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正统观-合法性”三人谈

《五代九章》,郑也夫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

田方萌:正统的尺度与正统论

《五代九章》是社会学家郑也夫对中国历史的体察和反思。子曰:“必也正名乎?”郑先生以充分的理据指出,五代这一分裂时期应被称为“列国时代”。为何后人管它叫“五代”呢?这是政治需要使然,出自御用史家们的手笔。作为“第六代”的宋室既然要强化本朝的正统性,就需要将正统上溯至列国时代,即使从后梁到后周的“五代”只是列国中的五国。郑先生指出:“如果宋曾并肩存在于十六国中,不管它是五强中的一强,还是十国中的一国,它问鼎后大约都不会尊称其中的五国为‘五代’。”称五代为“列国时代”,并非郑先生的首创。清初学者王夫之就说过,五代是宋代人自编的说法,并非公论,“不能私之以称‘代’”。

为“五代”正名后,郑先生进一步质疑了“正统”的观念,我却不敢苟同。作为古代中国政治的核心概念,正统合并了“正”“统”二义。宋臣欧阳修解释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他为正统的标准定下了基调:一是实行王道政治(正),否则可称“霸统”,二是维持地理统一(统),否则可谓“偏统”。那些短命的王朝即使实现了统一,也很难说属于正统。王夫之即认为“统之为言,合而并之之谓也,因而续之之谓也”,短期的统一只是“苟合”。

第一项标准“正”又可一分为二:得天下的正当性与治天下的正当性。宋人章望之称:“以功德而得天下,其得者正统也……”不过,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实在很少,刘邦集团很难说以功德得天下;李世民策划玄武门之变夺权,位居篡位者之列;赵匡胤兵变开国,也被一些刚正的儒家学者视为僭主。由于多数政权的建立都带有“原罪”,可以比较的标准就在于治天下的正当性,欧阳修所谓“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

关于某一王朝是否正统,古人的看法是泾渭分明的。但正统的程度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用“正统性”来描述一个政权的正统程度高低。例如,秦朝和隋朝的统治较为残暴,统一中国的时间较短,它们的正统性也较低。此外,历史上胡人主政的王朝往往通过军事力量立国,被后世史家视为在血统和文化上均有异于汉人的“夷狄”,这些“异族政权”的正统性较低,或许可称为“异统”。

我们可以根据上述三项尺度衡量周后历代王朝的正统性:文化上奉行儒家道统和政制,地理上长期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种族上政治精英以汉族血统为主。当代历史学者杨念群提出的正统性概念包含与此相近的三个要素:大一统、制礼作乐和“以中国之地为本位”。第一项尺度最为重要,文史学家饶宗颐所谓“正之为义尤重于统”。

以这三项尺度衡量,汉朝、唐朝、北宋和明朝的得分都很高,东晋、北魏、南朝、南宋、清朝在两项尺度上得分较高,秦朝、魏朝、西晋、隋朝、元朝只在一项尺度上得分较高,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在三项尺度上得分都不高。得分最高的四个王朝也最有可能被古代学者尊为正统,例如欧阳修说过“舍汉、唐、我宋,非正统也”,明人方孝孺的《释统》一文也以汉、唐、宋三朝为正统。清初学者邵廷采称:“其开地大而享国长久,守之以仁义,吾取汉唐及明而已。”得分较低的政权一般也会被归入“闰位”,或其正统性存在较大争议。

在中国古代,正统被看作上天赐予的权杖,在承前启后的政权之间传递。在血统或地理上接续正统王朝的政权被看作正统,如蜀汉和魏朝;正统王朝上承的政权也被看作正统,如北魏和北周。不过,强调连续性的正统论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即不得不牺牲正统的三条主要标准,将正统性较低的政权也列入天命流转的谱系。欧阳修因而认为连续性的理据“曲而不通也”,虽然他曾为说明北宋通过后梁等国接续唐统,而编撰《新五代史》。到了明初,学者王祎就指出唐亡后正统已绝,北宋合天下于一,复继其统。王夫之也支持这种“绝统说”,认为前后两朝“义不相授受”,王朝的正统性并非来自德运相承。

1902年,梁启超作《论正统》一文,文中列举六种正统评判标准。前两种分别是统治的面积和时长,对应上文说的第一项尺度;第六条“以中国种族”为正统,对应第三项尺度。其余三条标准皆与连续性有关,如血统或首都是否接续之前的正统王朝。梁氏依据这些标准判定:“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郑先生据此认为“正统无关逻辑”,只是“皇权为讲述自身合法性而做出的编造”。

剖析一个有争议的政治概念,我们应当讨论哪种定义更适用它,而非因为存在不同定义,或没有符合所有定义的对象,就说这个概念是无效的。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论正统》存在一个很大的逻辑问题。他提出的六条标准来自历代多人。众口纷纭的说法很难一致,个别学者则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他们的正统观并非“无关逻辑”。梁氏立论成立的前提在于六条标准都是正统的必要条件,可欧阳修等人早已指明那些坚持连续性的条件“曲而不通”。汉唐之为正统,必须满足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吗?

