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为何没有授元帅和大将?

作者: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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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14日,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次实施授衔。

时隔33年的两次大授衔,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1955年9月和1988年9月的两次大规模授衔,初一看像是历史的轮回和电影的重映一般:在同一个地点,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支军队,人民军队;方案实施时,都取消了最高军衔的授予;最终的结果,都产生了1500多名将军。

但是,1988年的大授衔和33年前也有几点显著的不同。

第一点,两次推行的军衔制,我军学习的“标杆”不同;

第二点,在新的军衔制度下,不再设立元帅、大将军衔;

第三点,新军衔制下,我三军中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明确分开;

第四点,军队的文职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授予军衔的比例明显增加;

第五点,1988年9月大授衔,我军产生了5名女少将。

1955年和1988年两次大授衔,对标的“标杆”有何不同?

军衔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阶级”,比如民间的评书中经常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偏将”“副将”和“牙将”等称谓,可以理解为一种军阶等级。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元帅、将军、校尉等武职官名,实际上也是一种“武阶”。但是,这种古代军队中的阶层和等级制度,并不完全同等于军衔制度。

真正意义上的军衔制,出现于15世纪以后的西欧。

在中国近代,北洋时期和民国时期也采用了各种军衔制。我军在建国初期实行的军衔制,实际上是学习“老大哥”的军衔制度,也参考了“小兄弟”朝鲜的军衔制。

33年后,我军恢复军衔制或者说实行新的军衔制,参照的“标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苏军和朝军,还参考了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军衔制,以及巴西、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的军衔制,可以说“海纳百川”。

不管是1955年还是1988年,实行军衔制的目的是一致的:激发全体官兵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战时有利于区分军职高低便于指挥,和平时期便于内外交流。

在新的军衔制下,为何不再设立元帅、大将军衔?

1955年和1988年两次大授衔,最高军衔都设了,但未授。

1955年军衔制,设立的最高军衔是大元帅。在中国古代,曾经多次出现“兵马大元帅”等称呼,但严格意义上的“大元帅”军衔,是近代军史上的事情。

根据统计,近代“大元帅”仅有32人,除“大元帅”外,还包括特级上将、帝国元帅、海军特级上将、陆军特级上将等头衔。但是,由于主席坚辞“大元帅”,这一最高军衔没有颁授。

10年之后,为了追求官兵平等和去苏军化,取消了军衔制。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和我军一系列对外交流活动,由于没有军衔,弊端暴露无遗,恢复军衔制或者说推行新的军衔制,已经势在必行,提上了办事日程。

由于和平时期没有大的战事,即便有小规模的局部战争,也不足以产生战争年代的元帅和大将。所以1988年9月的军衔制,没有设立元帅和大将军衔,最高就是一级上将。

1955年就有元帅资格的邓公,和当年一样,没有接受一级上将军衔。

新的军衔制,陆海空分开,加大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授衔比例。

恢复军衔制,主要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明确上下级关系,尤其是跨部门、跨单位的级别高低,便于区别同等职位的指挥权高低问题,便于指挥、管理和协同作战,加速推进我军建设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

二是发扬我军争当先进、表彰立功、鼓励先进的激励作用;

三是在信息化和地球村的新时代,便于我军和外界的交往。

同时,恢复军衔制也要承前启后,既要考虑1955年大授衔时,一些仍然留在军中的高级将领,也要考虑从军队转入地方的干部是否要授衔,还要考虑军队现代化过程中文职干部、技术干部的占比问题,以及女干部的授衔问题。

新军衔制兼顾年富力强和年轻干部,采用了“一职三衔”。

1988年的军衔制和33年前相比,技术干部单独分离,可谓一举两得:既能节约面向战争的军官编制,还能稳定和延长专业技术骨干队伍的服役年限。

这次授衔共覆盖35万人,其中专业技术和文职干部10万人,接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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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新军衔制,出现了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记录:

来自四野的洪学智,作为我军后勤的开拓者和大管家,两授上将,堪称我军唯一;

来自二野的刘华清,1955年海军少将、1988年授上将,被誉为“海军之父”和“航母之父”。

出身三野的迟浩田上升速度最快,1955年少校,1988年上将。

17位上将中,二野、三野系统各6人,四野3人,华北军区和空军各1人。

1955年,64万人参加授衔,由于10万女兵“突击退役”,参加授衔的仅4000人,占比0.006%;其中唯一的女将军是开国少将李贞,在1614位开国将帅中占比仅0.0006%。

1988年,授予少将的女性有5人:第一军医大副校长吴晓恒,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胡斐佩,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廖文海,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李希楷,以及国防科工委聂力。

此时,女将军占比0.0035%,是33年前的6倍。

1993年,聂力晋级中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位女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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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衔制下,不仅专业技术干部、文职干部和女兵比例大增,新生代将领也脱颖而出。

在146位中将中,有几位后来大展宏图的大军区司令员。比如北京的周衣冰、沈阳的刘精松、兰州的赵先顺、济南的李九龙、广州的张万年、成都的傅全有等名将。

这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将,后来陆续晋升为上将。

海军司令员张连忠,时年57岁,是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海军将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是我军第一批飞行员、抗美援朝的王牌飞行员和一级战斗英雄;

1988年授衔的1279位少将中,也有几个突出代表。

国防科工委的政委伍绍祖,由于资历较浅,成为唯一的正大军区级少将。

时年45岁的副总长何其宗,参加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反击作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1984年“两山”作战。1985年,42岁的何其宗提任副总长,1990年晋升中将,1999年56岁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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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新军衔制,是我军在现代战争形势下的重要改革。

随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现代局部战争对高科技作战的要求更高,产生元帅和大将的历史土壤已经很难存在。除非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否则上将军衔就是天花板。

参考资料:

1、《大授衔》,关河五十洲著,现代出版社;

2、《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全军军衔办公室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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