时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交际范围相对比较广,因为公和私两种关系,他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宴会的场合。据其日记记载,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金甫处午饭,毕树棠君在座,酒系白干,以桂圆、枣子泡成,甚浓厚,菜亦佳。”1933年2月11日:“午留江清便饭,竹烹调甚佳,至感其意。晚赴王了一宴,见伯希和。在座有罗莘田、王以中……多一时之彦。”2月12日:“午赴石荪宴为二娃及曾觉之作介,空气尚佳。”2月19日:“午宴慰堂于同和居,座有汇臣、斐云。”3月4日:“晚公超宴客,座有寅恪。”3月5日:“与慰堂饭于亚一。”3月26日:“赴金甫宴,座有黄晦闻先生,邓叔存、吴鸣岐、梅月涵诸先生。”3月27日:“晚赴梅先生宴,座有周先庚夫妇、刘寿民夫妇、王文山、郑之蕃诸先生,余殊为失态。”

可见朱自清参加宴会比较频繁。

丰泽园、广和饭店、临湖轩、美菜馆、东兴楼等都是当年居住北京的知识分子经常聚餐的地点,如 《周作人日记》1934年1月21日记载:“午,至中信堂应吴检斋、孙席珍二君之招,即出往丰泽园文艺副刊之会。”2月25日记载:“午,至丰泽园应大公報文副之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振铎、公超、闻一多、陈登科、卞之琳、巴金诸君。”1934年3月17日记载:“六时,往丰泽园参加大公报胡政之之招。来者金甫、从文、巴金、一多、上沅、公超、振铎等。十时返。”1934年4月13日记载:“午,至广和饭庄。佩弦夫妇为主,来者柳亚子、郑桐荪夫妇、玄同、金甫、平伯等。”

从很多资料可以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频繁参加聚餐活动更多地是以此为契机交友和晤谈学术等,但也足以证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远远超越一般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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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故都北京知识分子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甚至充满了诗情画意。如听戏就是一项很高雅的文娱活动,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戏曲情有独钟,而北京剧种丰富、名角众多也是其他地方无法相提并论的。

就京剧而言,那时北京著名的京剧演员就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筱翠花、杨小楼、马连良、尚和玉、余叔岩等。再加之戏院众多,因此听戏成了不少学者所喜欢的业余生活方式,如顾颉刚、吴小如等就是有名的戏迷。有的发起组织了剧社,亲自演唱,如俞平伯、浦江清、汪健君等发起的昆曲社团“谷音社”。

谭其骧这样回忆当年看戏的情形:“最使我倾倒的是武生泰斗杨小楼,一出台那份气度,那份神情,一举手,一投足,念白唱腔都很有韵致,无不令人叫绝……名角能卖满座的日子很少……所以戏票可以不用预先买,往往吃完饭时看当天报上登的各戏院戏报,饭后赶去,尽管戏已开场,还是买得到票,看得到中轴以下几出好戏。”

浦江清(“必记本”注: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当时在清华任教,他在工作之余很喜欢听戏,因此他的 《清华园日记》 虽然文字不多,但关于听戏的场景却描述甚详。如1929年2月2日日记:“下午与竹人、旭之同往广德楼听韩世昌 《烂柯山•痴梦》。是日韩演双出,《痴梦》 后尚有 《学舌》,但广德楼设备简陋,火炉不暖,旭之尤足冷不耐坐,遂出。韩年齿已大,饰小旦貌不能动人,但喝做自是当行。”2月10日日记:“即乘汽车进城。至前门外北京旅馆,与旭之、舜若、增禄诸君会。共至华乐园听高伶庆奎戏。”2月11日当天浦江清连看了两场,这天日记载:“午后,听韩世昌 《佳期》、《拷红》,做工之细腻,叹观止矣……晚聆尚小云、朱素云、李寿山三人之 《骑双会》 (即《贩马记》),自‘哭监起至‘团圆止。朱伶年已耳顺,唱小生,声音清润自然,做工颇潇洒,真不愧第一小生之目……是剧李、朱、尚三人可称三绝。得聆此种戏剧,今岁新年不虚度矣。”1930年12月31日记载:“是晚节目有国乐、国技、昆曲、皮簧等。昆剧共五出……身段自以陆麟仲为最,唱以廖女士为最,天赋歌喉,高低皆擅其妙。”