此外,梁启超虽在文中提及篡夺和盗贼“不可以为统”,六条标准却都没有针对第一项尺度,即奉行儒家道统和政制。梁氏直言“成即为王,败则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最近郑先生在一次访谈中重弹此调:“……打出来的王朝就是正统;如是正统也就不再包括暴力之外的东西。”如此说来,正统论者只问成败,那么他们又何必提出“霸统”或“变统”之说?方孝孺就讲:“受之不以仁义,戕虐乎生民,如秦与隋,使传数百年,亦不可为正矣。”

梁启超是贯通古今的大学者,自然知道正统论中包含的道德尺度,他有意的忽略可能出自政治斗争的需要。1902年,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往来密切,反满革命意识高涨。如果他在传统框架内评判清朝的正统性,只能在“异族统治”上做文章,因为重视礼教的大清国在另两项尺度上得分较高。梁氏转以釜底抽薪之法,直斥正统观念荒谬,这样就不必纠结于清朝是否正统的问题。

我的上述观点首先发表在2023年10月底的《中华读书报》上,郑先生在之后的访谈中谈道:“梁六条比当事人可能认同的标准更宽阔,故其推翻正统观的逻辑站得住。敝人无法想象方萌的各项打分之和,能够进入古人的头脑。”梁氏列举的标准虽多(内涵丰富),可他只问同时符合全部标准的王朝,因此梁六条界定的外延是最窄的。我提出的赋值法来自现代社会科学的思路,古人当不会作此想,但古人也不会赞成梁启超的正统观。如果他们穿越到今天,站在我这一边的可能性还大些。

梁启超生活在君权转向民权的时代,他本人也是积极的民权鼓吹者。他认为正统论服务于君主,借天命表明他们“生而有特别之权利”,相当于专制政权的遮羞布。古人在正统问题上的争论,“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郑先生在《五代九章》中也写道:“为皇权服务的史家,虽然披着道德至上的外衣,其话语制造中的自选空间是不大的。……道德判断走向正统论是史学的悲剧。因为一旦作者为对象戴上正统的冠冕,就抑制了事实的描述。即始于道德,终于丧失道德。”

正统论有服务帝王的一面,也有节制帝王的一面,梁启超和郑先生似乎只重视前者。也许他们是对的,可我现在还不敢恭维。“据德以衡史”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是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正统论的捍卫者。官修史书吹捧当朝,奉为正朔,私家著述则可以相对自由地记叙,后世学者也可以相对超越地评判前朝。民国史家柳诒徵即指出:“(历代史书作者)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

正统论确实被很多王朝用于粉饰其政权,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规范性和批判性。基督教义也曾为欧洲的“绝对君权”辩护,宗教学者并不因此否定它限制王权的作用。类似地,正统论捍卫了皇权,同时又构成对皇权的限制。南宋文人郑思肖曾言:“中国正统之史,为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亦所以教后世天下之人。”多数古代学者尊为正统的汉唐宋三朝为其他朝代提供了典范,迫使君主们见贤思齐,师法正统王朝的仪轨。我不想夸大这种限制的作用,可有这种限制毕竟好过没有。假设正统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传统政治的表现可能更糟。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完全遵从古人的正统观,金元清等“异族政权”不会再被看作“夷狄僭越”,儒家学说也不尽是“优秀传统文化”。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埃德蒙·伯克的说法,即国家是古人、今人和尚未出生之人组成的共同体,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就不只基于选举投票或经济绩效,由传统积淀形成的“历史合法性”仍然影响着人心和国运。

维舟:晚唐五代的合法性危机与秩序重建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五代是一段很容易遭到忽视的历史时期,仿佛只是唐宋两个辉煌王朝之间的一个低谷、一段不正常的插曲,最多是一个过渡时期,仅此而已;但实际上,五代看似破碎、混乱,但其实也足够丰富,更重要的是,它可说是一个很好的极端个案,立足于此,有助于我们反思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此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为什么在唐帝国崩溃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没有延续下去,最终仍归于大一统?不仅如此,东汉灭亡之后,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还延续了四百年之久,但五代十国却仅有五十多年就结束了,这又是为什么?虽然国人习以为常,但从世界历史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历史发展是极为罕见的,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统一秩序就再未重建,然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这样的统一秩序一次次地成功重建了。

除了许多人主张的统一的文字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之外,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根据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正统论,一个王朝如果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象征,像魏晋南北朝的诸政权皆被置于闰位,属于世人心目中“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五代并没有出现两个正统并立(辽朝除外),因为“十国”都被视为“藩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但正统论使得人们相信这样的分裂局面本身是不正常的、应予改变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

如果把安史之乱后的两百年(从755年安禄山起兵,到960年宋朝建立)作为一个完整时期来看,那么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天下”秩序重整的关键阶段:原有的秩序崩溃了,内部各种力量冲突,经历了复杂的权力博弈之后,最后重新达到一种均衡态势——也是因为这样的重建成功,宋朝才没有成为“第六代”,而能长治久安。

从这一意义上,安禄山的起兵,意味着唐朝原本一元的天下秩序(“天无二日”),出现了一个竞争者,这就势必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谁有权统治天下?这一权力诉求的合法性来自哪里?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利用大量第一手的碑铭等材料,发现安史集团也在利用“天命”来论证起兵的正当性,因为只有相信“天命”已经改易,“叛乱”行为才能找到合理性乃至合法性。不仅如此,此后割据的藩镇,也都需要朝廷授予的德政碑,才能强化对领地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些依靠武力竞争的势力,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建构起一套替代性的合法性话语。

或许也因此,唐末五代,是天命论泛滥的时期,各种祥瑞、灾异、符谶、童谣、妖言、不祥之言、鬼神、怪异、妖梦、异梦层出不穷。撇开迷信成分,这种纷扰意味着人们急于从各种表征中寻找一种未来秩序的征兆,并由此做出选择或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当然,不同的行动者都可以任意解释某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可见当时社会心理已经陷入混乱,已经没有唯一正确的话语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

当这种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军事力量来寻求解决,五代的局面,就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具体体现。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崇尚实力的世界,“只有实力,赤裸裸的实力”才是决定性的,而合法性的话语,反倒成了“缘饰之辞”。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五代武将安重荣的那句名言:“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也就是,天子没什么了不起的,通往最高权力也不需要别的,只需“兵强马壮”就够了。《水浒》里那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表明的也是类似的意思:皇权的神圣性已经被祛魅,谁都有资格夺取,而夺取凭借的是“力”而非“礼”或“理”。

可想而知,这既会释放社会的巨大活力(就好像有资格竞争上岗的都知道是在比拼实力),但也会对原有的权力秩序造成深远的冲击,造成巨大的混乱,因为最高权力只有一个,但所有人都想凭实力争夺,那势必开启一个纷争的局面,谁都没有安全感。

然而,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是缺乏合法性的,因为这只能算是“霸权”而非“王权”。虽然安重荣那句赤裸裸的实力至上宣言非常著名,也道出了五代权力政治的本质,但这样的权力传承势必非常缺乏稳定性,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早已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事实是:中国的皇权有着双重来源,不止有军事权力,更重要的是恰是“礼”所赋予的神圣性与政治合法性。

《新唐书》卷一六一,载史孝章进谏其父史宪诚,为之痛哭流涕:“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值得注意的是,史氏本身就是“夷狄”(《旧唐书》卷一三〇史宪诚传:“其先出于奚虏”,又或系粟特史国后裔,史宪诚本人也曾说“宪诚蕃人,犹狗也,唯能识主”),而史孝章如此痛心,可见哪怕在当时藩镇精英自己心目中,河北藩镇凭恃武力据地称雄也是欠缺合法性的。

也就是说,“兵强马壮”或许可以夺得权力,但不能就此稳定地保有权力,所谓“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这也是为什么藩镇一方面桀骜不驯,觊觎最高权力,但另一面又需要来自朝廷的授命才能合法地统治当地。对中国的历史发展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在此期间凭恃武力竞逐权力者,无论是试图夺取最高权力,还是据地称雄,都没有办法建构起自身独立的权力来源。从这一意义上说,五代的分裂,只是一种临时状态,和欧洲那种各国主权独立的分裂状态截然不同,因而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定义,权威(authority)指的是一种令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这可以在不动用暴力的情况下使人自愿顺从,但当传统逐渐式微、权威逐渐失去威望时,其“权威”的行使就可能越来越依赖于赤裸裸的权力(power)。伯纳德·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中指出,在极端的情形下,“如果根本就没有权威,那就只有权力了”。这就是危险之处:当用权力取代了权威之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都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这样,当时持续的合法性危机,在中晚唐至五代的两百年间激起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反应,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并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旨在“相天子,致太平”,具体表现为文教上“经术兴行”,武事上“暴乱翦灭”(柳宗元语)。在韩愈看来,此时的危机并不只是简单的武力割据,而是“唐兴,房魏既亡,失道尚华,至有武后之弊,安史之残”,这是王道中衰的表现,而秩序的重建则有赖于儒者主动担当责任:“王道乱,则有儒者出,儒道得传。”