俞平伯出生于传统的书香门第之家,对戏曲的痴迷更是出了名的,周作人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说:“平伯在京,一如囊昔,闻佩弦说他仍很热心于拍曲,可以想见他的兴趣不减于当初。”《俞平伯年谱》 中有不少对他听戏的记载。

1935年3月17日,俞平伯召集浦江清、陈盛可等人在自己家召开了谷音社成立会,后来加入的人数有20余人,这是一个有名的昆曲社,有不小的影响。1946年2月,俞平伯专门写了 《忆清华园谷音社旧事》详细回忆了谷音社的缘起和演出:“庚午秋移居西郊清华园,癸酉夏 (廿二年) 集三五同好延何经海君拍曲,历时甚暂,而兴会弥佳,惜何旋病殁,犹忆其最后所授之曲为 《双红记•青门》也……于春夏之交,发议结社,于某日夏晚在工字厅首次公开曲集,乙亥新正十四 (廿四年) 于同地二集,其时犹未有社之正式组织,而对外已用谷音社名义,以冀稍得学校之补助。二月十三日(廿四年三月十七日) 在平寓所开成立会。”“据社中记录,甲戌丁丑四年之间,在学校公开曲集凡七次,同期十八次,在公园水榭宴集一次,曲目凡九十三折,以 《琵琶记》 为最多,得十二折,《长生殿》 十折次之,《还灵记》 七折又次之。”

不难看出俞平伯在谷音社投入的巨大精力。

周作人虽然很不喜欢京剧,但他第一次刚到北京,就连续看了几场戏。他回忆说:“我们在北京的这几天,一总看了三回戏,据日记里说:‘十一月初九日下午,偕采卿公岐至中和园观剧,见小叫天演时,已昏黑矣。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广德楼观剧,朱素云演 《黄鹤楼》,朱颇通文墨。”

顾颉刚早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时,因为较空闲,而学校旁边又都是戏院,因此几乎天天去看戏。他说:“我辈穷小子,别的钱花不起,这一点倒可以,所以那时上午十一时半吃了饭,十二时便进戏场,直到天快黑才出来。”“好戏子的吸引力,比好教员更大。”“固然也有几个极爱看的伶人,但戒不掉好博的毛病,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戏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他1929年来到北京的高校任教后,时间非常紧张,大部分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但闲暇之余仍然光顾戏院,成为戏院中的常客。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他看戏的情形。1929年12月30号:“饭毕又由校长招至大礼堂看演旧剧……燕大学生演旧剧,予见 《六月雪》,《乌龙院》,《打渔杀家》,《得意缘》 四出,颇不差。”1930年2月21号:“吃早夜饭,与履安到大礼堂看演剧,十二点归。今夜看的戏是《彩楼配》、《游龙戏凤》、《四郎探母》,《女起解》,《花田错》。《花田错》为朱琴心作,甚好。”5月28号:“与履安,艮男,冯先生到校,看旧剧股所演戏,十一时归。今晚所看戏:《卖马》,《南天门》,《拾玉镯》,《法门寺》,《红鸾禧》。”

至于青年学生,虽然无经济收入来源,难以在条件较好的戏院观看名角演出,但他们可以在条件较差的地方如天桥观看演出。

季羡林当时在清华读书,虽然只是一个穷学生,但也经常去听戏。其当年日记曾记载他当时到天桥听戏:“戏是晚七点开演,演者有萧长华、尚和玉、王凤卿、程继仙等。因没有买到头排,在后排有时就仿佛看电影似的。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看旧剧,而北京旧剧又为全国之冠,所以特别觉得好。最末一出是梅的黛玉,配角有姜妙香等。”

知识分子在欣赏传统戏曲的同时,有的还在新式剧场观看话剧以及观看电影等,业余生活的样式更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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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下饭馆和听戏也是普通市民较为常见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话,那么逛琉璃厂和书肆则几乎是文化人所独有的休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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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示意图(清乾隆年间绘本)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北京致力于文化城的建设理念,当时琉璃厂和书铺格外繁荣、发达,“20世纪30年代时,琉璃厂及周边的新旧书铺,几近百家。隆福寺附近及其余街道,约有85家书肆。即使不算西单一带专卖线装书的旧书铺,琉璃厂与隆福寺的书铺总数已近三百家,且在文化古城时期,一般营业都不差”。知识分子大都嗜书如命,在这些逛琉璃厂和书肆的人群中,我们可以开列出一长串的名字:鲁迅、胡适、周作人、吴宓、闻一多、刘半农、黎锦熙、杨振声、沈从文……在著名学者的带动下,一些年轻学子也经常光顾这里,尽情享受着故都文化的盛宴。