在这个大框架底下来重新审视五代,我们或许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现。我同意郑也夫先生在《五代九章》中所说的,这半个世纪可称作“列国时期”,不应为王朝历史观所束缚,当然也因此,“五代第一人”的冯道更应该得到重新认识。从“重建天下秩序”的儒者使命感来说,恐怕冯道心目中最重要的效忠对象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国家,而是“天下秩序”为根本的“王道”,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偏离这个超越性的目标。

从这一点来看,宋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士人心目中,像朱温之类单纯凭恃武力的军阀,本来就不足以重建天下秩序,只有一个既具备武力、又有志于文治的帝王,才能实现“王道重振”。从这一意义上说,宋朝的成立并不只是靠赵匡胤本人的才能,而是上下配合的结果:他虽然也是出身河北的武将,但顺应了这种社会心理,而对士人来说,这样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出现,使得他们正好可以“得君行道”,这就是北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默契基础。

北宋建隆初,平定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后,赵匡胤曾和赵普商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八〕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记事)

赵普在此所说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政治权谋,但北宋君臣也都清楚,真正的政治稳定,还需要推行文治,因为正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所主张的,就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言,一个政权在实际上所履行的政策多么有效,都比不上政权的正当性。

朴炳奭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易姓革命的思想、正当化以及正当性研究》一书中归纳了梁启超等人的分类,认为正统标准大致归纳为五项:(a)大居正,(b)大一统,(c)华夷论,(d)中原疆域,(e)血统继承,“中国传统时代正统论者大都以此五项中之二三项为标准,争辩各朝正统”。

要论起来,宋朝虽然终结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在“大一统”上不免有所欠缺,南宋则连“中原疆域”也都失去了,但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宋朝的建立并不只是一次“回归”,而是重新定义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至此,统治秩序已经不那么依靠天命(封禅、谶纬到北宋之后就衰落了),但仅仅依靠军事权力则更不可能(近代的军阀也无法为自己的权力正名),但又还未像近代民族国家那样来自人民对统治的认可,于是表现为一种对儒家精英的妥协共治和对文化传统的捍卫。事实证明,宋朝重建的这一秩序,对此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究其根源,正是来自对晚唐五代的反思。

郑也夫的回应

感谢田方萌先生与维舟先生对敝人观点的质疑和批评。敝人以为最好的感谢方式是直率、深入地交换意见。深入讨论忌大而化之,故敝人的答复选择微观着手,逐条分析。

方萌引用欧阳修的话:“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合天下于一”为统,应无疑义。何为“居天下之正”,我很怀疑欧阳修能说清楚。果然是方萌代劳:“第一项标准‘正’又可一分为二:得天下的正当性与治天下的正当性。……不过,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实在很少……由于多数政权的建立都带有‘原罪’,可以比较的标准就在于治天下的正当性,欧阳修所谓‘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原来在欧阳修那里统就是正,如是“正统”改称“统”不好吗?“历史上以功德得天下的王朝”,不是很少,是没有。方萌所说“正之一”即权力来源,是“正”的重头,没有它正统不存在。“正之二”,即治天下得当与否——更难判定。且判定治理得当,要在治理之后,而王朝一百年后讲正统已经不要紧,因为多数人已经接受它。高谈正统常常在王朝初期,而那时帝王刻意说明的是其获得权力之正当,而非治理之得当。我虽然认为历史上都是以暴力、没有以功德得天下的。有史学家甚至怀疑尧对舜的禅让。但我不想称之为“原罪”。敝人非基督徒,以为谋取王位都如此说“罪”就失去意义了。

方萌说:“历史上胡人主政的王朝往往通过军事力量立国,被后世史家视为在血统和文化上均有异于汉人的‘夷狄’,这些‘异族政权’的正统性较低。”汉人对胡人政权正统性的判定与军事立国无涉。哪个汉人政权不是军事立国?

方萌发问(似乎是问我):“汉唐之为正统,必须满足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吗?”我在何处承认“汉唐正统”了,我也不认为汉唐非正统。方萌误以为我心目中有正统,即使认为正统稀少。我认同章太炎的观点:“史家载笔,直书其事……正统殊可不问”。谈正统只能越谈越糊涂,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东西。

方萌说:“正统论有服务帝王的一面,也有节制帝王的一面。”我以为后者不存在,它本是帝王的需要,不是史家与臣子们的自选动作。对本朝帝王讲述历代明君,大可不必涉及正统。因为即使含蓄地暗示在位者是远离正统的庸君,也是臣子不敢的。

方萌说:“假设正统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传统政治的表现可能更糟。”我以为,“正统”的功能是使得该统治容易被接受,是促使大家视其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这功能是双向的,它帮助好的统治者,也帮助坏的统治者。

方萌认为正统观深入人心,他强调这点是很有意义的。我同意,我可能对此估计不足。但我以为,其存在的原因是帝王的需要和制造。其深入人心不是因为其积极功能,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其深入人心是历代洗脑的积淀。因此中国历史越往后正统观越深入人心,越往前正统观越稀薄。拙作第三章第八节讲述了降清的贰臣们内心的折磨。五代的大臣不是这样。原因不一而足,但五代时正统观不及明代深入人心,可能是事实。

接下来评论维舟的观点。方萌论述的核心词是“正统”,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和史书中的词汇。维舟论述的核心词是“合法性”。拙作《五代九章》中几乎看不到这个词汇。原因有二。其一,“合法性”源自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我在现实中刻意转向历史学,也就刻意不用“合法性”。其二,我在《五代九章》第一章开头说:“评价帝王不仅仅是评价帝王,也是在和一千余年前评价过他们的那几位史家——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之流对话。……与前贤对话,增加了笔者述评帝王们的动力。”与古人对话,包括章太炎、梁启超,当然是使用他们的词汇来得顺畅。但是维舟以“合法性”为关键词挺好。他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当代人有理由以当代的词汇解析古代。维舟以这个词汇拉着我和更多的读者对话。

“合法性”是legitimacy的汉译,它与“正统”有相似处,但不尽相同。深究二者的异同绝不简单。但笔者以为,至少“合法性”字面上不含“统”的意思。

相比方萌聚焦于“正统论”,维舟的关怀更宏观。他要解释中西历史的差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统一秩序就再未重建,然而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就是因为这样的统一秩序一次次地成功重建了。(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正统论,一个王朝如果未能混一宇内,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的象征,像魏晋南北朝的诸政权皆被置于闰位,属于世人心目中‘不正常’的时期。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五代并没有出现两个正统并立(辽朝除外),因为‘十国’都被视为‘藩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但正统论使得人们相信这样的分裂局面本身是不正常的、应予改变的,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的。”笔者以为,他的论述在史实和道理上都有误差。朱温与王建(前蜀开国者)的称帝是前后脚的事。“十国”中有七国的君主曾经称帝。故他们并非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更不是藩镇,分明出现过多个帝王的并立。认为分裂的局面不正常,是受正统论影响的后人的判断。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几乎对开,我们怎么可以说半数时间的中国历史都不正常呢,当事人更不会这么看。无论是君王还是臣民,绝大多数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不认为自己所做都“不正常”。从朱温到郭威十一个君主都不念想和致力于大一统,何以见得“人们相信最终还是要回归大一统”呢?维舟还有一个观点:未完成统一本身就是合法性不足。笔者前面说过,这个舶来语字面的含义相似于“正”而非“统”。认为充分的“正”中必然有“统”,是维舟的观点,很可能有一些代表性,但不是当然的道理。敝人以为,“统”不是“正”。统治者的地域大意味着其权力大,大一统则意味着权力最大,故崇拜统一很可能意味着崇拜最大的权力。即,崇拜权力的心理使得很多人混淆了“统”与“正”。

维舟说:“不同的行动者都可以任意解释某些‘天命’来为自己辩护,这本身就可见当时社会心理已经陷入混乱……当这种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军事力量来寻求解决,五代的局面,就是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具体体现。”敝人以为,五代的局面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致,是唐朝统治力从衰弱到丧失,即权力出现真空所致。

他还说:“中国的皇权有着双重来源,不止有军事权力,更重要的恰是‘礼’所赋予的神圣性与政治合法性。”敝人以为,权力问题上有来源和巩固之分。后者不一而足,赢得精英阶层的支持是巩固皇权的要害,而利益分配是拉拢精英阶层的要害。合法性在巩固皇权中,排不到一二位。

维舟说:“谁都有资格夺取,而夺取凭借的是‘力’而非‘礼’或‘理’。……这种对权力的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是缺乏合法性的,因为这只能算是‘霸权’而非‘王权’。”敝人以为,“礼”与“力”两种观念在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中并存。懂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就是懂得了中国政治的大半,因为它是告别封建制以后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封建时代的“礼”是凭借什么规定的,血统,也就是“种”。地位差别,享受“礼”的不同,是由该人与王在血统上的远近而决定的。中国政治从秦代告别了封建制,告别了“种”对地位的规定性。以后上位靠什么?要看上的是什么位?要获官职,靠科名和军功。要登皇位,暴力是不二法门。为什么笔者同意“力”与“礼”并存。因为“礼”存在于科举定位中,且在本朝皇位继替中发挥一些作用。