鲁迅1912年随民国政府到北京工作,很快就成为琉璃厂的常客,在他居住北京的十多年间,逛琉璃廠的次数有数百次之多,鲁迅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很多关于逛琉璃厂的记载。1912年5月12日,鲁迅刚到北京没过几天就到琉璃厂来购书:“下午与季弗、诗荃、协和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 《纂喜庐丛书》 一部七本,五元八角。”这是鲁迅第一次游琉璃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5月25日:“下午至琉璃厂购 《李太白集》 一部四册,二元;《观无量寿佛经》 一册,三角一分二;《中国名画》 第十五集一册,一元五角。”第二天也就是26日,鲁迅又去琉璃厂:“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啜茗,又游琉璃厂书肆及西河沿劝工场。”30日晚又游了琉璃厂:“晚游琉璃厂,购 《史略》 一部两册,八角……”即便鲁迅后来离开北京到外地,只要一回北京,那么必定会重游琉璃厂,如1929年和1932年两次回京都是这样。而他的胞弟周作人亦有同好,在几十年常居北京的日子里,逛琉璃厂和书肆也几乎是一种常态。

胡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北京工作时,经常自己或者和朋友一道去逛琉璃厂,其日记1937年1月8日记载:“与毛子水同去逛厂甸,天已晚了,买了几本书。”2月24日记载:“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朝鲜本 《朱子百选》 (朱子的书札)、《宋词钞》 (山阳王宫寿选)、初刻本江永注 《近思录》、《诸子文粹》、《左文襄公家书》、杨守敬 《晦明轩稿》、刘蕺山 《人谱类记》、《千唐志斋藏石目》、《历代法宝记》 (金九经印)、广百宋斋 《封神演义》。”

在经常光顾琉璃厂、书肆的人群中,还有浦江清、俞平伯、郑振铎、朱自清、钱穆、钱玄同、顾颉刚等大批文化人。

朱自清日记记载,1932年10月22日:“下午金七嫂及二娃来。即同入城。在琉璃厂为圣陶、丏尊治印,又购书籍等。”1933年2月1日:“下午阅厂甸书摊,较往年殊逊色。得 《伦敦竹枝词》 及阮嗣宗 《咏怀》 诗注文一册,甚喜。”9月13日:“早入城,至琉璃厂、隆福寺各书坊搜陶诗,所得不多也。”1934年2月11日:“至琉璃厂各书铺,在来熏阁停留最久。”浦江清日记记载:1929年2月3日,“至琉璃厂,浏览各书铺。购得蒙坦 (Montaigne,蒙田) 之 《随笔集》 三册,为Florio译本”。1931年1月6日记:“晨八时半起,回斐云寓所,斐云已出,遂出独游厂甸。古董摊书摊零落,大不及旧历年,但比往年新历年为盛,是亦国民政府极力提倡新历年之功也。”1932年2月6日:“旧历元旦。晴。下午进城与以中、宾四同游厂甸,逛旧书字画摊。”浦江清在日记中提及的钱宾四即钱穆,他当年在燕京、北大等高校任教时,亦时常赴琉璃厂等地购书,五年之中购书达5万多册,20万卷,令人惊叹,也不难想见琉璃厂等对知识分子的巨大吸引力。