维舟说:“当时持续的合法性危机,在中晚唐至五代的两百年间激起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反应。……在韩愈看来……秩序的重建则有赖于儒者主动担当责任:‘王道乱,则有儒者出,儒道得传’。”如同敝人前面所说,发生的不是“持续的合法性危机”,是权力分裂与社会失序。封建制下的分权未必失序。但持续多年的极权一旦崩塌,往往带来社会失序。但五代的社会失序可能没有后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或许因为皇权年代已久,韩愈没有了对封建与制衡的想象力,只好寄希望于其实没有那么大作用的儒者。

维舟说:“宋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宋朝的成立并不只是靠赵匡胤本人的才能,而是上下配合的结果。……赵普(对赵匡胤)的回答是:‘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在此所说的,是一种战术层面的政治权谋,但北宋君臣也都清楚,真正的政治稳定,还需要推行文治,因为正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中所主张的,就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言,一个政权在实际上所履行的政策多么有效,都比不上政权的正当性。”敝人以为,历史是偶然的,宋朝的出现也是偶然的。不要说柴荣不英年早逝就没有宋朝,赵匡胤本人亦承认“此人(王朴)在,朕不得此袍著”。再说赵普,他对赵匡胤的答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安排,宋朝扭转五代分裂的局面奠基于这种权力安排,文治是其组成部分。文治本身构成合法性吗?有一些,文官大多是科举胜出者,即某种规则的产物。文官的合法身份不证明皇权的合法。吊诡的是,科举是皇权推行的;在推行规则中,篡权的帝王为自己增添了一丝合法。这其实不符合严格的逻辑,但在众生微妙的心理中,皇权的合法性有所增添。

维舟说:“宋朝的建立并不只是一次‘回归’,而是重新定义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表现为一种对儒家精英的妥协共治和对文化传统的捍卫。”笔者以为,不是妥协。对文官的重用,是削弱武官大权所致。大兴科举是收揽人心,给人们晋升的阶梯。说捍卫文化传统,则要看捍卫什么传统,对孟子“君为轻”的思想是批判的,《史记》一直被视为“谤书”,在宋代也不例外。

用一句话回答维舟开篇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统一秩序能一次次地成功重建?我不认为是一代代王朝在合法性上推陈出新,越来越令人信服。我认为是他们在权力运作上不断总结经验,越来越高明。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一进入讨论就像吃了药一样,全然不顾世俗礼节与客气。请方萌、维舟二位原谅。我的第二个毛病是偏执。但偏执中的破绽可能比四平八稳的平庸,更能激发对方争论的欲望。想到这一层,也就不去打磨前文了。期待二位的批评。

维舟:权力博弈与大一统

郑先生的观点看来更突出强调如下观点:晚唐五代的分裂局面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致,而是因为唐朝统治力衰弱直至丧失,即权力出现真空所致,因此,五代十国出现“列国”并存态势,而决定这一局势走向的,最终依靠的是权力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没有必然性,“历史是偶然的,宋朝的出现也是偶然的”,宋朝能扭转五代分裂局面,靠的是政治权力的安排,而中国统一秩序的成功重建,靠的也只是权力运作上越来越高明了,至于儒家的文治理想和儒者本身,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这个路径,让我想起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他以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道路和资本主义演变来举例,认为当时决定这些历史发展的,是不同精英集团的权力博弈,而最终的方向是具有偶然性的,取决于权力博弈的结果。

这当然有其解释力,不过这就需要解释:五代的“列国”分裂态势,为什么没能像欧洲那样延续下去?是什么导致中国社会的博弈,最终走向了统一?而且三次都是如此(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甚至或许还可以加上宋辽金、民国时期。

笼统地说这只是因为权力运作的偶然结果,我难以信从。晚唐五代走向大一统的历程,当然充满了一轮轮反复的权力博弈,但最终的结果却很难说是偶然的。其中的一大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的正统论,实际上认定了权力合法性是一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郡县制确立之后,那种分裂、割据的政权,只是一种动态博弈中的临时性存在,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通常仅依赖武力自保而已。像藩镇仅是一种非正式、不稳定的安排,与古代的封建制度相去甚远,很可能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说变就变了,一旦权力中心重振,重归一统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赵匡胤能夺权,当然依靠的是权力斗争(“陈桥驿黄袍加身”无疑是一次政变),甚至当上皇帝之后,推进统一,也是靠政治手腕和军事征伐,不过,夺取权力固然如此,但保有权力、避免成为“第六代”,却需要借助“礼”带来的秩序重建。

不妨对比一下之前的两次大一统进程:秦朝凭借武力灭六国,一统天下,但事实却很快证明,仅依靠武力和法家统治不能稳固地维持统治秩序,汉朝吸取这一教训,在翦除“七国之乱”的封建势力后,随后就“独尊儒术”;同样地,隋朝虽然终结了南北朝的分裂,但也是很快覆亡,唐朝为长治久安计,才有“贞观之治”。

宋朝之所以没成为“第六代”,也避免了秦朝、隋朝的命运,恐怕正是因为它的开国君主在“马上得天下”之后,并没有只是“马上治天下”,而是顺势而为,推进文治,这种统治思路与中晚唐以来士人对秩序重建的认知一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社会力量对新统治秩序的潜在抵触,增进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这样,当赢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合作之后,至少在长城以内的统一局面,在宋朝得以长期延续。

田方萌:再论正统观与历史分合

关于王朝正统的争论在中国历史上绵延长久,如果不是读到《五代九章》的相关章节,我可能很久以后才会留意到那些言论。饶宗颐编著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收入多篇相关历史文献,目前我只读过其中一些篇什。韩国学者朴炳奭撰写过有关正统论的著作《中国古代朝代更迭》,我也只是看到维舟兄的笔谈后才知道此书,因而不敢给出定论。

我较为肯定的是,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不能终结这场历时甚久、众说纷纭的争论。梁氏固然是大学者,欧阳修、朱熹、王夫之等人又何尝不是。梁氏将参与正统之争的古人皆称为“陋儒”,“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此说不仅我不敢苟同,朴炳奭也认为“过激”。

郑先生的正统观接续梁启超,认为正统是皇权为维护自身编造的说法。而在我看来,正统之说首先是一种类似“历史哲学”的论述,体现了古人对国史的反思,寄托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对正统论性质的不同判断决定了我们看待其功能的分歧。孰是孰非还是由读者来思考吧,这里仅就郑先生的回应再作一些澄清和反馈。

欧阳修说“始不得其正,合天下于一而居正”。郑先生写道:“原来在欧阳修那里统就是正,如是‘正统’改称‘统’不好吗?”我对此句的理解有异,关键在于“而”字。郑先生似认为“而”指“因而”,我理解“而”指“而且”。统一天下后,王者可能“居正”,也可能“居不正”。满足“合天下于一”和“居正”两个条件,才可称为正统。联系到欧阳修关于正统的其他论述,他不会断然讲“统就是正”,我相信我的理解更近其本意。

就正统的标准而论,郑先生认为权力来源是“正”的重头,因为他看重正统论巩固新政权的作用。朴炳奭指出古代王朝更替的两种方式,一为禅让,一为放伐,两者均以武力为后盾,符合郑先生的判断——“……历史上都是以暴力、没有以功德得天下的”。尽管如此,使用暴力的意义仍存在性质上的差别。我讲过“刘邦集团很难说以功德得天下”,这只是相对项羽集团而言。在反抗秦制这一点上,两者当时都是深得人心的。

在《中国古代朝代更迭》一书中,朴炳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几十种正统论,除一人(徐奋鹏)外,所有论者都承认两汉为正统,并未考虑梁启超列出的第三条“前代之血胤为正”,可见他们承认推翻秦朝具有合理性。这种“替天行道”的武力征伐不同于游牧民族依靠“胡骑”建立的征服王朝,后者更多借助了赤裸裸的军事力量立国。例如,蒙元军队攻打江南和华南之时,南宋内部尚未出现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还不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时。郑先生说胡汉政权的正统性“与军事立国无涉”,我还不能认同。

郑先生明白写道:“谈正统只能越谈越糊涂,因为历史上就没有这个东西。”他在《五代九章》借用了梁六条论证这一点,我已在笔谈中指出其问题。他还引用了章太炎的说法“正统殊可不问”,章氏的原话是“殊不可问”,否定性更强。但细读其原文,章氏仅举出历史上那些有争议的政权,并未否定汉唐宋明不是正统。郑先生还指出治天下的正当性“更难判定”,我也承认。但难以判定不等于不能判定,更不等于否定正统概念。

我提到正统观节制帝王的功能,郑先生亦认为不存在:“对本朝帝王讲述历代明君,大可不必涉及正统。”帝王们可能不这么想。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强调:“……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即谓正统与德治相伴相生。此说当然是为清廷的统治辩护,却可见雍正懂得这个道理:仿效前朝的有德明君,才能提高本朝的正统性。