这里不仅有图书,还有绘画、陶瓷、墨宝等众多艺术品。郑振铎在 《访笺杂记》 一文中谈到自己在琉璃厂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收获,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二十年九月,我到北平教书,琉璃厂的书店断不了我的足迹……第三次到琉璃厂已是九月底;这一次是由汲清阁向东走。偏东路北是荣宝斋,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仿古和新笺,他们都刻了不少。我在那里见到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癸酉笺等等。”而沈从文在这里除了经常寻觅书籍之外,还寻找字画等文物,他眼中的琉璃厂热闹非凡、藏品相当丰富:“至于清邹一桂的天竹如意,唐岱拟赵千里的青绿小幅山水,画棚中十元八元作品,货色已极整齐。明清之际名头不大的扇面……海王村的货摊上,瓷漆杂器精美丰富,更触目惊人。”特别是每年元旦、春节十几日的厂甸庙会,不仅吸引了无数的文化人,同样还引来无数的普通市民,“游人中则还可看见不少有发辫的逊清遗老,穿绛缎团花大袍,棉绒背心,带有荷包挂件的大烟管,携儿带女于画棚货摊边徘徊。有着旗装的王公旧族贵妇,长袍小袖,高髻粉面,点缀于珠玉货摊子边。海王村公园中部,还搭一临时茶台,许多人一面喝茶一面看热闹,保存庙市旧风。”可见,逛厂甸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一场民间文化狂欢仪式了。

逛公园和游名胜也是居住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普遍喜欢的休闲方式。

民国时期的北平公园名胜众多,颐和园、万寿山、天坛、故宫、三海、香山、卢沟桥、圆明园、陶然亭等对于居住于此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吸引和诱惑。逛公园、游名胜既能放松心情,又能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历来是传统文人喜爱的方式。当时知识分子大多物质条件优越,闲适的时间也较多,因此很多人会利用假期和休息的时间去逛公园、游名胜。有的是携家带口、有的是呼朋引伴,也有独自游玩,不仅能使自己的身体、精神完全放松,更能在和朋友的交往中增进彼此感情。因此在故都的公园和名胜,时时可见文人的身影。

邓云乡这样描述:“北海茶座、公园茶座、太庙茶座、中南海茶座以及来今雨轩、上林春、漪澜堂、道宁斋……等,都是有名茶座、大茶座,还有多少小的、无名的,但都是文人学者构思、论学、写作、闲谈的最佳场所,那样自由,那样闲散,那样宁静,那样舒畅……”

萧公权曾回忆,自己在清华任教时,常和朋友出去游玩,“周末或假日,我们有时结伴去卧佛、秀峰、碧云寺等。颐和园也是我们游踪所到之地。学校离城虽不算近,城内的名胜,如雍和宫、故宫、三海、陶然亭等处我们也时去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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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说当时是母亲林徽因物质条件最为优裕的时期,也经常和朋友一道出游:“母亲活泼好动,和亲戚朋友一道骑毛驴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在这群文人中,俞平伯就较有代表性,他有时和家人一块出游,有时和周作人等朋友一块出游,踏青、寻访名胜、赏花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如 《俞平伯年谱》 记载,1930年8月26日:“偕夫人至北海公园观荷花。兴之所至,填 《蝶恋花》 词一首并作小序,后收入 《古槐书屋词》。”1931年5月5日:“与陈寅恪同游万牲园,观雨后牡丹。”1932年7月:“冒盛暑游戒坛。”8月下旬,“与友人偕游青岛数日”。10月7日:“陪父母亲游陶然亭,归后作 《陶然亭追和雪珊女史题壁韵》 三首附小序和 《陶然亭文昌阁求签纪事》一首,发表在本年10月17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0期。”俞平伯在 《秋荔亭日记》 中多次记叙自己和游人游玩的情形。1931年3月8日:“饭后偕许七、莹环并小儿游大钟寺。”4月4日:“拟游玉泉,而有风。二时始往,到后风渐息,先至裂帛湖,后觅路登山巅,小憩半山一茶馆。”4月7日:“九时寅恪来,略谈即同游万寿山,有玉兰三株着花颇茂。在长廊午食,入排云殿下观宝云阁,后至石舫。寅恪导游山后,殆旧日清漪园之前山。清溪长松,杂以桃杏,缓步殊适。”其中不难看出俞平伯春天出游的雅兴和喜悦之情。俞平伯发表过不少文辞优美的记游散文,这是和他的经历分不开的。

盛成(“必记本”注: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留法学者)当时回国在北大等校任教,他有机会就跑到景山、北海、中山公园等地去玩,“我最爱的,是爬上景山,并不是去凭吊明思宗殉国的古树;因为在这一座小山之巅,可以鸟瞰北平全景,并且可以看出整个中国都市的轮廓,那个井字形的九城。”“社稷坛之左,南行为来今雨轩,向右南行为长美轩与春明馆,这些茶社而兼饭庄,都是士女消磨岁月之场。再前为水榭,宛在水中央。社稷坛北临紫禁城壕,夏季荷花盛开,花香与端门城楼的夕阳返照,极饶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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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北大课堂上

钱穆曾经在北大任教七年,他也非常喜欢出去旅游,近处去了八达岭、卢沟桥等,“而余与赞虞之来,国事方亟,两人坐桥上石狮两旁,纵谈史事,历时不倦”。而远处则去了曲阜、泰山、济南大明湖、大同、包头、庐山、开封、洛阳等地。浦江清在日记中对于自己的出游活动也有记载。1932年1月9日:“饭后同游南海。因刚主方草 《张垣之建筑艺术》 一文,徘栖瀛台八音亭等处假山石间久之。”而1933年,浦江清更是赴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名胜游玩。

朱自清日记对于自己出游活动记载甚多,不难看出即使这位毕生刻苦治学的大学者也同样有着爱好大自然的天性和情趣,足迹几乎踏遍当时北京的名胜,并非人们印象中的书呆子。1933年1月26日:“游东岳庙,庙广大巍峨,神道甚多,殆极道教之大成。”2月9日:“与竹赴大钟寺。”4月1日:“早游市场,下午游公园。”4月5日:“与竹游长城。”5月21日:“早同竹看太庙灰鹤,纡徐回翔,哺子尤可观。”10月31日:“至中山公园观溥心畲画,仿山水确佳。”1934年2月25日:“下午与石荪、竹隐同至树村,访欢喜老墓碑。”3月31日:“与中国文学系同学游潭柘寺,竹亦同往。”4月1日:“早至西观音洞。”4月17日:“与平伯、寅恪等同游大觉寺,骑驴上管家岭观杏花,极盛。”7月1日:“早至香山,先游见心斋……至碧云寺。”

当时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的顾颉刚十分忙碌,但他在上课、编辑刊物、会友、研究学术的空闲时间,也常常出现在北京的众多名胜之中。他的日记记载:1930年1月26号:“与彦堂到清华园、朗润园、达园、燕东园游览。”1月30号:“与履安及二女同到大钟寺,徒步往返。”1930年2月2号:“六时许起,与艮男坐汽车进城,游南海,北海。”3月8号:“毅卿,兆瑾来,与他们及履安同到碧云寺游览……日来天气好极,西山在望,今日始得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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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季羡林

当年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虽然学业繁重,但仍然利用课余的时间游览北京名胜,他的日记对于此有详细记载。1932年9月17日:“饭后先到碧云寺,到石塔上一望,平原无际……下塔至水泉院,清泉自石隙出,缓流而下,声潺潺。园内清幽可爱。来碧云寺已两次,皆未来此院,惜哉!”1932年10月16日:“早晨去賃自行车,已经没有了,只好坐洋车到西山。刚过了玉泉山,就隐约地看到山上,红红的一片,从山顶延长下来,似朝霞,然而又不像。朝霞是太炫眼了,这只是殷殷的一点红。”1933年2月12日:“过午一时与鸿高同赴天桥。游览一过,趣味不减上次。”1933年4月2日:“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去逛颐和园。进去了,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1933年5月13日:“早晨进城……先到崇效寺,牡丹早已谢了,只余残红满地,并不像传闻的那样好。又同长之到中山公园……又到太庙,主要目的仍在看灰鹤。”现代知识分子秉承了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间的风范,在游玩之间不仅大饱眼福,有的还写出了风格迥异的游记散文,甚至成为名作。

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日常消费和生活方式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正是凭借着较为丰厚的物质基础,知识分子才得以从容地实现自己的人文理想和学术梦想,也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呈现出高雅、恬淡和从容不迫的状态。“这群‘中产知识阶层,在日常消费中展现的知性与文化内涵,与北平当时的‘文化古城形象相得益彰,并孕育出他们特有的消费新感受……简言之,他们俨然北平闲适生活的最佳代言人,以及故都浓厚书香氛围的主要受益者。”

遥想当年知识分子那种惬意,当今的知识分子感慨之余,更多的只有向往的份儿了。

本文标题: 1912—1937:北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请客、吃饭、打牌、喝茶、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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