关于正统观的演变史,我同意郑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越往后正统观越深入人心,越往前正统观越稀薄。”原因仍值得探讨。在针对维舟兄的回应中,郑先生写道:“认为分裂的局面不正常,是受正统论影响的后人的判断。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间几乎对开,我们怎么可以说半数时间的中国历史都不正常呢,当事人更不会这么看。”朴炳奭也指出中国人错误地理解了历史上的分合,以为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若以中原及其周边的地盘作为基准,中国在秦后到清末只有近半时间处于统一。

我以为国人的常识并非谬见,原因在于中国的分裂不同于欧洲的分裂。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类似今日,主要集中在中原和东南一侧。如果我们按照人口比例衡量统一程度,而非只看政权统治的地理面积,对于分合就会有进一步的认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的统计,统治区域内七成以上人口的大型帝国在欧洲只出现过一次(罗马帝国),但在中国至少出现过六次(汉、唐、北宋、元、明、清),加上短命的秦朝和隋朝共八次。这些王朝的国祚加在一起,中国在秦后的大半时间确实处于统一或接近统一的格局,而且越往后统一的趋势越明显。

即使处于分裂状态,只有战国时期和五代时期类似欧洲历史上王侯林立的局面,南北朝和宋辽金时期基本上都是两强对峙。一方面,如郑先生所言,分裂时期的现实主义者只顾在乱世中求生;另一方面,如维舟兄所言,像陆游那样期待“王师北定中原日”的人物也不少见。钱穆因而讲过:“……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相较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尤其重视正统。

最后再说一点。郑先生似乎认为正统观的影响主要在新朝成立之初,其实此前此后正统观均参与其中。在天下大乱之际,正统性较高的政权具有优势,有可能统一天下,也有可能最终消亡,前者如刘秀集团,后者如刘备集团。郑先生曾在访谈中谈到:“王朝建立后大多立刻开科举,就是给士阶层出路。……这依旧与正统无涉。”如果“居天下之正”包含了“给士阶层出路”的仁政,那么科举也不能说无涉正统。况且,科举制为读书人提供了经济和安全保障,正是他们传承了包括正统观在内的中华文化。

我在历史方面的学养远逊于郑先生和维舟兄。借助围绕《五代九章》的讨论,我有幸与两位饱学之士交流,从中受教甚多,即使我未必赞同他们的看法。由于篇幅所限,我们的笔谈不能一直进行下去。郑先生有意让维舟兄和我作结,表现了他身为前辈的礼让之风。我相信他一定还能有力地回应我们,就期待以后在其他平台或饭局上继续煮酒论英雄吧。

本文标题: 古代“正统观-合法性”三人谈
永久网址: https://www.laoziliao.net/history/info/61819770 (请复制分享给好友)
标签:

料友留言(数量:0条)

相关文章
许光达不费一枪一弹,四种方法“挤”走日伪,活捉伪县长
作者:海风 声明:兵说原创首发,已开通全网维权,抄袭搬运必究 1942年底,晋绥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反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1943年初,晋绥分局会议一结束,晋绥第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回到
标签
从沙俄到苏联再到现代,俄国的东方不冻港之梦,有可能实现吗?
俄国原本地处北方内陆,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有很多天然的优良不冻港。为此,从沙俄到苏联再到现代俄国,其实一直都想在各个方向拥有不错的不冻港。 沙俄时代,从瘦小的莫斯科公国到庞大的俄罗斯帝国,他们用了300年时间,将地盘扩张了近10倍。其目的主要
标签
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为何没有授元帅和大将?
作者:相忘于江湖 声明:兵说原创首发,已开通全网维权,抄袭搬运必究 1988年9月14日,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次实施授衔。 时隔33年的两次大授衔,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1955年9月和1988年9月的两次大规模授衔,初一看像是历史的轮回和
标签
雍正专门下发御旨,任何人都不能动他,死后还有更重要任务
撰文|赵立波 雍正在政治遗嘱对汉族大臣张廷玉的身后事政治荣誉给予了最高安排。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殊荣和政治待遇:“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
标签
宗社党:我大清药丸!日本人:吾有一计,可兴满洲!| 循迹晓讲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3000字 阅读需要8分钟 讲到清朝灭亡,人们一般的印象就是辛亥革命之后没多久,清帝就在压力之下逊位了,整个过程相当和平,满清贵族没有人想要挽救这个
标签
新亭之战:刘休范败亡,成为压垮南朝宋的最后一根稻草
474年,桂阳王刘休范醉酒被杀,成为压垮南朝宋的最后一根稻草。新亭之战,感觉是一场乌龙,水平一般的萧道成是赢家,运气比实力更重要。 宋文帝刘义隆的19个儿子,善终的不多,这是南朝政治生态的缘故。宗室相互厮杀,自伤元气,为萧道成建立“南朝齐”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